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城乡关系非均衡发展的研究中，到目前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改革以后, 城乡差距的变化主要导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性障碍”。^①与此相关，其他很多研究^②认为：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其核心是户籍制度)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原因。蔡继明的一项研究表明，城乡户籍歧视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中的24.8%；^③Shi将不能得到解释的城乡收入差距的42%和小时收入的48%归因于劳动力市场扭曲，其中户籍制度可以直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28%；^④姚先国和赖普清把城乡工人劳资关系差异的20%—30%归为户籍歧视的结果。^⑤林光彬将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性成因进一步扩展，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发生机制和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市场等级化格局以及资源流动性障碍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相互作用的结果。^⑥吴群则把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具体化为城市对农村的三次剥夺:即，50年代初期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民生产资料的无偿剥夺，1950—1990年实行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以及目前不少地方正在或已经发生的土地不合理征用。^⑦从这些研究的内容可以看到，他们大多关注城乡经济差异和二元并存的事实，而对乡村的社会内源性动力缺失却关注较少。^⑧

目前上海农村的发展，从制度环境来看，已经基本不存在户籍和社会保障等的制度性障碍。但是，从内部结构来看，上海农村与上海城市发展的速度相比，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为什么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型社会上海依然存在这种差异？目前上海市正在推动的郊区城市化策略为何推动了十多年仍然收效甚微？这里除了林光彬的解释以外，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对“本土价值”的侵蚀和“诱惑”而导致的郊区农村自我价值认同的缺失以及本土团结力量的势微是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其结果是：郊区农村在应对城市扩张这一“主流”话语时无法提供必要的抵御手段，从而无法改变自身被剥夺的处境。

一 内源性发展视角下的本土价值和公共参与

内源性发展理论主要侧重于文化本身，指在社会变迁中由该社会的内部创造所引起的发展方式。内源性发展的动力是本土资源，依赖本土劳动力创新机制，而不诉诸于外在力量的驱使，不改变本土传统文化，有效调动民众自主性并且发挥其积极性和本土特色。同时，内源性发展更倾向于本土社会化过程，这种要求对于减少城市人口压力、限制人口流动、改善农村“空巢”现象、实现有效资源配置等有其现实意义。因此，它将避免农村经济完全依附于城市经济体系，从而避免产生农村人口大量涌入给城市带来的混乱；同时，它还将避免发达国家已经发生的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引起的农村地区人口过疏化、老龄化所导致的村落社会解体，从而保证农村和城市协调发展。^①

1.内源性发展的核心指标

英国莱斯特大学的Lan Bowler认为，应加强对本土(local)的强调来回应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内源性发展意味着借助当地资源，发挥自我维持的一个过程并且没有依赖于国际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和国际监管机构制约的嵌入式发展。^②该进程已经被广泛用于探索地域和农村发展的均衡问题，也在此基础上对于农业中的内源性发展做了更多的努力，在那里“自下而上”的战略已与先前主导的“自上而下”或外源性发展范式^③相比较。研究认为农业内源性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对本土资源的依赖、对发展的当地控制和本土发展利益的保持力。这些农业的内源性发展的属性包括：(1)一个自我为中心(self centred)和发展的本土进程；(2)基于本土可获得的资源(自然的、人为的和文化的)；(3)依赖于生产本土的具体产品和服务；(4)原始组合的社会关系、市场和将本土特征转换成资源的技术能力；(5)为本土资源提供一个新的动力；(6)管理成本高于处理和转换成本；(7)留于本土的发展优势；(8)对发展进程的本土控制；(9)本土价值的发展(以上观点见于van der Ploeg同Long 1994和van der Ploeg同van Dijk 1995不同出处的论文)。总体来看，内源性发展的基本观点强调基于本土价值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并在本土发展优势上建立成熟的控制机制，如此本土资源可为本土化发展提供再促进机制——即新的动力。

2.本土价值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农村经济中心的Christopher Ray着重关注于地域身份，主张通过探索内源的或地域的发展活动和现代性反思的广阔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来寻找路径。目的是表明身份建构与地域建构之间的联系，认为这一身份的主要来源是文化、历史或物质。他指出地域身份建构的目的在于在制订战略和落实到地方结构过程中，这种地方结构可以使本土化协调更多和更有效的外部力量，而这种外部力量可能会破坏本土化的良好社会经济基础。该方法试图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识作为发展政策和行动单位。^④换言之，只有地域居民(村民)具有基于本土价值的地域身份认同才能组织村落的集体力量帮助村落抵抗外来力量的侵袭或较好的融合外部力量为本土价值服务。对此Mamadou Ndoye也认为内源性发展假设文化身份的提升，而建立在外源性的行为模式、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内源性发展是不可能的。^①

3.公共参与

Gioacchino Garofoli认为内源性发展的模型可以保证地域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的自主权。通过强调地域社会行动者的决策过程中心地位和控制并内化外部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来实现，普遍地发展自我维持过程。这个过程转型是以基于地方特征的公共参与能力和事实作为基础的。^②即，只有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土参与过程，才能增加本土团结的力量，从而以此来较好的抵御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侵袭。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内源性发展更强调本土文化和社会建构这两个核心要素。基本观点是：第一，身份是讨论是否具内源发展动力的基本前提。第二，公共参与或者说公民自身和集体寻求发展的努力，是内源性发展的基础。而按照内源性发展的理论，当一个社会具备了这两个基本特质的时候，他便能够较好地团结起来以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并与外部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与共同发展。

二 基于土地资源的本土价值认同缺失

在内源性发展的理论中对于本土价值的界定主要有两个基本元素，第一，作为本土自然资源的土地成为衡量农民能否具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城市的扩张中土地往往成为二者竞争的核心资源，而作为拥有者的农民是否能够很好地利用这种硬资源进行维权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二，在此基础上作为文化资源的农民身份认同成为竞争中的一个地位话语，农民作为都市型上海社会的“市民”认同是否“强势”成为抗争城市入侵的软资源。

目前，城市扩张在思想层面上正在深深地影响着村民，在他们看来土地的被征用和开发是他们改变生活，实现地位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表现是“积极的”，对土地的态度是“消极的”，他们没有把土地当作作为进行必要抗争的交易资源准备，甚至他们积极、迫切地期望城市扩张能快速、有效地作用于自己。

地能转让就最好了，要是被征用就更好了，这样一了百了，换个工作，没工资还能享受个低保。将来我们的孩子都去城市里工作，要是在农村也不种地了，留着也没什么用。

以前没有什么其他工作，那我们老百姓只有种地，现在好了，可以出去打打工，干干零活，就这样赚的钱也比光种地的多。所以现在这里很多家都把地送人了，送邻居送亲戚，送给那些还需要种地的人。有时候地还送不掉，还没人要，那要是有外地人过来承包就好了。

同时，农民越来越期望子女或者后代能有机会“进城”以摆脱农民身份，但是我们发现这种意识的形成除了“收益低”这一因素以外，很大的一个方面是因为受城市“优越观”的影响。

年纪大了我都不想种了，我就指望着孩子能争气点，不要回农村来。回来了也不要种地。种地有什么好，人又累又没钱，你看城市里的人，各个长的白，工资又高。孩子就应该多读点书，找份轻松的工作就行了。

与此相关，数据表明农民大都有过土地转让的经历(图 1)，同时也明显对土地的投入兴趣较低，对村民的日常开支的调查显示，他们对农业再投入的开支只占他们总开支的1.8%。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文化是研究农民在土地上进化与发展的历史。^③因此，我们认为土地文化集中体现了农民本土价值观的变化。土地具有多重属性，主要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在这双重属性的竞争过程中，郊区农民对直接效益的追求使得土地的文化价值属性势微。文化属性是联系农民与农民身份之间的纽带，而文化属性在农民价值观念中的淡化是造成农民对自己身份无法强烈认同的直接原因，这一问题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自我认同感的自觉性缺失。土地的文化属性决定着农民的文化归属，而共同的价值观是乡村发展的基石，如果农民对土地的文化认同越来越薄弱，必然导致农业发展的困境。

对于像上海这种以开发为特征的城市型社会，郊区农村内源性发展的唯一可能就是有效利用土地作为基本的资源动力，但是在文化价值属性式微的背景下，村民失去对于创造土地使用价值的信心，而诉诸于外在的地域开发这一外源性的作用；而事实是他们处于外源性与内源性的交错断层之中，村民由于自我认同感的缺失，只能通过外出务工等外源性方式来满足日常的经济生活。在农民的理性行动过程中，不难发现，农民缺少寻求内源性发展的能力和意志，加上缺少制度保障、经济收益的下降，使郊区农村内源性的发展动力严重缺失而无法建立起与城市价值分庭抗礼的本土价值体系。

三 基于村落政治的公共参与弱化

内源性发展强调农民的自立发展，或者说是自治能力。如果说面对城市扩张的身份认同价值缺失是一种“诱致性”原因，那么基于村落治理过程中参与的“无意识”而导致的集体行动能力缺失就是一种“自致性”原因。内源性发展认为本土团结是自我维持的关键，只有具有了这种强有力的自我维持能力才能使发展动力有效地展现。而这种自我维持能力往往通过公共参与得以实现，内源性发展理论认为“制度网络”是一个解释框架。制度网络中的“制度”概念是指包括地方的本地政府、管制代理商、公共和私人组织例如银行、教育、文化范围，和正式生产团队等。^①制度网络强调整体参与性的作用，制度之间是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只要具备了基于公共参与的政治制度建构，就具有了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所谓政治就是社会各阶级为了维持或改变某一种生产关系而试图对社会公共权威加以控制和影响的活动。政治参与就是通过控制和影响公共权威，来影响或改变一定的生产关系，并使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获益。^②也就是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力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③但是，调查中发现农民这种权利意识非常薄弱，缺少主动性。

“选谁都一样，选票还给钱的，一个人有10块，我们一家4口人，就40块钱。管他的，拿了钱算数。”

“有的时候是小组长叫你选谁，你不好意思不给他面子，只好选上那些他叫你选的人。”

另外，调查数据显示村民对选举活动本身的知晓率也非常低(图 2)，说明村民对以选举为特征的这种公共参与活动关心较少。

这种公共参与意识的缺失从村民自身的因素来看，主要是基于“面子”和“亲戚”关系这两个基本原因。这可以理解为是村民有时候为了自身利益的算计主动放弃公共参与的机会，其结果是无法较好的形成集体意识，使得村落的整体性自我维持能力大打折扣。

“选举还是会选自己的人啊，这样有什么事情的话还能照顾到自己啊。”

村民认为，在自己人当选之后，可以获得一些好处，尽管这些好处可能就是“不被村委会为难”、可以“在交钱的时候晚交一点”等微笑利益。村民已经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与自己密切关联的“个体利益”，他们会为此而简单让渡自己的权利，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他们已经成为典型的“理性经济人”^①。“村委会选举制度是在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产生的, 是为了解决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紧迫性公共问题而对治理体系的变革; 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特点是向基层社会和公民让渡和下放部分治权, 重新构造社会整合体系。”^②事实上，这种基于集体意识的政治自治制度本来可以作为抑制城市扩张的基础，可以成为村民维权的基本话语，但是由于这种参与的无意识和个人算计导致本该具有的行动力无法在抵抗城市入侵中发挥作用。

与此相关，我们也发现村民对于村内资产的态度和对集体经济的关注也因为无法构建集体利益而在逐渐淡化。

我们现在都是自家管自家的，村里有公开栏，我好像之前看到过。但是我们也不懂会计，我们自己看也看不懂。这里面的事情只有村干部他们知道。

以前集体经济时候，我们吃的都是大锅饭，什么事情都是小队长(生产小组组长)和我们村民讨论，然后上报做出决定，现在都是村委会说了算。我们自家都有自家的事情，哪还管村里的事情。我们就一个小队(生产小组)的村民都很少聚在一起，更不要说几千号人的大队了。

Mark Shucksmith认为内源性发展理论研究的难点是如何确保在发展过程中所有本地居民的充分参与。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但是一般认为在村落这个较封闭的社会内部实现起来会更容易，但是需要面对熟人社会的障碍。目前，在农村独立的经济活动使得村民不再依赖于组织、集体的力量。这一方面培养了村民独立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也弱化了村民的集体观念。而类似于选举这类活动可以说是目前农村最为重大的公共事件，如果参与意识也出现进步一下滑，那么村落社会的整体性行动能力将不复存在。

Christopher Ray认为集体身份在农村发展的地域方法中处于重要地位，“这使我们将主动性概念化为社会团体，可标志与其他人的不同，使我们提高类似于‘在团体中’的意识”^①。这里所说的地域方法即是内源性方法，他将集体身份认同纳入内源性方法中并认为是有必要的。简而言之，只有发挥主动性才可能使个体很好地融入一个社会群体，才可能造就一个整合度高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在面对任何可能的入侵都会有极强的抵抗力。

Lan Bowler认为管理成本是针对于内源性与外源性发展关系的基点上考虑的。内源性发展更多依赖于技能，而外源性发展更依赖于技术，内源性比外源性更具有竞争力的方面体现在能降低产生于市场的处理和转换成本(外部成本)，但是管理成本(内部成本)较高。这种观点强调内源性发展中的处理和转换成本可以通过农业劳动来降低，但是管理成本是通过管理组织和个体共同协作完成。^②简而言之，如果组织内部无法达成很好的合作，那么将会使管理成本处于较低水平，丧失发展的基本动力，使农村社会丧失与城市进行对话的能力。

四 结论

根据Lan Bowler关于农业内源性发展属性和守友裕一“内源性发展是尽可能在区域内谋求经济增长的空间”^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在上海郊区农村很难找到具备内源性发展的前述两个基本要素。大部分村民仍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望城”进程中，他们通过种植农作物保证自己自足、在附近小工厂打零工来提高生活质量，对公共事务较少关心，期待着城市扩张可以实现身份和保障体系的改变。

农村地域身份(认同)如同Christopher Ray所述，目的是表明身份建构与本土价值之间的联系，因此，地域身份内涵的建构极为重要。而目前存在的农民身份归属感的不断弱化使本土价值资源无法转化为发展自身的动力，使得郊区农村首先无法从资源控制方面应对城市的入侵，而使其自身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公共参与是村民意志在集体行动中的体现，有了积极的公共参与能够使组织的自我维持能力得到极大地增强。公共参与是联系村落集体与村民个体间的纽带，是村民集体力量形成的源泉，也是内源性发展理论强调的成本指标。因此，这个指标应该是所有衡量指标中最为重要的指标，如果不具备这个基本条件，那么就无从谈起城乡均衡发展这个问题。对此，不同的研究都做了极为深入地论述：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针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五点共识中特别强调应该引入当地居民参与机制；西川润在对内生式发展模式的归纳中强调居民的广泛参与和相互协作以及自主管理的生产关系至关重要^④；宫本宪一对内生式发展模式成立条件的讨论中强调建立区域内居民参与制度。^⑤如果农村社会无法保证公共参与的实现，那么它必将彻底消亡或者使之永远处于与城市的非对称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