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学界对以往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历史叙述的反思，“女性”作为生活史、文化史等历史重构的一个重要线索及途径受到了广泛关注。社会性别学(gender)的诞生更是为其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围绕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之下进入了世界各地学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之大量涌现。伴随着“女性”的生存状况不断浮出水面、清晰可见，“历史”的地形图也在不断改写，有关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研究的学术价值及意义也就无需赘言了。然而，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三方面展开的。其一，从制度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近代女子教育在制度上的发端及其发展状况；其二，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考察教育家们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其三，对女子教育机构诞生、发展的实际状况展开考察。而鲜有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探讨近代女子教育的研究。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在学习西方的氛围中，中国社会步履蹒跚地迈向了近代化的道路。思想文化层面上，伴随着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各种西方思潮的涌入，它们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发生着激烈的碰撞。置身于那个转型的年代，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阶层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教育状况、经济问题等都报以极大的关注，这一点在上世纪20年代体现得尤为突出。

20世纪20年代，除了济南事件之外，中国与列强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是一个国际关系相对比较平稳的时期。同时，国民政府与列强缔结的新关税条约，意味着恢复主权这一国际性课题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国内军阀间的混战虽然不绝于耳，但是北伐战争的胜利基本上扭转了这种局面，使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下的中国向统一的国民国家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在内外局势相对平稳的情况下，青年知识分子憧憬着未来，渴求一个实现了主权在民、充满民主气息的国家的到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向国民国家迈进的重要时期^①。知识分子通过撰文著述的形式宣泄着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焦虑，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中国走出“黑暗”，完成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同时，也渴望自身能够摆脱封建枷锁的羁绊，实现“个性”解放。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对中国近代化的思考也极为丰富。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妇女杂志》作为一本女性杂志，更多的是以“女性”为切入点展开讨论，女子学校教育作为近代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成为议题之一。本文将以《妇女杂志》为主要分析文本，从社会性别学的角度考察女子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内涵。

一 《妇女杂志》的时代定位

1915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期刊——《妇女杂志》。此后，直到1932年1月由于商务印书馆的馆舍被日军炸毁而被迫停刊，这本杂志持续刊行了17年之久。依托商务印书馆发达的销售网络，该杂志以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为总发行所，同时在各地的商务印书馆分馆设立了分销处。简而言之，与同时代其他女性杂志相比，无论从刊行年数还是销售的地域及数量来看，《妇女杂志》都算得上是一本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女性杂志。

长达17年的出版发行中，《妇女杂志》的编辑方针大体经历了两次重大变迁。创刊伊始，该杂志宣扬欧美及日本的女性观，同时积极响应北洋政府提倡的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论^①，以“佐女学”为宗旨，从建设近代国家的角度不遗余力地鼓吹贤妻良母教育思想。设有“社说”、“学艺门”、“家政门”、“记(纪)述门”、“文苑”、“小说”、“国文范作”等专栏。除了主编王蕴章之外，恽代英、胡愈之、胡寄尘、张季鸾、瑟庐、蒋维乔、瞿宣颖等男性知识分子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撰稿人。据估算此时每期的发行量大概维持在2 000—3 000册左右^②，在当时已算是一个不菲的业绩了^③。

然而，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许久。伴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妇女解放”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妇女杂志》当初由于没有迅速做出回应，不仅遭受质疑，商业利润也遭受了不小的打击^④。面临着人心思变的时代大局，1919年11月一篇署名“佩韦”的沈雁冰的文章《解放的妇女与妇女的解放》刊登在《妇女杂志》上，由此敲响了变革的钟声。经历了渐进式的改革之后，1921年1月章锡琛取代王蕴章成为新一任主编，揭开了《妇女杂志》崭新的一页。介绍爱伦凯、吉斯曼及埃里斯等人的“妇女解放”理论及在欧美、日本等地展开的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状况，讨论男女人格平等、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女子教育、男女同校、节制生育一系列“妇女解放”的话题，几乎占据了《妇女杂志》的所有版面。不仅如此，《离婚问题号》(1922年4月)、《妇女运动号》(1923年1月)、《配偶选择号》(1923年11月)等特刊号的推出，促使《妇女杂志》迅速成长为讨论“妇女解放”的重镇。章锡琛及与其私交颇好的沈雁冰、周建人、吴觉农、蒋凤子等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撰稿人。此外，伴随着编辑方针的转变，征文栏目明显增加，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投稿充实了《妇女杂志》的内容构成，使其更具多样化的色彩。换言之，《妇女杂志》告别了初期绝大多数稿件均由主要撰稿人来承担的单一局面，以年轻的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青年知识阶层的踊跃参与，促进了杂志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拉进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的声音成为改革后《妇女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版面内容的更新使《妇女杂志》摆脱了销售方面的困扰，据章锡琛回忆，此时每期的发行量超过了10 000册^①。同时，在“妇女解放”言论影响越来越大之际，编辑方针的转变也使《妇女杂志》不失时机地再次成为主流言论的舞台，不过这一次不再是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论，而是铺天盖地讨论“妇女解放”问题了。女子教育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关的讨论内容极其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

二 “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活动投稿者的社会属性

为了向“传统”的家长制婚姻宣战，让青年男女广泛了解同性与异性间择偶的思想动向，1923年11月《妇女杂志》出版了名为《配偶选择号》的特刊。作为该期内容的一大亮点，名为《我之理想的配偶》的征文选登占据了大量篇幅。根据编辑的统计，虽然由于篇幅所限最终只选登了60名投稿者的来稿，但在为期两个月的征文活动中一共收到了来自海内外的155封稿件，甚至在征文选集的版面全部安排好之后，还陆续有边远省份及国外的“迟到”邮件。青年们对婚姻问题的关注度之高，令《妇女杂志》的编辑感叹不已。

155名投稿者中有129名男性，女性仅为26名，分别占到投稿总数的83.23%及16.77%。编辑瑟庐将女性投稿者明显少于男性的原因归为两点：其一，在习俗方面，女性历来比男性受到更加严格的束缚，其二许多女性由于教育程度所限无法提笔表达。“但素来以惯于娇羞腼腆著称的中国女子，居然也敢大着胆来写自己理想配偶的文字，的确不能不看作女子个性觉醒的一证了。”^②瑟庐将女性投稿者的“大胆”行为视作她们“个性觉醒”的标志而赞赏有加。

投稿者中学生占到了绝大多数，其中男性80名，女性10名(表 1所示)。男性投稿人的年龄相对集中于17—25岁之间，女性也以20岁左右的居多(表 2所示)。也就是说他们多为正在接受中等或是高等教育的在校学生。其次是学校的教职员工，其中男性22名、女性7名。除此之外，男性投稿者中依次为商人14人，新闻记者及编辑5人，官吏2人，传教士、农民、军人各一人，身份不明者3人。女性投稿者中不明身份者占到7人，医生及编译员各1人。在校学生及学校的教职员工成为了本次征文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其中男学生及男教职员工合计102名，占男性投稿者的79.07%，女学生及女教职员工共17名，占女性总和的65.38%)。他们中未婚者为130人(其中男性109人，女性21人)，加上“订婚后解除婚约”(男性6名、女性2名)、“订婚后未婚妻(夫)死亡”(男性1名)以及结婚后配偶死亡(男性3人、女性1人)这些处于“独身”状态的人共计143人，占投稿者总数的92.26%(参照表 3)。

正因为征文活动中呈现出的上述特点，笔者欲从社会性别学的角度出发，以这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青年男性知识分子的文章为分析文本，探讨当时的女子教育承载的文化内涵。

三 二十年代男性知识分子之“理想配偶”

如前所述，投稿者们多为青春年少的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由于每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家庭出身、性格、兴趣爱好等各不相同，他们的择偶标准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涉及包括健康状况、容貌、年龄、学历、人格、性格、宗教信仰、夫妇之情、研究趣味、生活态度及习惯、独立谋生的能力、管理家政的能力、交际能力、艺术才能、缠足状况等多个层面，可谓丰富多彩，个性十足。然而同时，作为有着相同或相似学校教育背景的年轻人，他们勾勒出的理想配偶又不乏共性。

“希望她的身体健康，不是“‘多愁多病身’”^①，“要她的性情平和，不太暴躁也不甚怯懦”^②，学识上“将来可以互相切磋研究，增进学问”^③，没有沾染社会上的不良嗜好，这是许多年轻人的共鸣。其中对方的健康、性格及学历状况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129名男性投稿者中，有近一半(49%)的人提到了对方的健康问题，同时明确要求对方必须具备相当学历的共计89人，超过了70%。其中要求“中等”学历的共46人，其次分别为“普通”(26人)、“小学(高小)”(9人)及“高等(大学或专门)”(8人)^④。择偶时学历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青年们重视对方的学历是基于何种考量？他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选择、甄别理想的伴侣呢？众所周知，1906年《癸卯学制》取代科举制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以男性为招收对象的近代学校教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翌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章程》，正式承认女子学校教育的合法性。以此为契机，近代女子学校教育迎来了实质性的发展。参加此次《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活动的撰稿人多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就是接受了学校教育的新一代，欧风美雨的熏陶，再加之“五四运动”的洗礼，无疑让他们自身对婚姻的理解有别于“传统”。

另一方面，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也为他们择偶空间的革新与拓展提供了可能。据统计，1906年的女学校数仅为245所，而到了1907、1908年则分别为402、512所^①。全国在校的女学生数1906年仅6 791人，到了1907年骤增至14 658人，1908年达到了20 557人^②。这些数据一方面显示出女学激增的态势，同时也说明20世纪初中国的女子学校教育刚刚起步的现实。此后尽管女学也在不断成长，然而受军阀割据、教育经费不足等原因所限，其增长速度相当缓慢。

渴望未来的妻子与自己有相似的学历背景，再加之“物以稀为贵”的思维惯性，这或许就是青年们关注女性学历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活动中，青年们重视对方学历的原因又可细分为如下几点：其一，从精神交流、学术切磋的角度出发，提出配偶必须具备相应的学历。其二，在操持家政、教育子女层面强调配偶学历的重要性；其三，从辅助家庭经济的角度提及对方的学历。

首先，重视夫妻间情感的交流及沟通，渴望“爱情”之树常青，正是立足于这一点，青年们认为配偶的学历对于未来的婚姻，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正所谓“教育的重要，尽人皆知。人禽的区别，文明国和野蛮国的区别，男和女的区别，大半在这关头上，我国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对于女子完全取“愚民政策”，塞其聪明，闭其智慧，务使她们成个无知的蠢物！”^③

在他们看来，与孕育“愚民”的旧伦理相异，学校教育是女性收获知识、开拓视野的唯一路径，是获得思辨能力、掌握与他人沟通的有效方式。不仅如此，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获得精神解放，能够不为“过去的幽灵”所左右，也是学校教育的必然结果。因而它是鉴别“新女性”与“旧女性”的标尺，是衡量一位女性能够与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新青年”共同缔造近代家庭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充满知性美、善于夫妻间交流的，是“新女性”通过学校教育习得的一种能力，是她们的“专长”。而“旧妇女”的惟命是从、狭隘、阴郁及不谙世事，则是宗法社会给她们打下的烙印。因此“谚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话我最反对的。因为要达到夫妻间纯挚而美满的恋爱，非两方都有学问不行的。”^④

如果说夫妻间情感的交流需要配偶的“学历”来保驾护航，那么对于一个“健全”的近代家庭而言，其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希望婚后妻子可以操持家政并肩负起教养子女的责任，乃是众多青年心目中理想的家庭模式。在此，妻子的学历同样代表着一种符号，被赋予重要的内涵。“才能之中，当然以学识为首，学识为治事之母。”^⑤家政的处理，对孩子实施“正确”的家庭教育，这些重任只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女性方能胜任。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投稿者中不乏呼吁社会必须重视女子教育的呼声。“有血性的人们，没一个不痛心疾首于我国教育的，经过五千年的文化之邦，国民的智识，仍旧这样缺乏而幼稚，不羞死也当气死了。现在的人们才觉到教育的重要，不知女子的教育在今日尤其重要呵！……旧式的女子，对于儿童，只知一味的溺爱，从来不会施以正当的训育。惭愧！她们自身且不明白什么叫做训育，还配谈正当和不正当吗？”^⑥

将女性的学校教育经历与处理家政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把教育孩子的“一技之长”视作学校教育的一种必然结果。学校教育在此不仅是获得一般知识的途径，更是获得“正确”的家庭教育方法的必经之路。一位胜任家政管理与家庭教育的“新妇女”形象呼之欲出之时，“旧妇女”与愚昧无知之间也就被架构出一种天然的、内在的关联，学校教育的权威性及排他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 近代女子教育的文化内涵

青年们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恋爱”、“爱情”至上的婚姻观，他们对“核心”家庭关系纽带的重视，预示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在中国的生根发芽。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宗法社会，在儒家社会忠孝为纲的伦理观念下，“妻子”的角色被集中描述为“事舅姑”、“事夫”及“训男女”方面。换言之，她们的生活空间局限于家庭内部，只有在与公婆、丈夫及子女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其社会定位及价值体现，而在这一组社会关系当中，又首推对公婆的“孝”，其次才是夫妻及母子关系。

班昭《女诫》中曾劝解女性曰“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曰：敬顺之道，为妇之大礼也。”^①不仅如此，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撰写的训诫书籍《女论语》中《事夫章》一节中，同样告诫嫁为人妇的女性应“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低声。莫学泼妇，斗闹频频。”^②作为前近代社会女训著述的代表作，无论《女诫》还是《女论语》，均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出发，告诫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应该扮演何种社会性别角色，在夫妻之间应树立何种“正确”的权力关系。一言以蔽之，以儒教为准则的宗法社会中，“妻”的社会定位及价值首先指向的是“舅姑”，其次才是夫妻关系中所谓“妻子”的角色。

而与这种家庭观念及结构相异，“近代家庭”作为一种“全新”的家庭模式，悄然登场于18、19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宣扬“恋爱”的神圣性，夫妻、父母与子女间亲情的“必然性”，强调母亲给予子女的“爱”的不可替代性等是“近代家庭”的主要特征。尽管自Philippe Aries^③的研究问世以来，欧美、日本等地学者的研究不断表明，一直以来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近代家庭结构及情感观念，无非又是另一种对于“家庭”的建构。试图让人们从情感上获得解脱，将家庭引向“解放”的彼岸，但在其“自由”的表象之下，只不过是用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旧有的传统而已^④。

尽管如此，对于生长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青年而言，他们接受过近代的学校教育，在欧风美雨熏陶下成长，又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强调恋爱、婚姻自由的“近代家庭”无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所谓“在从前家长制的时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婚姻上惨剧的发生。他的最大的原因，便是强行撮合的，非自由的。两方面对于对方的性情，都是十分的隔膜，结果遂至于如此。不过，现在自由恋爱的声浪，已经洋溢乎中国，有许多青年男女也起来实行了”^⑤。“近代家庭”作为一个源于欧美的舶来品，它承载着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向往，成为了青年们心目中打碎“传统”秩序、构建一个以自身为中心的“新文化”的目的与手段。不容忽视的是，这一想法并非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在面对择偶这一现实问题时，青年们表现出了极大地关注，他们热情高涨，跃跃欲试地要参与其中，而此时，他们还需直面父辈们恪守的“传统”。

如果说陈独秀、鲁迅等推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放大了西方近代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带来的冲击和洗礼，启蒙思想家们对历史进行切割的历史脉络之下，却是“传统”的幽灵对整个社会、直至接受了新价值观的青年们的围追堵截。换言之，置身于那个“传统”与“近代”的十字路口，青年们作为代表着新生力量的主力军，他们渴望摆脱“传统”的枷锁，追求个人的婚姻幸福无疑成为了寻求“个性”解放的最佳手段，而“近代家庭”则是承载这一理想的最佳载体。此刻，女子教育就是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将组建“近代家庭”与学校教育之间用因果论的逻辑简单地统和在一起，后者对于前者而言所承载的文化及现实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女子教育由此成为了一种权威，一种意识形态，发挥着排他的文化及现实功能。

五 结语

陈独秀、鲁迅等精英阶层发出的呐喊之声最终走向了何处？这些思想、言论与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有何关系？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参与民众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这一过程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对此我们还知之甚少。换言之，以往的研究多从思想、文学的角度，通过对精英知识分子言论的探讨这一转折的历史瞬间。本文试图揭示的是年轻的男性知识分子阶层活用、实践这一思想资源的历史过程。

具体而言，笔者以1923年11月《妇女杂志》刊登的《我之理想的配偶》征文选集为主要分析文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于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家庭出身、求学经历及所学专业各不相同，男性投稿者们对配偶的要求可谓丰富多彩。尽管如此，在充满个性化的诉求之中，也不乏时代的共鸣。希望通过“择偶”这一积极主动的选择，与“旧”家庭一刀两断，组建一个近代的“新”家庭，以此实现“个性”的张扬，获得主宰自己命运的幸福感与满足感，青年们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激情澎湃也许正源于此。渴望建立情感上相互交流、洋溢着“爱”的气息的夫妻关系，希望未来的妻子能够承担起家政管理、实施“良好”的家庭教育的重任，在谈及这两个问题时，青年们都刻意强调了配偶学历的重要性。

行文之中，受教育的“新妇女”与恪守儒家伦理的“旧妇女”作文两个相互对立的形象被建构出来，将学校教育与获得近代夫妻之情及家政管理、家庭教育的“正确性”之间架构出必然的联系，让学校教育与“新女性”的诞生之间呈现出因与果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新妇女”树立为“知性”妇女的象征，是“新妇女”话语的特点所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教育被赋予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教育是将饱受传统伦理浸染的“旧妇女”救赎改造的工具，是培养女性具备独立“人格”、掌握各种能力的唯一场域。换言之，在青年们的笔下，现代学校教育被书写为培养“新妇女”唯一的、排他的路径。

对于在校的学生及踏上社会不久的青年来说，谈论婚姻生活总免不了纸上谈兵之嫌，但其中却折射出了那个“新”与“旧”、“传统”与“近代”、“西方”与“东方”发生碰撞的动荡时节，青年们的价值取向，渴望告别“旧家庭”组建近代家庭，这一点已不再停留于文学、戏剧等艺术创作的层面，不只是每个接受了近代学校教育的青年们憧憬、渴望的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正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与挣扎，跳出以往旧的价值观念，走出一条与父辈们不同的婚姻之路。这一刻，他们抓住的救命稻草便是配偶的学历。如前所述，在这一过程中女子教育被赋予了救赎女性、构建近代家庭不可或缺的要素等文化内涵，成为了一把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标尺”，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女子教育是为近代婚姻保驾护航的最佳手段。

当然，“五四”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它是如何参与到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去的？身处“传统”与“近代”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新”与“旧”的碰撞不时地挤压着青年们的思维，挣扎与痛苦在所难免，却也铸就了那个时代的丰富内涵。本文仅从一个侧面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相关的研究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