美国思想家凡勃伦以“有闲阶级”、“炫耀性消费”等标志性术语以及对“大萧条”(1929—1933)的预测而著称，被视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科学技术及其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其重要研究对象。他所讨论的科学技术既包括自然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技术。从习惯的角度来审视科学技术，他认为“一种科学观点是共同体流行的一致的思想习惯”^①，而“为有用的目的而对科学知识的运用就是广义上的技术”^②。首先，科学技术属于思想习惯，因而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次，科学技术不是孤立的，而是文化整体进化的产物，随着构成了文化发展序列的流行思想习惯的变化而变化。再次，科学技术是集体传承、共同拥有和群体传播的，表现为群体的共同能力。个体创新建立在共同知识储备的基础上，并且增加共同储备。此外，科学技术可能与生活习惯不一致，受生活习惯的控制、审查和引导。思想习惯的基础是生活习惯，科学技术只有得到生活习惯的加强和支持，才能保持其地位和力量。最后，科学技术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中，而不限于纯理论。总之，对于凡勃伦而言，“科学是否或何以为真”的传统认识论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实际为何”以及它们对真实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为此，他将进化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重视角引入科学技术研究中，将科学技术放置于工业生产、时代精神、文化演进和社会进化的语境中，勾勒出社会实践中科学技术的丰满面貌，与稍晚开始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技术论大相径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科学技术论。

正统科学哲学总体上隐含着科学决定论的主旨，不过主要局限在认识论方面，即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理想知识形态来推崇，进而要求对哲学进行“科学化”改造。相比较而言，科学决定论在强调自然科学认识论价值的同时，更强调它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主张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的方方面面，并且坚持科学在社会总体运行中的主导性或决定性的作用。一般来说，科学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是融合在一起的，或者说，科学决定论并不严格区别科学与技术。科学技术决定论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不同的倾向，即它们都承认科技在现代社会的决定作用，但对于这种状况却给出了相反的评价——乐观主义者支持、歌颂，悲观主义者反对、抨击。

凡勃伦的科学技术论带有鲜明的乐观主义科学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他指出，知识是文明的核心。在任何文明中，知识都被认为有内在的固有价值，比物质性成就更为宝贵。知识可能采取神话、神学、哲学和科学等不同形式，“构成了囊括它的文明的坚固核心，而且赋予那个文明以特征和独特之处”^①。自诞生以来，科学对文明的作用日益增强，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第一，科学技术决定生产力状况。凡勃伦认为，19世纪的经济学忽视了两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工业技艺”和“企业家”。工业技艺是指工业生产中运用的自然科学技术，而企业家发挥作用主要靠把管理技术运用于工业中。“制造者的生产力只不过是他所掌握的非物质技术设备的函数”^②。在生产力诸要素中，马克思突出劳动者的作用，凡勃伦则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

第二，技术发展导致经济所有制变化。当技术状况处于体力、劳动技能最为重要的阶段，所有权朝着奴役制度发展。当技术发展到要增加产量就需要更多物质设备，拥有设备的人则处于有利地位，确定的产权制度出现。最重要的资本品从土地变为机械设备，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当技术发展到生产需要大型物质设备，这种设备不能由个人制造也不能独自操作，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与制造者、使用者分离，机械设备拥有者并不直接生产、操纵设备的不在所有制(absentee ownership)就出现了。

第三，技术决定了社会阶级的构成。技术发展要求人进行训练才能成为劳动者，“劳动者具有的效率以及物质资料可利用的程度都是‘生产技术水平’的函数。”^③当技术发展到设备的生产、所有、操作和使用分离，社会就被划分为设备拥有者和设备使用者两个阶层。

第四，技术推动制度革新。制度是既有思想习惯和以往文明的产物，与过去的环境相适应，因此是一种保守的力量。与之相反，技术体系是社会中的创新性力量。制度是维护传统、情感、信仰和神秘的，而技术是反传统、非个人、无情绪和务实的。技术体系总是不断突破制度束缚，不断推动制度的演进。

第五，现代文明因科学技术而成为科学文明和机器文明。在其中，科学技术至上，与工业生产相互支持，重大问题均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处理；机器成为塑造人们生活的主要力量，现代思想日益务实和机械，失去感情和个性；现代知识赋予自身合法性，不再与上帝的光荣和人类的善意相连。

最后，科学技术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力量。“注重事实的知识体是西方文明实质性的核心”^④，科学技术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特征，亦是其在实践方面压倒其他文明的原因。

凡勃伦从科学技术变迁的角度审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对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引向了科学的实践领域。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辩护基本上是一种认识论辩护，认为科学尤其是数学、物理学的逻辑形式保证了其真理性，因而是所有人类知识效仿的惟一模板。在实践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科学与价值无涉，强调将科学与其应用分开。凡勃伦则将目光投射到科学认识论之外，考虑科学技术的实践问题，主要是把现代科技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不是知识形式来关注的。这在某些方面敏锐地嗅到了现代社会的重要变化。

凡勃伦过于主张科学技术的决定性，片面强调科技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忽视了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首先，他夸大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力量，而贬低了其他社会文化形式，比如宗教、伦理、政治或艺术。在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要分出高下优劣、孰轻孰重，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其次，他把科技凌驾于社会之上，将其视为社会之因，看不到科技是社会中的科技，必然受到社会其他子系统的作用。最后，他把科技凌驾于人之上，将其视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力量，看不到科技是人的科技，现代科技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观问题。

凡勃伦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他通过“习惯”概念将进化论思想引入其科学技术研究。凡勃伦对习惯的理解颇有新意，认为“人类性格应当用习惯这个字眼来表示”^①，科学、技术、制度乃至文化均属于习惯的范畴。习惯不仅停留在人类的行为模式层面，而是直接关联基本人性。首先，习惯是反本质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概念。他批评传统经济理论从快乐主义立场上理解人性，把人性看成被动的、静止的和永恒的东西，主张人性是历史的、变化的，习惯随着人性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习惯是文化进化论的概念。“任何共同体的文化体系都是共同体成员中流行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习惯的混合体。”^②各种习惯一致、平衡则社会文化相对稳定，习惯变化则整个社会制度和文化随之进化。从内因来看，习惯进化是主流性格类型改变的结果。从外因来看，习惯进化是具体历史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选择的结果。最后，习惯是集体主义的概念。“个体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而且遗传总是集体的遗产，也许在人这个物种上尤其如此。”^③个体必然要分享群体的某些特性，拥有将自身某些特性在群体中传承下去的机会。习惯是集体的习惯，在群体中传承和传播，纯粹个人习惯是没有意义的。

凡勃伦主张现代科学的最基本特征是进化性，不能坚持进化论的学科均为前现代知识。并且，知识和信念的准则同样是进化的，没有不变的知识标准，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凡勃伦认为，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任何知识系统的源头必然可以追溯到主要是被两种人性的特征所赋予冲动和偏向，即随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和工艺的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④前者是非功利的，是人生来探索事物本质的天性，不关心知识是否有使用价值；而后者是功利的，按照劳作的习惯来解释世界。在知识进化史上，两者对知识生产活动的支配力量此消彼长，到了现代社会，功利原逐渐占据了上风。

在凡勃伦看来，知识进化经历了四个阶段，与人类文明进化迄今经历了前后相继的四个阶段是一致的，即早期野蛮文化，高级野蛮文化，早期文明文化和高级文明文化。早期野蛮文化是和平文化。彼时，对知识的追求主要由随意的好奇心支配，人们以戏剧化的想象方式解释观察到的事实，形成了拟人化或万物有灵论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非实用性质明显，坚持目的论立场。中世纪文化是高级野蛮文化，属于好战文化。中世纪知识仍然继承了万物有灵论，表现为自然神学、自然权力论、自然法等理论流行。权力体系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体系与主流权力体系、封建等级是一致的，知识以自然法则、法令的形式表现出来，知识活动的功利成分开始上升。中世纪之后的早期文明文化阶段，知识活动中非功利的好奇心被称为“科学精神”，知识的权威等级和尊卑差别变弱，传统的权威性下降。万物有灵思考方式进一步弱化，劳作成为科学真理的权威标准。工艺的本能压倒随意的好奇心，支配知识活动，非拟人、非目的论的因果法则取代拟人论成为首要知识原则，因果关系围绕工人、工作为中心建立起来。19世纪进入了高级文明文化阶段，知识活动中心从工人转变为机器，知识成为对机器过程的模仿性说明，类比机器的技术知识具有明显的机械性。知识体系继续去拟人化的过程，万物有灵论彻底消失。现代科学与技术秉持同样标准化、有效性和决定性的思考方式。知识活动注重实际和事实，而非完全功利的实用，非实用的科学精神越来越被重视。随意的好奇心与工艺的本能分裂，实用与知识逐渐开始分裂，或者说知识分为实用知识和非实用知识，非实用的知识为实用知识服务。

凡勃伦指出，科学也在不断进化。他将科学分为前达尔文时期和后达尔文时期，后达尔文科学是彻底贯彻现代进化论的“进化的科学”。前达尔文科学基本上是分类学，主要考察定义和分类，追求精神上的一致性，用先入之见来组织整个事实，表现出拟人和目的论特色，采取万物有灵论、形而上学或自然法体系等形式。“进化的科学”研究客观事实，坚持过程的观点和现代进化论的立场，把自然现象看作因果连续变化的、永不中断的过程或序列，没有起点亦无终点，没有目的亦无意义。凡勃伦主张所有的科学最后都要进化为进化的科学，实际上是要排斥形而上学对科学的“干扰”，与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类似。在凡勃伦看来，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还不是进化科学。

凡勃伦用进化论的观点来审视社会阶级，把社会化分成掠夺者和被掠夺者两部分，即掠夺阶级和劳动阶级。前者即有闲阶级，不创造任何财富，靠他人的劳动来生活，在现代社会主要包括企业所有者、政治家、律师、会计和经理等。后者即工人或底层民众，在现代社会主要包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手工艺者、机器工人、技工和技术人员，他们创造社会财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兴起之初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属于革命性的力量，之后才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凡勃伦则认为，有闲阶级是依靠暴力统治的掠夺者，从来都是纯粹的社会寄生虫，不创造社会财富却大肆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勃伦比马克思更为激进。

有闲阶级的产生与技术发展有关。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诞生于野蛮文明的晚期。当技术发展到社会生产出现产品过剩，掠夺不至于灭绝被掠夺者时，有闲阶级才可能出现。并且，技术发展让武器具有了相当大的威力，掠夺才可能实现。在晚期野蛮文明时代，部落战争将人们的任务分成生产性工作和侵占性工作，前者被认为是低贱的、不体面的，后者被认为是光荣的、高贵的，专事侵占性工作的有闲阶级因而兴起。在现代以前，有闲阶级主要包括武士、骑士、巫师、国王、贵族、教士、地主等。

学术研究与有闲阶级之间关系密切。凡勃伦指出，知识研究也是非生产性的，有闲阶级喜欢从事、参与和支持学术、教育和文化活动，对知识、文化、习俗、传统和习惯的传承贡献很大。从历史来看，学术主要由有闲阶级推动，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受有闲阶级制度影响很大。学术起源与宗教仪式、巫师、教士的关系密切，早期知识、学术，多数属于宗教仪式方面的知识，与超自然力的崇拜有关。至今，学术中仍有神秘、高深的倾向和宗教遗风，比如入学礼、入会礼、毕业礼和授予学位等。凡勃伦甚至说：“由此可见，学识，在开头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教士代理有闲阶级的副产品；而且至少到最近为止，高级学识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教士阶级的副产品或副业。”^①总之，学术在凡勃伦看来是掠夺、剥削的副产物。

凡勃伦指出，现代大学仍然是有闲阶级机构。今天掌握大学的不再是教士，而是工业巨头，而“现代科学也可以说是工业操作的副产物”^②。高等学校如果不是复古的，至少是保守主义的，新观念往往在高校之外流行才后才进入校园。高校鼓励体育运动，也与有闲阶级的喜爱有关。有闲阶级投身学术，偏重于那些与实际毫无关系的学问，比如拉丁文、修辞学等“古典学”，因为如此才能彰显其不事生产的悠闲。今日高校对非功利求知的极力推崇与此有关。现代科学之所以兴起应归功于有闲阶级中下层中求知欲望强烈的人的努力，他们多少偏离了有闲阶级的求知标准。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并非出于热爱或求真而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将科学技术视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③来加以发展，不支持不能谋利的高深理论。凡勃伦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观点正好相反。

作为美国技治主义标志性的理论家，凡勃伦提出了“技术人员苏维埃”(Soviet of Technician)的主张，认为工程师治国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凡勃伦所谓的“工程师”不仅包括不同专业的科学家、技术人员，还包括管理专家、经济学家等。

凡勃伦仔细考察了企业诞生以来其中的权力转变。最初，“工业指挥者”一般是公司出资人。由于运转企业必须同时处理技术和经营两大任务，早期企业家将生产职能(包括技术和管理)和商业职能兼于一身。之后，企业扩大，生产技术专业化，一个人很难同时驾驭生产问题和商业问题，两者开始由不同的人负责。19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全面进入建基于工业系统的工业社会。工业系统是按照科学原理组织起来的有机体，非常复杂精密，任何部分的问题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问题和效率下降，必须由精通技术和管理的专业人士来运行，传统企业家对此力不从心。于是，企业生产职能和商业职能完全分离，前者工程师领导，后者由商人领导。并且，商人在企业中的重要性不断衰落，工程师的重要性则不断增加，在20世纪之交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工业指挥者而成为商业活动的首要因素”^①。很多投资人将企业经营权完全交给了财务人员和工程师，成为了不在所有权人。

凡勃伦指出，商人与工程师(商业与生产)之间目标是有冲突的，这是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商人目标是赚取更多的利润，代表的是不在所有权人的利益。工程师目标是提高工业系统的效率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代表全社会的利益。更多的生产并不等于更多的利润，将产量控制在某个范围才可以获得最大利润。在不在所有权制度下，企业最终决定权仍然在商人手中。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商人们压制工程师，干涉工业系统的生产，甚至有意破坏生产，造成各种浪费和低效。凡勃伦认为，工业混乱日益扩散，根源在于不在所有权人和不在所有权制度，生产和商业的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崩溃。

要想工业系统高效运转，实现其最大生产能力，应把工业系统的权力完全交给工程师。进入20世纪，既得利益者对工业系统的阻碍日益明显和严重，极大地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福祉。凡勃伦认为：“最根本的是让那群技术专家能不受约束地配置系统可利用的资源，包括物资、设备和人力，而不管任何国家的阻拦或任何既得利益者的不满”^②。工程师掌管工业系统是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只要不在所有权制度存在，企业最终决定权仍在商人手中，为既得利益者的利润服务。

凡勃伦主张发动“工程师革命”，建立“技术人员的苏维埃”。在他看来，“20世纪任何实质的或有效的颠覆都必须是工业上的颠覆。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任何20世纪的革命可以通过工业的途径加以避免和消除。”^③既然革命的目的在于革新工业系统，一般民众无法胜任，革命必须由工程师发动、指挥和领导，实现工业系统运转目标从利润转向生产更多商品，不能实现此目标的革命必将失败。革命之后的权力归“技术人员的苏维埃”，实现工程师治国。苏维埃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即“有资格被称为‘资源工程师’的技术人员，以及交通系统胜任的代言人，以及最终产品和服务分配的代言人”^④，以及一些“生产经济学家”，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的经济学家。

“工程师革命”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革命。凡勃伦认为，在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工程师革命”已经出现征兆，但革命的时机、条件还未成熟。革命要想成功，首先工程师要实现“阶级自觉”，团结和组织起来，争取工人和底层民众的支持发动总罢工，还需要对工业系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为真正接管工业系统权力做准备。这些工作尚未完成，革命暂时不会发生。凡勃伦一再声明“工程师革命”并不危险，之所以称之为“革命”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名称。“工程师革命”不主张使用暴力，而是做好准备坐等既得利益者“非常平静地交权”^⑤。他以为，既得利益者虽然很勉强，但最终会自愿把权力交给有能力驾驭工业系统的工程师。

工程师治国论带有强烈的机械主义和精英主义色彩。凡勃伦过于强调工业和机器在现代社会中作用，把整个现代文明理解成机器文明，把社会运转还原为机器操作，把社会系统还原为工业系统，未免过于简单和冷酷。凡勃伦把人民大众看成愚昧、落后、麻木、软弱的奴隶，傲慢自大的精英意识表露无遗。如果工程师真的全面掌握了统治权，以技术原则为社会运转原则，以数字、机械为统治工具，普通民众的权利可能被工程师以科学和真理的名义所剥夺，在工程师眼中沦为社会机器上的零件或图表上的数据。因此，工程师治国中在实践中很容易走向专制、反民主的一面。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技术人员的苏维埃”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①按照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属于职业划分，并不是独立的阶级，其中占有生产资料的部分属于资产阶级，没有占有的属于无产阶级。工程师内部就是分裂的，工程师掌权只能是幻影。美国技治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分裂了，一部分人与当权者合作，背叛了凡勃伦的初衷。而凡勃伦等着资本家自己让渡权力，更是绝无可能发生。他也意识到不发动工人阶级，工程师改造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谈。

凡勃伦思想一直被美国主流学界视为“另类”。之所以如此，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其思想跨越多个学科，难以完全纳入某个专业。他偏爱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将进化论、心理学、社会学引入经济学，与偏好数量分析的正统经济学格格不入。有人对此评论说：“很难被关进“鸽子笼”，更难被诠释，古怪的凡勃伦已经被归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激进经济学家、哲学上的激进分子、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改革者，甚至是艺术家。但是，他所成就的远不止这些标签，仍然通过拓宽我们对人类社会理解的方式影响着我们。”^②二是意识形态上的孤立。由于对资产阶级的激进态度，凡勃伦长期无法被西方主流学者所认可。巴特列认为，凡勃伦被“社会意识形态辩护者”丑化为“文化恶魔”。^③有论者比较了与凡勃伦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韦伯将诸种美德冠以“新教伦理”之名的赋予了资本家，而凡勃伦从资本家身上看到的是吸血的暴力、狡诈、游手好闲和虚荣，因而虽然两人思想可以比肩，但凡勃伦由于不能见容于资产阶级而声名远不如韦伯。^④同时，凡勃伦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革命领导人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工程师，被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斥为“具有强烈的辩护士和反革命的倾向”^⑤。随着冷战的结束，凡勃伦的思想日益被世人所重视，影响扩展到经济学之外，如传播学、环境伦理学、教育学等。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扩大了他的影响。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之时，凡勃伦就会被更认真地对待，应对“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New Deal)就借鉴了许多凡勃伦的思想。^⑥

凡勃伦在时间上稍早于维也纳学派，其科学技术论直接继承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属于美国科学技术论中人文而非分析气质的“另类”。科学技术哲学滥觞于孔德的实证主义，20世纪20、30年代因逻辑实证主义兴起而成形，长期以来被局限于狭窄分析传统中，以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发展、回应和批判为主流。同时，分析传统被认定为英美哲学的传统，大陆哲学则被贴上人文哲学的标签，而科学技术哲学是英美分析阵营的主力军，大量非分析的科学技术论被排除在学科的视域之外。20世纪的最后30年中，科学技术哲学开始把目光投向分析哲学传统之外的欧陆哲学资源，海德格尔、福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利奥塔和德勒兹等原先被排斥在科学哲学之外的思想资源日渐受到关注，开始引领科学技术论的新潮流，学界开始回顾性地把科学技术论分成分析-英美和人文-欧陆两大阵营。典型的比如劳斯认为，英美科学哲学家继承了分析传统，热衷于为科学制定明确的认识目标、方法及其推论形式，担负起对科学作批判性反思的任务，这种反思基本都局限在科学事业的内部；欧陆科学哲学家继承了人文传统，往往否定自然科学的完美性，主要思索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形式的关系，关注自然科学的社会、心理和政治等非传统认识论的方面。^①然而，把“分析”作为20世纪英美科学技术论的标签，虽然反映了主流，但无疑太过绝对。英美并非没有非分析的科学技术论，而欧陆也有分析的科学技术论。逻辑实证主义最早兴起于欧陆，尤其是奥地利，由于二战才转移到英美。凡勃伦科学技术论属于分析传统在美国成为主流前的人文主义理论，麦克卢汉、英尼斯、波兹曼、芒福德、丹尼斯·贝尔等美国学者的科学技术研究同样不属于分析传统，也一直没有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足够的关注。在中国，扩大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理论基础、融合非分析理论资源的努力，迟至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

凡勃伦科学技术论还可以在技治主义源流中定位。技治主义散播极广，变种颇多，难以非常准确地加以定义。粗略地说，其核心思想包括两点：其一用科学原则、技术手段和数量方法来管理社会；其二由接受了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科学家、技术专家掌握社会管理权力。归根结底，技治主义的主旨是社会运行的科学化，尤其是政治运作科学化。“西方(也许从希腊社会和城邦开始)从未停止过梦想在一个正义的城邦中把权力交给真理话语。”^②技治主义是坚持该理想的当代思潮，梦想借助现代科学、现代知识，把社会被理解成可以量化、拆分和控制的巨大机器，专家们借助各种社会管理技术统治现代国家。它可以被追溯到培根和圣西门。圣西门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科技治国理论，甚至主张用牛顿协会代替基督教会，以科学家取代各种神职人员。20世纪20、30年代，技治主义思想在美国兴起，并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扩大为一种持续的社会运动，凡勃伦科学技术论是该运动最重要的理论资源。在技治主义的流变中，凡勃伦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位置，其理论涉及了技治主义的主要问题，体现了技治主义的核心思想和主要特征。凡勃伦之后，技治主义在美国经过加尔布雷斯、布热津斯基、布尔斯廷至丹尼尔·贝尔、奈斯比特、托夫勒等人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美国建国历史不长，从美国走出去产生世界影响的思想不多，比较受人关注的是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其源头同样来自欧陆。技治主义滥觞于欧陆，大兴于美国，被视为当代美国与实用主义并驾齐驱的主流意识形态。20年代70年代以来，美国技治主义不断向外扩散，逐步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乃至全球的政治实践。

凡勃伦科学技术论形成已近百年，属于机器时代的思想，很多观点不适于当代信息社会。比如，过于强调机器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对现代文明的理解过于机械；把技术简单地看作科学的应用，不符合当代科学技术一体化的实际。但是，凡勃伦正确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关键性作用，率先看到了知识时代的来临以及科学家、技术人员不断增加的社会重要性。他的许多观点与当今科学技术论的潮流颇为契合，在当时更是非常新奇，是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凡勃伦提出的很多问题，比如作为文化形式的科学技术，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各阶级的互动，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机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等等，都值得科学技术哲学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