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既不是“乌托邦”时代，也不是“反乌托邦”的时代，而似是“无托邦”的时代。乌托邦在历史上所蕰藏的丰富思想内涵，经过时代的过滤，转入学院化的表述方式。西方世界的热血青年在理想幻灭之后，开始纷纷进入体制内，在苏东剧变之后，往往彻底成了“历史终结论”的信徒，以此来获得新的身份感与正当性。而处于时代交叉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深谙历史话语流变，深知乌托邦精神背负极大的质疑声，却依旧呐喊来为其正名。在质疑宏大叙事、反智、意见碎片化的时代，雅各比承袭了前代左派学者的精神气质，同时保持了学术的逻辑性与严谨性。他深感自己与年轻一代分处时代语境的两端，慨叹“最后的知识分子”与新一代相比，最大不同点正在于研究采取更具公共性的立场，坚持一种独具的精神，能给未来可能性留下足够想象空间的乌托邦精神。在“乌托邦终结”在世界范围延展的历史时刻，雅各比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当代知识分子中重塑乌托邦精神，对知识分子重新进行精神诊断。他拒绝向未来提供精确的维度，强调“脚踏实地的改革或切实可行的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思想并行不悖，而且前者常常得益于后者的滋养”^①，用不同以往的方式缓解乌托邦与知识分子间的张力。

当前是一个乌托邦冷漠的时代，如何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对现时代乌托邦力量衰竭做出鲜明的批判性诊断？福柯悲哀宣告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剩下的只是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利奥塔也失望地指出，由于后现代社会不断地趋于多元化和碎片化，作为对社会全体承诺的整体性话语“立法者”角色凋零，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不存在。为此，联系到知识分子的经历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雅各比始终不忘知识分子自身精神的衰落，希望凭藉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与存在的意义来源，清除他们与“乌托邦精神”相遇时可能产生的恶感。雅各比从乌托邦的概念起源出发，对知识分子与乌托邦的同生关系做出认定，试图确定乌托邦的历史流变与知识分子个体质变的相关性，“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乌托邦就会消失。”^①知识分子以前是历史车轮的主要推动者，如今知识分子的集体功能日益衰落，连个体固有的身份也日渐丢失。

雅各比并不属于最后的知识分子，但继承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他属于学院化的知识分子，但摒弃了“学院人”带来的种种弊病，成为一种“公共人”的角色。他将知识分子群体连同其遭遇的困局作为研究对象，深刻认识到了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与各类产业化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作为前者，不但要求知识分子本身的学养，更隐含了对于其责任感的要求——乌托邦，作为一种必要的品质，力求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理性中间找到平衡之处。推动社会进步的乌托邦精神正逐渐消退，然而，其中所浸润的道德良心和勇气，恰恰是知识分子整体复兴的先决条件。他反对用口号式的道德审判知识分子的良知，因为靠良好的道德愿景，只能激发起局外人的反感情绪，而无法唤醒知识分子自身。

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与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抗争的乌托邦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贯穿了公共性与实践性的品格，坚守未来必将胜于今朝的信念，并愿意为此信念的实现不懈奋斗。是否秉持这种乌托邦精神，成为检验知识分子能否守住良知的一条衡量标准。雅各比认为，“乌托邦理想的命运是同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假如乌托邦曾经发现过一个家的话，那么这个家就存在于独立的思想家和咖啡屋的常客之间。”^②年轻知识分子往往希望为在任何时代看似都能通行的情况，做出一种完美的注解：只要青年人觉得自己前程远大，可以大有作为并受到欢迎，就会意气风发；同时也甘愿为实现某一理想而忍受最大的苦难。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追求，交替出现在他们的想象空间。这种注解导致了一连串反应，“倘若无拘无束的童年滋养了想象力，想象力又滋养了乌托邦思想，那么，第一个环节的黯然失色必然会损害最后一个环节——乌托邦思想。”^③知识分子的智力和精神运作，在这两个环节之间受到扭曲和压抑。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了弥合紧张的渴望，并借以获得重生。

这种逐渐产生的渴望，使雅各比认识到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若能找回并保持乌托邦精神，社会才有进步的希望。他把想象力视为乌托邦冲动的最初形态，面对如此一个真理简单化、娱乐化、装饰化存在的时代，前述一连串反应的第一个环节——童年滋生想象力的轰然崩塌，实属必然。雅各比指望年轻知识群体能够重新认识到，他们在精神指导原则的选择上所犯的错误，以此揭示出想象力衰竭的症状。因为这种衰竭，很可能是精神文明表面上的蓬勃生机所致，那么，从现实中退回一步，恰恰能恢复对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想象力。

这种现实局面让雅各比察觉到普世层面上的“乌托邦精神”早已濒临死亡。历史上真正的智者在专制和暴力之下尚能坚守学术自由，如今相对宽松的文化空间，放弃这种自由却演成了一种时髦的选择，学术自由的观念显得不合时宜，“实用主义本身转移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去实现对公众生活发挥重要影响这一潜能，而是沉迷于狭窄的专业领域。”^④，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向知识分子群体袭来，促使他们力图摆脱孤立无援的心态，缓解乌托邦与这个群体的紧张局面。知识分子不禁在乌托邦重建与“时代近视症”之间摇摆不定，因为对乌托邦精神多一分热忱，则成为阿隆口中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少一分又容易落入彻底虚无的漩涡，从而不再拥有合格知识分子的应有之义。由于知识分子患上了“时代近视症”，丛生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他们的及时关切，就会不断累积，继而恶化。

雅各比规划了今后的知识分子角色，除了应致力于公平正义，知识分子还应追求全球的公正秩序。他批评如今学术日趋专业化的背景下，所谓新一代知识分子很多已从社会文化批判的角色，蜕变为专门性、甚至是狭隘、细密的学术小圈子里的“专业人士”。他们面对后现代的语境，似乎只有与体制结盟，才不会损及知识分子的身份。年轻学者忙于聚敛文化资本，甚至不断为了生存，凭空在社会生活中塑造出一组组所谓的研究路向。雅各比甚至对同一阵营的詹姆逊也给予批评，认为他连构建起的理论体系所必需的一些常识性问题，都无法圆满解答，原因不仅归咎于这些过剩的理论术语，而是连理论术语本身都将一切解读成文本的堆砌，如此看来，理论家们只是在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最新发展的理论包装自己。学者古德纳也认为，当代知识分子更倾向于获得一张由官方授权，并藉此谋生的技能资格证书，“对那些正式获得证书的人来说，优先获得某些官职、生活条件或工作—就想把收入留起来—的权力，如同在任何官僚机构、知识精英阶层或公务员体制中一样，是这些文化技能的资本化。”^①雅各比指出，专业化只是一种潮流，并不是自然的法则，从看似混乱的自然中探寻法则的艰巨任务，理应落到真正的知识分子肩上。知识分子必须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并从中获得思想资源，对人类事务保持高度关怀，启发人们去寻找更好的存在方式，如萨义德所言，“这需要稳健的现实主义、斗士般的理性的活力以及复杂的奋斗，在一己的问题和公共领域中发表、发言的要求二者之间保持平衡。”^②

雅各比作为独立的个体，心中的乌托邦从未失去生命。他不仅强调批判，也强调与传统价值断裂的弥合和克服，重新以理性的态度来检视知识分子的定义，首先，即不能缺少呼吁真理与正义，积极诉诸普遍范畴的“乌托邦精神”这一条。如他这般热诚地以身作则的群体，无疑是通常意义上被划归左翼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所处的时代面前曾面临怎样有限的选择，毕竟是可选择的——乌托邦精神——强化独立的发言力度，并超越技术专家带有盲目偏向的纯技术思维或工具理性。乌托邦精神，这个曾专属左翼知识分子的指代，涵盖了一切人类精神活动所追逐的终点，揭开了对现时代最为纯粹的洞察力。

20世纪学者们围绕乌托邦所展开的论争不断，一种观点承认乌托邦可能存在于未来的某个时刻，但是它又太遥远，往往显得虚幻不定，无法成为人类生存的依据，如果硬要试图实现这种遥远的事物，结果必定自不待言，蒂里希曾指出，“我们朝着未来运动和生存，但我们同时又始终在暂时性因为也是在模糊中生存，如果把某种初步的事物确立为终极的事物，那就会引起幻灭。”^③另一种观点更为偏激，认为乌托邦绝无实现的可能性，只存在于空想家的脑海中。因为生活本性是运动的，传统的乌托邦形象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结构，不可能进入历史，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没有其容身之处。

雅各比竭力找到为乌托邦主义翻案的突破口，通过对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阿伦特、德里达等犹太思想家的梳理，终于发现，他们身上传承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蓝图派”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前者精确并强迫式地规划了个体的未来，有着导向极权主义的先天基因；后者则习惯于用限定词来剥除美好社会的否定部分，没有图纸和计划，有的只是一时一地的聆听与展望。蓝图派倾向于描绘美好的未来，而反偶像崇拜却绝不描绘具体的未来。乌托邦也可能为意识形态所利用，有学者就认为，一条“乌托邦——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逻辑链条自然而然的便会形成，但这种简单的推理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意识形态体系和知识分子进步精神此前被混为一谈，他针对阿隆等学者对此问题的质疑做出回应，还原了在与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的结盟中，乌托邦所处的受害者角色。乌托邦主义在阿隆等人那里，变异成了最容易理解和张贴的标签，这就把原本复杂的现实情况大大简单化，其实，雅各比眼中乌托邦思想的复杂性是存在着的，“就乌托邦思想一直是超验的而言，它也背叛了自己的本质与核心。乌托邦思想不仅仅是由白日梦和涂鸦组成的。它产生于当代的政治现实中，并且又重新回到当代的政治现实。”^④雅各比不否认乌托邦精神必须拥有部分超验的成分，以此闪现出公共知识分子心灵的微光，与阿隆彻底的功利主义相抗衡，以至笼罩的学术阴影慢慢被拨散开来。

雅各比对部分犹太学者的反偶像乌托邦资源做了详细阐述，他们在理性化陈述的背后，都隐藏着强大的犹太精神潜流。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会为作品中的犹太民族主义，套上一层理性主义的面纱，以致呈现的文风显得晦涩含混。这些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家，延续着蓝图派乌托邦主义者关于未来和谐、和平、和悦的理念，但他们不用言语将未来的想象视觉化，或隐或显地服从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雅各比认为，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来源于犹太教的传统，对于犹太教信徒而言，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者，只可以被倾听却不能被看见，如果为上帝塑造某种偶像，会被看作一种裹挟和冒犯。“正如反对直呼上帝之名一样，不愿意描述乌托邦也不会贬损而只会提升它的地位。”^①，在反偶像崇拜的思想家心目中，未来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任何使之具体化、形象化的努力都会禁锢它并亵渎它。与蓝图派过于细节化、规格化、物质化的未来设计相比，新型乌托邦想象是凝听型的，被称为“一缕无政府主义的微风”。这类传统的力量虽然不够强大，但仍然存在于马丁·布伯、兰道尔以及布洛赫等犹太思想家中，他们拒绝对未来做出具体的描述，但也拒绝对现实做出妥协，拒绝放弃人类应该过更好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些成为他们显著的思想特性。出于共同的犹太背景，雅各比和德里达等人所用的语调非常相似，他们一致认为，不管反乌托邦之后的乌托邦如何转向，都将由古老的希伯来传统，而非古希腊传统提供药方。雅各比认为他所推崇的反偶像乌托邦，需要用心灵和耳朵去靠近，就像靠近上帝那样；德里达力图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宣称解构之后的正义处于将至的状态，在某个时候会像弥赛亚那样灵光实现。从表面的目标看，前者赞赏乌托邦，后者不相信乌托邦。但这两种阐释方式大同小异，两者骨子里都有弥赛亚宗教情结，都怀有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敌意，但雅各比笔下的乌托邦看不见、摸不着，它那神秘莫测的存在方式，避免了图像化的乌托邦政治实践。同样，雅各比意义上的音乐，也绝非一般的艺术，在他的乌托邦思想中既传达着对未来的希望，包孕着对现世的信仰，也同样承载着弥赛亚情结。吸引雅各比目光的布洛赫同样具有弥赛亚情结，他将音乐、乌托邦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自如的糅合。雅各比在犹太教传统谈论音乐精神，其实早已将音乐的广延性缩小，同时用图像与音乐的分殊来区别希腊和希伯来两种传统。这种区分在希伯来精神的背景中才能理解，因为少了音乐和艺术这种特殊的扩音器，就无法战胜欧洲的理性主义传统。关于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如何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力量这一点，雅各比的看法有些模棱两可。将乌托邦理论从具体的政治规划中撤离，这让知识分子和乌托邦的张力缓解的难度减轻。但反乌托邦之后的乌托邦，如果仅由希伯来传统，而非希腊传统来指示未来的路向，特别是仅凭借音乐与艺术来传达宗教背后的社会化因素，仍显得不够全面，因为艺术在特定场域内，也可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与弥赛亚有关的反偶像音乐乌托邦同样摆脱不了梦魇。可见，雅各比试图回避探讨积极方案，特别擅于提出否定观点与论断，并未完全超出犹太教否定神学的思路，回避一切积极的方案，固然可以使人避免了轻率和幼稚的错误，但一味地坚持否定的乌托?回避任何积极的政治纲领，有时仍会陷入冷漠的政治文化之中。好在雅各比承认且试图克服这一不能回避的理论困境，“随着政治选择方案的日益狭隘化，要做到这一点也许变得比以往更加困难” ^②，这种环绕在知识分子与乌托邦之间的弥赛亚情结，是一种很早就存在的思想传统，揭示出乌托邦的式微———现时代政治瘫痪的征兆，这种传统比凭空制造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将20世纪历史上出现的重大暴力事件和极权案例，同乌托邦主义相关联，已成为反乌托邦主义者的一种持久传统。对于乌托邦设计者而言，他们有种种托辞来为历史设计的失败进行辩解，并将这一尝试不断地循环下去；对于反乌托邦主义者而言，种种乌托邦理论无法证伪，是一种“伪科学”，即使抛开对乌托邦设计师们理性和科学态度的质疑不谈，乌托邦理论也被斥为一种有缺陷方法论所致的结果。他们反对传统乌托邦的设计思路，同时把潜意识中孕育的“反乌托邦敌意”，带入各种意识形态批判之中，完全抹杀了所有的乌托邦思想。

雅各比正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的历史和形式关联，和波普、阿伦特、塔尔蒙、伯林、哈耶克等人几乎站在同一战壕，来对极权主义展开批判。他承认极权阴影下的“黑色档案”死亡者中，有一小部分勉强归因于乌托邦主义者，同时力主反对“历史终结论”的决定论，以此被烙上“不合时宜者”印记的下场。与反乌托邦主义者坚决反对先验的历史决定论相比，他反对把“反乌托邦敌意”直接渗透进意识形态批判。雅各比义正辞严地质问道，“我们能够说乌托邦主义者要为这些巨大的牺牲负责吗?我们能够说大规模的死亡主要是疯狂的或者健全的乌托邦主义者造成的吗?”^①，指出将20世纪出现的暴力极权公案同乌托邦主义关联，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甚至只是人云亦云的时髦选择。不幸的是，这已成为反乌托邦主义思潮的持久传统，在多数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看来几成定论。由于自由主义者没有理清历史的宏大叙事，导致了将乌托邦与极权等字眼缝合到一起的结果。以往占主流的声讨，针对斯大林的独裁而言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它并没有探究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杀人的民族主义、致命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派系主义—这些主义不断地引发的现代的流血事件。”^②

当乌托邦精神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禁忌的两面夹击，左派或激进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化批判或话语政治中找寻寄所，将自身的生存境况体验为一种现实的强制，甚至是无能为力，顺从主义或犬儒主义盛行，由此造成的乌托邦冲动瘫痪，其实质上是政治本身的瘫痪。雅各比由此清理了自由主义的论域，以唤起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和精神冲动。乌托邦作为宗教后启蒙时代的产物，那种承继而来的普世性冲动，难免对文化多元的现代理念形成挑战。伯林对启蒙主义的批判、波普对历史主义的质疑等，从这一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反乌托邦的风潮已经席卷了所有的精神领域。乌托邦已经失去了与迷人的和谐理想的联系并转变成一种威胁。公众的意见和学者们博学的看法都将乌托邦观念同暴力以及独裁统治联系起来。但这种联系的历史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③反乌托邦主义者从没有正面承认过乌托邦的末日，也从未因“乌托邦终结”而欢欣雀跃，种种纷繁变异的想象空间，只是假乌托邦之名行不义之实的“伪乌托邦”，这种乌托邦随时会转向乌托邦的反面，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反对的是极权视角下的乌托邦异端。错误扭转引发的极权主义是乌托邦更强大的敌人，这往往是知识分子在识别过程中失明的真相。反乌托邦主义者的初衷，也许是为个体、想象与自由留出更多的空间，为乌托邦的新生创造条件，他们或许也希望找到通向知识分子前途的路径，但其初衷与造成的后果渐行渐远。“对于绝望的人来说，乌托邦观念毫无价值；对于成功者而言，它们缺乏紧要性；对于思想阶层来说，它们会导致残忍的极权主义。”^④乌托邦有演变成伪乌托邦的可能，这种可能根植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深藏于神秘莫侧的人性之中，但是，单纯的想象力不会导致极权主义，对极权主义社会反倒是威胁力量，因为真正的理想绝非以人性的代价、以忽视现代性困境来换取的。

阿隆坚称，“要么历史是最高的审判官，他的终审判决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出；要么是由良心(或上帝)来审判历史，而未来并不比当下更具权威性。”^⑤事实上，在希望破灭之后，大家开辟出另外两条令阿隆也始料未及的逃遁道路，且同样必居其一，抑或彻底遁为坚守内心浪漫的道德自恋主义者，抑或是遵循梅洛·庞蒂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思想方式，将矛头掉转对准曾经信仰的乌托邦概念。雅各比回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乌托邦的批判，着力对社会进步理想信念的执着态度，以及对人为设置体系的态度划清界限，这反过来又和阿隆的质问遥相呼应，“如果人们拒绝美化一个阶级、一种行动技术、和一种意识形态体系，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想要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和更少残酷性的共同命运吗?”^⑥人类总是在有一个预设的未来时，现实的努力方向与可能获得的进步才相匹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加强，反而会削弱极权主义的暴力语境。

广大知识分子被卷入科技文明凯歌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化狂潮中时，文化的多元碰撞引发了一场寻求知识分子平等公正话语权的斗争，反过来却给原处于弱势的资本主义多元文化，提供了洗白的平台，以及进军传统精英领域的良机。投身多元行列的冲动，取代了表达意见之前所必要的理论和行为实践。文化与政治的界限被混淆，政治作为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愿望，继而被泛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抹平。

很少有主张像多元主义那样具体化，诸如多元文化主义、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之类的词汇，赢得了广泛的追捧。雅各比指出，这种表面上以万物平等的积极姿态出现的意识形态，隐含着禁忌与权威。知识分子在无条件认可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却在无形中遭遇到文化场域更加隐秘的学术枷锁，如果有人要质疑这种多元主义，其他人无疑要采取回避的姿态。在保守主义者眼中，文化多元主张成了香饽饽，“甚至人们原本期望他们会逆流而动的保守主义者，也往往急切地投入了这股思潮中，克制着他们对这种皮相的文化畸变的反对，而不是反对文化多元主义本身。”^①比如许多人类学研究抛弃田野实验，转而像创作小说一般增加细节和感性成分，不单单是人类学领域，甚至多数人文科学领域，竟也将学科的基础搭建在文化多元想象之上，与乌托邦精神重塑所强调的想象力相较，可谓大异其趣。雅各比直指文化研究中这种被称为“厚重的审美主义”的“厚描”手法，这种厚描勃兴所体现的本土主义倾向，很难挖掘出深厚的意蕴，“‘厚描’赞许对单一事件进行层叠式描述。它贬低处理宽泛问题的种种雄心勃勃的理论，反而尊重描绘细小事件的谦虚观察；它鼓励一头扎进日常生活的材料之中，使得历史学和人类学有了更多文学，而非冷酷的科学的感受。”^②“厚重的审美主义”在科学与美学之间游弋的步骤，首先基于相对主义赋予其无限的可能性，让厚描手法不断包装出属于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随之对这种研究施以文学化的正面强攻，再加上华丽的描绘，使得最终包装出的研究成果成为吸引大众、增加智识的多元文化展示。在此类“厚重审美主义”的熏陶下，真正要穷尽毕生心血也不一定会出结果的研究项目，自然无法指望能满足打算以速度取胜，来吸引眼球的学者和普通大众。那些有价值却并不符合大众语境的研究，便会在所谓多元的道德尺度上落败，这无疑和乌托邦精神消散背景下出现的真理退位，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雅各比指认知识分子的进步精神正逐渐消退，由此造成的巨大结构性残缺，与乌托邦精神的退场密切相关。“大量这类著作都从思想贫乏的想象获得了其活力。乌托邦的让度为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盛会让出了道路。”^③受到普世追捧后的多元文化主义必然要和道德主义勾连，这是此种变异后的意识形态得以升格成主流的条件，也是非理性的泛道德主义急于寻找言辞寄所的本能要求。在雅各比看来，多元文化研究中虚浮审美的性质一时间还难以祛除，知识分子陷入多元的话语狂欢之中，对上述勾连所致的意识形态进攻，应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对于那些有心观看的人来说，到处都存在着证明独特文化并不独特的证据。”^④一旦道德诉求而非理性论争成为研究的指导思想，整个逻辑架构就会在事实上，偷换学术领域中原本赖以立足的严谨性。后现代文化热情导致这一文化观念被重复生产出来，产出的诸多成果，无法通过学理得到有价值的认证，而多元文化的正当性却在质疑和消解曾经的意义和真理，一切有价值的努力都被后现代主义溃于无形，“他们宣称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建构的，因此，所有知识都没有可比性，所有知识在本质上都同样有效。真理完全依赖于所选取的视角。”^⑤多数知识分子的麻木态度反映出一种很难超越的人类本性，即一方面必须有一种基本理念上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必然在找到安全感之后，开始有限度地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卷入论战的知识分子若要刺激对方，根本不需要在‘目标’问题上针锋相对，只要表明其在对革命这一神圣词语的理解上不同于对方就足够了。”^⑥雅各比对年轻一代的这一倾向深感忧虑，他们在口头上宣扬多元主义，却由于道德与审美上的需求，导致对真理的强制和限定，所造就出事实上单一化的社会，即雅各比、阿隆、布卢姆等人以不同表述反复强调的时代症结所在。

在雅各比看来，真正的学术并不在于研究“问题”还是探索“理论”，而是在于这些“问题”和“理论”是否有社会价值。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浮躁语境中，看似相同价值诉求的表面之下，理论支撑往往只能被视作多余。布卢姆尖锐指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宗旨不是让他们成为学者，而是为他们提供一种美德——开放。”^①这一文化土壤背后的知识分子阶层，多数人更为重视知识的可获得性，“它的热心支持者设想，如果更多的人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得知识，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得到改善。然而，问题在于知识的可获得性吗?”^②乌托邦精神的缺失，造成了犬儒主义盛行、片面强调多元价值以求文化繁荣的假象、研究学院化所导致的公共与价值消解，这些结果勾连起雅各比所涵盖的视角主线。曾经的知识精英光环尽丧，不再具有指点大众的资格，新一代知识分子坐享其成的背后，知识界也日益呈现出对思想生命力极尽扼杀的面貌。即使是不受多元主义干扰的理想知识精英，也可能在大环境的裹挟下，逐渐沦入雅各比所描画出的恶性循环。

多元文明表面上的蓬勃生机，诱发了知识分子乌托邦想象力衰竭的症状。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文化根基，由此遭到的源源不断挤兑，将直接导致整个文化的无序。伊格尔顿表达了同雅各比类似的忧虑，文化正处于未被广泛察觉的危机中，想象力的范畴过于抽象，则容易流于空泛；又可能因扎进具体琐碎的课题，使生产出的所谓文化成果，反而缺乏实在的意义。当代知识分子一方面进行微观理性的文化研究，另一方面又要达成普适的文化导向，表面上的两者兼顾，暂时在理性与感性层面维系住了大众立场，但离真相越来越远，“把他们统一在一起的只有相对主义和他们对平等的忠诚。这两者在一种道德意图中相互关联。真理的相对性不是一种理论观点，而是一种道德要求。”^③在一个拒绝直面和深入现实问题的环境里，知识分子直接表现出来的，正是审美层面上的多元文化主义需求。原先开放的文化空间不复存在，所有的路标都指向学院和多元，这同知识分子的诉求显得格格不入。在这种矛盾对抗中，乌托邦精神被雅各比赋予永不“在场化”的特质，这并不表示它在多元文化蔓延中无所作为，而是更深层意义的“有为”，它成为知识分子摆脱现代性桎梏的一副清醒剂，同时与多元文化的冲撞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确保自身的超越性、无限性和总体性。表面上看，雅各比缺少了后现代哲学对普遍性攻击的回应；但就后现代哲学思维对普遍性的攻击而言，他在文本中已暗藏着对后现代的态度，他对消解一切乌托邦叙事根本前提的做法，实质上是否定的，反过来倒是重塑了新型的乌托邦叙事。

雅各比的乌托邦是否可能?就当今这个“无托邦”时代而言，雅各比着手复活理想知识分子范式，通过为乌托邦精神洗刷种种的误读，来指认知识分子时弊之源。乌托邦文本演绎的场景似乎无处不在，之后便演化成了“预言家”与“独裁者”的贬义指代，“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④古典文本中对社会蓝图的乌托邦勾勒，不足以作为政治纲领的范例和佐证，此后各种意义的生造与演变，更多的是别有用心者的附会。虽在逻辑上稍显迂回，但雅各比找到了最佳的反击位置，真正的乌托邦精神，不只是成为被时代放逐的幽灵般的存在，在此意义上，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才是传承者。雅各比认识到，一切批判性研究，包括所从事的知识分子和乌托邦关系研究在内，都可能会导致悖论，一方面勾勒出构成世界的趋同现实，另一方面又着力对其加以批判，“然而这项研究或任何研究如果仅仅是认可已经发生的和必然要发生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需的。”^⑤当今，中国的知识界和社会的文化风气，与雅各比所描绘的美国图景有着惊人的相似，国内与国际领域在知识分子研究的课题上，也面临着相近的局面，其中秉持乌托邦精神的知识分子又能有多少?在理想被推向绝境的时代，或许也是理想摆脱被利用境况，并回归原初价值的契机，知识分子与乌托邦的持久张力在此得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