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笔者发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用产品的相对价格来阐述产业竞争力, 不够通俗易懂，甚至在大众层面出现了流传很广的常识性错误与混乱——“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物美且价廉，不仅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具有‘绝对优势’”。这里的错误在于语言的歧义：言者所谓的“绝对优势”是指中国产品在同样性能的各国产品中价格最为低廉，而“比较优势”是指中国产品的价格比较低廉，但不一定最为低廉；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以两组四种产品表示的“相对相对价格”，绝对优势则是用产品的生产成本来度量的。其混乱的缘由在于：在产品性能被消费者认为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某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要有现实的竞争力，必须绝对价格最为低廉吗？对此，李嘉图模型没有明确回答，这是一个盲点。

本文前半部分改造的是李嘉图的贸易发生论，通过将相对价格版比较优势“翻译”为绝对价格版，从而运用国际商品套利机制解释贸易的发生，这样不仅使比较优势论更加通俗易懂，而且对该盲点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由此还将挖掘出所有产品的绝对价格都高昂的国家如何通过萧条、产业调整、价格下跌来使其理论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的“浴火重生机制”，并揭示出欧债危机的一种古典解决方法。本文后半部分改造的是李嘉图的贸易获益论，通过将他的“小国—大国模型”加以拓展，与众不同地将中国理解为大国，将美国理解为小国，解释了中国外向型道路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从微观层面上再次佐证了对李嘉图贸易获益论提出异议的贸易条件恶化论与贫困化增长理论。

二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可与绝对价格贵、贱并存 (一) 绝对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来源分解

笔者认为，李嘉图(1817)所谓的某国在某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指该产品具有竞争力。在企业竞争力研究上有两个学派，一个是比较关注企业内部资源的学派，以波特(2005)的竞争力理论为代表；另一个是比较关注企业的产业环境的“哈佛学派”(蔡昉、王德文、王美艳，2003)。波特理论是从成本优势和产品优势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个企业成功的原因，而哈佛学派则比较关注外部环境如产业环境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林毅夫(2002)通过“企业自生能力”(vialility)这个概念对企业竞争力建立了逻辑联系，认为企业只有遵循由本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及在该产业中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技术，才会有自生能力，才有竞争力。

综合波特理论与哈佛学派的理论，可得到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比较概括性的定义(蔡昉、王德文、王美艳，2003)：“竞争力是企业计划战略的结果，即通过企业具有的一系列能力，包括产业因素、资源因素和单个企业特有的能力，以获取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利润、占有有利的市场份额。如果一个企业缺乏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不具有价格竞争优势或质量竞争优势，并不断丧失自己的产品市场空间和市场份额，那么，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迟早会无情地让该企业或产品出局。”

显然，根据微观经济学知识可知，在竞争性市场中，企业要盈利、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表明自己具有竞争力，必须提供给买者性价比高的产品，即在同等质量下，绝对价格低廉的产品具有竞争力；而绝对价格低廉就意味着产品具有现实比较优势，这就需要将相对价格版比较优势转化为绝对价格版比较优势。

表 1虚构的数例展示了典型的李嘉图模型，但是对其进行了一处改造：李嘉图模型假设两国仅使用劳动这一种要素，为更现实起见，这里假设发达国家——A国资本要素充裕，主要使用资本要素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简称为“资产品”，其中劳动投入可忽略不计，但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时，仍主要使用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可忽略不计，而发展中国家——C国则相反(暂不考虑G国)；此外，由于资本与劳动要素在两国的生产率不同，因而两国的要素报酬或成本(等于其边际产出)也是不同的。

从表 1中可看出，比较优势是两组四种商品的“相对相对价格”，即C国在劳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是因为C国劳产品以资产品来衡量的相对价格低于A国劳产品：

$ \frac{\rm 0.000\;025单位C国资产品}{\rm 每单位C国劳产品}<\frac{\rm 0.000\;1单位A国资产品}{\rm 每单位A国劳产品} $

(1)

再假设表 1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恰好绝对价格低廉，下面两式用虚构的数例分析其绝对价格低廉的原因：再假设表 1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恰好绝对价格低廉，下面两式用虚构的数例分析其绝对价格低廉的原因：

$ \begin{array}{l} P_K^*&=\frac{68\;000美元}{\rm 每辆A国汽车}=\frac{P_{FK}^*}{APF_K^*}=\frac{68美元/机时}{\rm 0.001辆A国车/机时}\\ &<P_K=\frac{272\;000美元}{\rm 每辆C国汽车}=\frac{P_{FK}}{APF_K}=\frac{(924.8元人民币/6.8元人民币/美元)/机时}{\rm 0.0005辆C国汽车/机时} \end{array} $

(2)

$ \begin{array}{l} P_L&=\frac{3.4美元}{\rm 每件C国玩具}=\frac{P_{FL}}{APF_L}=\frac{2.72美元/人时}{\rm 0.8件C国玩具/人时}=\frac{(18.5元人民币/6.8元人民币/美元)/人时}{\rm 0.8件C国玩具/人时}\\ &<P_L^*=\frac{6.8美元}{\rm 每件A国玩具}=\frac{P_{FL}^*}{APF_L^*}=\frac{6.8美元/人时}{\rm 1件A国玩具/人时} \end{array} $

(3)

其中：P_K, P_L分别表示本国(假设为C国，比如中国)的资产品与劳产品的价格，加星号的变量表示对应的外国(假设为A国，比如美国)的相应价格；APF_K, APF_L分别表示本国资本、劳动要素的平均产出; P_FK, P_FL分别表示资本、劳动要素的价格。由上可见，C国(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源于：第一，不太低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不太高的人民币工资率；第三，人民币相对于美元不太高的名义汇率。比较优势是三者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不仅仅取决于要素价格。例如，中国的一些FDI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从国内迁往东南亚一些国家，却发现那里虽然劳动力价格便宜，但劳动生产率却远低于国内，从而并无比较优势与绝对价格优势，所以又出现了回流现象。

(二) 绝对价格高昂也可能具有李嘉图的比较优势

更引人注目的是，比较优势还可以体现为价格绝对昂贵的情形，假设有下式：

$ \begin{array}{l} \frac{\rm 16\;667件G国纺织品}{\rm 每艘G国船}&=\frac{P_K^*}{P_L^*}=\frac{\rm 83\;335欧元/每艘G国船}{\rm 5欧元/每件G国纺织品}<\frac{\rm 40\;000件C国纺织品}{\rm 每艘C国船}\\ &=\frac{P_K}{P_L}=\frac{\rm 68\;000欧元/每艘C国船}{\rm 1.7欧元/每件C国纺织品} \end{array} $

(4)

可见，G国的资产品(轮船)和劳产品(纺织品)都绝对地比C国贵。但是，根据李嘉图模型的定义，G国仍然在资产品上相对于C国具有比较优势；而C国尽管两种产品都绝对地比G国便宜，却仅在劳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资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

三 李嘉图的贸易发生论如何作用在绝对价格高昂的产品上？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是贸易发生论与贸易获益论的二位一体。就前者而言，该模型认为，只要本国具有比较优势(劣势)的产品，很自然地就会出口(进口)。然而，现实的比较优势或称竞争优势在于性价比高，即在消费者认为两国产品性能完全相同的情形下，绝对价格更低者能得到订单。初始时期价格绝对昂贵于C国的G国劳产品和资产品当然没有现实比较优势，李嘉图模型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因为它是相对价格模型，这可被视为其盲点，仅在绝对价格模型中才可以发现此问题。

笔者将初始时期G国资产品绝对价格昂贵但“相对相对价格”较低的现象称为它具有“潜在比较优势”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上的比较优势”，因为开放贸易后这种绝对价格高昂就将成为非均衡现象，最终，绝对价格会在国际商品套利及价格、产业结构调整中以失业、萧条等方式强行下跌，以达到新均衡。在新均衡时，G国将在资产品上重获价格绝对低廉，即性价比高的竞争力，彼时才具有“现实比较优势”。笔者将这一调整过程称为“浴火重生机制”。

(一) “浴火重生机制”

如图 1所示，细线的供求曲线表示贸易前，粗线则表示贸易后。贸易前供求曲线交点处决定的G国劳产品绝对价格高昂；在开放贸易后，C、A两国的两种产品均涌入G国套利。C国同质的劳产品由于与G国的劳产品相比绝对价格更为低廉，或者说对一价定律的偏离幅度更大，因而套利空间更大，故比资产品部门和A国劳产品部门更迅速地出口到G国，增加G国劳产品的供给，并冲击G国劳产品产业，使G国劳产品价格下跌，供求曲线下移至粗线位置。进而，G国劳产品中失业的生产资源调整到资产品部门就业，因为C国、A国发生了产业结构调整，两国资产品生产资源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劳产品出口中。出口的畅旺使C这个逐渐富裕起来的国家的劳产品供不应求，导致其价格上涨，在图中体现为C国劳产品供求曲线上移至粗线位置。而G国劳产品受到进口冲击，破产失业，价格下跌，在图中体现为G国劳产品供求曲线下移至粗线位置；同时，G国的劳产品部门的萧条反过来又导致对资产品的有效需求下降，进而又带来资产品的萧条和价格下跌、供求曲线下移(未画出该部门的供求曲线)。

但是，如果G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在短期内依靠对外借款来支付进口可贸易品和国产不可贸易品的生产与消费的话，则要素报酬不会下降，出口部门的绝对价格也不会下降，经济生活中有效需求仍然不足。这表明，由于要素价格的粘性和融资的维持，该国“浴火”却不能“重生”。然而，较长时期后，该国的融资不可持续，进口品行业与国内不可贸易品行业就陷入萧条，市场自发的、痛苦的调节必将使其要素价格、产品价格、名义汇率绝对地下降，或劳动生产率提高(不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个慢变量)，使得其资产品、劳产品绝对价格下降。由于G国资产品的生产率比劳产品相对于C国而言更高，因而资产品的绝对价格比劳产品的绝对价格下降的幅度更大，资产品将重新获得价格竞争力，并向C国出口。由此，复苏并日益壮大起来的G国资产品部门逐渐吸纳了从劳产品部门失业的生产要素，它“浴火重生”了。

而C国资产品部门的生产资源日渐被更为有利可图的劳产品部门吸干，最终，在边际产出不变、完全分工的李嘉图模型中，达到贸易后的新均衡时，G国将完全专业化于资产品的生产，而C国将完全专业化于劳产品的生产，两国均达到完全就业，且能消费更多的资产品与劳产品。调整后的资产品、劳产品的绝对价格在G国都将下降，而在C国都将上涨。可见，“浴火重生机制”就是国际商品套利引起的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物价—金币流动机制”。G国过多的货币存量导致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绝对价格高昂，而过多的货币存量可能来源于国际融资。

(二) 运用绝对价格版比较优势论对欧债危机成因及其解决方法的分析

1.欧债危机的核心成因在于危机国具有李嘉图比较优势的产品绝对价格高昂

一个共识是，欧债危机的成因是希腊等重债国家的实体经济失去了竞争力。根据前文分析，产业具有竞争力就是产品的性价比高。以希腊为例，它没有高科技产品，因而在产品“性能”方面不可能有优势，只有依靠在非高科技产品(指劳动密集型和传统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因价格低廉获得竞争力。确实，希腊出口产品清单中几乎看不到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也较高的产品，由于其制造业比较薄弱，尤其是大型船舶、各种类型的汽车及零部件、铁路用牵引机车、家用电器及其他电子产品的绝大部分乃至全部需要进口，对进口的依赖性很强；其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如棉花、烟草、橄榄油、新鲜蔬菜和加工蔬菜等)和资源性初级加工产品(如大理石、铝锭、珍珠岩和膨胀土等)，这必然造成希腊的货物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但希腊的航运、旅游和侨汇是其获取外汇的主要来源，不但可以弥补贸易逆差，而且还有较大的盈余。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一方面由于外需下降，使希腊的出口需求下降；另一方面，其产品依然维持绝对价格的高昂——如上所述，希腊依靠国际融资而保持了过多的货币余额，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相比，进一步丧失了现实的比较优势。假设表 1数据背后的原因在于下式(数值为虚构的)：

$ \begin{array}{l} P_L=&\frac{3.4欧元}{\rm 每件C国玩具}=\frac{P_{FL}}{APF_L}=\frac{2.72欧元/人时}{\rm 0.8件C国玩具/人时}=\frac{(26元人民币/9.6元人民币/欧元)/人时}{\rm 0.8件C国玩具/人时}\\ &<\frac{6.8欧元}{\rm 每件G国玩具}=\frac{P_{FL}^*}{APF_L^*}=\frac{6.8欧元/人时}{\rm 1件G国玩具/人时} \end{array} $

(5)

可见，希腊产品缺乏现实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是因为：

第一，9.6元人民币/欧元的汇率值太高，表明希腊使用区域共同货币后，无法依靠本币贬值来降低其产品的对外价格。而这背后的原因又在于欧元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对德、法等欧元区内的强国抱有信心，使得欧元在外汇市场上兑换其他国家的货币并没有大幅度贬值。历史惊人地相似，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正是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的根本原因——德国统一后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从而通过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由于外汇市场对德国经济抱有信心，因此德国一加息，在无抛补利率平价的套利机制下，热钱便抛售经济表现疲软、需要降息的英国、意大利的资产，转而追捧马克，造成英、意两国在加息以保持在欧洲汇率机制(EMS)内的固定汇率与降息以刺激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两国最终退出了EMS；之后，EMS汇率波动幅度大大增加，EMS就名存实亡了。

第二，希腊$\frac{6.8欧元/人时}{1件G国玩具/人时}$的产品成本相对较高，而这又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工资成本相对较高造成的。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许多希腊人倾向于自己创办企业，所以希腊现有中小企业77万家，全希腊有超过98%的劳动者都在人数少于10人的微型企业中工作。一方面，希腊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比较单调，主要属于传统产业，呈现出进入国际市场困难、融通资金渠道受限、技术进步实力不足、信息不够畅通、缺乏规模经济性等弱点；另一方面，希腊不少工人(包括外籍劳工)年龄偏大、技能不够高(只有1.2%的成年劳动者参加终身教育)，企业家受教育水平也不高，中小企业缺乏人力资源和技术的来源；同时，希腊社会文化与中国相比，商业进取意识和风险意识要相对弱一些，这些都造成了希腊可贸易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在成本方面，希腊政府和社会认为，中小企业在希腊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地区发展方面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在传统上对中小企业雇员具有很强的社会扶助和补贴意识，使得雇主要交纳较高的社会保险费，导致企业的非工资劳动成本较高，中小企业缺乏成本竞争力。

希腊正像图 1中的G国(A、C分别类似美国和中国)。希腊的高工资成本导致其在劳产品和资产品方面都缺乏绝对价格优势，再加上2008年次贷危机后希腊的出口受到影响，导致失业率上升。但是，由于希腊政府依靠对外发行国债而维持了失业工人的高福利以及僵化的工资制度，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希腊企业和工人并没有削减工资的压力，因而其产品始终不能提高价格竞争力。最终，当资本市场对希腊主权债务的信心降低时，希腊政府就不能发新债还旧债了，又因为希腊政府没有欧元印钞机，所以只能违约，这种违约风险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2.危机国的根本性解决方法是减少外部融资与货币存量，下调工资与物价

目前, 欧盟针对主权债务危机提出了各种拯救方案，如“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等，但大多是为危机发生国政府融资以及欧洲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笔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本解决方法是使希腊等危机发生国恢复产业的竞争力，这样才能使欧洲商业银行从根本上恢复清偿力。根据“浴火重生机制”，希腊等国必须通过“勒紧裤腰带”——即削减政府支出、削减社会福利、降低工资成本来恢复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和现实的比较优势。

相比之下，德国何以成为欧盟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呢？从产业层面来看，一是因为德国产品的科技含量高；二是因为价格绝对低廉，而这不仅是因为德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高，更主要的是因为德国工人勤劳肯干、艰苦奋斗，理性地接受了较低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并在经济下滑时接受减薪和短工安排。德国工资制度的灵活性在欧元区是罕见的。

无独有偶，爱沙尼亚提供了另一个成功例子。其成功在于该国灵活和节俭的政策：第一，为了实现增长，爱沙尼亚大幅度降低了名义工资，使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这虽然抑制了国内需求，但推动了出口；第二，爱沙尼亚进行了大幅度的财政支出压缩，将公共部门负债率减少到只占GDP的6.6%，这个负债率在欧盟所有成员国中最小；第三，出口增长和进口压缩使得其经常账户大为改善。次贷危机后，爱沙尼亚继续通过内部工资、物价下调而摆脱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爱沙尼亚之所以能够实行内部调整，是因为该国130万民众习惯于过勤俭的生活。爱沙尼亚的例子再一次证明，产品现实的比较优势就在于绝对价格低廉，当经济萧条、产品需求下降时，工人们必须主动“勒紧裤腰带”，即接受减薪以求自保，否则，政府的融资只能逃避一时的紧缩，但最终危机必然会来临，彼时只能依靠市场的力量，在失业、破产、萧条、工资下跌的极端痛苦的调整中使产业逐渐恢复竞争力。

这种国内工资、物价下调法，是实行固定汇率制或区域共同货币的国家本币实际贬值的唯一方法。在国际金本位制时期，主要发达国家因相互间铸币的汇率固定，只能依靠增减支出来增减货币存量，通过名义价格的调整来实现实际汇率的升值、贬值，因而这种内部贬值法又被称为古典方法。

3. “天生我才必有用”——三国模型中的李嘉图贸易发生论为危机国指明了出路

李嘉图模型不仅是个相对价格模型，而且是个两国模型。笔者将其拓展为三国模型，如表 1的数例所示，在C、A两国模型中加上了G国，发现它相对于A国而言，在劳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相对于C国而言，在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这三国间必将有贸易机会。其具体分析仍然从图 1的绝对价格和商品套利入手。假设贸易前，C国的劳产品最便宜，A国较贵，G国最贵，则开放贸易后，C国的劳产品必然涌入A、G两国套利，A国劳产品也必然涌入G国套利，使得G国劳产品的需求转移到进口品上，G国国内的劳产品行业在国际竞争中被挤垮。在最简单的李嘉图边际产出不变的模型中，在国际商品充分套利后的新均衡时，C国毫无疑问会专业化生产劳产品，而A国会专业化生产资产品，但是居中的G国将专业化于什么产品则取决于新的世界贸易条件。

比如，在表 1中，相对于0.000 04单位资产品/单位劳产品的世界相对价格，G国在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贸易后G将专业化于资产品生产。在图 1中，新均衡时由于G、A两国专业化于资产品生产，故其境内的劳产品供给曲线其实由进口决定，需求完全来自内需，而C国境内的劳产品供给曲线则包括内需和出口两部分。

三国模型的启示是：既然在多国环境中各国必有相对价格的不同(在多国模型中，各国所有可贸易品两两间的相对价格不可能完全相同)，在某些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的国家不用担心，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它在另一些产品上必有比较优势，则它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必然会使其与贸易伙伴国的消费效用提高，也为自己在出口品行业找到了就业渠道。仅从消费效用和出口创造就业的角度而言，任何国家都应该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来，这也是希腊等危机国不愿退出欧元区这个贸易共同体的原因。

四 李嘉图的贸易获益论与中国开放后贫困化增长的矛盾 (一) 李嘉图特例——“大国—小国模型”的绝对价格版

“大国—小国模型”是李嘉图的“只要两国两产品间相对价格不同，则开展贸易必惠及双方”这个命题的特例。如图 2所示，下幅的曲线是两国曲线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线(李嘉图模型用的是直线型生产可能性边界，表明使用“劳动”单一要素)。曲线型生产可能性边界表明使用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生产两种产品、规模收益变化的各种可能组合^①，更加符合现实。下幅中细的直线表明国内相对价格，粗的直线表明贸易后世界相对价格。贸易前两国国内消费与生产的均衡点处于直线与曲线的切点处。

假设贸易前，C国在两部门的供求量都远远小于A国，C国在两部门均为小国。假设C国在劳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A国在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贸易后，C国依靠价格低廉的劳产品出口到A国(当然，在A国的售价会接近而略低于A国国产劳产品的高价)，赚取的外汇用于进口A国价格低廉的资产品。因为A国是个大国，其对C国的进出口量与国内供求量相比微不足道，几乎不会改变其国内相对价格，因此，大国的国内相对价格与小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接近，也就是说，小国在开放贸易后以更高价格的劳产品出口换得了更低价格的资产品进口，国际贸易条件比国内贸易条件改善了。在图 2左上幅中，贸易后A国国内两部门(图中仅画出了资产品部门)的供求曲线不移动，在左下幅中，A国的国际贸易条件线就是国内相对价格线；而在右上幅中，贸易后C国资产品的供求曲线均向右方移动，表明资产品供求量增加而价格下跌；在右下幅中，C国的国际贸易条件(T线)比国内相对价格线优越，贸易后C国更多地生产劳产品，更少地生产资产品(如图 2右下幅中的E点所示)。贸易的获益完全由小国——C国所享有，这就是李嘉图的“大国—小国模型”。

(二) 劳产品大国贸易条件之比价复归：以中国为例

中国劳产品具有绝对价格优势，如图 3左上幅的细供求曲线的交点所示。由于国际市场劳产品的绝对价格较高——体现为右上幅中A国初始供求曲线S₀与D₀交点处的价格，因此在商品套利下，中国劳产品供给量大为增加，且出口的绝对价格也提高了。与此同时，进口的资产品(未画出)相对于国内生产现状而言，显得绝对价格低廉。显然，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有利的贸易条件使我国获得了如图 2中C国那样的利益。但是，随着出口导向型道路的发展，在贸易利益的刺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以及各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下，各地形成了标尺竞争和“诸候经济”，竞相压低劳动、土地、自然资源、环境、资金等要素价格来招商引资，形成了劳产品的大规模制造和低成本竞争体制，在图 3左上幅中，这体现为我国劳产品的供给曲线大幅度右移至S₁。

为什么S₀会变成水平状的S₁呢？由于在中国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长期呈现出生存工资率下的水平状，再加上中国各地的“诸候经济”有意识压低要素价格以开展区域竞争，且居民收入不高、内需不足，大规模制造的制成品只能依靠出口寻找销路；又由于我国劳产品的创新度和科技含量不高，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价格竞争，要提高性价比，不得不依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低绝对价格，以增强现实比较优势，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得中国劳产品供给曲线逐渐成为最低可变成本上的水平状，甚至许多劳产品企业不得不依靠出口退税来收回最低可变成本。

而在贸易初期，在图 3右上幅的A国(假设是美国)市场上也有劳产品产业，中国与美国相比，尚不是“大国—小国”的关系。但随着贸易的发展，在中国不断增强现实比较优势、降低价格的竞争下，其最低可变成本下的劳产品出口价格低于A国可贸易劳产品产业的最低可变成本了，于是A国可贸易劳产品就不得不出局，C国变成了可贸易劳产品的大国，而A国则成了小国。当然，美国仍保留劳产品行业，但都是不可贸易的低端服务业、建筑业、食品业等，对此，不在图 3中反映。

在图 3左上幅的C国市场上，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固然会引致出口需求大为增加，以出口需求为主体的劳产品需求曲线右移至D₁^①，但在劳产品的新均衡供求量Q₁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劳产品出口的绝对价格回归为开放前的价格了。而在资产品方面，在贸易初期，C国进口的资产品绝对价格低廉(与国内自主生产相比较而言)，但是，在知识经济下创新日新月异，A国资产品的品质在不断提高，因而其绝对价格日益上涨，有可能又上涨至贸易前中国国内的水平了(图 3未画出资产品市场)。因此，在开放贸易一段时期后，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贸易条件复归为贸易前的国内相对价格水平了！

这说明中国在劳产品上变成了“大国”，而美国在劳产品上变成了“小国”(中国进口的资产品价格上涨则是源于产品质量的提高)，根据“大国—小国模型”，如图 3左下幅所示，忽略过程而仅从结果来看，中国在贸易条件方面完全没有获益，或者说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而言，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了，这体现为贸易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线上的国际贸易条件线与贸易前生产可能性边界线上的国内贸易条件线平行。

但如何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呢？这是源于开放使得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FDI的引导下，得以参与到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一般贸易中来，获得了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下的收入增长效应，即所谓的“贫困化增长”使得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外需增加下外移，也就是说，不考虑技术进步、结构红利等增长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的是水平效应，而不是垂直效应。

需说明的是，“小国”通常指完全竞争的需求者(或供给者)，其在市场需求(或供给)中仅占可忽略不计的份额，因而其需求(供给)并不改变市场价格。笔者在这里将美国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小国”，第一，不是说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量微小——事实上，美国正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输出地——而是说其依赖于进口而几乎没有国内供给了，因此从供给意义上来看，美国是“小国”；第二，面对中国这个大国水平的供给曲线，美国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量再大，由于该类商品具有在一定收入水平以上收入需求弹性不足的特性，因而其规模的扩张也竞争不过中国供给规模的扩张，需求相对于供给仍属于“小国”，故在图 3右上幅中，美国需求的扩张只是体现为需求曲线不断向右切割水平的供给曲线，导致中国劳产品出口不断增加，而价格却不曾上涨；第三，综合供求两方面的因素，劳产品价格由中国的成本决定，美国在价格决定上“没有发言权”，表现出“小国”的特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在劳产品的品质不能明显提高、仅是依靠劳产品的大规模制造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为增强现实比较优势，企业只能压低出口品的绝对价格，这使得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现了向贸易前相对价格比价复归的现象。因此，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出口导向型发展道路目前走到了边际收益明显递减的阶段。

五 小结

本文对李嘉图相对价格版的比较优势论进行了绝对价格版的改造，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可与绝对价格贵、贱并存，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绝对价格也低廉时，它就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比较优势，而且具有现实的比较优势或称竞争优势。

第二，一国价格绝对高昂又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开放贸易后会在国际商品套利机制下被价格低廉的进口品冲击，导致产业萧条、失业剧增；最终，价格会下跌，汇率会贬值，从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绝对价格会变得低廉，现实比较优势得以建立。该国将依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得经济复苏，这就是笔者所谓的“浴火重生机制”。李嘉图相对价格模型没有提到过这种情形，被笔者视为一个盲点。据此，在欧元区内，根本性地解决欧债危机就得依靠重债国如希腊在长期萧条后的工资、物价自发性下跌的“浴火重生机制”，以重建其现实比较优势，这就是单一货币制度下使实际汇率贬值的唯一方法——内部贬值法。

第三，李嘉图的贸易获益论在“小国—大国模型”中对于大国失灵，因为其国际贸易条件与国内贸易条件相同。中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外向型道路由于出口量巨大，使之成了大国，因而开放初期有利的世界贸易条件日益回归为国内贸易条件，所以，从贸易条件恶化或比价复归的角度看，中国的贸易获益已呈现出了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