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关于决策动机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涉及社会主义阵营一方的决策动机，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对于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决策动机，比较容易研究，因为他们的决策过程比较清晰，都有文献记载，而且往往伴随着大量决策参与者的回忆录和日记。只要档案解密、史料开放，研究者便很容易进入角色。而东方阵营的决策程序就完全不同了，那里一般都是所谓的“领袖外交”，参与决策的只是极少数人，甚至一两个人。特别是在决策过程中，高层的秘密会议和会谈往往没有文字记录，即使有一些会议和会谈记录，也都未能依据现行档案法的规定按期解密。所以，对于决策动机，甚至有些决策过程，研究者只能进行推断。这就是学术研究中对于苏联、中国等原东方阵营成员国的外交决策动机众说纷纭且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关于斯大林决定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动机，就属于这种情况。

1950年1月以前，斯大林为了避免在远东陷入与美国的冲突，一直反对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①。但是1月30日他突然给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发出一封电报说，金日成“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大的行动，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此举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②。得知金日成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满意和激动，斯大林又向什特科夫发出了一个补充指示：“请向金日成同志解释，在目前情况下，他想和我讨论的这个问题应该始终是机密的。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任何北朝鲜领导人和中国同志，更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③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在1月底突然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为什么还要瞒着当时就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或者说，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采用军事手段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过去在西方最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是因为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的讲演中，把日本、琉球和菲律宾连接起来，说成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线。这样，朝鲜半岛和台湾就都不在美国的保护范围内。此后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于是很多人指责说，是艾奇逊给金日成开放了“绿灯”^①。事实上，这个看法很难成立。

首先，让艾奇逊来承担责任多少有些滑稽，关于远东防御线的提法既非艾奇逊始创，也不是他首先公布出来的。早在1949年3月，麦克阿瑟就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宣称：“我们的防线贯穿了亚州海岸边缘的一连串海岛。这条防线从菲律宾开始，延伸到包括其主要堡垒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然后折向日本，经阿留申群岛直到阿拉斯加。”^②即便艾奇逊的演说引人注目，斯大林也未必就相信这样一个公开宣言。1956年9月米高扬曾告诉毛泽东：“朝鲜战争开始前，我们情报机关破译的敌人的电报说，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报告，他主张朝鲜南北双边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不要进行干涉。”^③可以认为，使斯大林相信美国不会干涉或来不及干涉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艾奇逊的讲演，不如说是被破译的美国电报和金日成关于发动“闪电战”的保证^④。

其次，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把斯大林的动机归结为对美国立场的反应，实际上是把目标本身和实现目标的条件混为一谈了。不错，斯大林决定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的确与美国的态度有关。以前他担心对南方的进攻会引起美国的干预，所以再三阻止北方采取武力方式实现统一，而现在他认为美国不会或来不及干涉，这种担心似乎已不存在，至少是风险大大降低，所以就可以批准金日成的行动了。不过，必须看到，美国是否会干预在朝鲜发生的战争，只是斯大林决定改变其政策的条件，而不是他的目标。试问，艾奇逊的演说同样表明台湾也不在美国的防御线之内，斯大林为什么没有加大对中共的援助力度，反而减缓了援助速度？^⑤与帮助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相比，帮助中共解放台湾，对于斯大林来讲风险无疑要小得多，台湾海峡发生的战事不仅远离苏联，而且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美国更没有出面干预的理由。再者，毛泽东解放台湾和金日成进攻南朝鲜，都需要得到苏联的同意和援助，而中共解放台湾的战役不仅准备在先，也是首先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的。那么，为什么反而让金日成抢占了先机？这里唯一的解释就是，在斯大林为金日成开放绿灯的背后，不是出于对朝鲜的同情，而一定有他认为必须这样做的自己的理由，有他需要实现的自己的目标。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新的看法，与上述观点恰恰相反。这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动机就是为了把美国吸引进来，让它在亚洲陷入一场战争，特别是一场与中国的战争。问题是由一个长期悬在朝鲜战争研究者头脑中的历史之谜引起的，即苏联代表在战争爆发之际为何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

众所周知，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顺利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该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边界自己的一方，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日，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①。因为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才使联合国上述决议得以顺利通过。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各种猜测：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取得成功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即坚持在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之前与中国保持一致；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②。

2005年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即斯大林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在与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怀疑这一举动的正确性，认为“民主阵营没有必要离开安理会”。在1950年8月27日给哥特瓦尔德的电报中，斯大林详细解释了苏联这一做法的理由和考虑：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雄厚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①

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②。萨莫欣也认为，斯大林决心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入到远东的军事冲突，并让中国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从而在亚洲消耗美国。^③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这也正是斯大林希望人们理解的，即莫斯科采取这种做法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俄国学者的这种理解，把决策者神话了。按照这种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拒绝返回安理会的做法，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无论是“高瞻远瞩”，还是“险恶用心”，一切都在斯大林的运筹帷幄之中。然而，这里的逻辑前提及其与已知史实的衔接存在一系列值得怀疑的地方。

其一，事实上，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意图与中国建立一种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甚至尚未预料会发生的战争的考虑。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④。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在同意签订新条约后，1月6日维辛斯基又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对这个措施百分之百地赞成”，并认为这个声明的副本可以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⑤。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⑥。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①。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提出派遣自己的驻安理会代表，以“迫使他们把这个问题纳入具体的议程”。鉴于毛泽东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到安理会的支持，维辛斯基指出，中国继续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②。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当然，斯大林这样做可能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希望毛泽东能够感恩戴德，在中苏条约的下一步谈判中做出让步。但无论如何，此时关于朝鲜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其二，事实上，斯大林同意并鼓励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前提是预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关于这个问题，前文已有详述。而根据上述史实，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斯大林在批准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

其三，还要看到一个基本史实，即美国出兵参与朝鲜战争以后不久，毛泽东就主张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甚至金日成也有此意愿，几番试探莫斯科的态度，但是在1950年10月以前，斯大林对此一直默不做声。直到美军兵临城下，北朝鲜危在旦夕之际，斯大林才要求中国出兵^③。所以，说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就已经算定并有意安排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完全背离了史实，近乎天方夜谭。

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复杂，苏联不过是想在事情明朗化之前置身事外而已。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④。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便致电苏联外交部，通报了安理会6月25日决议^⑤。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听后大惊失色，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⑥。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⑦。6月29日赖伊向苏联通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⑧。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于当天会见美国大使，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①。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莫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②。

斯大林当然知道苏联代表不在安理会的后果，米高扬回忆说，他曾建议斯大林让马立克回到安理会，斯大林回答说：“依我看，苏联代表不必参加安理会的会议。”^③对于斯大林如此不露声色的平静反应，可以看作是胸有成竹，但也可以看作是不知所措。问题在于，莫斯科此时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或弃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回避的态度^④。两个月后苏联之所以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无论怎样理解，苏联代表没有回到安理会这件事并不能证明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就希望美国参战并预见中国参战，尽管几个月后他确实是这样设计的^⑤。实际上，在8月27日的电报中，斯大林表述的不是他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想法，而是对美国已经出兵干涉这一既成事实的反应和思考。把事后的结果解释为事前的动机，在逻辑上也许可以成立，但却违背了基本史实。这个案例告诉人们，对档案文献也不可全信。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他们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关于斯大林的决策动机，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有不少学者认为，斯大林所说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就是指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一边了。其表现有：苏联试制原子弹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苏同盟建立，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了胜利，这不仅激励了金日成，也刺激了斯大林，于是，苏共开始认可和支持中国革命，甚至宣传和推广中国革命的经验。其表现有：赞同刘少奇在世界工联亚澳工会会议的演说，甚至在《真理报》上予以发表；批判日本共产党“和平夺权”的路线，鼓动他们与美国占领当局开展公开斗争；发表文章突出中共的夺权经验，鼓励印度等国共产党走中国的道路。有些研究者由此断定，斯大林改变了冷战爆发以来谨慎、保守和防御的政策，开始鼓励和推动亚洲各国革命，并向帝国主义阵营发动进攻。朝鲜战争就是一个开端^⑥。

这种说法看起来顺理成章，既符合逻辑，又有史实证据。但是仔细推敲，感觉漏洞还是比较多。最重要的问题是，苏联的冷战战略是不是真的要发动世界革命，与帝国主义进行“最后的斗争”？到1950年初，斯大林是不是真心实意赞同中国的革命道路，是不是真心实意宣传和推广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

这关系到对苏联冷战战略和策略的整体看法。笔者认为，斯大林最初执行的方针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会议，驳回召开多瑙河流域和北欧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建议，以及因铁托在援助希腊革命问题上的过激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但不具进攻性，并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①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斯大林也不想过分刺激西方，从而使苏联陷于孤立境地。例如，1947年9月12日，联共(布)中央派驻世界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切乔特金娜提交了一份她对东南亚国家进行访问的详细报告。报告说，各国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热火朝天，共产党和青年联盟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们已经不满足苏联在道义和宣传上的支持，而需要“更为重要的一些东西”。于是，切乔特金娜建议，成立一个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联合组织，并向印尼等国派驻常设贸易代表处，以便向这些国家提供帮助。结果，该报告在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受到严厉批评，切乔特金娜也被撤销了在青年联盟的职务。在12月10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对外政策部指出，这些建议“没有经过思考”，“几乎都是不适宜的”^②。1948年2月，东南亚青年代表大会在加尔各答召开。在对外政策部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确定了东南亚青年反帝斗争的任务——完全在合法斗争的范围内：争取政治权利，要求工作保证，提供社会保障，推行土地改革，减少地主剥削，免费获得教育，给予结社自由等等^③。1948年4月，巴勒斯坦、土耳其和伊拉克共产党倡议召开阿拉伯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而联共(布)中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这一措施会引起反对派对共产党人展开新的镇压，会成为各种歪曲在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歪曲苏联的借口”^④。还有学者论证，1948年6月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并未得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帮助，而此前与马共保持通讯联系的是中共^⑤。在亚洲坚持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的武装斗争应属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越南革命，在那里人们也根本看不到莫斯科的影子。早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即1938年胡志明离开莫斯科以后，越南革命者就与苏联共产党渐行渐远，而越来越接近中国共产党。1945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斯大林接到了驻法国大使的报告，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有研究表明，关于越南情况的最初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⑥。

大量经过考证的史实表明，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以后，苏联对亚洲的政策仅限于在原则上号召落后国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其中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而并非鼓励和支持他们搞武装斗争。在情报局和苏联外事部门的宣传材料中，斗争性的提法的确明显增多，但是苏共既没有加强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更没有发出任何号召武装暴动的指示。1948年以后亚洲各国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无疑大多是受到了日丹诺夫报告的激励和鼓舞，但所有这些暴力行动与莫斯科并没有直接关系^⑦。

还有一个情况也很重要。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向斯大林谈起建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⑧。在1949年5月26日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斯大林建议：中共不要急于准备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而应该从南进的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①。显然，斯大林并没有因中国革命的胜利就看到了亚洲革命的乐观前景。

那么，是不是过了几个月，苏联的对外政策就因为中国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呢？很多情况，从表面上看是一回事，但深入观察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例如，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确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也引起了白宫一阵惊慌和纷争^②。但实际上，真正担心和紧张的是斯大林。同美国的情况一样，苏联在原子弹试爆时，也没有后备储存。斯大林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就是核武器试制成功刺激了美国，而苏联这时却没有可以使用的原子弹。所以，直到9月23日美国在报纸上披露了苏联的核试验后，《真理报》才被迫发表声明承认这一事实，同时谎称苏联手里还有原子弹^③。事实上，1953年底苏联才将第一枚原子弹交付部队，而首次带有原子弹爆炸的军事演习是在1954年9月进行的^④。再如中苏同盟的建立，偌大一个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无疑使苏联集团的力量倍增，共产党的势力得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但是也必须看到，同盟条约的签订在为中苏两国罩上了一圈安全和发展的光环时，也引发了它们之间民族利益的冲撞，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心底留下了猜疑、忧虑和怨恨^⑤。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研究者就会被表面现象所蒙蔽，而无法解释后来在中苏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中共经验的态度也是这样的。

先看亚澳工会会议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10月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牌，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不仅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将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新中国是殖民地及附属国人民的“忠实友人和可靠堡垒”。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加速了世界劳动人民最后胜利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来临”^⑥。这些溢美之词并没有说明实质问题——中国革命走的是什么道路。而两天之前《真理报》发表的另一篇祝贺性文章，则明确地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引导，强调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却没有突出毛泽东以及中共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⑦。但是一个多月后，报纸上的调子突然就变了。

11月16日，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会议在北京开幕。作为东道主和第一次会议主席，刘少奇在开幕词中大力宣扬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总结说，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⑧。刘少奇的讲话引起了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很多国家代表团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工会的会议，不是政治会议，况且还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不应该提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样的政治口号。经过商议，许多国家代表不同意公开发表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对此坚决反对，但还是表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11月18日中国代表刘宁一在大会的发言，没有再提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斯大林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即给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发出一封电报。斯大林指出：反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电报命令索洛维约夫马上通知中国代表团，苏联同意中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并把莫斯科的这个立场通报给其他国家代表团。斯大林还特意写道：“你们应该立即让毛泽东同志了解我这封电报的全文。”几天后，11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在大会作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再次谈到争取广大人民的拥护、开展革命的武装斗争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报告，并在第1版全文刊登了刘少奇六天前的开幕词。然而，在会议结束时，分歧再次出现。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该决议有意回避了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在执委会的建议下，刘少奇起草了另一份决议，其中指出工会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和支持对反动政府的武装斗争。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和执委会认为刘少奇起草的决议根本行不通，一旦这个决议公布，所有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工联组织将无法开展活动，执委会也要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最后，中国代表还是勉强对执委会的决议修改稿投了赞成票，尽管他们并不满意决议的内容。12月1日会议闭幕。在关于各国工会报告的决议、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中，没有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但间接地提到学习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民族统一战线、工农联盟、武装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人民武装等。中国代表还同意了在会议开始时曾表示反对的执委会的另一个建议——成立(世界工联)亚洲国家联络局，刘少奇后来解释说，同意这个建议，仅仅是因为执委会承认“联络局的领导角色属于最了解亚洲国家状况的中国同志”。12月下旬，苏联要求刘少奇提供他在会议上的讲话和所起草的决议的审定译文。1950年1月4日，《真理报》刊登了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开幕词^①。

看起来，这个故事好像表明斯大林已经认可中共经验的普遍意义，已经同意把武装斗争作为世界工联的工作路线。实际上，这并不代表斯大林的真实想法，他同意发表刘少奇的讲话是迫不得已，另有所图。正如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所说，面对世界工联会议的冲突，斯大林非常为难。本来，在离开莫斯科之前，苏联工会代表团关于这次会议的一切原则路线都是经斯大林批准的。没想到，中共在会议上突然提出了武装斗争的问题，对此，斯大林必须做出选择。毛泽东就要到苏联来访问，斯大林不想也不能令他难堪，所以只能批评自己人。至于《真理报》在20天后突然刊登刘少奇的讲话，也是对毛泽东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因为苏联在远东需要一个可靠的盟友^②。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斯大林只是同意中国报纸刊登刘少奇的开幕词，而对会议决议的争执却不予表态，这就说明斯大林不是真的赞同中共的说法——发表刘少奇的讲话也只是一家之言，而做出的决议则对整个亚洲国家工人运动有指导作用。至于《真理报》1月4日刊登刘少奇讲话的目的，列多夫斯基所说固然不错，但斯大林这样做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为了让毛泽东心满意足，以争取苏联提出的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得以通过。

再看对日共和平路线的批判。

1950年1月《真理报》和情报局机关报载文批评日共的“和平转变论”，主要涉及苏联与美国在日本的较量，与中国革命或中共的经验并无直接关系。在美国提出三八线的问题时，如前文所述，斯大林曾企盼苏军能够获取在日本本土登陆的机会，此事遭到美国拒绝，斯大林必定耿耿于怀。冷战爆发后，美苏在日本的冲突愈加激烈，这主要反映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尽管美国决策层在缔结对日和约的时间和方式上一直有不同意见，但是对苏立场日趋强硬却越来越明显^①。战后初期，苏联始终坚持在1945年达成的协议框架内谈论对日和约的问题。从保证苏联远东安全和落实雅尔塔协定出发，斯大林三番五次提出建议，希望尽快缔结对日和约，而美国对这些建议却根本不予理睬。苏联原本设想拉拢中国共同参与讨论日本问题，所以不断向国民政府表示友好^②。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破败，这个帮手已实难指望，中共在日本问题上一时又说不上话，莫斯科只能依靠日本内部的力量——日本共产党来对抗美国。但此时日共执行的却是一条和平路线，主张与美国占领军合作，这能不令斯大林焦急万分？这种情绪在情报局的文章中一目了然。

文章首先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就将注意力转向了日本。美国以种种借口拖延签订对日和约，就是要“使美军对日长期占领合法化”。镇压民主运动，打击共产党和工会，对日本经济的控制，重新武装日本军阀，以及空军和海军基地的广泛建立，都是表明美国企图把日本“作为反对苏联和反对亚洲各国民主运动的军事冒险的主要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就是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接着，文章就开始从各个方面批判日本共产党的现行路线。文章指出，野坂参三等日共领袖试图证明，“战后的日本具备着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甚至认为美军的占领有利于日本实现民主化。文章在严厉地批评了日共的这种“和平革命”路线后断言，这种理论是在粉饰和吹嘘美帝国主义，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③。

通观全文，没有一处提到中国革命的榜样，也没有一处提到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实在看不出有何理由把这篇文章看作是苏联赞同和推广中共革命路线的范例。说到底，斯大林的不满就在于日共没有执行苏共在1947年情报局会议上提出的新纲领，没有开展与美国占领军的斗争，而是继续采取和平的、合作的方针。至于如何开展斗争，在情报局会议上和这篇文章中，都没有明确指示，至少是没有谈到像中共那样开展武装斗争。斯大林之所以请中共发表文章，大概主要是考虑野坂参三长期居留延安，与中国关系密切，希望中共帮助进行说服。而中共的出面自然有助于野坂参三、德田秋一等人低头认错，但也带来了误解——似乎革命斗争就是中国式的武装暴动。正是因为情报局的文章没有明确指出斗争方式，才导致事情复杂化，引起日本共产党内部一片混乱。一开始，德田和野坂都不同意情报局的批评，而宫本显治、志贺义雄等人则认为应该接受批评。中共的文章发表后，德田等人立刻转向，认为应学习中共开展暴力斗争，夺取政权。但宫本一派则对此不满，进而另立中央。日共由此分裂为两大派，反而削弱了反美斗争的力量^④。这大概是斯大林没有想到的结果。

说情报局发表文章鼓励印度也走中国式革命道路，同样是一种误解。

1月27日，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社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展》，大力赞扬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并列举了越南、南朝鲜、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尼等国正在开展的游击活动和武装斗争。看起来是在宣传中国道路，但是仔细阅读文章的用词就会发现，社论把中国人民取得的胜利归结为列宁、斯大林“战略与策略的学说获得胜利的显著证明”。就是说，功劳首先是苏联的。更重要的是，社论在谈到印度共产党的任务时含混地说，“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应该加强工农联盟、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统一战线等等，而恰恰没有提到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真谛的武装斗争^①。这篇社论确实导致印共走上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但这并非接受情报局指示的结果，而是印共党内斗争使然。

印度共产党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派别斗争。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以后，以兰纳迪夫为首的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1948年2月，印共召开代表大会，兰纳迪夫顶替主张合法斗争的约希担任了总书记，并提出印度已进入“革命冲突”阶段。但是，兰纳迪夫接受的是南斯拉夫的革命理论，而当年6月苏南分裂，铁托被批判，再加上印共组织暴动引起政府镇压，兰纳迪夫开始感到压力。这时，安得拉地区党组织提出应该接受中共的革命理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当作“印度的指针”。兰纳迪夫指责安得拉派搞分裂，并攻击中共的理论和经验。1949年6月，苏共支持中共的消息传达到印共，不久苏联报纸上又刊登出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的讲话，兰纳迪夫发觉形势不妙。于是，在情报局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社论发表后，兰纳迪夫立即做出检讨，并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接受情报局的结论。为了表明自己已彻底转变，兰纳迪夫在声明中不仅赞扬毛泽东和中共，甚至讲出了情报局社论根本没有涉及的内容——“在必要的国内条件许可时，组成人民解放军”。尽管如此，兰纳迪夫还是在1950年5月安得拉派发动的一次“宫廷革命”中被解除了职务，安得拉书记处的重要成员腊欧成为新的总书记。腊欧掌权后，在给党内的“密函”中宣称，印共新的中央委员会完全赞同中共的理论和方针，并谎称莫斯科“把印度列为使用暴力已经成熟的国家”，随即开始组织武装暴动。几个月后，印度的农民起义便扩展到全国。腊欧的举动在党内和工会遭到众多反对和抗议，约希、丹吉、高士等人都出面抵制腊欧，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印共陷入分裂危机的时候，很可能是接到了情报局的指示，已经沉默三年的英国共产党不得不又重新担起责任。10月英共政治局致函印共中央，批评印共的行动路线脱离实际，要求彻底消除“托洛茨基—铁托主义的毒瘤”。来信指出，问题的主要根源就是印共曲解了1月情报局文章，误认为武装斗争是印共当前的主要任务。革命不应该排除武装斗争，但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合法斗争，准备参加大选。1951年1月，印共召开中央全会，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腊欧暂留总书记位置，等候党代表大会选举。此后英共中央再次来信，要求印共与尼赫鲁政府合作，促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并大谈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性^②。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1951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召见了印共代表。在会谈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多大意义。中国的革命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条好的道路，然而却不适合印度，因为印度共产党“不像中国的游击队那样拥有苏联这样可以依靠的友好邻邦”^③。显然，在斯大林看来，中国的革命道路和武装斗争经验并没有普遍意义，即使在中国搞暴力革命，也离不开苏联的援助。

对上述事件稍作详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武装夺取政权模式的吹捧只是一时之需，而非内心的认同。何况在斯大林看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苏共指导和援助的结果。所以，他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推广中共的经验。实际上，情报局机关报和《真理报》对中国革命的宣传，在两种情况下引发了亚洲国家的革命风暴：一种是被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所利用，成为打击对手的工具；一种是过于看重文章的表面含义，对苏共此时言论信以为真。总之，没有一个行动是莫斯科授意或经过莫斯科批准的。

由此看来，斯大林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改变的确属于一种例外。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在亚洲只对两个国家的武装斗争提供过实际援助，就是中国和朝鲜。对于中国革命，除了有一些限于东北地区的暗中援助，莫斯科基本上是冷眼旁观，直到中共取胜的大局已定，斯大林才全面关注和帮助中国革命。朝鲜的情况则根本不同，整个军事行动就是斯大林与金日成共同策划的，北朝鲜的军队是苏联顾问手把手训练的，武器装备也完全是苏联提供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斯大林是一个意外，而朝鲜半岛的战争则是斯大林的预谋。就战争的爆发而言，这场战争与其说是金日成的战争，不如说是斯大林的战争。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同意发动这样一场战争？

到此为止的历史叙事可以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两个前提：第一，斯大林根本改变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时间就在1950年1月；第二，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采取行动有苏联自己的需要。于是，问题就变成：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斯大林究竟失去了什么东西使他感到必须要通过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来进行补偿？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特别值得注意：1月26日，中方提出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路的协定草案，要求在两年内收回中国在东北的全部主权；1月28日，苏联退回经修改的中方文本，基本上接受了中国的要求；1月30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电报，表示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并愿意提供帮助。由此，笔者有一个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将使苏联失去通向太平洋的唯一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无疑是一个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失，其结果将导致苏联在亚洲失去战略依托。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对南朝鲜发动进攻，就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重建或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这一传统战略的支撑点。

旅顺、大连和中长路，即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对于苏联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前文已有详细论述，这里要说的是，夺取和控制朝鲜半岛就能弥补这一损失吗？斯大林怎么会突然想到用朝鲜半岛来顶替辽东半岛呢？其实，朝鲜半岛对于俄国在亚洲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仅从地图上看就一目了然。早在19世纪末，俄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897年11月11日(俄历)，积极在亚洲寻找通往太平洋出海口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写道：“我一直以为，我们日后的自由港应选在辽东半岛或朝鲜湾东北一隅。”沙皇在信上御批：“完全正确”^①。这就是说，朝鲜半岛本来就是沙皇俄国的选择对象之一，后来把目标确定在辽东半岛，大概是出于对路途远近的考虑。

中国外交官也看到了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意义。雅尔塔密约关于苏联租借旅顺港的消息传出后，中国人很着急。1945年4月11日，在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追问下，曾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海军上将李海透露，苏联人有意在最后阶段参加对日作战，其目的可能是想用租借的办法重新占有旅顺和大连。顾维钧显得非常焦急，立即指出苏联这样做的结果将重蹈19世纪末列强在辽东半岛争夺的覆辙。为此，顾维钧特别向美国建议，“如果苏联真的想要一个不冻的海军港口，它可以在沿着朝鲜半岛东北海岸分布的三个日本人建造的海港中找到一个，而它们都与进入中国东北的铁路便利地连接着。苏联可以沿着朝鲜半岛的东北海岸创建一个更为合适的海上走廊，因为这将与它的沿海省份及海参崴相连接”^②。

对日宣战前，苏联外交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万一中国拒绝租借旅顺口如何补救。6月29日，苏联外交部第二远东司的报告指出，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对于保障苏联远东地区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阐述的理由，几乎是重复了顾维钧的观点^③。是年9月，美苏已经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控制范围，但仍倾向于通过托管实现朝鲜的独立和统一。于是，苏联外交部继续向斯大林建议，一旦对朝鲜实行托管，“其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军事指挥官手里”。“如果关于把朝鲜的这些战略地区给予苏联的建议遭到反对，那么可以提议苏联和中国共同控制这些战略地区”。外交部的另一份报告则提出，“在缔结四大国对朝鲜实行托管条件的协定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82款的规定，釜山、清津、济洲岛和仁川必须规定为进行分配的战略地区。这些地区对于确保苏联与中华民国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们必须处于由苏联政府实施的特殊的军事控制之下”^①。由于当时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经基本实现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而后来美苏之间爆发冷战时，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欧洲，苏联不愿意也没必要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于是，斯大林放弃了对朝鲜南部战略目标的要求。

直到毛泽东访苏之前，斯大林的本意还是维持原有的中苏条约。这样自然可以保证苏联在东北亚的既得利益，而没有必要在朝鲜再引发一场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机。所以，斯大林一再阻止金日成在三八线惹是生非，而且向毛泽东保证，和平可以维持10—15年。但是，当斯大林感到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即将失去时，对朝鲜半岛战略目标的控制当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至于雅尔塔协定，斯大林在同意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时就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了。在1月22日会谈时，毛泽东提到改变中苏条约将牵涉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斯大林说了一句话：“那就让它见鬼去吧”，“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②。很可能在这个时候，解决出海口问题的方案已经浮现在斯大林的脑海中。

至于用朝鲜半岛顶替辽东半岛，在此应该指出，在对外政策中使用“交换”势力范围的手法，在俄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沙皇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调整了远东政策，为此曾策划外蒙古独立，并与日本达成妥协，推行了一个“用朝鲜‘交换’蒙古”的计划^③。斯大林利用与西方交换势力范围或被占领国领土来保证苏联国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交易即为众所周知的一例^④。就是在朝鲜半岛，斯大林也曾进行过同样的尝试。1945年8月当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划分美苏在朝鲜的军事管制范围的建议时，斯大林欣然同意，其目的就是试图以美国对朝鲜半岛南部领土的占领来交换苏联对三八线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领土的占领。尽管由于麦克阿瑟的强硬立场，苏联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斯大林以交换势力范围来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⑤。

斯大林一向思维缜密、行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军事进攻有两种结果——顺利或者不顺利。如果按照斯大林对艾奇逊演说理解的那样，金日成在朝鲜的举动并未危及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没有出兵干预。那么，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至于交通运输的问题，一方面如顾维钧所说，北朝鲜的铁路可以与中长路连接；另一方面，为了把苏朝铁路连接起来，双方在1949年3月已经确定修建克拉斯基诺至阿吾地之间仅58公里的铁路线^⑥。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而根据中苏双方的协定，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急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路。于是，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线自然也就可以继续为苏联服务。所以，斯大林显然已经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不得不开放中长铁路，并请求苏军继续留驻旅顺基地。1950年7月11日，根据苏联政府的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对苏联的军事运输全面开放中长铁路和东北的空中航线^①。旅顺口归还日期临近时，1952年9月，中国主动请求苏联海军推迟撤离，斯大林要求重新签订协议^②。经过商谈，中苏双方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③与此同时，按照1950年的协定，苏联归还中长路在即。但就在签署归还中长路的联合公报时，莫洛托夫特意提醒中国代表，关于允许苏联军队使用中长路的秘密备忘录仍然有效。周恩来确认了这一点^④。就这样，苏联如愿地保住了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最后一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急于开始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战争的准备十分仓促：南朝鲜的游击队活动在1950年上半年正处于低潮，而且没有迅速复兴的迹象；苏联的武器装备刚刚运达，朝鲜部队尚未学会使用；由于缺少飞行员，朝鲜的空军部队无法参战；人民军部队的作战训练仅仅几个月，也还没有圆满完成。这些问题，金日成看不出来，苏联军事顾问也瞎了眼吗？金日成不顾一切要抢先发动进攻可以理解，斯大林一生处事谨慎、思虑周全，为何也要打这无把握之仗？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斯大林看重的是战争的发动，而不是战争的结果——无论胜负如何，苏联都可以控制一个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是有缜密和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报复：本来斯大林是同意先帮助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考虑朝鲜问题。后来突然秘密召见金日成，讨论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显然已经把中共进攻台湾的战役置之脑后了。由此展开，美国学者柯庆生从另一个角度对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行为的解释，也是比较合理的：“正是因为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成为铁托主义者或者亚洲的列宁，才使得金日成撬动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成为可能。”^⑤

当朝鲜战场的局势出现逆转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确实面临着严峻考验。究竟是亚洲的铁托，还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全部问题就聚焦于一点：中国在危急时刻是否能够出兵援助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