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和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其地的人文学术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在此过程中，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迁台及其活动曾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这在1950—1960年代显得尤为突出。故考察和认识该时期台湾地区的学术发展路径，自不能不由此入手。
一 史语所之迁台1948年秋，内战中满盘皆输的蒋介石集团眼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决定撤往台湾暂作栖身，以图后举。为此，他们不仅将大量的金融资财和战略物资秘密运台，还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军政人员、高级人才和文物图书的撤离计划。11月10日，由行政院长翁文灏出面召集相关人员，密定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四家机构所藏文物精品、珍贵档案、图书资料和标本仪器等全部装箱，由李济负责押运台湾。同月底，中研院长朱家骅又通过“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要求各研究所作好迁台准备。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普遍不满和失望，各研究所对朱的动员大多反映冷淡，唯史语所表现积极。这当中，自然与所长傅斯年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据史语所研究员陈槃回忆：1948年冬，傅为此召集所内同人会议，伤感地说：“研究所生命，恐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既消亡，且宿疾未瘳。余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得以维持不坠，然而余竟不克负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众人听罢，“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傅见状，即谓：“斯年之残生何足惜，当力命以副诸先生之望耳。”遂定迁移之议。在确定迁台后，针对某些人的疑虑，傅还表示：“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之有!”①屈万里也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前，他曾就中央图书馆内善本搬迁去向征询过傅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一定要到台湾去。”当屈担忧“台湾是一个孤岛，孤悬海外，共产党若以兵力断绝交通，围困此岛，将来发生饥饿是很可能的。他说，你不要管这个。”②
傅之所以坚主迁台，除了其本人与国民党政府存在较密切关系和不赞成中共的“苏俄式共产体制”外，更深层的原因，当与其夙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学术立场有关。史语所为其一手创办并寄托此学术理想之地，正是在他的惨淡经营包括与国民党高层的长期周旋之下，才使该所的运作得以勉力贯彻了学术本位和独立的主张，如今眼见“大局崩坏”，自不甘就此任其形销魄散。恰在此时，他接到了教育部长朱家骅招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邀请。台大系由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制而成，由于当时教育经费奇缺和各种问题丛生，以致光复后短短三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三位校长，管理上仍未走出困境。于是有人建议请“霸才”傅斯年出山收拾局面。时傅方从美国治病回来不久，身体状况依然堪忧，在一般情况下，本不会接受此职，但知之甚深的台大教授沈刚伯却料其必来，曾对家里人说：“大胖(傅斯年)，史语所是他的命，这次走投无路了。”①这话，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道出了傅的心事。因为在他看来，史语所既然无法在大陆继续生存，那么迁台几乎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他之出长台大，也可为史语所及其同人的安置争取更多的空间。为此，他当时即致书沈刚伯谓：“弟奉总统命长台湾大学，际此国家艰难(指国民党大陆政权将垮)，当勉为之。台大前身学术空气本是欧洲大陆之正统，当尽力保存。以后如因需要增聘教授，必以学术为标准。迁台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等，当以台大之学术进步为出发点而合作，决不为台大累。总之，时事艰难，必须开诚心，布公道，使主客新旧同心相安，然后可图进步。”②可见已在考虑史语所与台大的合作事。这一点，从其出长台大后的布局中更可得到清晰的印证。
至于史语所其他成员的随迁，则多非由于“政治选边”，而是出自对傅斯年的信任和史语所研究环境的依恋。盖自建所以来，傅氏以其廉洁自律、勇于任事和通达的上层人脉关系，在科研建制、图书设备乃至生活条件方面，为史语所争得了较为安定的研究环境，以至所中同人无不倚之为长城。在这一环境中，他们差不多都养成了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和以学术为生命的理念，不愿轻易脱离这一团队乃至所中长期积累的图书文物资料。史语所元老李济和董作宾的情况便颇为典型。李济于1948年12月奉国民党政府之命负责押运文物去台湾，当时有人劝他勿跟船走，“他说不行，我必须跟着船。押运押运……实际上就是说人在东西就得在。”在他的意识中，“只要是战火，文物都要受损失，牵涉不到爱护哪个政权。”③也正因为他不像傅斯年那样政治上和国民党靠得很近，故在赴台后多年，大陆方面仍希望能动员其回来主持国内的考古事业。④而其时刚从美国归来的董作宾原拟先撤往西南地区，但当他一听到史语所甲骨即将运台，“就决定不去后方，要随研究院一起去台湾”，⑤临行时遇见同乡老友魏辉廷，还私下表示：他是不愿意跟着跑的，只因这批文物他最熟悉，前后经营二十年了，经他手从南京运到重庆，又从重庆运回南京，现在又往台湾运，“责无旁贷呵!自己离不开他们，到那里安排妥当就回来。”⑥其他人员的赴台，也多显得十分仓促。如石璋如，当时正在南京养病，临出发前两天才得到消息，连许多私人物品都不及整理，便匆匆赶到上海候船迁台。⑦有的因长期沉浸于学术，即使人到了台湾，对已发生的政局变故仍无多少认识，如杨希枚在1950年代中期的一次院庆活动中，犹领着众人大唱《开路先锋》、《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直到有人提醒他：“杨公，这已经是大陆的‘国歌’啦，你怎么还唱这？”才大吃一惊，再三问人：“是吗？”以致后来竟因此种表现被台湾当局确认有“政治问题”，受到不小的精神压力。⑧
当然，史语所不愿赴台的，也大有人在。通行的说法是，前中央研究院之迁台仅得一个半所，史语所为其中惟一整体搬迁的单位(还有半个为数学所)。然细一审之，这种说法实包含着相当水分。事实是，史语所的图书文物和设备，固已全部迁台，但从人员看，缺额的比例依然甚高。兹以1948年初该所在岗研究人员为基准，对此略作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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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岗研究人员情况表① |
以上共计32人，其中未赴台11人，占34.3%。从学科分布看，历史组13人，未赴台5人，占38.5%(如除去所长傅斯年，则高达41.7%)；语言组6人，未赴台3人，占50%。考古组9人，未赴台3人，占33.3%；人类学组4人，全部赴台，其中1人不久即返回大陆。
这些未赴台人员的情况虽不尽相同，但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则是一致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傅斯年堂侄傅乐焕(因1948年未在岗，未列入表中)。他原系史语所副研究员，194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期间，出于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愤慨，曾致函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劳神也。”①坦率地表达了不该继续支持蒋政权的观点。1951年获博士学位后，遂不顾傅斯年一再要他去台任职的催促，毅然返回大陆。1948年8月赴英访学的王崇武，情况亦与之相似，不同的只是他原来就对傅斯年有看法。1950年8月，当他接到史语所萧纶徽以傅的名义邀其回台湾大学任教的信函，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阅毕极愤。傅之搬台湾，纯有自私自利为目的，同仁何辜？遭此劫运!回忆两年以前，傅君仗蒋介石势，自北美返国，大放谬词。其时吾极深厌之，与决绝。岂有在其落水后而与同流者乎？因亟复一信以驳之。气愤极深，而措词极硬。复经大改，仍不软。”②并退回聘书，于次年5月回到北京。而夏鼐和郭宝钧之坚持不走，还与他们胸中藏有中国未来考古事业的蓝图有关，在他们看来，史语所虽迁台，但“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来还有许多事情要作”。夏鼐还与同事高去寻相约，由高赴台，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则留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③至于陈寅恪、丁声树、逯钦立、韩儒林(中央大学教授、史语所兼任研究员，未列入表)等，傅虽想方设法拉他们去台，甚至把丁声树个人的书籍先运到台湾，韩儒林也被学生接到台湾住过一段时间，但他们最后仍选择了留在大陆。
以上可见，史语所经迁台之役，队伍已相当残缺，其中尤以历史、语言两组为甚。
史语所初到台湾的几年，条件极为艰苦。当时台湾虽未经历如大陆地区那样的长期战乱破坏，但短时间内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涌入，都使当地的基本设施不堪重负。史语所人员刚抵台时，无处栖身，只能临时安置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床，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不久又转到桃园西南的杨梅镇，租用铁路局的仓库存放图书设备，而在民房办公和住宿。石璋如对当时的窘况有相当真切的回忆：“这个时候我们住得非常狼狈，比如说米仓附近的宿舍，多是楼房，楼下是百姓做生意的地方，楼上让公务员住，另外连堆杂物的号房都租给公家住，像王志维(图书管理人员)就是住号房。有次有个慈善性质的救济团来到这里，预备帮助我们一部分人，还要照相，就有人认为已经很穷了，还要让人拍照，觉得很没有面子了，就反对照相。”④由于工作场所局促，连大陆运去的图书资料也无法上架，用时只能从仓库中抬出相关的书箱翻检，往往“找一本书，需要十分钟到半个小时”。⑤致使不少工作都难以开展。直到1954年底迁至建于南港的新址，才算安定下来。正是在这种一度居无定所的环境中，史语所开始了其在台湾地区从事人文学术建设的艰难跋涉。
二 史语所与台湾人文学科的重建相比大陆地区，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普及水平并不低，但人文学术的建设却相当滞后。期间所设大中专院校的学习科目，基本上是医、农林和工业等实用性专业；而师范类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多不出音乐、美术、劳作、体育、家事等具体教学技能范围。①台北帝国大学作为其惟一的综合性大学，虽说其文政学部设有文、史、哲诸科，然其旨本在配合日本帝国的“南进”殖民侵略政策作研究，而非发展台湾地区的人文学术事业。台北帝大首任校长幣原坦在该校筹备期间就说：“总督府设置台北帝大的目的，在于利用台湾人文地理条件，发展以台湾为中心的华南及南洋研究。”②而一些日本政府官员对于在殖民地兴办人文教育也常怀忧虑，深恐其会推助当地民族情绪与抗日意识的滋长。如日本中央政府法制局长官高桥作卫便向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建议对此加强控制，认为：“土人(指台湾人)已能理解高度之思想，如更授予抽象之教育，助长其提升文明意识，徒促进土人之自觉心，增加不平之念，对施设每生障害，而造成统治之困难。”③出于这样的戒心，文政学部的教研人员始终坚持只聘用日本人。同时，该部文史学科的台生人数也甚少，在长达十七年(1928—1945)的历史中，其史学科招收的62名学生仅3名为台湾当地人，其中毕业二人，均无缘从事本专业研究(另一人至战后方毕业)；文学科毕业的台生也仅8名。④有研究者认为，此种情况的出现，并非日本当局在招生上对台生有所排拒，而是其就业前景大不如医科或政科等实用性专业，原本就缺乏对台生的吸引力所致。诚然，一般说来，文史专业的就业前景确不如应用性专业宽广，但须看到，整个文政学部前后一共才招生654人(包括大量日籍人在内)，年均不到40人(其中还包括了政学科)，⑤且当时台湾其他高等学校并不开设此类专业，此每年区区数十人的文史专业生，按理并不能满足台湾社会的真实需求，而台生却仍对其就业前景普遍不看好。究其原因，显然与日本殖民当局在文史类专业岗位人员的聘用上刻意防范和排斥台湾人士有相当的关系。诚如台湾考古学家宋文薰所说的：日据时代台湾考古完全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虽然“日本人并未禁止台湾人从事于考古工作，但日本若一直占据下去，这些人一定会没饭吃的。尤其是台湾大学文学院的前身台北帝大的文政学部，绝对不会留用台籍的考古学家任教授的”。⑥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当地人文学术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由此造成了光复之初大批日本人撤走后，台湾地区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公私机构的文史专业人才都十分紧缺的状况。
因此，在台湾回归祖国后的“文化光复”年月里，人文学术同样面临着消除殖民地烙印和回归中华的重建与发展使命，而史语所则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中坚作用。这一点，尤突出地反映在考古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建设过程中。兹试分别略作述评。
(一) 史语所和台湾考古人类学的建设创建台湾地区的现代考古人类学，并积极推进各项具体实践的展开，可以说是史语所在台最先着手也是成就最为显著的一桩功业。为了在新的条件下规划发展考古事业，李济等人在抵台的第二天，便外出勘察了位于台北的圆山遗址。稍后，复在板桥林氏学田的资助下，组成由台大教授陈绍馨为团长，以史语所李济、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等为主要成员的调查团，展开了一系列田野调查。1949年7、8月，由李济带队到瑞岩(南投县仁爱乡)对泰雅人的体质人类学和民俗学作了实地考察。11月至12月，又组织了大马璘遗址(南投县埔里镇)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石棺、石刀和陶片等史前遗物。
与此同时，经傅斯年和李济等人的积极筹划，1949年8月还在台大成立了以李济为系主任的中国高校首个考古人类学系，⑦构筑起系统训练考古人类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平台。其运作则以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杨希枚(稍后加入)等史语所成员为骨干，开设的课程包括李济的“考古人类学导论”、“史前史”、“体质人类学”和“人体测量入门”，芮逸夫的“民族学”和“中国民族志”，凌纯声的“东南亚民族研究”、“民族调查方法”和“物质文化”，董作宾的“中国古文字学”和“商周史料研究”，卫惠林的“台湾土著民族”和“原始宗教”，陈绍馨的“社会学”和“民俗学”，高去寻的“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古器物学”，董同龢的“语言学”、李宗侗的“中国上古史”、陈奇禄的“美洲民族志”，以及石璋如的“田野考古学”等。①这些课程，不但构筑了比较完备的教学体系，还十分注重从本学科的特点出发，强调理论学习与现场实践的结合。如李济开设的“人体测量入门”，即要求学生为每年的新生做人体测量，并将测得的资料整理成文发表，借以提高其实际动手能力，而其“体质人类学”的课程，为了提高学生对人体的感性认识，最后六堂课还特别安排学生到台大医学院听解剖科余锦泉讲授的“骨学”；凌纯声的“民族学田野调查”，也亲自带学生赴南势阿美聚落等处进行过田野调查；石璋如的“田野考古学”分两部分，第一学期为课堂讲授，第二学期为田野实习，其内容包括遗迹调查和考古发掘。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②
考古人类学系招收的学生开始很少，第一届仅1人，且于次年即离台返回大陆。此后几届，每届亦不超过5人(正式毕业的要少一些)，但经过史语所这批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家倾囊相授，仅前四届毕业的8名学生中，就有李亦园、唐美君、张光直、任先民、丘其谦等5人日后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1950年代末，该系每年的招生人数渐增至10人左右。且于1956年开始招收硕士班。至第十届，其毕业生总计已达四十人左右，“其中成为国内外专业人类学家者就有二十余人之多”，③可见成才比例之高，从而为台湾地区考古人类学后继队伍的建设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和发展后劲。
从1950年代中期起，史语所的考古人类学逐渐进入稳定的发展状态，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与台大联手从事岛内的考古发掘。
自1953年春至1963年，石璋如连年带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学生对桃源尖山，台中大甲麻头路，台北圆山、树林镇狗蹄山、大坋坑与十三行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开展了环岛及东海岸、隘寮等地的田野调查。虽然由于经费匮乏等原因，④这些考古发掘包括先前的大马璘考古规模都不大，但却把史语所在殷墟发掘中积累的经验，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文化层位学处理方法带到了台湾，“从台北圆山和台中水尾溪畔的若干遗址的地层中，首先发现并确认了文化堆积的层次，并因而给台湾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层序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标尺。这些地区性文化层序的确立，无疑给整个台湾史前文化的年代学建立了良好的基础。”⑤由此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新一代的专业考古学者，包括台北盛清沂和南投刘枝万等协助过石璋如进行考古调查的地方文献或史志研究者。
如在大学期间就参与过大马璘遗址发掘的刘斌雄，毕业后到台湾省立博物馆工作，便十分注重运用这些方法研究台湾地区的史前文化。1954年起，他与南投县文献会的刘枝万等合作，多次实地调查大肚台地西侧缓坡的清水镇牛罵头遗址，在日本学者国分直一发现该遗址具有营埔文化与大肚台地红色系陶器文化共存现象的基础上，透过地层堆积的进一步勘察，不仅确认了绳纹红陶文化与黑陶营埔文化的相对地层关系，还从采集遗物的比较中，发现了另一方格纹陶文化层的存在，由此建立起大肚台地与大甲台地相同的史前文化发展层序。1955年，又乘日月潭地区久旱而水面下降约9米之机，在其周边和光华岛采集了大量陶、石器加以整理研究，写成《日月潭考古报告》，提出日月潭史前文化层当包括洞角灰褐色陶文化及黑色陶文化、大马璘黑色陶文化以及方格纹陶文化等层次，其中方格纹陶文化年代最晚，可能与布农族有密切关联。1957年调至民族学研究所后，应台北县文献会之邀，于1960年代先后主持了大嵙崁溪右岸和淡水河口南岸的大坋坑两处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后者，厘清了该遗址上下重叠的近代汉文化、赤褐色网纹硬陶文化、赤褐色方格印纹厚陶文化、圆山文化和绳纹陶文化等五个文化层堆积，并根据各层位出土器物的特点，推断出各自的相对年代，从而第一次建立起完整的台湾北部地区史前文化层序。这些成果，都为1970年代“台湾省浊水、大肚两溪流域自然与文化史科技研究计划”的推出，提供了依据。①
而台大历史系毕业的考古学家宋文薰，不但毕业论文《台湾史前陶器的研究》为李济亲自指导，还多次随石璋如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在专业上深受史语所的熏陶。后任教台大，长期从事考古专业的教学和研究。1969年初，他与地质学系林朝启带队的考古人员在台东县长滨乡八仙洞的潮音、海雷、乾元、昆仑等四个海蚀洞穴底层发现了遗物丰富的“先陶文化”，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获知这一消息后，七十三岁的李济立即赶去作了实地考察，将之命名为“长滨文化”，②并当场表示期待台湾东部地区考古有更多的发现。据同行的石璋如观察，李的亲临现场“助阵”，不但引起了媒体和各界对此的广泛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对考古事业的更多支持。③
与此同时，所内老一辈学者开始逐渐淡出田野考古第一线，把主要精力转向殷墟考古成果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这一方面是从大陆撤退前，史语所成员原就对整理研究考古发掘遗物有计划和分工；另一方面，按照李济当时的设想，史语所作为国家最高的专业学术机构，自“当从事以殷墟发掘为主的中国考古工作，而台湾的区域考古属于地区性考古研究，应由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从事”。④可见其心中始终未能忘情于全局性的中国考古事业。此后，在他的督促和主持下，史语所持续推出了一批大型殷墟考古报告，其中《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由石璋如负责，自1959年至1992年，完成出版《殷墟建筑遗存》、《墓葬》和《甲骨坑层》等三编十册；之三《侯家庄》由高去寻负责，从1959年开始在梁思永未完初稿的基础上整理、校核、辑补，并作了大量充实，1962年以后陆续出版，1976年出至第八册(第一册空缺，实为七册)，⑤高去世后，复由石璋如续成第九、十两册，分别于1996年和2001年问世。在出土遗物的研究方面，《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先后刊出了李济的《觚形器的研究》(1964)、《爵形器的研究》(1966)、《斝形器的研究》(1968)、《鼎形器的研究》(1970)、《殷墟出土伍拾叁件青铜器的研究》(1972)等五种系列作品。甲骨文的整理和研究，则有董作宾的《殷墟文字乙编》(下，1953)、张秉权的《殷墟文字丙编》(1957—1972)、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1959—1965)和屈万里的《殷墟文字甲编考释》(1961)等。这些工作，不仅是当年殷墟考古各种现场记录的荟萃，也是对出土遗物和遗迹的全面清理和研究，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为丰富而珍贵的学术遗产。殷墟考古在中原，而对其出土资料的系统整理却完成于台岛，这其中固然包含着许多历史的无奈。但无论是谁，只要看到这些学界前辈以毕生精力筑就的文化硕果，想到他们为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为维护学术尊严而付出的巨大艰辛，便不能不肃然起敬。
二是积极推动民族学的建设。
在民族学的建设方面，此期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史语所的人类学组，系1934年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民族学组(以文化人类学为主)划归史语所，与原考古组内从事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人员合并而成，其学术路径属“历史学派”，研究对象以国内少数民族为主，目的在追寻、解释、佐证历史和重建过去。迁台之初，继续按此路径，对南投瑞岩泰雅族(1949)、花莲南势阿美族三社(1952)、日月潭邵族(1955)等作了民族学调查。1955年，复因发展台湾地区的民族研究，特别是“抢救即将消失的高山族社会文化”需要，决定另建民族学研究所，由原史语所人类学组出身的凌纯声任筹备处主任，配以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培养的李亦园、任先民、李卉等青年助手，积极搜采岛内少数族群文化的各种资料和实物标本，并先后组织了屏东县来义乡排湾族(1955)、花莲光复乡阿美族马太安社(1958)、宜兰县南澳乡泰雅族(1960—1962)等调查。
在此基础上，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和民族研究所还推出了一系列田野报告和研究论著，如《瑞岩民族学初步调查报告》(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文献专刊第一种，1950)、卫惠林等《同胄志曹族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2)和《台湾风土志·下篇：土著志》(台北中华书局，1956)、陈奇禄等《日月潭邵族调查报告》(台大考古人类学专刊第一种，1958)和《台湾高山族之物质文化》(台湾省立博物馆，1968)、李亦园等《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二, 1962)和《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五—六，1963)、刘斌雄等《秀姑峦阿美族的社会组织》(同前甲种之八，1965)、丘其谦《布农族卡社群的社会组织》(同前甲种之七，1966)、王人英《台湾高山族的人口变迁》(同前甲种之十一，1967)等。与此同时，台大《考古人类学刊》(1953年创刊)和《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56年创刊)也刊出了不少有关高山族的研究论文，①其内容涉及历史传说、人口与家族、体质、语言、物质文化、亲属组织、风俗和宗教等方面。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台湾南岛民族的探究，也为后来台湾史研究的发展作了基础性的铺垫。
史语所迁台后，所以在考古人类学方面的作为和成就很快受到学术界乃至当地社会的瞩目，原因非止一端，但最主要的恐不出两方面：
首先，如前所说，史语所在迁台过程中，以历史、语言两组受创最重，重量级的研究员就有三人去职，一人未到位(赵元任)，不久傅斯年又去世，其元气一时难以恢复。相比之下，考古与人类学组的人员尚属整齐，重量级人物除梁思永外，余多未散，其绝对人数虽仅10来人，但在全国考古与人类学人才本就甚少(相对历史、语言学而言)的专业圈子中，仍是一支最为成熟的力量，故一到台湾，便十分显眼，当其以积极姿态投入当地的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事业后，更是很快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引来了林氏学田等民间力量的资助。
其次，不可否认，也与其较妥善地承接了之前日本学者在台的考古人类学成果有相当关系。日本殖民政府自1895年侵占台湾后，从加强殖民地统治的需要出发，一直十分注意调查和掌握当地民风及社会组织等情况。还在1897年，东京人类学会即派出田代安定、伊能嘉矩、鸟居龙藏等学者随军赴台考察。1901年，又由政府出面，成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展开相关工作，1909年又设立“蕃族科”，进行台湾“高砂族”的民族志调查，历20年而编成《清国行政法》、《台湾私法》、《蕃族调查报告书》、《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和《台湾蕃族图谱》等。1928年台北帝大成立后，复在校内设“土俗人种学”讲座(研究室)，由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移川子之藏主持，专事台湾“高砂族”体质和文化研究。他们组织“南方土俗学会”，出版《南方土俗》期刊，开展田野调查和垦丁、苏澳新城、花岗山、大湖等遗址的发掘，积累了许多珍贵资料和文物标本。①1943年，日本学者鹿野忠雄还根据相关遗物和遗址型制及其地理分布状况的比较分析，初步提出了台湾史前文化包括绳纹陶、网纹陶、黑陶、有段石斧、原东山、巨石、菲律宾铁器等七个层序的看法，认为前四个源于中国大陆，后几个则受到中南半岛和菲律宾文化的影响。②这些，都为台湾地区民族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史语所抵台后，通过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接管了原“土俗人种学研究室”(战后已改为台大“民族学研究室”)的各项资料设备，李济将此称为该系成立后“承袭的一笔最大的资本”，其中的标本，虽因战乱有所失佚，有不少且缺少来历等具体记载，“但是标本的本身却都是真实可靠，差不多每一件都有它的科学价值”。为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他一面组织人员对每件标本逐一进行详细登录，设法说明“器物的来源及收藏的经过”，让本系师生对这些标本资料“各就其兴趣所在”，进行研究或讨论，并把相关的研讨成果刊于杂志，“以促进社会上对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一般的兴趣”。③同时，还把曾参与过“土俗人种学研究室”工作的台大教授陈绍馨和曾受到日本学者指导的青年考古人员何廷瑞、宋文薰、刘斌雄等吸收到自己的考古团队。有这样的基础，自然更容易在当地的考古事业中打开新的局面。
当然，也必须看到，史语所的考古人类学研究与日本学者相比，仍存在着相当差异。就研究目标而言，在日据时代的殖民主义体系下，其考古和民族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推动和实现当地人的“皇民化”。而光复以后史语所在台的考古，则是将其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区域性支脉来理解的，这不能不说是态度上的一种根本转变。而从考古方法或技术看，史语所也较日本学者有明显的进步。虽然日本学者在民族学调查和资料积累上，成绩显著，但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却显得较弱，即使有人初步提出了台湾史前文化层序的架构，也多系“依赖遗物比较分析，较少地层的层位证据”。④而史语所则将在中原大型考古的多年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更为科学的方法带到了台湾，这就把当地史前考古学明显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二) 史语所与台湾地区现代历史语言学的建设“在日治时代，台湾岛内并无历史学这一学门的开展空间”，连传统的方志都不能继续修撰，⑤从事文史专业研究的当地人才更是少得可怜。傅斯年出长台大后，为了加快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在文史人才的培养上作出了新的布局。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他一面排除干扰，大刀阔斧地淘汰不合格的教员，一面引入李济、董作宾、劳榦、全汉昇、王叔岷、周法高、董同龢等史语所成员参与教学，并极力延揽原清华、北大等校刘崇鋐、姚从吾、张贵永、方豪、余又荪等知名学者，与先已来台的沈刚伯、李宗侗、萨孟武等，很快组成了一个强劲的教授阵容；在课程设置上，特别加强了中国史的分量，要求“古代与近代并重，特别加强中国通史的教学，每周三小时，分甲乙两类，甲类著重上古迄元末的史实，明以後略述纲要；乙类则著重明初迄现代的史实，元以上略述纲要。但历史系学生甲、乙两类皆修，为历史系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⑥为了倡导大学的研究风气，还积极支持文学院仿清华和燕京学报之例，于1950年6月创刊了《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并计划建立相应的文史研究机构，以弥补取消旧台北帝大“讲座”制造成的某些欠缺。⑦循此思路，台大于1953年设立文科研究所，1957和1967年文史两系又分别设立了硕士班和博士班，由此建立起更高层次专业人才的规范训练平台。
不仅如此，史语所还以自身的研究实绩为台湾学术界树立了可资仿效的标杆。此期史语所的历史研究，基本仍秉持着大陆时期的风格和计划，集中于史料整理和考证。其内容多属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及典章制度研究。在具体操作上，各成员往往依据分工，采取以某项大型史料的系统整理和该方向史考相结合的路径。如陈槃关于先秦方国地理资料的汇整和汉代纬书的探究，劳榦的居延汉简整理考释(其《图版之部》与《考释之部》分别出版于1957年和1960年)和汉代制度研究，严耕望对古代行政制度、人文地理研究和石刻史料的搜集编录(其所编《石刻史料丛书》出版于1967年，凡甲乙两编，969卷)，黄彰健对《明实录》的系统校勘(1955年接手，至1962年以后陆续刊行)和明代政治、刑律、官制的考证，李光涛在终生从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和《明清史料》编集(此项工作至其1975年退休时，《明清史料》已出至10编100册、并出版《明清档案存真选辑》3辑等)的同时，对明季边情及清开国史实的发掘等，都反映出这一特征。与此同时，史语所在继续出版《史语所集刊》外，还于1950年创刊了由董作宾等人主编的《大陆杂志》，通过这些刊物，向社会及时发布自己的学术成果及治学理念和方法，期以引领当地的学术风气。影响所及，“在形式上，此后各处学术刊物几乎无不遵循上述刊物的论文格式凡例；在内容上，许多研究课题也在这些刊物上陆续展开，不断衍生为新的课题”。①
在语言学的建设方面，史语所成员除积极参与台大的相关教学外，其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对汉语语言学的系统研究，如董同龢的《中国语音史》(1953)和周法高的《中国古代语法》(三编，1959—1962)等；二是对中国方言资料的整理的研究，如杨时逢根据1930至40年代语言组在大陆地区的方言调查资料整理的《云南方言调查报告》(1967)、《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974)、《四川方言调查报告》(1984)，以及董同龢的《四个闽南方言》(1959)等；三是对台湾地区方言和高山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前者如杨时逢的《台湾桃园客家方言》(1957)，后者如李方桂等的《邵语记略》(1956)与董同龢的《邹语研究》(1964)。《邵语记略》是原史语所语言学组长李方桂从美国回台大讲学期间，于1955年3月随考古人类学系教师到日月潭邵族居地进行考察所作的语言调查记录，它虽是一篇初步报告，却是“国人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所写的第一篇研究高山族语言的论文”，②至今仍是研究邵语的基本参考资料。《邹语研究》系董同龢在1958年调查阿里山邹族语言的基础上用英语写就，对其语料和语法结构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写分析，被视为这方面的经典之作。这些论著的问世，直接开启了后来台湾学术界对高山族语言研究的风气与门径。
三 大陆实证史风在台的传播与流变史语所在台的人文学术建设，除了上述队伍建设和开展专业研究外，还在学术规范的建立，尤其是确立实证主义学风的主导地位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民国时期，实证论一度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独领风骚，成为最强劲的人文学术主潮，以倡导“实证史学”起家的史语所在学界的影响自然也非比寻常。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大陆的思想“地图”，而史语所的迁台，标志着实证史学的大本营从此南移，并通过上述学术活动和布局，开始在台岛寻求扎根。史语所在台湾地区高扬的科学实证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与方法，也是一种基本治学态度，其中至少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 坚持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的精神这是史语所创所之初就十分强调追求的目标。傅斯年就主张史学应就史料本身展开研究，而“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③以便保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因此，尽管他政治上持有“反共”观点，甚至在1948年9月国共交战方炽之时上书蒋介石，就当时的战略形势、作战方针、士兵训练、用人得失等献计献策，①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但在一般情况下，他并不主张或要求史语所成员在学术研究中掺入这些政治主张。在台大任校长时，也与新进校教师“有一项协定，就是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②而被称为“史语所姑妈”③的胡适1958年出任台湾“中研院”院长后，也极力维护这一原则，当蒋介石在某次院士会议的致词中要求“中研院”在学术上配合“反共抗俄”的使命时，④胡当场就表示不赞成，直言：“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⑤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史语所在台的各项研究，依然恪守了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和坚持学术自尊与独立的传统。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属例外，那就是在触及民族大义的时候。以傅斯年为例，他虽将“著史”(因其带有相当的主观解释成分)排除在“历史科学”之外，但“九一八”事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却不惜改变初衷，亲自出面操刀编写《东北史纲》。又撰文讨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主张“借历史事件作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纪律性、民族不屈性”。并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1935)一文，就加强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意识有所阐发。这些地方，似多不免有一种“政治意味”的加入。但即使如此，他仍主张编写时应坚持“遵原则以选择史事，尽考索以折衷至当”的严谨态度，力戒虚骄自大。⑥而陈寅恪、李济等人的学术行为及其欲“与人争胜”的思想，也时常流露出此种深切的民族意识。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现代民族国家已成超越任何个人、党派和集团私利的“公物”，是一国之民共同安身立命的“公领域”，故对它的认同和忠实，实为个人对“大我”(民族)的一种责任，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国民资格的基本底线。只有明乎此，才能理解何以抗战胜利复员回北平后，傅斯年要坚决阻止那些学术造诣虽高却在抗战中失节的文人学者重新进入北大任教；才能理解何以1947年中研院首届院士候选人资格审查在涉及郭沫若应否入围时，史语所代表夏鼐提出候选人“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的看法，会获得在场多数学者的认可而逆着官方意志将郭正式列入候选名单。⑦此种民族观念，对迁台后的史语所显然仍有深刻的影响，如19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台湾新一代史家许倬云便自承其对商周文明发展过程的研究，“都可以说是为了论述华夏国族的演变过程”。⑧
(二) 特重史料整理与考证的治学方法史语所治学，素主“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的门径，重心则在史料的整理。⑨迁台后，其“五0年代的研究工作，几乎完全延续在大陆发展的实证史学，从大量史料中归纳引申，以重建史实的‘真相’为目的。史料的范围，主要为传统的文献，尤其‘史部’的文献。学者奉本所谨严学风为圭臬，旁征博引，务求竭泽而渔，涓滴不漏。既然重视史料，有些遂以考订史料为专业，校勘梳理，务求其能接近这一史料的本来面目”。⑩风气所及，直到1960年代中期，“以追求客观真相为目的的科学史学，无疑仍是那时的主流”，⑪对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那些在课堂上被教导和学习的学生，许多人毕业后也陆续进入史语所，担任助理工作，受到身教与言教的影响，使得他们日后赴美留学前，都奠定了传统汉学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这些新生代的史学青年，承继来自中国史家对学术研究的热忱，并且也将原来学术社群的活动——专业知识群体间的论辩、定期的学术刊物与发表、对于档案文献的整理、田野调查与史料的蒐集等，在台湾进一步扎下根基”。①
人数不多的史语所(刚抵台时仅20来人)之所以能使自己奉行的实证史风在短时间内很快化为笼罩全台的主流学术思潮，原因不外乎二：
首先，台湾光复后，随着日本学者的撤离，当地的人文学术事业一时几近荒芜，而史语所作为成建制迁入的学术群体，不仅拥有比较坚实的教学和科研资源，包括台大文学院的教学力量、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与物质支撑，及其成熟的理论方法与运作机制，还拥有中研院院士傅斯年、李济和董作宾等重量级学者(当时赴台的院士总共才9人)，如果加上和史语所关系密切的在美院士赵元任、李方桂，以及稍后回台担任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其在学界的发言权之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其所发出的学术能量自然易于在社会产生放大效应，也更易为人感知和接受。
其次，与其他赴台学者的呼应也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当时赴台的史家中，有不少本来就属考据派阵营。如曾留学德国的姚从吾和张贵永，都对兰克有相当研究。姚治宋辽金及蒙古史，在台大开设“历史方法论”课，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介绍德国兰克(Ranke, 1795—1886)到班汉穆(Bernheim, 1854—1937)的史学”，对实证史学十分推崇。②张则在台大和台师院(后改为台师大)讲授西洋史，虽非专奉兰克一派，但其“史学方法很偏重考证”，③对两校学生也有相当影响。其余如方豪治史亦属考据家一路，郭廷以于1955年创立的近代史研究所，虽与史语所关系有所不协，然其关注同样集中在档案搜集整理和民国人物口述史访谈笔录等资料工作上。这些，都推波助澜，促成了实证史学在台风行一时的局面。
当然，也必须看到，台湾的情况毕竟与大陆有差异。时移势迁之下，史语所原先运作的某些原则或模式，遂不能不开始生变。粗略归纳，其变化主要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治史观念上，史语所本视史料考证为揭示历史真相的惟一途径，坚信“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④尽管在实践上，连傅斯年也很难真正做到这点，理论上则终究是该所上下的共识。但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其内部就有人公开表露出修正的意见。1957年，任职于史语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张春树就撰文对“五四”以来学术界的实证派和义理派之争作了重新评介，认为考据与义理“在学术研究与论著中有同等之重要性，不可缺一”，建议停止两派间的相互指责和论战，“共同努力来建立实学之学风”。⑤周法高在1963年所作的《何谓汉学》中也提出“汇南高北大于一炉，合古今中外而冶之”的主张，所谓“南高”，指由柳诒徵等开创南京高师注重通识和义理的学风，与胡适等极力倡导的北大实证史风有异，两派一度水火不容，但他却主张将其融为一体，以推进学术发展。后又指出：“只有考据不能构成史学，史学的构成要能系统化。考史不过是部分而已”，若将其视为治史的极则，局促于其中，则“考据自然不足为史学”。⑥这更可视为对史语所以往治史方针的反思与批评。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史语所原先最为强调的是吸取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如地理、地质、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目的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⑦使之登上“科学(自然科学)”之殿堂。但六十年代中期起，随着一批青年学者从美国学成回归，以及台湾地区与西方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其治学方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这时所谓史学的辅助科学，已悄然由傅斯年认可的古生物学、地质学、语言学等变成了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⑧也即走上了倾向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之路。
有人认为，这是台湾学术思潮演变的一个转折。但在我看来，与其说“转折”，还不如说是沿着原先“科学化”道路的一种“顺势推进”。盖傅斯年等人所主的“科学史学”，本是步武西方史学近代化的产物，其借用自然科学手段以臻人文学术于“科学”的路径，渊源于19世纪后期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二战以后，此种观念在欧美已不再流行，而出现了一股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风气，这对于一向密切关注西方学术走向并视之为“领航者”的人士来说自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事实上，实证论本身并不排拒社会科学方法。胡适晚年就对何炳棣说过这样的话：自己之所以未去推动史语所引入社会科学方法，只是因为原先所学为农学和文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①1950年代赴美访学、进修或攻博的周法高、芮逸夫、严耕望、高去寻、许倬云等史语所同人，在他们较多接触到社会科学方法时，也并无抵触，倒是更愿意将其视为“科学史学”进一步得到充实的机遇。严耕望就说：“各种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都有帮助，那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随时都可以用得上……一个历史学者想要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②总之，用社会科学理论治史应是“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项‘发展’，而不是‘交替’(替换)。所谓‘发展’是在传统方法上再加上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交替’是放弃传统方法，而过分重视从社会科学理论去作解释。”③而最早在台提倡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一批学者，如许倬云、李亦园等也与史语所的实证学风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故这种风气的出现，实应理解为史学“科学化”过程的一种内在逻辑归趋和继续演进，而不是方向上的“转折”。如果真要说它与实证史学有什么分歧的话，那主要也是在“科学史学”是否包含“理论解释”这一要素的认识方面。
第三，其研究重心，也因台湾的实际情况而逐步有所变化。如“史语所”的名称强调的虽是历史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但从实际操作的结果看，最为成功的却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合。这种成功及其运作特点，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大陆地区极为丰富的历史考古资源是分不开的。但到台湾后，在这方面的发展空间未免减少了许多——虽然在史前遗址的发掘方面有不少成就，但终因资源的限制，在田野历史考古上却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地区有着相当丰富的民族学资源，使得大陆史语所时代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的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却出现了长足的发展，日益成为台湾人文学术的一门显学，1955年民族学研究所的成立和1982年改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为人类学系(虽然其范围仍包括考古，但重心与李济创系时已有不同)，其实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又如史语所的历史研究，原来多集中于中国古代史领域，这既是建所时国内外学术氛围特别是欲与国际汉学界“争胜”的思路所致，也包含着更易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而使研究具有客观科学性的考虑。但这种回避现实的学风在大陆时期便已遭到其他学派的批评，到台湾后，更因时局之变，促使一些人转向比较切近现实的研究课题。如全汉昇便由古代经济史转向了近代工业化和明清时期东西贸易关系及其货币与物价变动的研究，并和陈绍馨等带领台大经济系学生开展台湾城市与工厂调查，将调查结果编为《台湾城市与工业》(1954)。而中研院于1955年决定在史语所之外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开始大规模搜集和整理各部门收藏的近现代档案，更与学术界这种现实关怀意识的增强有关。
这些，实际上都为196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人文学术的发展及其新局面的开出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