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国际分工理论和产业演化理论，分工参与国应只从事产品生产流程中特定阶段的专业化生产，从而在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获取属于本国的那部分增加值。正是经由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一新国际分工途径，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分布，各国充分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差异，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与之前的分工形态有所不同，新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一国的技术和资本禀赋的要求相对较低，一国只要具备产品生产流程中某一阶段或产品生产中某一部件的生产条件即可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承担与本国禀赋条件相适应的生产业务，并在分工合作中逐渐拓展业务范围和提升价值链位置，因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制造产业升级的更多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并不意味着所处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提升，因为全球价值链的改进、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条件的支持与配合。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应发展及其对制造业的支撑，制造产业升级、价值链提升，从而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都是难以想象的。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人力资源的积累、服务能力的改善、制度环境的激励等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往往重于营造低工资、低税率的区位环境，竞争低层次的国际外包业务。这不仅无助于其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反而有可能使之落入“比较优势”的分工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后期，制造业仍居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地位，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落后。那么，根据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规律及其国际经验，在新国际分工条件下，我国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发展制造业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如何进一步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作用，如何通过建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机制实现在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同时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呢？本文拟以新国际分工为背景，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发展机制入手，探索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路径。

本文在此主要概括阐述制造业服务外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融合以及雁型产业发展形态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启示，以为新国际分工条件下我国协调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关系、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融合、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理论基础。

随着产品需求日益多样化及竞争的加剧，原先属于制造业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营销、物流、咨询等生产性服务部门逐渐外包给外部独立的市场主体，即服务外包成为目前各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之一。传统交易成本理论就已经提出把资产专用性不高的活动外包出企业的相应观点。外包是指企业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其非核心业务通过合同方式分包给其他企业承担，而自己则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发展，其实质是一种资源整合的管理模式。陈宪、黄建锋(2004)认为，生产性服务外部化是分工深化、专业细化的表现，而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卢锋(2007)从产品内分工视角对服务外包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巧妙地将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纳入了同一理论框架；此外，许多学者从竞争力的角度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的原因，如Illeris(1989)，Coffey(1987)等，他们认为，厂商会通过外购或者分包的方式分散风险，使企业的资源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的灵活性，最终达到提高厂商的核心竞争力的目的。成本—效率分析理论认为，企业从外部专业市场购买生产性服务往往比由内部直接提供具有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因为外部化之后，企业可以减少其在工资、福利和资本方面的支出；John Tschetter(1987)在研究美国产业结构变动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厂商为了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将内部的生产性服务活动外包给外部专业厂商，从而促进了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在目前关于服务外包的研究中，涉及将服务从制造产业中剥离出来进行外包的相关文献并不多，但实际上，如果中小企业同时发展核心制造业与辅助性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话，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为达到有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的，我们认为，对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制造业企业而言，应把业务主要放在自身具有竞争力的制造品上，而把其他生产性服务从自身剥离出去，采取服务外包方式，从外部获取相应服务投入，这更有利于形成专业分工与规模经济，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于1932年提出了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说(Flying Geese Paradigm)。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说主要是指通过国外引进——国内生产——产品出口的循环，使后起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依靠长期国家垄断和承接发达国家服务外包，我国在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领域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但是，在金融、保险以及专利权使用费等标志一国软实力的生产性服务业上尚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格和能力，而这些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及转型的影响却正在显现。另外，受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化、制造业的国际转移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国际服务业转移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跨国公司将其成熟的、流程化的、标准化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或服务环节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王荣艳(2010)认为，从生产性服务贸易总体上看，东亚发展遵循了“雁阵”主导的产业转移模式。对我国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出方也有明显的时期性。

根据上述赤松要的雁型产业发展形态说以及相关研究结论，在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可根据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外部环境下，大力引进国内尚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积极培育与扶持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成长。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然对我国制造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积极影响，从而带动我国其他产品或服务的出口，最终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并且构建起基于雁型产业发展形态说的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律。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积累、人力资本、劳动分工、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而这些变量都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直接密切的关系。如研发部门、设计咨询、信息服务等部门具有知识密集型的特点，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可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大多数文献都认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之一。而在这些文献当中，主要存在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与融合论四种观点。需求遵从论认为，制造业是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服务业发展处于一种需求遵从地位，没有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便失去了需求来源。供给主导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不可能形成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江静等(2007)。互动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其表现为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共同发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顾乃华(2005)以及郑吉昌、夏晴(2005)。融合论的观点认为，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两者出现了融合趋势，并通过交易链来实现相互之间的协同融合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其附加值越来越大的比重来源于服务，服务在整个企业产值和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了制造业的知识水平，极大地增强了制造业的赢利能力，为制造业带来了较高的知识收益外部性。

根据我国当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国有大型制造企业往往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相关的辅助性生产性服务业，而且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呈现不可分割的产业融合之势；但是，从这方面的已有文献看，目前尚缺乏一个对此进行系统化研究的理论模型。因此，从理论上深入剖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与效应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从分工深化角度阐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机制，是目前文献中最为常见的思路。Riddle(1986)认为，服务业(主要指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是经济的黏合剂，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薛立敏等(1993)认为，可以把生产性服务的提供者看作是一个专家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提供知识及技术，使生产迂回度增加，进而使生产更加专业化、资本更为深化，并提高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力。陈宪、黄建锋(2004)认为，随着制造业企业面临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以及竞争强度越来越高，追求专业化而不是范围经济便成为企业普遍诉求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原先作为企业内部的研发、设计、会计、营销、咨询等服务职能部门逐步分离出来，由独立的市场主体运作。在上述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业分离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的经营变得更加专业，创新的频率不断提高，规模经济也得到了凸显，于是，生产性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刘明宇等(2010)基于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模型，发现生产性服务的外包和价值链嵌入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营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帮助制造企业专注核心能力，提高竞争力，这导致制造业更多的生产性服务外部化，形成更多的服务外包需求，促使服务外包的种类增加、规模扩大；生产性服务的规模提升和专业化分工深化，使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提升，能够为制造业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由此，形成了一个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演进，实现产业升级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借助投入产出方法刻画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李冠霖(2002)运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美、日、英、澳、俄五国和中国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波及效应。他的研究表明，随着制造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向制造业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会增加，美、日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如果以50%的中间需求率作为临界点，提供生产性服务为主的行业有运输及仓储业、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及商业服务四个行业。Arnold, Javorcik和Mattoo (2007)以及Wolfmayr (2008)等运用行业或企业水平的投入产出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促进作用。顾乃华等(2006)利用我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其结论表明，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最充分，金融保险业最能发挥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功能。江静等(2007)运用中国地区层面1998—2004年以及细分行业1993—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促进了制造业的整体效率提高；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最为明显；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效率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保险业发展的影响；科学研究对制造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它与当年制造业的效率呈负相关，但可以提升次年制造业的竞争力，并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影响最大。

与互动机制的理论文献及互动效应的实证文献相比，有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效率的文献并不多。江小涓和李辉(2004)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的一项调研表明，服务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分销、物流、融资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成为影响其在中国投资企业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刘志彪(2006)对如何协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制造业本身，而必须联系它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关系来讨论。只有从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高度来推进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政策才是切实可行的。制造业与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定位的效应，有利于我国产业集聚格局的形成和集群的升级。吸收国外先进制造业技术或独立发展本土高技术产业，其前提是要对外资开放高端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或者积极发展本土性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

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需求必然大大地提升。原先内置其中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已经不能满足制造业升级转型的需求，于是便外部化从而形成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些生产性服务环节的外部化提升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外部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将其高附加值的服务输入制造业，促使制造业升级转型。这是市场经济自发的发展路径。

从一些国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经验看，无论是处于“后工业社会”阶段的发达国家，还是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其他国家，都已经历或正在经历着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并积极推动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共同的发展路径。经过这条市场经济自发的发展路径，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已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国家的制造业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在积极攀升价值链。

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状况看，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不均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协调发展机制不完善；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合理，规模效益比较差；三是我国制造业的增长方式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四是外资制造业与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程度较低；五是当前融资难等问题使得中小企业成长面临严峻考验等。

我国的制造业一直以来走的是高物质投入和低附加值生产这样一条粗放型发展道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感应度低。没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转型的二次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将难以步入集约型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因此处于“微笑曲线”的洼地，或者说是世界的低附加值加工车间。

从总量角度来观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规模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互作用，而且这种有限的相互作用还存在非对称性，即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力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存在比较显著的差异。

从结构角度来观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各层次制造业相互影响的行业差异也比较明显。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行业分类，我国不同类别的生产性服务业(金融、物流等服务业)对制造业存在差异化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对不同属性制造业(即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同样存在差异化影响。

综合考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我们认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链条十分脆弱。上述现象都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链条脆弱的具体表现和必然结果。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的链条为什么如此脆弱？为什么我国不能够遵循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并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规律，从而走上同其他国家共同的市场经济自发的发展路径？这是因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体制上的发展瓶颈。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及其推动制造业升级转型的链条断裂的体制根源主要表现在：我国服务业被国有企业垄断，缺乏竞争性市场环境。而由于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的诚信体制便难以建立，于是，生产性服务环节的外部化会造成交易费用的上升，从而影响了制造业企业将其生产性服务环节外部化的积极性。此外，我国“企业办社会”的传统体制和观念，也影响了生产性服务环节的外部化进程。

国有控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国有控股制造业企业的“联姻效应”是变体制弱势为优势、强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链条的关键。国内外现有研究在如何加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问题上，停留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降低制造业摄取外部生产性服务的交易费用的层面。我们认为，国有控股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和国有控股的制造业企业之间的联姻机制是引致区域协同定位和融合效应产生的基础。通过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发展国有控股企业，其与国有控股制造业企业的联姻效应不仅可以降低制造业摄取外部生产性服务业的交易费用，而且可以变体制弱势为优势。基于国有控股的地位，可以强化发展生产性服务的内在力量，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升级拉动，引导生产性服务向高端发展和集聚发展，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域协同定位和融合效应。这样，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发展，制造业随之在其周边也形成相应的集聚，这种协同区域定位易于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辐射型拉动效应，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从而在经济结构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实现升级转型。

国有控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国有控股制造业企业的“联姻效应”，要求我国加快对服务业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国有服务业的垄断性地位，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具体战略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实行国有产权的“有进有退”。在战略性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发展国有控股企业，在竞争性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实行国有产权的根本退出，从而形成在战略性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分布国有控股企业，在竞争性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分布私营企业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格局。

我们还注意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域协同定位和融合效应，可避免后工业化时代易于出现的“空洞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往往伴随的是制造业的向外转移，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方能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的区域协同定位和融合效应。当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在同一经济体系内实现区域协同定位并产生融合效应，经济结构便在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升级转型；否则，当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伴随的是制造业在该经济体系内的“空洞效应”，该经济体系便易于呈现出不稳定的潜危机状态。一些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性发展伴随着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这一过程就曾产生了“空洞效应”。虽然“空洞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附加值的攀升，但是，“空洞效应”却直接同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相联系。如在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并未实现与制造业的融合，两者的分离导致了美国制造业衰落后金融服务业的畸形发展，这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国基于国有控股的地位，政府内在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引导其同制造业的区域协同定位及发挥两者的融合效应，最终将会实现经济结构在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升级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可避免出现“空洞效应”。

对于私营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制定产业扶持政策以发挥外在“助推器”作用。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私营生产性服务企业便可能依照市场经济自发的发展路径进行发展。为了加速中小型私营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在私营生产者服务企业从萌芽——发展——腾飞——成熟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对其保护——扶植——引导——规范市场的“助推器”作用。随着传统低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转型，我国便会实现从世界加工车间向世界先进制造业中心的提升。

生产性服务创新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根本之道。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从无到有，是生产性服务业态不断创新的结果；生产性服务从弱小到强大，是生产性服务模式不断创新的结果；生产性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是生产性服务产品不断创新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些创新都必须努力建立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互动与融合机制的基础上。我国要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实现基于互动与融合机制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是必由之路。

创新的关键是方法。服务创新研究领域学者提出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强调了创新的复杂性和多维度性，既包括了服务业领域也包括制造业领域。这种方法认识到，管理实践中的主要变化要包括从制造业企业或服务业企业转向价值实现的组织过程。这就导致研究的焦点从技术转向了知识，从单个企业转向价值链或网络，使得服务和制造处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业务之中(Davies，2004)，包括一系列支持服务业和制造业创新的其他机制。上述研究方法对我们提出基于互动与融合机制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启发。

从市场交易属性看，一种新的生产性服务出现，必然包含了供给方面的正效率和旺盛的需求。只有服务部门的独立化能比混存于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和生活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供给效率，才能从供给条件上支持服务部门的独立化。除了服务生产独立后，通过分工原理能更有效率地提供服务产品外，更重要的是要求有整个经济对服务需求的经常化和规模化。

从市场发现属性看，新生产性服务是企业家发现市场漏洞、想象市场前景而出现的。新产业出现路径是针对特定的技术或更广泛的技术领域形成了多种技术路径，这些技术路径使产业形成的速度取决于其最广泛经济应用的有效性，这一过程是企业(科层)和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初始应用的增长形成了次级路径，而主要路径中产生的新产业之间的竞争便开始出现了。模块设计或主导设计的出现促成了次级路径的产生，网络效应、先行优势及不可逆性在初始竞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有供应商主导的创新、服务内部的创新、客户引导的创新、通过服务的创新以及范式创新等五种模式创新。(1)供应商主导的创新。生产性服务企业依赖于从外部而来(通常是制造业和信息技术部门)的技术。(2)服务内部的创新。生产性服务企业是新技术知识的创造者，随后扩散到制造业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其创新业务通常处于创新和知识产生链的“上游”或“前端”，往往需要与公共的或私人的研究机构保持密切的相互作用。(3)客户引导的创新。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创新是通过与客户紧密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内部研发或技术收购而产生的，主要依赖于开发、实施软件和获取知识。(4)通过服务的创新。生产性服务融合了基于科技的服务和相互作用的服务的特征，完成内部的创新业务，同时严重地依赖于客户知识。尽管所有的服务具备了一些问题解决特征，然而，此类服务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其客户提供满足需要的解决方案。(5)范式创新。影响价值链中所有行为者的、复杂的和普适的创新，可以是由标榜为技术革命或新技术系统的新技术诱发的创新，也可以是由资源约束解除管制或再管制、其他的发生在价值链各个因素中的巨大变化驱动的创新，这通常意味着全新的基础设施、服务中介或最终用户需要有新的知识。

生产性服务产品创新包括重新包装服务、赋予服务新的用途、全新的服务、全新的市场以及服务质量改进等五种不同的形式。重新包装服务是指生产性服务企业以一种新的方式开发了原本针对特定产品的服务。这种新服务能拓展服务的生存空间，或者能达成其他的商业目标。赋予服务新用途是指生产性服务企业以一种新的方式赋予原有服务以新的用途。这种新服务能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全新的服务是指针对客户需求的日益复杂性，客户需要有一系列相关的新服务，生产性服务企业需要提供多层面的、更复杂属性的且能满足不同条件的全新服务。全新的市场是指针对客户市场日益细分的特征，生产性服务企业需要以其能力，提供针对不同新市场需求的服务。服务质量改进是指随着服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生产新服务的企业为应对市场的快速变化，需要针对性地改进服务质量，提供质量改进的服务。

政策体系支持经济发展的视角主要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和结构主义的政策体系。新自由主义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发挥市场的核心作用；结构主义以演化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政府具备有效干预的能力。通过比较两种政策体系支持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创新方面存在的差异，我们认为，我国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应当是基于结构主义的、政府具备有效干预能力的政策支持体系。具体的政策支持框架包括：(1)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系统属性要求，制定特定情形的政策。诸如针对金融服务、物流服务、高技术服务和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系统属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2)生产性服务业能力构建的基本政策，其直接的政策包括在无需付出巨大的和不可预知的成本条件下，支持生产性服务企业掌握新技术和新技巧；间接的政策包括保证要素市场(诸如技巧、资本、技术和基础设施等)能满足能力构建的需要。(3)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协调政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公共政策程序设计和实施需要认识到经济子系统的相互依存性(经济是一个整体)，需要关注强耦合的因素，优先确定政策企图影响的制度结构和能够补充创新业务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