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期的东亚地区，一些重要的国际力量及趋势在地方(local)、国家(national)以及区域/国际(regional/international)等不同层面相当活跃。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南的激进革命，则在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是在东亚各现代化“后发国家”——尤其是在中国、越南和朝鲜——由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并在这些国家执政。东亚地区的这些国家后来又都经受住了冷战结束的冲击，以各种方式生存了下来。

然而，激进革命在东亚上述国家的发生和发展绝非一帆风顺。事实上，这些国家通往现代性的政治道路是曲折的，其突出的特点之一，则是激进与保守两种选择为在本国及国际性政治及政治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展开的对抗和竞争。二次大战后，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激进变革思潮及运动曾在与保守势力的对峙中在东亚一些国家占据了上风。然而，保守势力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声音，更没有土崩瓦解。南朝鲜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现代性构建的成功经验不仅削弱了激进革命的影响力，还使得保守取向的替代性选择(the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逐步获得了在东亚诸国家或地区成为走向现代化的“优先选择”的巨大影响力。在冷战后期以及全球冷战结束后，激进与保守选择又在诸多方面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因此，当我们为全面理解20世纪东亚地区的发展而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便会遇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东亚各国关于现代性构建的探寻中，为什么激进革命没有像共产党人所设想的那样成为一种得以排除一切“他者”的主导性选择？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具有深度的回答，就有必要对激进革命与保守选择之间的竞争如何对东亚地区的现代性构建进程起到了塑造和再塑造的作用，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这也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后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的发展动向。本文所记述的，是以冷战时期(尤其是冷战初期)为重点对这一问题的若干思考。

冷战初期，“革命”——尤其是激进革命——曾经是风行于东亚地区的时髦词汇和现象，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东亚各国方兴未艾。到1940年代末，三个由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相继成立。它们同马来亚、缅甸、菲律宾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一起，对于由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所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及其在东亚和世界的统治地位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与此同时，又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亦不同于苏联的现代化和国家建构模式^①。

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东亚地区的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二次大战所催生的。这一情况本身，便揭示了革命与战争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革命和战争互为因果的现象比比皆是^②。二战后的东亚地区也不例外。在这里，二战期间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领导或积极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的抵抗运动，其力量在中国、印度支那、马来亚、缅甸和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都获得了显著的成长。以中国为例，在全面抗战打响的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经历了长征后，局促于陕北一片狭小贫瘠的土地上。然而，到抗战结束时，中共宣称已拥有120余万常规部队和260万民兵，党员人数则达到了120多万^③。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影响力和所获得的群众性支持也在二战结束时达到新的高点。越共在成功地领导了1945年8月起义后，又于1945年9月宣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④。相形之下，朝鲜半岛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战败后，美、苏两国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了南、北朝鲜。在苏联红军占领下的北方建立起了共产党政权。由金日成领导的这一政权并非莫斯科的傀儡，在北方推动并实行了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革命。与此同时，即便在美国占领下的南朝鲜也有着共产党及其他亲共左翼力量的各种活动^⑤。

二次大战酝育了激进革命，而由此所产生的环境和语境又为东亚地区此后复杂的历史走向埋下了伏笔——整个冷战期间，东亚成为世界上受到激进革命影响最大，也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经历战争动乱最多的区域之一。美国在冷战中所参与的仅有的两次大规模“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东亚。这两场战争都是由深刻的、相互缠绕的国内和国际因素所造成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激进革命的影响^⑥。同时，从共产党人的角度来看，这两场战争则又都是朝鲜和越南革命及与之相关的国家统一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激进革命兴起于东亚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在关于自身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的表述中对于革命民族主义的强调。共产党人在东亚各国(甚至包括金日成主要依靠苏联红军的扶持而在朝鲜北部建立的革命政权)无一例外地广泛使用了革命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语言。凡在激进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家，在共产党人有关自身革命历史的表述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必定是关于自己在抵抗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国及其同本国反动派联盟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叙事和“传奇”。正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能够对自已的使命和任务做出比之他们的保守派对手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表述并使之转变为政治行动，他们才能够为自己的政治和社会革命赢得更为深厚的群众性支持，从而为激进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①。也就是说，激进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共产党人在表述和动员层面将自己的主张同民族主义更为有效地连接起来分不开的。

毫无疑问，这并不意味着东亚各国共产党人未将共产主义信仰当成一回事。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旨在将充满压迫和剥削的“旧世界”改造为以普遍正义、平等和繁荣为特征的“新世界”。正是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这种乌托邦色彩为东亚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政治话语层面上广泛的想象空间，从而使共产党人得以发展出关于他们的革命代表着历史及本国/本民族未来方向的有力表述^②。

东亚各国包括历史、文化以及现实政治的特殊国情对于由共产党所领导革命的成功有着关键性意义，并使得共产党人不能不同时以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民族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将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与“西方”)相比较的话，便不难发现，中国、朝鲜和越南等东亚国家在历史上深受儒家以集体价值为中心取向的道德观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这也提供了一种为共产党人实行群众动员时所亟需的“文化匹配”(cultural match)，从而使得他们更容易为自己的革命(常常被解释为为改善国民和社会等“集体存在”的福祉而作出的选择)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合法性(亦即来自于他们的“内在”支持)。而在另一个层面，当激进革命以集体/国家利益的名义而造成了个人的极大苦难乃至牺牲时，以集体价值为中心取向的文化传统又减少了普通民众对之实施抵抗的可能性。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又在于，这一为之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的文化—历史传统，却曾经是革命所宣称要予以摧毁的对象。

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由二次大战而给东亚各国带来的极为深重的民族危机情势，也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一种“黄金时机”，使他们得以将“救亡”和“革命”的任务连接起来，并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战略和政策。关于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对于革命环境的形成至关重要这一点，可以通过中国的例子获得有力的说明。中共在二次大战期间的显著发展是与二战爆发前数十年间在中国内部所积累起来的巨大紧张分不开的。对于中共力量在抗战期间的迅猛发展，当然可以通过国共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来加以说明——在双方的对峙中，中共第一次拥有了在全国范围内向国民党提出挑战的实力^③。然而，若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抗战胜利后正是由于积聚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性变革的巨大能量的“骤然”释放，为作为中国最为激进的政治力量的中共提供了适宜其大发展的宏观环境。

对于理解激进革命何以会在冷战初期的东亚盛行，上述中国个案有着更具普遍性的意义。朝鲜和越南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身份认同、以及在近代沦为外国列强殖民地的惨痛经历。因此，追求和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成为两国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面对的一个属于重中之重的课题。正是由于将民族从巨大屈辱与深重危机中解救出来的神圣使命一再受挫，使得朝鲜人和越南人对于迅速改变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渴望。于是，同中国的情况相似，一种更有利于激进革命的大环境也在这两个国家出现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给东亚各国人民所传递的信息是，共产主义作为走向现代性的最佳选择，不仅会给东亚国家带来国家民族的独立，也会带来“解放”和现代化。共产主义因而获得了很多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的认同。二次大战结束时，日本的战败与诸如法国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没落又为朝鲜和越南的共产党人搭建起了一座民族主义的舞台，使得他们得以上演自己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大戏。鉴于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的趋势有着如此深刻和积累性的性质，很难设想，激进革命在冷战初期的东亚不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蔓延开来。

与上述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在东亚由共产党所领导国家的合法性表述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上文论及的“解放”的概念。其中为人们所十分熟悉的，应当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所作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宣示^①。在毛泽东一生所作过的声明中，这也许是最为重要、也最具有持久性影响的一项。它所涉及的，是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历史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东亚国家，围绕着“解放”而形成的关于本国近现代历史的叙事，无一例外地将政治社会革命和民族独立联系起来，强调了共产党革命独一无二的历史正当性质。而处于这一革命对立面的保守势力，则不仅被描述为极端反动及腐朽，也往往同“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关于“解放”的表述固然是从属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语汇的，但它以国家民族的命运改变为诉求，并将政治社会革命和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又从一开始便占据了一种道义上及政治想像上的制高点，并获得了超越种族、文化、宗教、社会分层以及地域等种种差异的某种“有限普世性”。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作为“革命国家”的东亚各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对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以及构成其规范基础的“民主”和“自由”的话语体系——持完全不予认同的对抗态度; 同时，也不受到它们的制约。而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它们作为在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有着最大利益分配份额的行为者，也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极为深刻的“被威胁感”。从世界范围看，这同冷战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对抗的基本特质以及集团对抗的国际政治特征是一脉相承的。

二次大战后，当激进革命以一种似乎具有压倒性的态势在东亚迅猛发展之际，保守反共的政治力量并没有陷入缄默。在1949年前的中国和1949年后的台湾地区，存在着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在南朝鲜，有李承晚以及1948年建立的“大韩民国”；在越南，先后出现了保大皇帝以及吴庭艳等人所前后领导的西贡政权。在某一国家内部或是国际间的实际政治对抗中，保守势力都是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阻碍。从根本上来说，就东亚国家在一个世界范围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所面临的基本挑战而言，保守势力提供了不同于激进革命的一系列替代性回应。在整个冷战时期——但尤其是在冷战初期和中期——这种由保守势力所代表的替代性选择一直在国内和国际的不同层面与共产党所领导的激进革命展开激烈的较量，并同冷战发生发展的大潮流形成汇合。然而，激进革命和保守选择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又并不是时时处处都相互排斥的。两者以各自的方式成为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力量，因而都是这一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在这里，我将保守政治势力在东亚各国的规划与行动界定为“保守取向的替代性选择”。这是因为，尽管不同国家的保守力量所采取的具体战略和政策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总体规划和行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却同共产党所领导的激进革命运动有着一些根本性的区别。比之共产主义革命的规划与行动，从根源上来说，保守势力的“宏观政治设计” (grand political design)所依托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同各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更具连贯性，也更少内在冲突。保守势力其实同共产主义革命者一样，也迫切希望实现国家现代化，并使得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站立起来”^③。然而，他们从不像共产党人那样在自己的表述和行动中对传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与此相联系，保守势力也往往更愿意也更能够依赖各自国家现存的政治和社会政治精英阶层来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造。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保守势力都持坚决反共的立场，把共产党人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同激进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固然有“红色恐怖”，但在冷战时代的台湾地区、南朝鲜和越南南方，“白色恐怖”和保守派政权对于共产党人、党的同情者或支持者的血腥镇压，也屡见不鲜，甚至成为非常时期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常态。同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威权主义政权及政治领导人的独裁和专制统治(如蒋介石、李承晚等)。但在威权政治行为的背后，有着这些东亚国家可以追溯至前现代以王朝专制统治为特征的政治遗产的深远影响。同时，保守力量的威权政治体制及其实践从未达到个人专权的极致程度。在南朝鲜和台湾地区，威权政体在冷战后期和冷战结束后都由于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态变化，也由于它们的存在同日益成为世界政治主流的政治民主话语之间长期存在的高度紧张，而最终走向瓦解。

同上述国内政治特征紧密相关，在国际事务中，保守政权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共产党集团”的全球冷战对抗中，坚定地站在前者这一边。它们也从美国得到了军事、经济和财政上的大量援助，以及战略上的支持。结果，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反共阵营的重要成员。事实上，它们的重要性在华盛顿的眼里达到了如此具有决定性的程度，以至于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历任美国最高决策者都将它们视为维护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不可或缺的支撑点^①。与此同时，美国也为它们成为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回过头来看，南朝鲜和台湾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是保守势力得以使自己的现代性构建努力走向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上述这一切，都在东亚各保守派政权统治下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反映出来。这些保守政权在制订国内经济发展计划时，在行为上与它们的激进革命对手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们拒绝采取激进的土地革命措施(其主要特征，是没收地主土地，在无地农民中重新分地，并在随后开展各种形式的集体化运动)；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支持彻底废除私有制的做法；它们更不会实行以创造“新人”为目标的社会改造工程。事实上，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激进革命和保守势力在现代性构建纲领上的一些基本区别。

然而，在冷战初期，保守势力在同共产党对手的对抗和竞争中却遭遇了重重困难。在1940年代后期的中国内战中，尽管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曾在军事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但仍然在短短三年间便被毛泽东和中共打败了^②。在印度支那，保大和之后的吴庭艳等在与越共的较量中，根本无法将自己塑造为民族利益真正的——更不必说唯一的——维护者。在1940年代末的朝鲜半岛，与共产党执政的北方相比较，南部为保守力量所控制的国家和社会更处于分裂状态，也更为动荡不安^③。金日成之所以急于用军事手段将整个朝鲜半岛统一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其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他和他的许多同志们断定(尽管这是一种误判)，包括南方在内的整个朝鲜半岛都存在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和条件^④。

在不同的国家，造成保守势力所遭遇困难的原因有时也是不同并具有特殊性的。比如说，在抗日战争中，他们被认为同亲日合作分子有着更多的联系，从而使得他们关于自己是真正民族主义者的说法在共产党人的挑战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1940年代末以及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派系分立、任人唯亲的猖獗和腐败的泛滥分别使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吴庭艳的西贡政权的政治、军事实力和总体上的合法性受到了严重削弱^①。1940年代末，在面对当时已呈脱缰野马之势、堪称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的通货膨胀问题上，蒋介石却完全无能为力，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手段，从而使其政权及其反共战争难以避免失败之命运^②。

冷战初期保守势力所遭遇的困难还是由一些相似的共同原因所造成的。从一种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保守势力的政治、经济改造规划没有像共产党人那样做出实现迅猛和深刻变革的承诺，因而在表述的层面缺乏吸引力。他们因此难以像共产党人那样，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形象告诉民众，历史是在自己这一边；至少，他们难以击破共产党人关于历史在激进革命那一边的说法。

然而，时间并不总是在激进革命这一边。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作为激进革命意识形态基础的乌托邦理想曾经拥有的优势，后来却在历史实践中转而成为其根本性的弱点。归根结蒂，任何具有超越性质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都必须不断受到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而实践中的激进革命的一个根本性误区在于，它们所遵循的“不破不立”的政治哲学，使得革命的进程在“破”的领域可谓摧枯拉朽，但在“立”的范畴却是举步维艰。然而，“破”字当头，“立”字却并不一定就在其中了。而被破了的东西要重新立起来，却远不是那么容易的，甚至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历史再也回不到出发前的原点了。正是由于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改造的理念与实践难以在“破”、“立”之道上经受住普通人生活经验的检验，激进和保守选择之间的攻守之势也开始发生逆转。保守选择在围绕着何者更应当成为走向现代性之路的问题上与激进革命的竞争中，也获得了大大增强自身影响力的可能性。正如人们所熟悉的，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这正是由南朝鲜和台湾地区崛起为“亚洲小龙”的经验所提供的例证。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朝鲜战争是激进革命和保守选择在东亚对峙的试金石和转折点。1950年6月，在北方向南方发起以统一整个国家为目标的进攻之后，美国的介入拯救了大韩民国，使之没有被北方打败和占领，也成为韩国国家构建的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出发点。之后，中国的参战不仅拯救了北方的革命政权，也成为中国发展模式确定以及政治及社会环境进一步激进化改造的重要关节点。与此同时，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作出了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使之“中立化”的决定，固然对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起到了决定性的阻碍作用，并使得“台湾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但同时，这也为台湾地区追求独特的现代化之路开创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条件^③。

这里，有必要就中国参战的结果及影响做进一步的讨论。在中国领导人出兵朝鲜的思考中，当然有着保卫国家安全、包括边境安全的考虑。但如果仅仅将中国出兵的原因局限在这一点上，恐怕就低估了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视野、决策智慧和使得“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待问题:当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时，除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外，他们还希望由此而将对于新中国的外部压力转变为在国内实行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的内在动力，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中共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全面控制，并极大地加强新中国的国际声望和地位(在中共的政治实践中，对于这两个目标的追求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互为因果的)。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来说，中国对于朝鲜战争的介入，是揭示并实现中国革命所包含的普世性价值的重要步骤；从这里所反映出来的，则是他们希望新中国通过对于“旧世界”的挑战而在世界事务中——首先是在东亚地区国际事务中——取得中心地位的勃勃雄心^①。

毫无疑问，中国为参与朝鲜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数以十万计的中国士兵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生命；台湾海峡的局势变得更为复杂了；在中苏同盟关系得到加强的同时，中国对于苏联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的依赖大大加强了(而这又成为导致中苏后来走向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全面对抗进一步升级，并将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面对中国在国际安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在对各种资源的配置中，将国防和重工业放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并采纳了以高度集中为主要标志的统制性计划经济模式，从而成为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持续陷入“短缺型经济”形态的逻辑出发点。

然而，从毛泽东和新政权的视角来看，比之所有的代价，中国入朝参战所带来的收益要大得多。中国入朝参战以及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兴起，在国内形成了以爱国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为主旋律的广泛的群众动员，并由此而带动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包括镇反、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思想改造在内的各种运动席卷了全国城乡。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组织和声望也伴随着这一切的推进而开始渗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当朝鲜战争于1953年7月结束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面貌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新政权的大规模反革命抵抗活动已被粉碎；随着土地重新被分配，构成旧中国农村社会权力基础的地主乡绅阶级已被消灭；大批被认为丧失了革命意志的干部受到了整肃或再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已被置于国家更为严密的控制之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受到了革命后的第一轮思想改造。所有这一切，不仅使得中共有效地加强了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性控制，而且也极大地深化了毛泽东和中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地位，并增强了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对于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的内在接受和支持。毛泽东本人作为参战决策的主要推动者，在党内建立起了一种比之先前更少受到制衡并更具有个人独断特征的政治权力，因而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权威和激情，将空前宏伟的愿景和空前巨大的权力结合起来，在此后十余年间推出诸如大跃进和“文革”之类以改造中国国家与社会为目标、但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的“大动作”^②。

若从与各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进程相关的地区和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的最重要后果，则是东亚在整个资本主义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的冷战总体战略中以及资源分配排序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策者和军方对“共产主义扩张阴谋”在东亚的严重威胁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关于“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的界定，以及关于此种利益如何受到了挑战及应当如何予以维护的看法，也变得更为严重，杜鲁门总统因而迅速作出了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当南朝鲜军队和美军及联合国军受困于“釜山防御圈”时，杜鲁门等又决定，美国应当继续并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卷入^③。朝鲜战争的延续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冷战在东亚的升级，还构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作出“放蒋出笼”决定的背景, 以便在朝鲜战争的最后阶段“遏制来自中国的‘威胁’”^④。所有这一切，又形成了美国决策者在朝鲜战争期间决定更为深入地卷入印度支那军事冲突的大背景^⑤。

即便在朝鲜战争于1953年结束后，在中美全面对抗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普遍相信，比之苏联，中国对于美国构成的威胁“更为疯狂”，因而也具有“更为危险”的性质^⑥。这一判断，为美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继续对亚洲进行军事干涉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的历届美国决策者都坚持认为，如果美国允许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激进革命运动在东亚地区不受遏制地得到发展，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便会受到致命的损害。这种信念和看法，对美国逐步卷入“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亦即越南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①。在美国冷战战略的实施中，更出现了一种“东亚错位”的现象：尽管冷战的逻辑重点显然是在欧洲，美国的主要冷战对手是苏联，但在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美国实际军事配置的重点却在东亚，并一再卷入在东亚——尤其是在越南——的军事冲突。从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也就不会有越南战争了^②。

应该看到，朝鲜战争期间及之后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干涉之所以升级，并不仅仅是出于推动现代性构建道路和经验上的保守选择的目的。美国人来到亚洲，为的是维护他们眼里的本国在冷战中的战略利益。长期以来，不少美国外交史学者因而一直对美国在东亚和世界上的冷战经历中的霸权特征提出批判^③。然而，美国对东亚军事干涉的加强以及东亚地区因此而在美国和资本主义西方战略思维中地位的上升，确实也同时为保守选择获得政治、经济资源提供了某些最为重要的条件——相形之下，倘若没有由朝鲜战争带来的这个转折点，南朝鲜和台湾地区是难以在自身现代性的构建中获得这些资源的。

在上述大背景下，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问题”在美国冷战战略中获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发生于1954—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又进一步使得“台湾问题”在中美对抗中的地位上升，并使得中美两国在朝鲜战争后再度濒临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1954年12月，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影响与冲击之下，美国决策者作出了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决定，使得美国对于“防卫”台湾的“义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在1958年发生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华盛顿又作出了为金门地区国民党部队“护航”的决定。所有这一切，不仅造成了台湾地区问题的进一步“国际化”，也使得中美两国持续处于对抗状态^④。

就对南朝鲜和台湾地区的影响而言，朝鲜战争极大地加强了首尔和台北政权的反共倾向，并使得它们比以往更具有威权特征。早已弥漫于南朝鲜、台湾地区以及在反共和反革命政权控制下的东亚其他地区的“白色恐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巅峰。但与此同时，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东亚的军事干预以及战后美国军事力量在东亚的持续存在(包括之后对越南的军事干预)，为首尔和台北这样的反革命政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安全保护伞，这些政权也因而得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所有这一切，同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财政上给予它们的大量援助结合在一起，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起飞”创造了一系列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背景下，南朝鲜和台湾进一步进入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市场，并通过学习、消化和变通西方工业国家的现代化经验，而为发展自身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占据了有利地位。

保守选择走向成功的故事的主角并不是美国人，而是韩国人和台湾的中国人。尽管美国广泛卷入了东亚事务并对保守势力提供支持，但无论是南朝鲜的李承晚或台湾地区的蒋介石从来就不是华盛顿的“走狗”。恰恰是在美国深深卷入亚洲事务、而来自美国的支持似乎已是不可或缺的背景下，李承晚(以及后来继任的朴正熙)、蒋介石(以及子承父业的蒋经国)，甚至吴庭艳都表明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美国盟友的意愿，并在很多时候也显示出这方面的能力。事实上，正是在经营处理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的过程中，他们也获得了发展并突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更多机会——而决定这种认同的首先是他们自己的观念、想法和政策导向，而不是因为他们是美国的盟友。众所周知，在首尔、台北、西贡同华盛顿的关系中，往往是合作与摩擦掺杂在一起的^①。

这里，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因素应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美国在同保守势力有关的国家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之或是支持或是反对要复杂得多。出于在全球冷战中反苏、反共的战略利益考量，华盛顿支持首尔、台北和西贡政权，并往往对这些政权的威权性质视而不见，因而在冷战全盛时期起到了帮助这些政权维持其威权特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推动民主以及推广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却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制定东亚政策的大框架中消失过。美国的东亚政策之所以必须将促进民主制度当作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植根于美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赋使命”(“mandate destiny”)深层意识的巨大影响，美国人因而认定，按照自己的理念和想法来改造世界是一种神圣使命^②。除此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全球冷战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抗的性质以及美国在东亚从事冷战的政治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冷战初期美国对东亚干预的不断升级，却使美国人面临着一种自己从未遭遇过的挑战，使得华盛顿在如何应对非殖民化潮流这一特定的“冷战国际政治问题”时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困窘局面。本来，二次大战导致了欧洲殖民大国的衰落以及它们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的逐步瓦解。在主要西方大国中，美国是唯一没有显著的殖民主义传统和负担的国家；美国的创建，是通过独立战争从宗主国英国获得独立的结果；美国文化和政治哲学，因而将自由和自决(包括民族自决)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基本价值^③。从道理和逻辑上来说，非殖民化原则是同美国的建国历史以及文化和价值观念高度契合的，因此，美国应当能够从非殖民化历史进程的发展中获得其他西方大国所不能比拟的话语优势和实际政治收益，并在同自己的冷战敌手的对抗中获得某种话语上的主导权和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从而大大扩展美国在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④。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对于东亚地区的干涉和卷入，上述潜在优势在国际政治的实际对抗中被消融乃至瓦解了。

尽管如此，美国及西方政治话语中的民主要素同东亚反共国家或地区及其威权专制统治现实之间的内在紧张却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并同这些国家和地区内发的政治民主化呼声形成了呼应。就是在冷战达到高潮、“白色恐怖”肆虐于台湾和南朝鲜的年代，争取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思想和行动从未绝迹，许多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良知为依据，扮演了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思想继承的脉络来看，他们中的很多人的思想与既同激进革命理念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左翼”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他们也充分利用了威权专制统治的现实同西方民主话语之间的高度不协调，并抓住右翼威权专制统治下思想文化界仍然存在的某些空间，使得自己的声音得以生存下来，并从一开始便具有某种特定环境下的“合法性”。这种在1950和1960年代仍然属于“超前”的政治反对派意识，随着经济起步而出现的以中产阶级壮大为中心的社会整体变化，越来越“渗透进入”社会的主流意识。所有这一切，为南朝鲜和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出现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井喷式”的爆发，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①。

从更为深广的意义上来看，冷战并非简单地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它们所领导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归根结蒂，冷战也是两种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竞争；从本质上看，它也是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各自关于民心向背的一场测试。因此，不管美国东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冷战环境的制约，美国必须成为保守势力现代性建构进程的一部分，并使之走向成功。这也造成了美国东亚政策在实施层面的复杂性。尽管冷战时期美国的东亚政策并不以建设民主政制和公民社会为首要目标，但这方面的诉求从未消失；同时，还有许多美国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在东亚的建设给予关注。

在这方面，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个案。众所周知，贯穿整个冷战期间、尤其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曾支持南朝鲜右翼保守势力以及首尔专制政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一政策是服务于美国在东亚推行冷战安全战略的需要的。然而，即便是在华盛顿出于战略安全因素而支持南朝鲜的独裁政权时，对于民主和发展的追求并没有被全然抛弃，而成为美国在南朝鲜实际政策行为的“秘而不宣的目标和结果”。正如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在一本颇有见地的近著中所指出的，在南朝鲜工作的美国人曾不断“自发地”试图将深植于他们价值体系之中的理念融入到南朝鲜的政治社会变迁进程中去。即便在如何最好地维护美国安全利益是华盛顿制定和实施对南朝鲜政策时压倒一切的优先考虑的情况下，很多在南朝鲜的美国人仍然竭力试图在民众中推广进步民族主义的观念并对其“灌输”政治参与的理念。这些尝试转化为各种制度化的努力，并进而为“与民主相兼容的发展模式”在南朝鲜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条件^②。

从战后历史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激进革命和保守选择之间相互影响力的对比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后者的影响力和发展势头开始节节攀升。尤其是就提升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或潜在能力)而言——这在任何现代化进程中都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到了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诸如中国、朝鲜北部以及统一后的越南等经历了激进革命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落后于由保守势力掌权的台湾地区和南朝鲜了。

在保守势力在东亚地区对激进革命“转守为攻”的过程中，台湾地区和南朝鲜的现代性建构经验扮演了极其重要、甚至处于关键地位的角色。“基础性变化”首先在经济及社会领域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渐进发生，并在此过程中集聚起了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变革声音和力量，从而成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先声和动力。作为“东亚四小龙”成员，它们的现代化之路极大地增强了保守选择在与激进革命对峙中的总体影响力。

然而，真正使得“激进”与“保守”选择之间的对峙态势从根本上发生转变的，是激进革命国家主要由自身原因而导致的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发生的中美关系缓和和19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又存在种种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并在造成冷战转型的同时，开启了全球冷战走向结束的历史性进程。

关于中美缓和的动因、进程及影响，人们一般是从安全考虑和均势改变的角度来看待的(简而言之，是中苏冲突为中美缓和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但实际上，除了战略及安全因素外，中国同美国缓和涉及的是基本的内外国策的改变。在其背景中，有着“文革”开始走下坡路、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导性话语”将“反对社会帝国主义”放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前面、并以此为契机而开始全面调整与以美国为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及体制的关系，等等^①。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美缓和对于因全球冷战而陷入深刻分裂的世界起到了重新塑造的作用。它结束了中美之间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全面对抗，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打开了新的篇章；它极大地改变了相互对抗的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它改变了冷战的性质。冷战自1940年代中后期拉开帷幕以后，就其性质而言，便一直是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有关意识形态、制度和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竞争和对抗。中美缓和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东亚，则是激进革命和保守道路——作为通向现代性的不同选择的区别，并瓦解了前者关于国家计划和统制型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更为有效途径的信念。几乎在中美缓和发生的同时，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也出现了变化。1972—1973年间，北京批准了26项从西方国家和日本进口成套技术装备的项目，其总值达到了43亿美元^②。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走出了进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居主导地位的世界市场的重要一步。尽管毛泽东从来没有抛弃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设想和计划，但中美缓和及其影响却从政治上为他的继任者走上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的道路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并构成了中国在1970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最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之一。

若从激进革命与保守选择对峙的角度来看，中国(以及后来的越南)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其实也是这两种现代化道路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走向“合流“的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多种涵义中，“去革命化”是最为重要的之一。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个“革命国家”的身份进入冷战，在东亚和全球范围内，以自己的方式向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包括构成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基础的“规范和准则”)提出挑战。正如上文提到的，冷战自开始以来本质上便是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随着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至少就冷战的一些基本特征而言，对于中国来说，东亚地区的冷战早在全球冷战结束前的十余年间其实便已经结束了。正如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预示了全球冷战最终会以何种方式而结束。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起步也成为全球冷战走向终结的开端。

中国的“伟大变革”的启示在于：保守选择固然演绎了成功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激进革命的失败。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在1970年代末之前的破坏与建树和改革开放在1970年代末之后所取得的成就与所面临的挑战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延续性。中国革命的激进手段本身未能给中国带来现代性构建的完成。然而，通过摧毁中国前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通过把“中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体)塑造成稳固的、拥有政治合法性的多民族的现代国家(a modern state of multinationalities), 通过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经济和社会基础，中国人为激进革命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白白的付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还有着另外一层涵义：它将使得(也应该使得)激进革命在中国成为一场“结束所有革命的革命” (“the revolution to end all revolutions”)。这里的挑战是艰巨的。革命不能简单地否定，但革命时代的巨大遗产(尤其是负面遗产)却需要消化。其关键之所在，则是对于“新中国”历史正当性和合法性(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本”之所在)这样的基本问题的回答。

一个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但更具有一般性质的问题是：激进革命作为一种改变某一国家乃至广大世界、并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政治及社会改造的非常手段是否还会有前途？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激进革命的理念与实践在东亚(以及在世界很多其他地区)已经式微，其手段作为20世纪一种特有的现象似乎也淡出了历史舞台。曾经是激进“革命国家”的中国和越南已经开始从现存国际体制的“体制外成员”(outsiders)日益转变为“体制内成员”(insiders)^①。然而，如果因此便断定激进革命的理念以及相关的思维方式已经永远丧失了影响力，那恐怕还为时尚早。历史并未终结。从正反两个意义上来说，激进革命的影响力在今天乃至在未来恐怕仍将继续存在。一方面，一些激进革命的批评者们——尤其是对激进革命持全盘否定态度者——在思维方式上同他们的批评及否定对象之间竟常常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是，他们的立论出发点和行事逻辑所遵循的，实际上竟然是革命时代“不破不立”的政治哲学在后革命时代的翻版——似乎关于革命时代的历史叙事只能具有非白即黑的性质。问题在于，激进革命走向式微的历史依然历历在目，难道对激进革命作出全盘否定便会引导出“破字当头、立字也就在其中了”的前景吗？在这里，“保守选择取向”面对传统时更具“中庸之道”及妥协精神的态度似乎更值得借鉴。另一方面，激进革命在其全盛时期所使用的策略——包括群众动员和武装斗争在内——依然对一些革命的后继者会有相当的吸引力(一个近期的案例，便是尼泊尔的毛主义运动的勃兴)。从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看，激进革命最持久的历史遗产或许在于它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价值观。激进革命在理想层面的基本关注，在于人类社会实现普遍正义和平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种由乌托邦理念控制的现实生活是可怕的，但一个失去乌托邦想像的社会则是可悲的。或如韦伯所言：“如果人们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追求不可能的目标，那么，人类就会连可能的目标也达不到了。”^②激进革命理念的魅力之所在，恰恰在于它在想象上的乌托邦性质和模糊性。正是由于这一理念的终极目标难以在现实政治中得到清晰的界定，因此，只要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公平，曾经导致激进革命的理念(但并非激进革命的实践)便仍然会在东亚——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保持其持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