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文明类型的语言差异极大，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字形态和语法关系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文明之间语言的绝大多数因素又是相似的，这主要是指各文明语言的内容、语词的种类和语法上主、谓、宾等语法要素的相似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文明语言文字迥异，但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可翻译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在每一种语言中，一些本根的语言要素由于承载着文明的独特性，故而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与其说是语言上的区别，毋宁说是思想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当代学术界已经对于西方思想的特点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西方思想的核心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以“是”(Being)为核心的逻辑推演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的，而在这种本体论中，系词“是”(to be)具有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可以说没有系词“是”，就没有西方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在西方思想中，系词“是”(to be)是把各种范畴衔接起来的中介，也是其逻辑系统中种概念与属概念之间的关系纽带，它自身也有着深刻的哲学意味，表征着“在”、“存在”等西方学术中永恒追求的东西，而各种具体的事物其实只是从这个代表着本体的“是”中分有了属于自己的东西。
一 中国古代法象思维与中国语言中的系词考察了西方思想的语言特点，我们自然会想，中国古代思想既然没有西方的本体论，而且中国思想中的本体论与西方思想的本体论有着如此大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是不是也会表现在中国的语言上呢？在中国的语言中，有没有一个与西方哲学中的“是”相对应的语词呢，如果有，那这个词是什么呢？
在中国思想的早期，适应于氏族血缘制下的封建制，中国思想在思想构造上表现为意义丛和意义链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的语言特点是怎么样的呢？意义丛或意义链思维方式的实质是法象思维，这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本真特点，在《尚书》中，就有法象思维的最原始的表达形态，比如《尚书》五行就有非常经典的表述：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①
在这种语言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与西方思想表述的最大差异之处在于语义丛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意义链对应结构是这样的：
水、火、木、金、土。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
咸、苦、酸、辛、甘。
在中国思想的意义链或意义丛的表述中，概念是以组成一个意义丛或意义链的形式出现的，意义链或意义丛之间是一种意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法象关系。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种表述就会发现，在这种表述中，没有出现系动词，在系动词位置的是“曰”这个字，“曰”的意思和“谓”相近，是“称为”的意思。这里的表述还有象“曰”这样的词语，而在中国思想的很多表述中，系词的位置就是一处空白，如说“刘邦者，沛县人也”。先秦的文字没有标点，这里的空白是从思想分析的意义上来说的；当然，在主语与表语之间朗读时的停顿是存在的。中国早期思想中没有系词，这与中国古代思想的法象思维是相符合的，因为在法象思维的表述中，法象通过意义丛或意义链之间的意指关系就可以达成，并不需要统一的系词来统一这个法象思维的系统。而在这个系统中真正起着统一作用的道却是无形无象的，没有语词可以表达它，这也是中国古代语言中系词的位置多为空白的真正含义，也就是说，系词处的空白其实就是为道所留的空白，所以这处空白正像西方哲学的“是”(Being)，是其本体论的语言基础，也是中国思想表达道的语言基础。王力在其著名的论文《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中说：
在先秦的史料中，肯定的句子，主格与表明语之间没有系词，乃是最常见的事实。如果我们以少见的事实为例外，那么，我们尽可以说有系词的是例外了。大概越往上古追溯，则越发少见系词的痕迹，这种现象自然使我们倾向于相信最古的中国语的肯定语句里是不用系词的。①
中国古代的系词产生于什么时代以及系词包括那些具体的字在语言学界有很大的争论，如王力后来认为在东汉之前是没有系词的，这种观点是语言学界的主流，但也有一部分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在先秦的文献中已经出现了系词，并在什么样的词是系词上与主流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不论怎样，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在中国先秦时期，不用系词的语句是绝大多数的，而用系词的是少数的，如果对系词的界定比较严格，可以说是少数的例外。但是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中国语言中的系词与西方语言中的系词相对固定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语言中的系词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固定在了“是”(Being)的词语系列上，而在中国的思想中，我们却对于哪些词是系词还有着不同的意见，这种情形其实是有深意的，是要进行仔细考查的。
二 中国语言中系词的五个意义路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系词是与其意义丛或意义链的法象思维相联系的，中国独特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的系词有以下几个路径：
(一) 空白的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不用系词的语句是绝大多数的，而用系词的是少数的，这就导致主语与表语之间有一个空白。中国先秦的语言文字是没有标点的，我们说主语与表语之间存在空白是从思想分析的角度来说的；当然，在主语与表语之间朗读时的停顿是存在的。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国古代语言中主语与表语之间的空白是系词，但此处的空白却是中国语言表达最为本真的显示，它的位置正处于系词的位置，它的意义是将相互指涉的意义丛或意义链组织在一个空间之中，表现出一种相即不离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中国古代语言的主流，也是中国思维方式建立的最为基础的语言学根基。
(二) 称谓的路径任何语言都会有对于事物的称谓，中国古代的语言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中国思想中的称谓揭示的是一种独特的关系。在中国思想中，指示是很重要的思想路径，而称谓就是一种独特的指示，这种称谓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语言与语言的指示对象的关系，而是意义丛或意义链之间的指示关系。在中国古代的语言中，这种称谓类似系词，它们包括“曰”、“惟”、“谓”、“谓之”、“之谓”等。
(三) 是与非的路径“是”是现代汉语中最为重要的系词，但是作为系词的“是”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王力说：
“彼是”的“是”与“是非”的“是”可认为同一来源。不过，我仍然认为这两种意义在先秦已经是分道扬镳，各不相涉的了。
上文说过，“是”字当作系词用，乃是六朝以后的事情。但是，它的来源是“彼是”的是呢，还是“是非”的“是”呢？换句话说，它的来源是指示代名词呢，还是名词或形容词呢？这是很费考虑然后能答复的。①
进行判断是每一种语言都必不可少的功能，但王力认为，判断并不是在每一种语言中都需要通过系词来达成的，他认为在中国的语言中，六朝以前的肯定句中没有系词，否定句中的“非”字可以算是系词，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系词，因为“非”字的系词性是在词句结构中体现出来的，而“非”本身的意义则只有否定的意义。在系词“是”形成以后，“不是”也随之产生，所以“不是”的起源并不是“非”，也就是说，“不是”不能等同于“非”。这样说起来，“是”与“非”的路径，大约早期更多地由“非”体现出来，它与作为形容词或名词的“是”与“非”相关联，这应该是中国以后形成真正系词的一个重要源泉。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就会明白，中国语言即使在以后形成系词以后，“是”与西方的系词相似的地方在于判断，但这种判断是与中国式的指示关系相贯通的，它也并不具备西方语言中的系词“是”(to be)的形而上学内核。
(四) 代词“是”的路径西方语言的系动词(to be)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表示着本体论的根据，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存在、在的意思在里面，比如把巴门尼德的名句“存在是存在的，它不可能不存在”翻译成英语就是“that it is and cannot not be”或“that IT IS, and it is not possible for IT NOT TO BE”②。但是在中文中说“that it is”就是很不好理解的，因为在中国语言中，“是”并没有形而上学的逻辑性，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指示，所以在“是”的后面什么也没有就不好理解了，除非把它理解为“是非”的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作为系词的“是”的发生时间在语言学界有争论，如王力认为大约在六朝时期，而也有学者认为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这个当然涉及到对于“是”在句子中作用的认定，但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并不是特别地依赖于系词“是”产生的时间性，我们所要明晰的是，“是”的由指示代词所发展来的指示功能正是与中国意义丛或意义链法象思维的特点相契合的。当大规模的法象图式解体以后，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意义丛法象思维的指示、传递特点正是通过系词“是”来得以继续实现的。
(五) “为”的路径王力对于“为”演变的路径有一个说明，他说：
“为”字原是纯粹的动词，有“作”、“造”、“治”、“从事于”……诸意义，而其用途比“作”“造”“治”诸字较为广泛。后来行为的意义渐渐变为轻淡，然后有“变为”、“成为”……诸意义。段玉裁所谓“凡有所变化曰为”，可以说是彻底了解“为”字的意义；因为凡有所造作，也就是对于原有的事物有所变化。演变到最后阶段，“为”字渐渐带着多少系词性了；然而在许多情形之下，仍未完全脱离“变为”“成为”……诸意义。③
王力在《中国文法中的系词》一文中，仔细考查了“为”字从动词到系词演变的各种类型，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主要注意“为”与中国古代意义丛或意义链思维方式的关系，可以说“为”字能很好地表达中国古代意义丛或意义链的关系。首先，“为”字很接近“曰”、“谓”等称谓词，王力说：“‘曰’字‘谓’字，与‘为’字为双声，其韵部也颇相近，故在某一些情形之下可以互相通假。”①他并引用王引之在《经传释词》里的话说：“‘曰’犹‘为’也，‘谓之’也。若《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属是也。”②而我们已经知道，《尚书》里的以上例子正是典型的意义丛法象思维的表述方式。其次，既使从“为”字作为动词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出，为字有表达意义丛法象思维的能力，如：
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③
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④
至于接近系词用法或较纯系词用法的“为”则更能充分地表示意义丛法象思维的关系，如：
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⑤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⑥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⑦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⑧
虽然语言学家王力认为，中国语言中的系词“是”是由指示代词“是”逐渐演变而来的，不过，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感到，中国古代语言中的系词是由至少五条路径逐渐演化而来的，而这五条路径可以说都与意义丛或意义链的法象思维有着或疏或密的关系。
三 中国语言中的系词在中国思想中的意义中国古代语言中的系词由至少五条路径逐渐演化而来，在这五条路径所显示的意义中，我们感到，指示的意义是各条路径的核心，所有这五条路径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指示的路径的展现。指示的意义是意义丛或意义链法象思维意义的核心，这种意义常常是通过称谓、空白、“是”等路径来达成的。从哲学的视角看，在这种意义丛和意义链的指示关系中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即起源的意义和本体的意义，中国古代思维的意义丛或意义链思维方式正是通过指示而传递着本体与起源两个方面的意义。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本体论与宇宙论是不分的，这也导致了起源与本体的意义的合一不分，所以中国古代语言中的系词首先正是这种指示关系的显现。系词的五条路径都担负着指示和传递的任务，但是由于中国本体论的这种复杂性，导致中国思想中的系词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不统一的，从西方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许多词都有点像系词但又有点不像系词，这也是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界存在着关于系词产生的许多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系词的称谓是西方语言学传进中国后的产物，系词的原意是指在西方的语言中的“是”(to be)，而“是”(to be)不仅是语言学中的核心概念，而且是西方本体论构成的基石。西方思想的本体论就是以“是”(BEING)为核心的逻辑推演系统，在这个推演系统中，“是”是这个系统得以运行的基础，它是把不同的概念统一在一起的核心，这个“是”凡是熟悉西方思想史的人现在对它都有深入的理解。但是我们要问，中国的系词是西方思想中的“是”吗，或者我们意图在语言中寻求的就是一个和西方思想中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吗？在这里，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到西方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的侵蚀，我们已经无意识地以为我们中国思想中的系词的含义就是与西方的系词是一样的，我们没有想过，在中国思想中，系词这个提法准不准确，至少我们中国思想中的系词是不是具有其独特的不同于西方思想的含义，这一点其实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思想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现在意识到，系词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到不同文明思想走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系词的本质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在语言中，表示概念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词类应该是连词，但是系词的重要性要远超连词，可以说，一个文化中的概念主要是由系词来达成的，在西方的思想中，系词“是”构造起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而在中国思想中，系词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现化汉语中“是”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而且汉语中的“是”已经受到了西方语言学的重大影响，加上逻辑学在中国中学以上的语文教学中的普及，我们已经几乎要忘记了中国的系词与西方语言中的系词的重大的差别和产生的根源。
研究系词，首先注意的就是系词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在中国思想中，中国早期的思维方式是意义丛或意义链的法象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意义链之间，相对应的节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指示的关系，我们把《尚书洪范》中关于五行之间的关系进行如下的排列：
水、火、木、金、土。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
咸、苦、酸、辛、甘。
在这种排列中，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有三条意义丛或意义链，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指示的关系，也就是说，水、火、木、金、土的意义在于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而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的意义在于咸、苦、酸、辛、甘。在这种意义链的指示关系中，我们明显地感到有一种东西在意义丛或意义链之间进行传递。从意义链的节点上来看，我们也很清晰地看到“水”指示着“润下”，“润下”指示着“咸”，其他的四个节点也具有类似的指示性。《尚书》五行中的这段文字使用的连接词是“曰”，“曰”是不是系词，语言学界是有争议的，大约争议的根源还是纠结在西方思想中系词的意义，如果要严格地寻求西方思想中的系词“是”，那中国的思想中当然没有，或者至少说很难寻到，这在中国当代哲学研究中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我们要寻究的是，系词真的只有西方思想中的那一种吗，或者说不同文化中的概念必须要按照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那样建构起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由于系词在构建思想中的核心位置，系词就在哲学上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是与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其本体论的表述有关的，很显然，对于系词意义的揭示也是对于一种文明的哲学根基的揭示。
那么，在中国的语言中，哪一个字最能代表中国系词的特点并与西方的“是”在思想上有对应的关系呢？“是”当然是一个选择，但是中国思想中的“是”现在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很大影响，使得它似乎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中国思想中系词的所有意义，尤其是哲学上的意义。仔细思考这一点，我们会感到在中国思想中有一个词非常地特别，它有许多西方思想中的“是”所没有的意义，但它也被中国思想认可为系词，这个词就是“即”，今天我们一般是把“即”和“是”放在一起来说的，“即是”可以说是既代表中国又具有西方的思想特点的一个系词。“即”的象形文字是画着一个人坐在桌几旁边，表示着人在桌几的近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具有“不离”、“相即”的意思。“即”显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中的系词，但它却最能代表中国思想的系词的精髓，在中国古代早期的意义丛或意义链的法象思维中，那互相指示的意义丛或意义链之间的空白处正蕴含着“相即不离”的含义；由于“相即不离”很容易产生指示的意义，所以说“即”的指示意义正是在“相即不离”的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相即不离”的意义的基础上，“即”后来又发生了“进入”的意义，如佛教时期所说的“即万物之自虚”，我们可以把它的意义解释为不离万物的本体，但更精确的理解其实是进入融合到万物的虚空之中，这就如同庖丁解牛，掌握了道就可以使刀刃进入牛的虚无之处而贯通大道，其实，“即”的这个意义是我们忘记了的。这样总结起来，“即”作为中国思想系词的代表大约有四个含义：1、“相即不离”；2、指示；3、进入、融入；4、即是。可以说，在这四个含义中，只有“即是”的意义是和西方思想中的“是”有部分的重合的，而其它的三个意义却都是中国哲学思想所独有的。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的思想与西方人有这样大的区别，这一点从中西思想所使用的系词的意义的重大分殊上就已经显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