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联沅(1845—1901)是较少为人所道的一位晚清官员，在上海道任内经历庚子事变，以地方官身份主持“东南互保”交涉，或许是他一生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知的一桩业绩了。《上海县续志》述其生平：“余联沅，字搢珊，湖北孝感人。光绪三年进士，二十五年任苏淞太道。越明年，北方拳匪乱，中外失和，通商各国调战舰集沪滨，内地匪徒蠢动。联沅禀承南洋大臣，与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互保约款，饬县严惩土匪，地方赖以安谧。”^①《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所录人物条目，亦重其经营“互保”的勋劳，谓经此一役“声名一震”，为中外共推之“干员”^②。后世著述中，他的名字和“东南互保”几乎构成有彼则有此的连带关系，尽管其形象并不那么清晰，总是有点被隐没在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这些大人物背后。

不过，从纷繁的历史记忆中还可以打捞到另外一种讯息。余联沅的后人最津津乐道者，并非先辈封疆保土的事迹，而是此前逾三十年的京官生涯，“刚正不阿，为世所称道”，尤以弹劾李鸿章等显要获“铁面御史”美誉^③。中日甲午战争史上，亦可瞥见余氏身影，战史研究者则无一例外将他划入“主战派官吏”行列^④。

以外放道员为标志，余联沅的人生线画出一道分界线，前后适成反差。这提示我们，历史记忆的形成往往经过了筛选，在单一基础上塑造的人物像可能存在失真的风险。余氏这一“转变”，不免令人好奇：仕途跋涉路上熏染了怎样的时代氛围？个人际遇可否为晚清洋务官僚养成模式提供参照？关于上海道的既有研究，多从“联系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它在中央和地方间的角色定位，并认为由此产生了一种以洋务为重心的“职业生涯的新形式”^⑤。本文考订余氏生平事迹，尤聚焦上海道任上的作为，探讨其人政治生涯所折射的历史意义，希望由此个案丰富对上海道这一历史群体的理解。

余联沅生平的介绍文字，散见于地方志、地方文史资料及近代人名工具书，均失之过简。检清宫《履历档》，存光绪十九、二十年两份引见单，对其人外放道员前的政治履历有完整记录^①。科举道路是当时士子趋之若鹜的一条正途，余联沅在路上走得还算顺遂。同治元年(1862)中举，时仅十七岁，赴京会试未中，留京待试，中途报捐内阁中书，并考取军机章京。光绪三年(1877)中式一甲第二名进士，也就是俗称的“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历任河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礼科、吏科给事中职，并充国史馆协修、功臣馆纂修、顺天乡试同考官、会典馆纂修、巡视北城等差，两度京察一等。外放道员之前，余联沅差不多当了三十年的京官，其中有近三分之二时间是在台谏位置上度过的。

当时余联沅呈现的形象，与后来那位干练的上海道员截然不同——恪循古道，视新如仇，不惮权势，议论风发，以直言敢谏特具锋芒。19世纪80年代涌起的一波阻修铁路的谏潮中，他可谓一员骁将。当听说李鸿章代人进奉火轮车七辆，曾上书抨击，一面以自足心态抱持传统，认为“中国自隆古以来，政教修明，府库充溢，无所为铁路也，我朝自祖宗以来，深仁厚泽，远至迩安，亦无所为铁路也”；一面警惕外事外物乘隙而入，在列举铁路之“五大害”后，总结说：

总之铁路利不在国，不在民，而在洋人所贿买之奸民，亦不在洋人贿买之奸民，而仍在居心叵测之洋人。想其处心积虑，谋之数十年之者，兹竟如愿相偿而获之于一旦，乃犹有以自强之说进者，是洋人以利害谄李鸿章，而李鸿章亦以利误国家也。^②

晚清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由上述言论可见余氏评议时务的重心全在“攘夷”，对实际操办洋务之人则尤其痛恨。

1894年夏，朝鲜纷争初起，余联沅为“抵制日患”，力主强硬，至战事爆发后，一度声张以水师直攻日本为“批亢捣虚之计”^③。今有论者谓，“遥度而非近察日本”的态度，使甲午战前“人云亦云”、“随意发想”的日本评说二十年徘徊不前，停留于盲人摸象的层面^④。余氏言说即为当日诸多“攻日论”的一类典型。

对于主张和议的李鸿章，余联沅可谓绝无好感。开战之初，即奏称“其所统淮军，渐积至于骄惰，倘临战不敷调遣，则李鸿章不能辞其咎”；继以奏劾“贻误大局”六大罪状，指陈“此次战事实为李鸿章因循怠弛所酿成”^⑤。当战事不利，又谓李鸿章“忍于背君父而甘于误国家，自古及今，奸邪之倒行逆施，悍然不顾，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今不去李鸿章，则军务无起色”^⑥。在余看来，“海军之疲苶，军火之短窳，将士之投玩，海口之疏弛，皆坏于李鸿章一人之手”，直欲“杀之而后快”，哪怕犯临阵易将之忌，也在所不惜。

1895年3月，清廷遣李鸿章赴日求和，余联沅则坚称“以和为权宜之计，而战守乃急切之图，万不可因言和而遽懈战守，亦不得因筹战守而有碍于和”^⑦。马关议和，日本欲割占台、辽，余再度上疏抗争，力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主张“以三万万款，缮甲励兵，选将制械，添海口守御，联各国邦交……令该倭无隙可乘，而后胜由我操”^⑧。

仔细分辨余联沅熟练操持的那一套批判话语和道德说辞，与当时集于翰詹科道的多数言路中人并无二致。个人意识跳不出自身经验，从其履历来看，出生在内地，接受正统儒家教育，义无反顾地投身科举，按部就班地在仕途上摸爬前进，在京生活数十年基本与洋务绝缘，更不知外交为何事。据官修史传，余氏前半生涉及时务值得一书者不过几件：(一)1889年稽查南新仓事务，请饬部设法变通；(二)同年湖北大水，奏请开仓发赈；(三)1890年直隶河决，议变通赈捐章程，购办南米运京；(四)1892年俄罗斯侵占新疆西境帕米尔，疏请严固东三省边防^①。甲午战时建策，如添炮台、整海军、足军火、亲履勘、办民团、增戌兵、接电线、严赏罚等建策，尽管初衷不坏，实际仍流于纸上谈兵；至战事无可挽回，割地赔款之局已成，朝野皆有“创巨痛深，必须改弦易辙”的呼声，余仍坚信“救弊之方，不在废科目，而在求实际，不在师西法，而在正人心”^②。1894年，余联沅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迹，即弹劾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其批评康氏“非圣无法，惑世诬民”的那套说辞，还是延续在“正人心”的思路上^③。杨国强先生论清流占据言路，“既不涉历史过程，又不入实际过程，他们是一群不在掣肘之中的人，然而他们手中的义理一定要为天下分是非而立准则”^④。京官时期余联沅亦可作如是观。只是，当他一旦步出京城，从此要面对的世界也将发生变化。

1895年末余联沅补授建盐法道，1898年署福建按察使，次年署福建布政使。据《国史馆传稿》载：“闽江上游有滩口开刀嘴，湍驶漩险，商船患之，土人惑于风水不敢治，联沅委员监工凿碎之，川平陆夷，行旅称便。日本议开租界于厦门，民情不靖，联沅极力调剂，卒弭隐患。以福建办理洋务出力，赏二品顶戴。”^⑤同年6月，即调任江苏苏松太道。

苏松太道，全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又名上海道，隶属两江总督，下辖两府(苏州府和松江府)、一直隶州(太仓直隶州)。设立初期主要职责为军事监督，继被赋予管理江海关的行政权，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口岸，所谓“夷务”开始成为常规职责，洋务运动时又直接负责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型企业。上海道的职能沿革是个持续扩大的过程，至19世纪后期它已被普遍看作是直省督抚以下“东南地区最重要的职位”^⑥。可以说，洋务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海道的特性，余联沅能够脱颖而出，补此“东南第一美缺”，至少说明他在外官任上表现不错，就办理洋务而言，已不算是一个生手了。

到上海这样一个商业繁华、华洋杂处之地，免不了被新鲜事物熏染，躲不开与各路人士士应酬，余联沅原有的清流底色，似乎也被渐渐淘洗干净。有学者讨论过“最早留学海外的高干子弟”这一个有趣的话题，其实，余联沅也算得上最早吃螃蟹的那一拨人。论此事缘起，还在1899年日本政界要人近卫笃麿访华一行。近卫日记录有上海通信数则，其一：“余联沅系持日本主义之人，其二子余祖钧、余逵在福州东文学堂学习日语八个月，虽尚难运用自如，但阅读释意已无大碍。此二人皆有将来留学日本之意愿。”^⑦其二：“上海道余联沅多少具有变法之意，其子二人(祖钧、逵)频频来访。”^⑧可知在福建任上，余已安排二子学习日语，为留学准备；被日人视作“持日本主义之人”，至少旁证他对日感情相当不恶。1900年7月，余氏兄弟赴东京留学。余联沅与近卫往来书函多围绕儿辈教育事，未多涉时政，惟1900年10月函中，已升任江西按察使的余告以“沅谬任巡车，时艰无补，惟日祝近日事能早和平，斯为万幸耳”，流露经历事变的心绪^⑨。

余联沅送儿辈留日之举，并非突兀，事实上也是受到日方鼓励的结果。近卫一直认为，要追求亚洲振兴，中国必须实现自立，而基础在于解决振兴教育和人才养成这两大课题。1899年初东亚同文会讨论在华设立支部，就决定“凡清国有为子弟，不拘其数，各支部应予适宜的熏陶培养”。另外，该会发展对华事业的重点在长江流域，有意识吸纳清国要人子弟，也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用近卫的说，“为经营事业的方便，要不时与支那官吏打交道”^①。所以，几乎同期，我们还可以看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前上海道蔡钧等都提出了送自家子弟赴日留学的请求，余联沅实不过是一“预流”之人，而非孤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交往中，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一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②。小田切身任外交官，同时为东亚同文会会员，这使他在华活动多一层便利；反过来，正通过这类公私兼及的人际往来，余联沅与在沪外人建立起紧密关系。就晚清外交体制而言，督抚一般经由道台级官员，与各国领事建立外交联系，至庚子事变爆发，北京使馆被围，各国驻沪领事更深地卷入外交。在面向中方谈判时，他们采取集体行动原则，内部则始终充斥竞争，个别领事依靠人脉关系，还保留了特殊的沟通管道。王尔敏注意到，“各国领事中，小田切与蔡钧比较接近，霍必澜与余联沅比较接近，白藻泰和古纳二人与福开森最接近，因此各国的意向行动，很容易被盛宣怀探悉，而应付起来也显得不拙。”^③

南洋公学监院、美国人福开森(John.C.Ferguson，1866—1945)^④，并无官方背景，由于人际的熟络和位置的便利，也成为“盛(宣怀)、余最得力的策划人”。美国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发表于7月3日，恰在庚子事变期间。余联沅激赏于美国首倡“保全中国疆土”，于是向刘坤一推荐福开森，提出派其归国游说，斡旋停战。其电称：

前托由美总领事古[纳]电美总统，昨据复电，已倡首转商各国保全中国疆土等情。此番中外既成衅端，以赖邻好之国维持解免。中美向称辑睦，若资倡议转圜，所谓保全中国疆土藉有把握。惟该国为民主，总统外尚有议院各部，均主议国事者，必有能员前往游说，始可交融就绪。兹查有南洋随员福开森，于此番中外情形极为熟悉，而东南一切办法尤所详明，若令派令前往，该员以本国之人与本国政府关说，必能水乳交融。^⑤

福开森或为沟通中外相对合适的人选，但余联沅凭藉个人印象提出上述建议，实属一厢情愿，对国际大势未免隔膜。这一类举动提示我们，应注意外交事件背后的人际网络，晚清外交的一大特色可能恰在于它非制度化的一面。

1900年夏，当义和团风暴席卷华北，上海也不复昔日平静。作为地方长官，余联沅迅速“函致驻沪各领事，照会浦东各主教率同教民迁入城中，以防不测，并传印委各官及绅董到署面议防堵事宜”；上海县保甲总巡召集各巡防局，规定城厢地带严密巡防。这时举措主要着眼于防内，以“自清匪患”安抚内外人心。

英国政府最先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向长江各口岸派出军舰，但遭到后者联合抵制。此议始作俑者、英国领事霍必澜(Pelham Laird Warren)不甘就此罢手，借口“沪上流氓欲劫制造局”，示意“愿代保护”；继又渲染列强攻取吴淞炮台的风险，试探由英舰接管炮台的可能。6月21日，余联沅向刘坤一报告：

顷英领遣翻译来谈，德、倭注意吴淞，其兵舰由北面来，恐即夺台，英必与力争，吴淞顷刻将成战地。代中国筹，与其别国占去，不如归英代筹，其地仍可还中国。临时察看情形，如其不妙，宜向英舰求救，等语。与今午面商之意，忽又翻变，名为代筹，实系窥伺长江。盖吴淞为长江门户，占吴淞即长江不能越其范围，居心叵测。但讲情，可否密与约定，如有意外之虞，许其帮同防守，聊示联络云。

余意识到英人“窥伺”的用心，但慑于威压不得不有所让步，建议与其密约，必要时由两国军队共同守台。这一意见受到刘坤一重视，批复：“如德、倭夺台，尽力抵御，若危急，再求英助”^①。上海周边迅速增加军力部署，吴淞炮台驻军五旗，一律改旗为营，每营添足500人；制造局驻军也添至700人，另拨队驻江湾等处，护卫淞沪铁路。余联沅奉两江总督札委，兼理海防营务处，获得便宜行事调度防营的权力^②。

与之同时，霍必澜的冒险行为也遭到他国非议。余联沅续电表明：“各国领事均言无争吴淞意，皆英领一人拨弄”^③。此消息来源正是前面提到的福开森。6月20日，盛宣怀也向刘坤一证实：“福开森面禀，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白藻泰已将此情电法，等语。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涉。”^④白藻泰(Bezaure)，法国驻沪总领事。英国单边行为各国所“不服”，盛宣怀建议因势利导，对外承诺“自认保护”，利用均势避免干涉。不久，在周边幕僚协助下，盛正式提议“东南互保”，并得到刘、张积极回应。至迟6月25日午前，余联沅已奉张之洞来电：“接刘岘帅电，拟会同敝处托阁下与领事约定，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归督抚保护云云，与鄙人意见相同。详晰办法，岘帅当以电知，请即费神速议示复。”^⑤长江流域局势迅速朝着“互保”轨道滑行。

上海道与领事品级相埒，余联沅出为议款，系外交直接负责之人，盛宣怀则受命“帮同与议”，“东南互保”的核心文件——“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是由两人合作完成的。前一章程草案原为五款，由余联沅于6月25日拟议，包括力任保护洋商教士、禁造谣言、严拿匪徒及限制外舰入江等条目^⑥。刘坤一认为所拟“均可行”, 惟须补充保护制造局、吴淞炮台两条，并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一层列入^⑦。章程最终由盛宣怀修订完成，扩展为九款，鉴于租界重要性，第二款另有附件，即“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十款^⑧。余联沅初拟条款后，曾请示是否应聘请“律法官”(即律师——笔者注)，张之洞复以“请酌办，不必商”^⑨。可见，中方立意十分明确，就是为了订定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款。

6月26日下午，中外双方在会审公廨举行会议。关于会议情形，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颇有绘声绘影的描述。赵凤昌非列席者，所记非出于亲见，其中一些说法存有讹误，不过，会议过程中盛宣怀“指授沪道”的作用应不是夸大。中方提出两份章程，实际当天上午才由盛拟议完毕。会后余去函云：“顷蒙指授机宜，多费清神，感佩无既。长江保护章程及上海租界章程，请饬各抄一份，掷交去手，是所拜祷。此事如有确耗，亦乞略示为祷。”^⑩可见他在会前未及掌握新改章程文本，其程度不过了解大意而已，故事后示谢，另提出誊抄一份的请求。

据日领小田切记录，余联沅在会上首先发言，主旨在于表明诚意，相应提出章程草案，希望当天签署生效^①。葡萄牙总领事、领袖领事华德师(Valdez)代表各国重申了6月20日大沽海军联合声明，即列强在华用兵，仅针对义和团及反对进军北京救援外侨之人，并保证如长江一带平静无事，将不会采取军事举动^②。各领事对章程“驳论多端”，争议尤集中在第五(兵船)、六(炮台)、七(制造局)等款^③。各国均不愿意接受一个带有“自我约束”性质的协议，当天会议未形成正式结果，故不存在“签订”一说。

第二天(6月27日)各国领事决议作一共同声明，并照会上海道，其内容实际是将昨日会议答言书面化，未对中方所拟章程作直接回应^④。6月28日，余、盛催问华德师章程可否得到赞同，后者表示“宗旨均合，条目须酌”，不肯给出确切答复^⑤。

当时清廷“招拳御侮”谕旨已传至上海，德使克林德被戕消息也得予证实。对余联沅而言，诏谕突如其来，依违两难，领事团疑信参半、步步紧逼，“此中操纵，实费踌躇”；故多次嘱咐总管电报局的盛宣怀，“总祈将此旨始终不发，即外人传闻，亦是疑似之间，不足以为据也”、“电旨能否请各处不发，多搁几日方好”^⑥。同时，分电各总督请示：“适见宣战各明旨，与所议保护章程诸多窒碍，如钧意坚定，仍可办理。即请切实电示，备各领事诘问时出示，以坚其信。”^⑦东南督抚试图将“互保”局面以契约形式固定下来，但客观上随着时局演变，交涉进程已更加复杂化了。

为回复领事团6月27日照会，余、盛往复函商，两人目标一致，都在说服各国领事尽快签约，而行事方法则稍有区别。作为负责交涉的官员，余秉持公事公办原则，避免因私议授人口实，引起麻烦，盛安排分别拜会各国领事，他也不表赞同，坚持“总应会议，以示无私，若排拜几处，岂不惹别国见怪？”他计划约领事聚议，讨论章程条目，致盛函谓：

据鄙见，此事总宜请各领事会议，方可使彼无猜，万不可有一毫令之怀疑(如一国有意见，则事不成矣)，致误全局。如我公以为然，即乞示复，以便敝处致函领袖领事，定时会议，届时再请鼎力维持。现仍拟十点钟先谒，恭求指授一切也。如与一国有商议之事，派员往商，方不著痕。如沅与我公往，则人皆耳目之矣。英、美两国虽已定往，可否改订？尤为感祷。^⑧

盛宣怀在身份上则少了许多顾忌，反而有意识地调用人际关系，为交涉寻找突破。7月1日，他先后走访英、美、日领事，将刘、张二督“无论北事如何，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的来电出示，以为取信凭证^⑨。当时情况下，就章程条款一一征求承认已十分困难，盛转而动员各领事向本国申请授权，以互换照会确立“互保”原则；同时，预拟照会稿，请求刘、张“速电余道赶办照会，并请会电各驻使，愈速愈好” ^⑩。

7月2日，在接到江、鄂两处指示后，余联沅向领袖领事发出照会：“前议尚未声明将来如何之处，诚恐北方军务愈紧，东南人心摇动，自应彼此再行声明：无论以后如何，上海及长江、苏、浙内地如各国政府允仍照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运兵，两总督亦允能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各国在各省之人民财产。” ^⑪该件基本是在盛宣怀拟稿基础上形成的，作为领事团6月27日来照的复文，是标志“东南互保”交涉由议约向“换文”转变的重要文件。不过，据日本外交文书记载，此前一天，即7月1日余发出过另一件照会，且盛并未知情^⑫。此文件在过去研究一直未被提及，前后两件照会，究竟关系如何？查7月1日余致函盛云：

“顷奉环示祗悉，荩筹周密，钦佩莫名。并呈代拟照会稿，至为妥善。惟辰刻已嘱福茂生至各领处探询，归来即商拟一照会送去，大致与尊指相同，但不及我公之前后周到，歉仄之至。刻因前所陈拟稿尚未就绪，现嘱福茂生至尊处陈明一切，随后即诣求诲也。”^①

“福茂生”，即福开森。余联沅碍于身份，不便在外交上随意活动，便委托福开森居间联络，探询领事意向。当天照会提及保护章程，仍意在催复，希望完成签署程序，照会发出后，才得知盛拟以“换文”结束交涉，故有上述一番解释。次日奉到刘坤一电谕，遂照盛意再度缮发照会，其中不再言及章程，也回避了议约的说法，目的已经退而求其次。

至7月7日，盛宣怀由南京公办回沪，因僵局感到束手的余联沅去函谓：“闻我公归，亟欲趋谒。兹奉手示，须密查案据，谨当遵候驺临。领事复文未来，因德领未遽允，赖公大力转圜，叩祷。”^②在中方“今日必要复文”的一再坚持下，当天领事团照会余联沅：“本领袖领事承各国领事之嘱，答收贵道西历七月初二日来文，相应照复贵道，请将本领袖领事西历六月二十七日函致贵道，即视为答复七月初二日来函之文。理合照复。”^③这不过重申前次照会之意，但在形式上对换文交涉做了一个收束。中方订约的目的没有达到，“东南互保”在事实上却已然形成了。

中外交涉终以换文告一段落，以驻沪领事霍必澜为首的英国势力却未放弃军事冒险计划。上海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实保护租界城厢章程，多次出示安民，但霍必澜仍然坚持在当地驻扎“一支强大的部队”是必须的。至7月中旬，呼吁派兵的“强烈建议”已经具体到登陆的兵种和数量^④。为抵制英军，余联沅再次引福开森为助，致函盛宣怀说：“回署后即商之福茂生，据云各国兵舰，现来不多，惟英先后到沪者四艘。与各领事约定，不入江甚好，否则先行知照，似属可行。祈台端再与福茂生言之为叩。”^⑤

7月26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E.H.Seymour)由津抵沪，为英军登陆做实地考察；随后以“巡江”为名，赴南京面见刘坤一。余联沅奉命商阻，亦无济于事^⑥。英军即将登陆的消息一经散布，立即引起恐慌，上海本地商会连续呈请阻止英兵的禀帖，但无人愿接这个烫手的山芋，“领袖不收，推工部局，余道照会领袖亦不理”。8月7日，余联沅试图与英使馆交涉，亦遭冷遇，他抱怨道：“今日上午饬翻译至英署晤梅而思，询之佯为不知。西摩派兵保护租界，原不要紧，惟恐一来，人心又不免惊惶。今日翻译亦与商妥办法，而梅而思先竟推为不知，继则一味枝梧，令人不解。”^⑦

8月10日，余联沅约西摩尔会面，但后者回信“今日有事不见，约明日三点会”；次日赴英领馆前得知英军抵岸的消息，他已意识到“派兵为已成之局，无可挽回”。会晤时，西摩尔面交措辞强硬的节略，声称“二千兵已行，难改，余不续调”^⑧。上海方面对阻止英军感到无能为力，登陆已是大势所趋，唯一可争取的不过是限制登陆军队的活动“不出租界之外”^⑨。继英军登陆后，法、德、日等国军队接踵而至，它们总共在上海驻留了将近两年时间。

综观余联沅数十年京官生涯，不脱清流本色，纠弹洋务、搏击权要、激浊扬清之凌厉风格，令人印象深刻。严复尝评议甲午战时“建言诸公”之议论可笑：“平时于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眢井，茫无头路”、“其弹劾北洋，类毛举风听，无一语中其要害”^⑩。早年的余联沅大概也在此类人中。那番“素于洋务风马牛”的形象，与后来因“东南互保”而留名史册的上海道，实大相径庭。赵凤昌称其“向拙于应对”，似非能言之人，较之外向、敏活的盛宣怀，在与外人交接上相对拘谨；又由于中外权势格局的失衡，交涉时处于弱势地位，一个本身品级有限的道员很难有大的作为。但在实际交涉中，余联沅总体表现得沉稳练达、不卑不亢，给人以开明务实的印象。无论与之配合的盛宣怀，还是作为谈判对手的外国领事，对他评价都不低。庚子事变后清廷将其调任江西，这一任命引起在沪领事抗议，法领白藻泰(Bezaure)致刘坤一电就很具代表性，其文称：“闻上海余道台调别处。查上海地方及道属各处，有极为难各事，经余道筹办甚善，均获平安，其与各国领事往来，无不和衷共济，与本总领事尤甚。今忽调任，甚为可惜。请贵大臣坚请留任。”^①这不过是庚子事变后屡见不鲜的外国干预内政的一例，以今天看来，列强趁战胜之势对清朝内部人事指手画脚，全无道理；不过换一角度看，至少说明余联沅在他们眼里，被认为是可信赖的合作对象。盛宣怀对这位同事也有好感，表示“‘东南互保’余道一手办理，极为周密，断难另易生手”，请求刘坤一设法奏留^②。外放道员之前，余联沅没有从事洋务的经历，更谈不上任何跟外交沾边的专业训练，好像应验了那句谚语——“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如此洋务人才的产生，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意外结果。这或许是他个人仕宦生涯的成功，但同时更折射了晚清官僚养成制度的内在困境。

1900年9月，余联沅迁江西按察使，11月擢湖南布政使，皆未赴任，次年1月署浙江巡抚，奉命调处教案。如有论者指出的，“洋务”往往是上海道这一类官员升迁的考量要素，而所谓的“上海经验”则为造就中国早期外交官员的重要因素^③。就余联沅个案而言，确可印证此说。经历“互保”交涉后，其更为朝廷所重，“连番更调升三级，时人以为殊荣”；而在新任职位上，所办理事件也多与“外务”发生着联系^④。

可惜余联沅没能走得更远。1901年5月，诏回湖南布政使任，9月以疾开缺，赴沪就医，调治无效，于12月26日病逝。盛宣怀挽词曰：

当时事千端万绪，共我折冲俎豆，为撼危机，尤幸同志相孚，得保东南支保局。

看酬庸一月三迁，如公破浪乘风，方期大用，乃竟鞠躬尽瘁，长为中外哭斯人。^⑤

苏浙绅士以余联沅任上“善政尤多”，联名公恳“准予上海地方捐建专祠，生平政绩宣付史馆立传”。两江总督刘坤一代奏折，表彰其“沉毅明决，忠爱性成，宣力京外，垂三十年；其在苏松太道任内，适值拳匪滋事，上海通商总汇之区，全局机纽，经臣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饬派会商各国领事，订议互保，艰难筹畫，卒能有成，于大局不无裨益”^⑥。疏入得旨，著照所请。

亲历庚子事变的吴永引述李鸿章的一段话：“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⑦陈寅恪读此有案语谓：“合肥所谓前为言官，后为封疆，当极力诘之者，当即指南皮(张之洞——笔者注)。”^⑧如暂抛开人际一层的褒贬义，这段话不也可以借用为观察余联沅的线索。杨国强先生近对张之洞“由清流而入洋务”的转变有深刻的阐发，揭出此中折射了“时势逼迫下中国近代历史的剧变和巨变”。^⑨余联沅本为清流之健者的“铁面御史”，一旦外放地方道台，幡然变化为洋务干员，这一番大幅转身竟也毫发不爽地印证了他曾经的攻击对象的话，如此具反讽意味的历史真实，足令今日读史者深长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