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简称顾《史》)是德国汉学家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力作，洋洋45万言。
一个德国学者，1974年来华始学汉语(时值而立之年)由此体认鲁迅价值，在三十四年后的2008年，顾《史》汉译本刊行大陆，一时成中国学界为之喧哗的“新闻事件”，这很难得，值得重视。
但不宜把顾《史》真的当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来读。否则，这未免小看了晚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同时也苛求了这位波恩大学教授。顾彬撰顾《史》，当系于其“中国情结”驱动所致，而并非说他为此书所做的学思准备已游刃裕如。故“知其不可而为之”作为赖以“自律”的学术行为，堪称可贵；但若作为“他律”，即当做论衡顾《史》能在多大程度经得住史实证伪的尺度，这就不实事求是，也恐有失厚道。
颇吸引中国眼球的顾彬，其实在德国活得挺孤单。他说过，顾《史》最早可“追溯到我从九十年代中期到2002年初在波恩大学于不同场合所作的演讲课，听众在多数时候是少之又少”①。这近乎“旷野意象”②：他明明在公共空间呐喊，然无甚回响，宛若“旷野”。这用一句中国俗话，便是“人家的事头顶过，自家的事穿心过”。顾彬无权也无法让其波恩学子像他一样，对鲁迅犹如对歌德一般着迷。
这就给了笔者一个提醒：中国学界应有责任将大陆建成能吸引全球汉学家“常回家看看”的精神家园。此“精神家园”的内涵首先是学术的：即当汉学家将精力、才华诉诸“中国问题”研究，其内心不免会期待中国同仁，能对其著述给出负责任的专业评判。毕竟，中国学界是“中国问题”的亲历者、传承者或见证者。“我们在场”。既然“我们”对中国问题有切肤之痛，于是也就有义务让汉学家听到他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回响。
笔者对顾《史》给出的回应，将侧重其“方法与对象”的关系。
所谓“方法”，是指作者为其研究所选择的思维原则，该原则将预设作者楔入对象的视角，且沿此视角将思维演绎到的可能限度。这落到顾《史》一案，便体现为作者是“选择”现代性理论作为“方法”①来阐述百年中国文学。这就是说，顾《史》的书写动机，并不源自作者要史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当代演化；让人瞠目的是，他要把百年中国文学当作其演绎二十世纪思想的一个载体或分支。也因此，纵观顾《史》的那根“一以贯之的红线”，②用作者的话说，便是“我宁愿尝试去呈现一条内在一致的上下文关联，就好像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我完全清楚，这样一种上下文关联是人为的”。③不难想象，这样写出来的顾《史》，与其说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本来面目，毋宁说是顾彬一个人的“文学史”。对此，作者不乏自知之明，他坦承顾《史》“并不是一件事情本身，而是一幅取决于阐释者及其阐释的形象”。④
其次“对象”。顾《史》的对象无疑是百年中国文学。然本文只宜从顾《史》的诸多对象中择一鲁迅，以期“一斑窥豹”。这固然是着眼于本文的可操作性，但同时也因为鲁迅毕竟是顾彬下功夫最大的重镇。例证有两：一是顾彬曾主持德译且出版《鲁迅文集》六卷本；二是顾《史》正文369页，论述现代文学计212页，然在“鲁迅”名下的篇幅有18页，近2万字。是顾《史》最为眷顾的。这就意味着，若能细深考辨顾彬用“现代性”阐释鲁迅的学术得失，则顾《史》对中国学界的价值究竟何在，笔者心底也就不至于无词。
二用“现代性”阐释鲁迅，这活儿不是不能做，但不容易做。
说不容易，是因为“现代性”(西学理论)与鲁迅(中国文学经验)之间，有一个亟待考量“方法与对象”的潜在通约度的问题。此“潜在通约度”考量，近似骨髓临床移植前的型号比对。这就是说，只有认证作为方法的“现代性”(其蕴涵的理论能量)与作为对象的文学鲁迅(其待阐释的史述期待)，彼此间确有诸多默契，你才可能规避诸如“削足适履”式的错位：即方法本是为阐明对象的独特性暨丰富性而预设的；然到头来，方法因偏执其理论原型，会不惜以牺牲对象的独特性暨丰富性为代价，来显示方法的高明。
所以弄巧成拙，其根子无非是：“方法与对象”往往分属异质论域，即作为方法的理论原型并非是为给定对象量体定制。于是，为了杜渐如上“错位”，取自异域的方法须善待对象，即为了准确阐明对象的独特性暨丰富性，需要明智地“自我调整”(可谓“方法重铸”)。
应该说，志在阐释鲁迅为先驱的百年中国文学时，顾《史》在方法论上颇具匠心。他并不盲目照搬“现代性”理论原型，而是机智地取法夏志清关于“对中国的执迷”⑤这一总体观念，用来指称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那个“中国现代性”。⑥
顾《史》这么做，想必事出有因。
一.顾彬或许已敏感“现代性”理论本身未必已系统、圆熟、定型。这可从他引用的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见出。⑦当刘将“现代性”定义为，由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所推动的、“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⑧时，如此大包大揽，委实让人很难回答在20世纪中国语境，还有什么不是“现代性”。也因此，顾《史》虽高举“现代性”旗帜，却疏于从正面去认定“现代性”涵义，只让其汉译者在页末将德文Modeme补注为“一种同中国的儒家传统相对立的以进步、科学和怀疑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性”作为“中心意思”，且申明顾《史》对Modeme的“使用方式有‘现代’、‘现代性’、‘现代派’等多种”。⑨与刘小枫相比，顾《史》对“现代性”的语义界定似模糊或宽泛；但就“现代性”的语用范围来说，顾《史》则分明想将其置于中国语境，把“现代性”缩水为“中国现代性”。
二.细读顾《史》，不难发现作者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论重塑，是在用心通览汉学界的重大著述后才成就的。但有意思的是，启迪顾彬的那张汉学家名单虽不乏周策纵、李欧梵、林毓生诸名家，然最终让顾《史》倾心采信的，乃属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所提炼的那个“对中国的执迷”。①因为这对顾《史》胃口。或曰“中国现代性”命题在顾《史》那儿，大体被简化为一种20世纪初中国因政制转型(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所引爆的、常年震荡国民心境的、激进的政治焦虑。若与李欧梵《摩登上海》对“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解读相比，则顾《史》将“中国现代性”归结为政治化的“对中国的执迷”，这在方法论层面属“二度缩水”。顾彬却恰恰对此最具心得。他说：
“对中国的执迷”表示了一种整齐划一的事业，它将一切思想和行动统统纳入其中，以至于对所有不能同祖国发生关联的事情都不予考虑。作为道德性义务，这种态度昭示的不仅是一种作过艺术加工的爱国热情，而且还是某种爱国性的狭隘地方主义。政治上的这一诉求使为数不少的作家强调内容优先于形式和以现实主义为导向。于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艺学探索经常被导向一个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②
三.无须说，当顾《史》把“对中国的执迷”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且将此作为论述鲁迅的美学标尺，这不啻是在方法论层面“三度缩水”：即让“现代性”理念，经“中国现代性”这一中介，且借道“对中国的执迷”而导出“中国文学现代性”。
这又可从两方面去看。首先，这的确见证了顾《史》在方法论上的审慎。这是一个资深汉学家应有的思维修养。毕竟“现代性”概念不是从中国文学长出的土产品。刘小枫说，当汉语学界在1990年代感慨西学对“现代”的幽邃勘探时，德、法、美诸国思想家已经做了80年了。这就让研究20世纪中国的汉学家不得不谨慎，当他从西学高空驾控“现代性”直升机航拍中国大地时，要尽可能作超低空飞行，朝地面逼近，再逼近。顾《史》于方法论一案所以“三度缩水”，缘由在此。
其次，当顾《史》着意将“对中国的执迷”泛化为衡量百年中国文学的美学标尺，似有“误读”之嫌。这儿须弄清“文学史”这一术语，在不同语境可指称两种异质对象：“史实”与“史书”。不带引号的文学史是指“史实”；带引号的“文学史”是指“史书”。明乎此，再来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便可鉴那个“对中国的执迷”，与其说是夏从现代小说“史实”掘出的正态坐标；毋宁说，那更是夏对贯彻1949—1979年大陆的现代文学“史书”建构的非学术偏见，所给出的负面概括。这就是说，正因为1980年前王瑶、唐弢为主编的现代文学“史书”受制于“对中国的执迷”，故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经典作为“史实”，也就被主流“史书”所排异。也因为夏不认同“对中国的执迷”，故其史著会隆重接纳钱、张入史，以至夏著汉译登陆80年代中国时，钱、张小说犹如“出土国宝”，至今畅销不已。顾《史》不慎将“史书”混同于“史实”了。
这就是说，百年中国文学并非是“对中国的执迷”所编导的“历史连续剧”。或曰，“对中国的执迷”即使是中国文学“史实”曾有的重要现象(“文革”前17年“红色经典”尤甚)，它也未必等同纵贯百年文学“史实”之主脉。比如被顾《史》尊为“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苏曼殊，其小说人物的心理造型虽已酷似现代派，“一方面具有精密、理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却带有迟于行动、内心分裂、躁动、苦闷和自我失落的特点”③；甚至其整个“叙述策略”也颇“现代性”，“不再是主人公与其环境的传统型冲突，而是叙述者本人紧张的内心活动”④——但这些特点又显然与政治化的“对中国的执迷”无涉，犹如苏曼殊的生平与其曾遐想的革命截然分开一样。
三先厘清顾《史》的方法论，再来看作者怎样史述鲁迅，旨在增添“同情之理解”。
“同情之理解”有别于“价值之认同”。它仅仅让你尝试模拟作者的立场，循其视线去考察对象，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熟识大陆文学史体例的读者，乍一接触顾《史》，恐怕都会惊诧顾彬竟全然放弃从作品编年角度来言说鲁迅！大陆的文学史述有其惯例：大凡谈现代文学务必先谈鲁迅；谈鲁迅务必先谈《呐喊》；谈《呐喊》务必谈“狂人”、“孔乙己”、“华老栓”、“九斤老太”……然顾彬无此陈规，在他眼中，鲁迅为其小说所写的序文之类的表白，实比其文学作品更有魅力。故顾彬情愿用大篇幅来铺陈他对鲁迅《呐喊〈自序〉》(1922)、《我怎样做起小说来》(1933)、《〈阿Q正传〉的成因》(1926)的不倦领悟，然对大陆同仁乐此不疲的鲁迅名篇评析则抱歉，他要么轻描淡写(比如对《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要么只字不提(比如《药》、《风波》)——除了“阿Q”。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症结全在“方法论”。若识破顾《史》史述体例，不过是对其方法预设的史学呈示，那么，你就不会“少见多怪”。
顾彬曾有言在先：“拘泥于文本的内部分析并不能给中国文学赋予多少思想史的深度，而只有具备一定的思想史深度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①这对于鲁迅小说集《呐喊》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顾《史》要从大时代、大思潮背景去考量鲁迅。顾《史》据以考量“呐喊鲁迅”(以期区分“彷徨鲁迅”)的时潮背景，实以《新青年》的激进取向为标志，其要点有三——
一. “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点”②。它近乎“喜新厌旧”：把新潮与传统截然分开，新的绝对好，旧的绝对坏；结果酿成“至今没有解决的中国问题”，即所谓现代文化的“身份认同危机”：“推翻了传统的人势必失去根源，不能通过师法西方赢得与西方平等关系的人同样没有未来”。③
二.这就意味着“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暧昧的，它预示了自由和进步，但同时也在理性化过程中制造了‘钢壳’(Staahlharte Gehaure，马克斯·韦伯语)。”④顾《史》认为韦伯的“钢壳”，在中国语境恰巧与鲁迅的“铁屋子”相对应。“铁屋子”及鲁迅笔下的“旷野”意象，皆属对启蒙者的苦闷的文学隐喻，其差异是在：若曰“铁屋子”是启蒙者震惊同屋酣睡者久唤不醒，近乎麻木，便内心郁闷得像置身“铁屋子”，不得自由呼吸——这是着眼于“人际隔膜”；那么，“旷野”则已向内转，转向“自我质疑”，疑惑自己的启蒙行为是否值得。故亦可说，“铁屋子”是“旷野”的人际外化，“旷野”是“铁屋子”的人格内化，两者相辅相成。
三.由此再读顾《史》断言：“现代性都和苦闷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⑤，也就可解顾彬将鲁迅与“对中国的执迷”捆为一体的理由。这当然不是因为鲁迅汉译过厨川白村的名著《苦闷的象征》，而是因为顾彬认定鲁迅已陷落一个难以自拔的“现代性”悖论：一方面，“现代性的前提”“迫切地需要一个作为活动者和希望承载者的个体。能够实现变革的只有那些力量充沛者，而非对自己和世界都感到绝望的人”⑥；但另一方面，矢志唤醒国魂的鲁迅在“呐喊”之后，却偏偏苦于前驱之孤，看不到前方有曙光，近乎绝望，但又不甘心止步，只是以绝望“反抗绝望”。
假如说，这般概述顾彬对“中国现代性”的推导大体属实；那么，顾《史》也就的确敢悬置鲁迅创作，而径直让鲁迅序文来为其预设提供注脚了。甚至只须抓住鲁迅撰于1922年12月3日的那篇《呐喊〈自序〉》便足矣，因为顾彬看见它勾勒了鲁迅自辛亥革命落幕至“新文化”退潮、这十余年间的一条心境曲线——正是这连接鲁迅“过去与现在、青年与老年、激情与绝望之间充满张力的一条曲线”⑦，似全方位地印证了顾《史》对“中国现代性”的想象已不属想象，而是证据确凿。也说三条——
一.顾《史》首先瞄准《自序》开篇第一句：“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有个“梦”字，⑧嗣后便把这“梦”诠释为鲁迅的角色自期，即成为唤醒国魂的启蒙者，进而推定鲁迅“认为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根本性的。也就是说他把国家的落后与他的同胞在精神和灵魂上的不争气联系了起来。因此在他看来，改变国民精神是改变中国的前提”。⑨这么一来，无须说，鲁迅也就被“对中国的执迷”套牢了。
二.鲁迅《自序》感慨自己因亲历“新文化”低谷而有“荒原”感，这又撞上了顾彬的枪口，因为这恰好让顾《史》用来坐实“中国现代性”也生了韦伯所谓的“钢壳”。
三.至于《自序》微词自己本以为已趋落寞，然因未能忘怀于前驱仍需慰藉，故忍不住还会“呐喊几声”，且不忌其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更是顾彬所求之不得，因为没有什么能比这串坦白的自嘲，更能凸现鲁迅苦闷之“现代性”了。
既然靠一篇《自序》，便能搞定鲁迅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顾《史》还需通览鲁迅小说去寻寻觅觅么？
然关键是：仅仅满足于从鲁迅序文去发掘佐证“现代性”的心境元素，却撇其小说于可有可无之地，如此顾《史》，还算“文学史”么？
四甚至还可问：只仰赖“现代性”预设去推导、而不深入小说情境去体悟，如此粗线条搭建鲁迅的思想史形象，牢靠么？
只怕“似是而非”罢了。
所谓“似是”，是指鲁迅确实为了推动中国现代转型而去刻画沉默的国魂，后也确实因应者终究寥寥而生发“身份认同危机”——假如这一切都叫“现代性”的话。所谓“而非”，则指即使“现代性”恐亦有质态及形态之别，比如鲁迅的“身份认同危机”，显然无关乎因“破旧”而失却根基，而只是因为鲁迅作为启蒙者，对其启蒙所生发的共时态社会效应，有太急切的现实期待。偏偏满“铁屋子”的看客皆阿Q般冥顽不仁。这便让鲁迅回眸其心路历程时不免悲凉。横在“独异个人与庸众”之间的那条悲剧性文化鸿沟，其实早在1907年鲁迅撰《摩罗诗力说》时已经言及，然十余年后真的落到自己身上，其辛涩依旧让猛士由“呐喊”堕入“彷徨”。
当然，也不宜说顾彬丝毫未顾及到此，否则，顾《史》对“阿Q”也就不会用力了。著者已经看到《阿Q正传》所蕴藉的那个“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恰好拿来隐喻鲁迅“与自己作品及与自己时代的保持距离”所构成的“《呐喊》的现代性”①。顾《史》这么解说“看与被看”：
看客是群体，初看者是个体。一旦个体遇到了什么事，群体只会旁观。麻木不仁、缺少责任心、毫无正义感，简言之，爱看热闹，加上幸灾乐祸就是中国人的本质特征，鲁迅对此不遗余力地加以挞伐。我们可以将此归纳为“看客的不幸”这一公式，并把《阿Q正传》理解为实例检验。②
这大体不错，又怕只对了一半。若用专业眼光细读阿Q，恐给人的启示不会仅限于“看客的不幸”，抑或更具“被看者的不幸”，这才足见鲁迅思想的不同凡响。或许鲁迅也凭此慧眼，才可能让自己在受惠于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之后，③又逸出史密斯的论域，而走得更高远。
不妨回味《阿Q正传》的尾声，鲁迅写到阿Q被押赴刑场时的落寞，竟也与满街的看客有关。以前鲁迅写看客，皆取过路人的旁观视角，看到“一堆人的背后，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药》)。然这次，鲁迅取当事者的俯瞰视角，让阿Q从车上望下去，“两边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车动了，“全跟着蚂蚁似的人”，“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曾几何时，阿Q也是这班看客中的冷漠一员。而今，这个曾赞叹杀革命党“好看好看”的活宝，自己也成了“被看”的冤鬼。阿Q也确乎死得冤。且不论他本无辜，实在是新掌权的把总需要他死，他不得不死；更要命的是，阿Q明明已付出血的代价，然看客仍“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一个怎样可笑的死囚啊，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很要面子的阿Q，若在阎王殿听见，他会怎么想？……人与人，只有在心靠得很近的时候，才在乎对方的动情与失落，鲁迅最后留给阿Q的那些欲哭无泪的文字，非具大悲恸者当不可为。
谁敢说，当鲁迅这般怜恤阿Q的“被看”，不同时也在怜恤自己的“被看”？或曰鲁迅的苍凉心境，难道不是在阿Q身上才被显现得更艺术，更沉痛幽邃，更令热血者脊髓寒彻，毛骨悚然么？由此联想顾彬曾有“文本的内部分析并不能给中国文学赋予多少思想史的深度”一说，现在看来，未必。
顾彬曾申明他遴选作家“入史”，“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并说“在这方面我的榜样始终是鲁迅”①。叹顾《史》在阐述包括“阿Q”在内的鲁迅作品时，尚未真正做到这一点。是方法论层面的“现代性”预设，束缚了顾彬的眼光和手足。
五顾彬还曾许诺，他与其“前辈们在文学史书写方面最大的不同”是重在“分析，并且提出三个带W的问题：什么(Was)，为什么(Warum)以及怎么会这样(Wie)?”即提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它会以现在的形态存在，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学史内外区分类似的其他对象”？②这落到鲁迅一案，也就意味着顾《史》须对鲁迅的重大创作现象作发生学水平的全程动态解析。事实上，顾彬已敏感到鲁迅从《呐喊》到《彷徨》及《野草》，其意蕴、格调乃至体裁皆有变异，并且颇内行地见出“阿Q”实是鲁迅从《呐喊》转向《彷徨》的过渡性标志：一方面，“阿Q”在叙事层面已游离《呐喊》的总体“抒情性框架”；但另一方面，“阿Q”又缺少《彷徨》所表现的“绝望、紧张和压抑”。③这些都说得很漂亮。这是在“什么(was)”水平上说事儿，至于“为什么(warum)”及“怎么会这样(wie)”则尚待深化。然让人泄气的是，顾《史》在其“中文版序”这么说，也仅仅是说了而已，做不做，似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囿于“现代性”理论预设的顾《史》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说，把文学史当文学史来写，与把文学史当思想史分支(或披上文学外套的思想史)来写，这是两种不同的写法。真正有份量的文学史写作，当以宽厚朴实的作品、作家、批评、思潮研究打底。这就宛如考察一株参天大树，仅瞻仰树冠之高华是不够的，还得打量树根是扎在什么泥石上。这与顾《史》驾着“现代性”飞机居高临下地航拍，迥然相异。故同样有浓郁的“现代性”意识的李欧梵撰《铁屋里的呐喊》就未必这样。李著开门见山第一章是写“一个作家的诞生”，即爬梳鲁迅自1907—1918年间，如何从一个文学青年走向经典作家的心灵轨迹……这就近乎看树是从树根开始。甚至更进一步，是在树边掘一口深井，沉潜勘探树根的丰茂根须是从何种水土吸纳了何等营养。
也因此，即使要解释鲁迅怎样从“呐喊”拐向“彷徨”，李欧梵的笔触也能纤敏得像内窥镜，伸向鲁迅文化人格结构深处，窥其公共性“启蒙角色”自期，是如何因共时态“现实期待”的焦虑而受困，反而使“艺术天分”因心灵内倾而意外绽放出《野草》的瑰丽芬芳。亦即不论文学鲁迅的心境曲线呈示怎样惊人的波动，在李欧梵那儿，皆能得到行云流水般晓畅的连贯说明。也就是说，李从鲁迅身上所揭示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犹如血是从血管流出来的，而不像贴标签是从外界附加的。
也许是顾彬对鲁迅从“呐喊”到“彷徨”的心灵激变，给不出发生学水平的连贯阐释，但又不能不应对，故顾《史》的方案是干脆把文学鲁迅截为两段：先在第30—42页讲《呐喊》；再跳到第78—83页讲《野草》。或许不无编年动机，因《呐喊》撰于1918—1922年，《野草》撰于1922—1924年，当中空出的时间(篇幅)正好用来史述郭沫若《女神》(1921)，郁达夫《沉沦》(1921)和冰心《繁星》(1921)……但不管有多大理由，一个原本完整地活在百年文学史上的伟大鲁迅，进入顾《史》的学术框架，被卸成了前后不接的两块，当是绕不过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