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宋代经学与文章之学的关系，一到南宋时期，理学家自然成为不可回避的对象。理学家对文学虽然不无偏颇的观点，但从他们的文章创作实践来看，在南宋绝对堪称文章作手。故而，尽管学术界对南宋文章之学的研究仍嫌不足，但对理学家这一特殊创作群体却不乏关注，如闵泽平的《南宋理学家散文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专著。^①对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文章理论与创作，更是多有专门的论述。^②这些成果在朱熹文学研究方面作了荜路蓝缕的工作，对我们全面认识朱熹文章之学不无裨益。

朱熹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后期影响至深的重要人物，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学术研究。朱子之学广大精深，贯于四部，在文章方面，明人杨琢曾有这样的评价：“朱子文章在天下后世，与元气相为流通，与天地相为悠久。”^③清人洪亮吉也说：“南宋之文，朱仲晦大家也。”^④我们倘若要深入研究朱熹的文章创作，就必然要充分揭示其学术对文章的影响。朱熹的理学在今天的哲学史家眼中俨然是一个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环环相扣的完整体系，其与朱子文学思想、观念的关系问题，学界亦多有讨论。^⑤但从学术史来看，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展开的，换言之，理学是根植于儒家经学而生成、发展起来的。理学家为了突出理学的学术贡献，在某些场合倾向于将理学与经学加以区隔，如程颐曾说：“后之儒者，莫不以为文章、治经术为务，文章则华靡其词，新奇其意，取悦人耳目而已；经术则解释词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以为己工而已。如是之学果可至于道乎？”^⑥但事实上，理学和所谓的“解释词训，较先儒短长，立异说”是无法分开的。二程之学如此，朱子之学更是如此。朱子曾撰多种经学著作，备受瞩目。《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中，《四书》占五十一卷，《五经》占二十九卷，^⑦讨论经学的语录数量过全书之半。此外，朱子文集中也多有论经之文，既不乏对经书文字的训释，也有义理的阐扬。总之，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其经学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朱熹的经学思想不仅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哲学思想的根基。”^⑧

既然经学在朱子学术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意义，那么，在讨论朱熹之学与其文章的关系时，我们就不仅仅需要考虑理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也应当充分重视其经学对文章的影响，这样才有可能对朱熹的文章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儒家经典的一大功能是教化和劝谕，教化多由上及下，由帝王而臣民；劝谕则是由下至上，目的是使帝王有所改变，接受自己的主张。古人认为，奏疏的写作目的，是以“文辞告君”、“以书陈事”，在这一过程中，臣子是否“罄其忠爱之诚”是至关重要的。^①为了表现自己的忠诚，也为了增加文章对皇帝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朱熹在奏疏类文章中，尤喜引用《尚书》，在古人眼中，它无疑具有“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的政治劝谕功能。^②这与朱熹奏疏的写作目的是一致的。因而，《尚书》中有些语句被朱熹在不同的奏疏中反复多次引用，他对这些语句的解释和运用颇堪玩味。如《周书·召诰》中召公对周成王说：“王乃初服，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这是将成王初理政事比喻为教养小孩子，在其刚生下来之时，就应当使他“自遗智命”，也就是“习行善道”，秉承上天赐予他的“贤智”。^③即教导帝王行善，要从娃娃抓起。朱熹奏疏中两次引用召公的这一告诫：一是在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孝宗即位之初所上的《壬午应诏封事》。该文引《尚书》此语及《孟子·公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之语，接着对孝宗说：“方今天命之眷顾方新，人心之蕲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贻哲命之时，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会也。”^④二是在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之后，朱熹撰《己酉拟上封事》，^⑤其中引文更为完整：“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徳。”一同被引用的还有《商书·伊训》中伊尹告太甲之语“今王嗣厥徳，罔不在初”，及《商书·咸有一德》的“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徳”，都是借古人对新君的期望来敦促光宗“变革”和“自新”。^⑥我们再来看朱熹本人对《召诰》中这段话的解释：“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习犹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教，盖习于上则智，习于下则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时，敬徳则哲，则吉，则永年；不敬则愚，则凶，则短祚也。”^⑦相较而言，在封事中，朱熹对引文的解释甚为简练，且从好的一面说，以冀望勉励为主，这是考虑到新即位的君主或许更易接受；在正式解释经义之时，则从好坏两方面都说，兼求勉励和警示的效果，而且文句也齐整相对。

如果说，上述两篇封事引用《尚书》仍属于一般性的引经据典，那么，在对《尚书》中另一段话的引述中，朱熹就真正显露出他理学宗师的本来面目。这段话是《大禹谟》中舜对禹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语所体现的观点在朱熹理学思想中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我们的关注点是，他在奏疏中如何运用此语，这些奏疏包括《壬午应诏封事》、《戊申封事》、《癸未垂拱奏札一》、《延和奏札二》和《延和奏札五》。综合起来看，朱熹引用此语的目的有二：首先，劝导帝王从事于正确的学问。如《壬午应诏封事》中，朱熹先引此言，然后说明怀有非凡天赋的尧、舜、禹等圣君仍有学习的必要性：“虽生而知之，亦资学以成之。”而帝王究竟该学习什么？这是朱熹要着重阐明的问题。在他看来，孝宗的学习已经流露出两种偏好：“讽诵文辞，吟咏情性”，以及“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而文辞和佛老显然不该是君主应当着力关注的正道，因此，朱熹用舜授大禹的传心之言告诫孝宗：“‘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这才是“帝王之学”的正道。^⑧《癸未垂拱奏札一》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其次，在余下的几篇奏疏中，朱熹用此舜、禹传心之言强调帝王“正心”的重要性。所谓“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①《延和奏札二》更具体说明了由天理、人欲的对立所导致的“心”的正邪，《延和奏札五》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由此可见，朱熹在奏疏中引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并不只是从一般意义上对帝王的为学进行劝谕，而是明显想诱导他理解和接受朱熹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他在奏疏中对这四句经文的解释也详细得多，甚至可以看作理学体系的一个缩微版本。也就是说，作为理学家的朱熹，他的目的是要劝谕帝王从根本上接受理学，接受他对舜、禹传心之言的解释。此时，《尚书》的劝谕功能经过朱熹的阐发和利用，十分自然地与这些奏疏的写作目的导向结合在一起。朱熹的奏疏文本对《尚书》经义的阐发，对整篇奏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不仅仅是一种逞腹笥之博的装点。

除了奏疏这类针对帝王而作的文章之外，朱子文集中还有数量众多的各体文章与经学息息相关。除了一般性的引经据典之外，其文章中对于儒家经典的思考、品评、探讨及与同道的交流时有所见。这种热情与兴趣，与先前的经学家颇为不同。宋代经学的新变一般认为始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当时也形成了一个经学家的共同体。他们的经学研究也有鲜明的一致性，比如质疑经传、直探本义等等。虽然得出的结论有时未免主观，但讨论经典的态度是较为客观的。而阅读朱熹论及经典和经学的文章，会产生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他对儒家经典意义及阅读方式的探讨，常与自己的主观体验相结合。这里所说的主观体验，并不是对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经验的感知，而是指对学术的内在心灵感受和体悟。借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这或许可以称为“谈经之趣”：

至于谈经之趣，足以见其文之所以为本；论事之章，足以见其学之所以为用，又皆明白磊落，间见层出于其间。^②

对儒家经典的探讨论辩，被视为一种乐趣，充满了智性的愉悦。而这种愉悦，并不仅仅针对经义的讨论本身，还包括对儒家经典阅读次第和阅读方式的探索谈论。如在致张栻的信中，朱熹这样描述读经的感觉：“圣贤之言，平铺放着，自有无穷之味，于此从容潜玩，默识而心通焉，则学之根本于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接着讨论《论语》旧注之失。在谈到如何在讲筵中向帝王讲授《孟子》时，朱熹建议说：“不若劝上万几之暇，日诵一二章，反复玩味，究观圣贤作用本末，然后夜直之际，请问业之所至而推明之。”^③由此可见，朱熹所主张的经典阅读方式是从容潜心、反复玩味，这无论是对于朱熹本人，还是对于皇帝，都是同样适用的。

在谈论经典阅读的问题时，朱熹尤为关注《四书》，而非五经。他认为要深入了解儒家经典之趣味，应从《大学》入门，之后“乃可读《语》、《孟》、《中庸》，先见义理根原体用之大略，然后徐考诸经以极其趣”，而尤当“深以贪多躐等、好高尚异为戒”。^④《四书》之中，《论》、《孟》读法又自不同：

《论语》一章不过数句，易以成诵，成诵之后，反复玩味于燕闲静一之中，以须其浃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复论辩，虽若不可涯者，然其条理疏通，语意明洁，余读而以意随之，出入往来，以十百数，则其不可涯者，将可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间矣。^⑤

作为朱熹最为看重的儒家经典，《论》、《孟》各有妙处，但朱熹所主张的阅读方式不同。《论语》每章短小，因此朱熹认为应先背诵，然后反复玩味，体会其义。《孟子》每章篇幅较长，论辩色彩浓厚，文章逻辑性强，假如一句句玩味，很有可能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朱熹主张“以意随之，出入往来，以十百数”，这样就比较容易把握《孟子》每章总体的内容。用现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读《论语》法类似于“新批评派”所主张的“细读法”(close reading)，强调“多重回溯性阅读”。^①而读《孟子》法，类似于现代阅读学所主张的“扫读法”(scanning)。对于不同的经典而言，这两种阅读方式各有千秋，又各得其趣。朱熹在谈论经典阅读方法时，还善于结合自身学习经典的经历和体会。如在《论语要义目录序》一文中，除了追溯《论语》学术史外，他还详细回顾了自己从十三四岁起学习《论语》的经历，由早年的“未通大义”，到中岁“历访师友，以为未足”，“遍求古今诸儒之说”之后“益以迷眩”，到晚年“知其穿凿支离者固无足取”，^②其中逐步领悟经义的过程和方法，尤值得后学借鉴。

在宋文中，就实际创作情况来看，记、序与经学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密切。这是因为，宋代的记偏重议论，而对儒家经义的阐发一旦融入其中，则有助于提升文章的立意，使文中议论更出新意、更具理论品格。自唐代以来，序文的写作本来就比较自由，经解序涉及经学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赠序、字序等其它类别有时也需要借助经义的阐说来获得意义的支撑。从朱子文集中所收录的记、序二体文章中，我们不难得到印证。

记、序文写作与经学的关系，具体说来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文章写作对象直接关乎经文的意义，写作时当然要对经义进行充分地阐发。

如朱熹的友人黄仲本以“复”名斋，请朱熹为之作记。朱子请教斋名的意义之后，在文章第一段一开头就解释了《周易》的“复”卦：“昔者圣人作《易》，以拟阴阳之变，于阳之消于上而息于下也，为卦曰复。复，反也，言阳之既往而来反也。”接着从天的阴阳往复变化谈到人的“本心”的存在，最后再次归结到复卦的意义上来：“圣人于复之卦，所以赞其可见天地之心，而又以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欤？”^③这一段文字，通过对《周易》卦义的解释和灵活运用，对斋主告知的斋名意义予以提升。把经义阐发放在文章开头，既显得磅礴大气，又不乏理学导化人心之作用，可谓恰如其分。同样的情况还有《存斋记》、《味道堂记》等文。正因为纳入了经书义理，原本寻常的“斋”、“堂”等书写对象具备了耐人寻味的新的意义。

在序文中，这种直接阐发经义的情况主要见于字序。字序虽源自唐代，但存世的作品寥寥，到了宋代获得极大的发展，这和宋人喜好议论的文化性格有关。朱熹在《魏甥恪字序》中，对前来求取名字的魏茂孙怀着一丝忧虑，“患其无所作为之志”，因此给他取名“恪”，字“元作”。文章一开始便点出名字的出处：《诗经·商颂·那》的“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四句。接着对“作”和“恪”分别作解释，以明言勉励之意。

另一种情况，是文章的内容本与经文无关，但朱熹在写作时依经立义，并以文学手段，将抽象的经义形象化，文章也因之血肉丰满。在代刘共父作的《王梅溪文集序》中，朱熹从《周易》的阴阳入手，为君子和小人各绘出一幅生动的画像：

故圣人作《易》，遂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类万物之情者，虽百世不能易也。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而麟凤之为祥，磊磊落落，无纤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隐伏，纠结如蛇蚓，锁细如虮虱，如鬼蜮狐蛊，如盗贼诅祝，闪倏狡狯，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④

这段文字，文句对称，长短错落有致，以自然界的天象和动物比喻君子、小人，甚为贴切。这种艺术化手段的运用，充分展现了朱熹对古文这一文体的掌控调度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此段的结构，与后世八股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不乏相似之处。

在朱熹所撰序文中，有一类与经学关系最为密切，那就是经解序。宋代解释儒家经书的著作如汗牛充栋，这些经解的序文数量很大，超过了宋以前此类文章的总和，也构成了“序”这一文体大类之下的一个独立分支。朱熹的经解序数量在宋人中独占鳌头。非但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经解序的写法上力求创新。历来经解序文中一般先述经书本身的意义与教化作用，次言经书的流传和先儒注释情况，最后阐明本部经解的体制、编纂目的和学术必要性。与其相比，朱熹的经解序很明显多了对经学本身进行反思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经书的阅读方法。从朱熹的经解序来看，他对经书的读法极为看重，如对小孩子进行儒学启蒙，教他们读《论语》，非但劝告子弟们不要因为“俗学”和“异端”的影响而轻视《论语》这样的经典，还专门声明自己在这方面是受过切身教训的。我们不应该把朱熹的话理解为单纯的门面语或自谦之词，事实上，“毋欲速”和“毋敢惰”正是他煞费苦心要求初学经书者必须保持的阅读态度和学习状态^①。对于成年学者，朱熹的要求又不一样，在《中庸集解序》中，他“特以此言题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读此书者”：“使之毋跂于高，无骇于奇，必沉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必戒惧乎不睹不闻之中，以践其实，庶乎优柔厌饫，真积力久，而于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则为有以真得其传，而无徒诵坐谈之弊矣。”^②这是要求读者细读《中庸》的文本，在理解中加以实践，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是重新描绘学术谱系。在这种描绘中，突出“道”的传承，尤其是二程等道学家在其中的地位，并且旗帜鲜明地排斥异端，这成为其经解序的主要特色。这点在《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序》中最为明显。前者记孟子去世之后异端杂说纷然^③，以此证明后来二程对孟子的继承是如何意义重大；后者标举“道统”，又阐明“道统”与“道学”之别，其思想史意义，更是不容小觑。^④

在即将结束本文之时，我们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从理论层面而言，朱熹对儒家经典和古文的关系究竟怎样看待？这里，让我们引用《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话为本文作结：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若其义理精奥处，人所未晓，自是其所见未到耳。学者须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见。^⑤

朱熹认为，今人作文，无论义理阐说还是语言表达都务新求奇，这与圣人“坦易明白”的说理方式相悖。圣人希望“言以明道”，所以他们说得“明白”，经书则使人易晓。朱熹对时人文章的批评，充分体现了他关于“圣人之经”与文章之学关系的观点。这同宋初文学家王禹偁那篇著名的《答张扶书》中的提法相当一致。^⑥由此可见，虽然身为理学宗师，朱熹对于文章和文学的见解，是何等通达而高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