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台湾学术界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这场学术运动持续的时间之长、波及的学科领域之广、参与的学者之众以及关涉的问题之多，都是其他任何学术运动所难以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这场运动的持续深化及其向各个学科领域的推展，1980年代中后期以降台湾社会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力量，遂通过各种方式开始向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渗透，并最终深刻地介入到这场运动之中。正是在台湾社会各种政治及意识形态力量的强势介入之下，这场原本十分单纯的学术运动，开始与具有强烈政治意图和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本土化”论述，发生一定程度的交叉与重叠，相应地，其原先的学术“中国化”诉求，也开始为内涵日益窄化的“本土化”论述所覆盖和替代。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这种“交叉”与“重叠”的一片混沌之中，台湾的思想文化界不仅产生了“本土”与“外域”的严重切割，甚至还出现了“台湾化”与“中国化”的两极对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响台湾当代社会既深且巨的所谓“本土化”思潮，正是伴随着当时形形色色的“本土化”论述而发展和茁壮起来的；而与此相反，原先的那场学术运动，则在铺天盖地的“本土化”论述中几乎被消解于无形。正因为如此，从台湾现代学术史的脉络中来系统地梳理这场运动的发展过程，分析这场运动由“中国化”开始而以“本土化”作结之具体转折过程及其内因外缘，对于全面地把握台湾现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基本特征，进而对于准确地理解台湾当下人文社会思潮的总体演进，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①

台湾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始于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后。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在《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台湾经验》的论文中，对此曾有如下的分析：

日据时代，台湾居于殖民地的地位，统治者基于愚民与使民的原则，并不鼓励中国人从事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台湾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展开，主要是在国民政府播迁来台以后。大陆易手，国府迁台，随之而来的是众多的避共学者，其中不少是研究人文学及社会科学。这些专攻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大陆学者，来台以后即先后进入各新旧大学院校、高级中学及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使人文学及社会科学的薪火开始在此点燃。此后，由他们的学生代代传承，迄今各个学科总算是粗具规模。^①

根据台湾学术界通行的学者世代划分，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的这批大陆学者，应该是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多是由于战乱才避居台湾的，故而“多将台湾当作暂时的‘避秦之地’，等待政府反攻大陆以后，再重返故乡故土。他们大多认为台湾不过是蕞尔小岛，究非久居之地，有生之年必将返回大陆，而且返乡之日并非遥远。他们是在这样一种‘避秦意识’的笼罩之下，在台湾生活，在台湾研究。”杨氏还进一步指出，此种“还乡情结”对第一代的人文学者及社会科学者，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因为，“受制于强烈的还乡意识，他们自然而然地继续大陆时期已经从事的研究课题，亦即继续探讨大陆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对台湾本地的人民、社会及文化问题，则未从学术的观点给予应有的关注与研究”^②

由于第一代学者是台湾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奠基人，故而，他们当时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所开辟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包括他们的研究兴趣和整体的学术关怀，都对此后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进入196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是第一代学者因年龄原因而陆续离开教学与研究的第一线，另一方面则是第二代学者的养成并相继成为学术研究的生力军。在这种世代交替的大背景下，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开始酝酿着新的变革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最能反映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范式转变的，当属陈绍馨于196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一文。^③如果就年龄和资历而言，陈氏应该是台湾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代学者。然而，与上述第一代学者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不同，陈氏出身于台北县的一个名门望族，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社会学，乃台湾本省籍的社会学家。与大陆来台的第一代学者对台湾社会与文化相对陌生、“对台湾本地的人民、社会及文化问题，则未从学术的观点给予应有的关注与研究”不同，陈氏的本省籍身份，使得他对台湾这块土地以及生长在这块土地之上的人民及其社会与文化，都有着特殊的感情。相应地，对于台湾历史与文化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研究价值，他也有着特别的会心与体认。1965年，台湾大学文学院为庆祝20周年校庆举办“台湾研究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之系列演讲。陈氏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实验室”为题，发表演说。次年，陈氏将演讲内容稍加修改，并更名为《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以中英文书刊的方式发表在“中研院”民族学研究的集刊中。

在这篇后来被喻为台湾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典范”^①的论文中，陈氏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台湾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之意义与价值这个重大的学术论题。在他看来，台湾虽然经历了日本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但台湾的社会依然是一个中国社会，台湾的文化依然是一种中国文化。他还进一步指出，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台湾地域狭小，开发的历史也较为短暂，与此同时，有关于台湾之资料的收集与保存却较为系统、完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台湾成为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最佳“实验室”，为探讨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因应之道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和机会。总之，在陈氏的观念中，“在台湾可以研究中国”，^②透过对台湾的研究，可以促进和光大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研究。

透过陈绍馨所揭橥的台湾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之“实验室”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台湾人文社会科学因学术世代交替而酝酿全新转变的1960年代，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依然是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中之重。就这一点而言，在台湾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与由大陆赴台的第一代学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当然，由于时代及环境的原因，两代学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在1960年代中后期步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代学者而言，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相对于他们的师辈而言，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在总体上是隔膜的，甚至是完全陌生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依然把中国社会与文化作为研究的中心课题，但在具体的研究取径以及研究资料的选择上，却不得不以他们所熟悉的台湾为主。陈绍馨之所以鼓吹把台湾作为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之“实验室”，也应该有着这方面的考虑。

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开展的一系列重大研究课题，虽然都把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在研究取径和研究资料的选择方面，却大多立足于台湾。由李亦园和杨国枢共同推动的围绕着“中国人的性格”这一主题的“科际整合计划”是如此，^③由“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推动的台湾汉人社会研究计划就更是如此，^④甚至就连由张光直所推动并主持的持续多年的“浊大计划”(1972—1976)也莫不如此。^⑤这一系列研究计划的实施，是1960—1970年代台湾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它们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完全不同，研究旨趣更是相差甚远，但在具体的研究取径和地域定位上，却又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即把台湾这个中国区域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核心研究课题。

因此，如果从更深的层面来观察，从196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至1970年代，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和研究旨趣的变化都是显而易的。从1960年代中期陈绍馨倡言把台湾作为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实验室”，到1960—1970年代立足于台湾的一系列经验性研究计划的展开，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学术转型。第一代学者所带来的学术传统，尽管影响犹存，但已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所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方法或研究模式。尤其是到了197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台湾的教育水平开始大幅度提升。大量的青年学生赴欧美留学。伴随着他们的学成返台，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理论、方法和研究模式，也陆续地被引进到台湾，并进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持续地发生影响。前面提到的“中国人的性格”之研究计划、台湾汉人社会研究计划和“浊大计划”等等，尽管研究的旨趣相差甚远，参与的学科也不尽相同，但是统而观之，要么强调“科际整合”，要么强调“区域研究”或“比较研究”，其核心的问题意识，都是来自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至于各计划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路径，也都毫无例外完全移植于西方。全面参与上述研究计划的台湾著名社会学家文崇一后来就曾回忆说，这一系列研究计划的推展，“主要受到两个东西的影响”：“一个是哈佛大学的‘社会关系’观念”，“另一个就是当时美国(的)现代化理论”。^①类似的言论，也分别见之于积极投身于这类研究计划的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第二代领军人物李亦园和杨国枢等人的相关著述之中。^②

总之，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进入1970年代之后，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发生了研究重心的转移，而且在理论、方法论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均发生了全面性的变革。伴随着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及理论和方法论领域的全面变革，一种以台湾这个区域性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为聚焦中心、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为学理性基础的人文社会学术新潮流，也开始由暗潮涌动而最终汇成为澎湃的江河。

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型，台湾学术界从70年代初开始，就陆续地对这一转型的未来方向、特别是转型过程中所移植的一系列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进行了适时的检讨、反思和批评。1972年，《思与言》杂志社陆续举办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与展望”的系列性主题研讨会。从稍后发表的部分学者在研讨会上的谈活内容来看，对由西方引进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反省与批评，可以说是不同学科学者所共同关注的焦点论题。例如，在这年5月2日举行的行为科学研讨会上，心理学者黄坚厚就曾指出：“我国心理学者所教的东西常常是外国货，而对我们中国人本身究竟是怎样却未全能了解。固然我们知道有很多基本的原理并没有种族的限制，(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是可能应用到我们东方人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在没有实际的研究来证实这个事实之前，(便)不能够由此假定。而且事实上也有很多心理学的理论不一定可以普遍地应用到各方面，也不一定可以解释我们东方人的行为。”^③在同年5月15日举行的历史学科研讨会上，历史学者李恩涵更是明确地指出：“我们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外国的社会科学，是根据外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建立的，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是否能用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还特别援引心理学者黄坚厚的例证，“黄坚厚教授曾说，外国的心理学理论对中国人有时用不上。心理学算是比较靠近自然科学的，还发生这问题，历史更具有社会传统文化个别性，自然更会发生外国理论不一定适合中国的问题。”^④

透过黄坚厚和李恩涵两人的上述发言，我们不难推知，早在台湾人文社会科学转型之初，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对这种转型可能带来的后果，特别是对西方理论与方法论的广泛移植，保持着相当的警觉。稍后，随着这一转型的持续推进，特别是随着前述一系列研究计划之最终完成，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经过大量的经验性研究之后，对照搬照套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路径，遂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并由疑虑而走向深刻的反思。以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第二代领军人物之一的杨国枢为例，他早年曾亟言以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从事“中国国民性之研究”。在1965年为《思与言》杂志第2卷第5期所撰写的社论中，他就写道：“现阶段，在从事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研究时，中国底行为科学家们不要怕借用西方行为科学家们所发展出来的方法与理论建构。这对我们来说，多少是一条捷径。”^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杨氏自1969年留美返台后，开始系统地介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人格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并与社会学家文崇一和人类学家李亦园组成所谓“铁三角”，透过不同学科的交叉与合作，开展“中国人的性格”之研究。^②1972年，由他和李亦园合编的《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性的讨论》一书正式出版。该书“集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与精神医学各学门”之研究成果，不但开启示了“科际合作研究的风气，对台湾社会科学的研究可说是有相当大的影响。”^③然而，就在其学术声光日趋绚烂之时，杨氏本人却遭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他晚年曾回忆说：

1975年，我开始不想作研究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以前那么热衷的作研究，现在却又不想作了呢？’我开始检讨自己，想想自己是不是入错行了……在经过一番反复思考之后，我终于发现是我研究心理学的方法出了问题。我回顾自己以前所做的研究题目，发现这些题目都是美国人做过的，他们研究的题目对他们的社会意义非常重大，但是我们不管那个题目在我们的社会有没有意义，我们还是照抄照搬，我们根本没有思考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到底什么样的主题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问题不只如此，还有其他问题。于是我回想自己如何作研究，在研究时的思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我发现我都是套用美国人的方法，而且在作一个题目的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的压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④

杨氏的这段心路历程，在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二和第三代学者之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当他把困惑和想法告诉李亦园和文崇一等人后，“他们也都相当认同”。^⑤几经磋商之后，他们认为，必须掀起一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全面检讨和反省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以厘清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1980年12月，经过精心筹划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在“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正式召开。由于会议的主题事先已经过反复的磋商与讨论，^⑥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此已有基本的共识，故而，会议的邀请函一经发出，很快便获得广泛的响应。据会后统计，在为期4天(21至24日)的会议中，共有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精神医学、大众传播学及哲学等十多个学科的六十多位学者与会，总共宣读了21篇论文。^⑦会后出版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则是对这次研讨会成果的总结。

在杨国枢、李亦园和文崇一等人的认知中，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是一项“有赖所有中国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学术事业。因此，要达成“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这一目标，绝不是一次学术会议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持续的推动和长期的学术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1983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杨国枢、李亦园和文崇一等人，再次将“中国化”的议题带入其中，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其实，香港中文大学的这次研讨会，主题是“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与会者除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外，还有多位中国大陆的学者。饶有意味的是，出席会议的台湾学者，几乎都参加过1980年台北的那场“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至于他们所提交的会议论文，除少数几篇与会议主题相关外，绝大多数均延续台北会议的论题，就“中国化”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①更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台湾学者的论文单独成书，并定名为《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最终于1985年由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出版；而香港和大陆学者的论文，则冠以“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之名而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出版。^②

香港的研讨会结束后，这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开始在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领域持续推展。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界对这一运动的积极响应。在1980年底台北的那次研讨会结束后，台湾的社会学界又于次年5月召开了以“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后还出版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论文集》一书。^③

尽管这次会议的主题并不在“中国化”方面，但社会学的“中国化”显然是会议的主办者和与会者都极为关注的话题。^④稍后，不论是于1982年5月举行的“中国社会学社”第14届年会，^⑤还是同年6月由“中国社会学社”和东海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在中国：问题与展望”研讨会，都毫无例外地把社会学的“中国化”作为研讨的核心论题。^⑥

台湾岛内掀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很快便在旅居海外的台湾学者间引起回响。1983年11月，10多位旅美的台湾学者，借“美国亚洲研究会西区年会”之机，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社会学中国化：旅美国中国社会学家的若干观点”座谈会，^⑦会后还出版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专题论文集。据座谈会的发起者兼主持人蔡勇美介绍，他之所以要召集这次会议，原因就在于自己多年来一直被一些问题所困惑，希望邀请同道，相互切磋，以释疑解惑。他说：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学在中国是不是与在美国不同？以美国及西方社会为主之社会学理论及方法是否适合于中国社会？第二个问题是，目前及未来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否应(盲目地)跟着美国及西方的路线走？^⑧

显而易见，蔡氏发起这场座谈会的初衷，与几年前杨国枢、李亦园和文崇一等人推动“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运动时所高悬的鹄的，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场座谈会不仅是对台湾岛内正在掀起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之积极回应，而且是这场运动在空间上的一次重要扩展。

仔细梳理上述一系列重要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场一波接一波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之推展过程中，尽管由于参与者众多，加之学者们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故而，大家在对“中国化”的目标、意义、路径与方法等认识上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歧见；^⑨但是，在以下两个基本的议题上，却又有着高度的共识——

其一，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检讨、反思与批判。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识：

在现代知识的领域内，社会及行为科学主要是源自西方的国家，而且在西方的成就也最大。这些科学传入我国以来，有关的学者大都是在国内外受过西方式的专业训练，在以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为对象从事研究工作时，往往偏重西方学者所探讨的问题，沿用西方学者所建立的理论，套用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方法。影响所及，使我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难以在问题、理论及方法上有所突破……在缺乏自我肯定与自我信心的情形下，长期过分模仿西方研究活动的结果，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与特征，终于沦为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的附庸。^①

正因为如此，在这场运动的推展过程中，学者们总是结合不同的学科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展开深刻的检讨、反思与批判。诸如高承恕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内在关联性的系统梳理，揭示这一理论赖以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及文化的脉络”，以彰显其知识的相对性和价值的有限性；^②萧新煌从科学研究的“范型结构”出发，通过分析美国社会学的“范型结构”，以揭示其“非理性”的特质及其对“边陲范型”的宰制；^③金耀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通过对“西方的学术优势与西方政治优势”之间关联性的分析，借以揭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霸权性格；^④叶启政则从研究典范转移的角度，强调“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未必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解释体系”，并揭示隐含在其背后的“特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色彩”，^⑤等等。经过他们的种种检讨、反思与批判，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内在局限性、西方人文社会知识的相对性和时效性、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社会的内在关联性等一系列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澄清。这种检讨、反思与批判，无疑从知识社会学或科学哲学的高度为学术“中国化”拓展了前行的道路。

其二，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传统的历史性回溯与接引。

无论就这场运动的发起者而言，还是对于广大的参与者而言，检讨、反思和批判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都只是手段，而绝不是目的。正像杨国枢和文崇一所说的那样：“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并不是排外主义，也不是国粹主义，更不是孤立主义。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强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发挥人的共同性，而且要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⑥所谓“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就是指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从事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为对象的研究活动时，要敢于将“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取向”融入其中，将“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融入其中。^⑦一句话，就是要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性，而不是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不加批判地移植西方的理论，简单地套用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在这一运动的推展过程中，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回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传统，希望通过对这一传统的梳理、分析与历史性的回顾，以重新建立某种连接和延伸。从叶启政对“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的”梳理与勾勒，^⑧到林南对费孝通社会学“中国化”研究实践的回顾；^⑨从萧新煌对台湾社会学“传统失落”的反思，^⑩再到稍后叶启政对瞿同祖、吴文藻等人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所推动的社会科学“中国化”成绩之系统发掘、整理和全新诠释，^⑪都在在显示出这种努力。这种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既有研究传统的回溯、分析和接引，一方面标示着这场运动与1930—1940年代学术“中国化”之间的种种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也彰显出这场学术运动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与前景。

除上述两个基本的共识之外，这场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还由于讨论的持续深化而发生目标的局部调整与重新定位以及研究典范的重新确立等复杂现象。^①惟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作详细的分析。

在1990年代以来台湾学术发展和思潮演变的整体脉络中，1980年代初兴起的这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时常被解读为台湾思想文化领域“本土化”运动的先声。^②其实，正像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鲜明政治色彩的“本土化”运动，其观念形态的萌生，远在这场学术运动展开之前。^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场以“学术自觉”为核心、坚守“学术本位”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与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鲜明政治色彩的“本土化”运动之间，并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把观念形态萌发于前的“本土化”运动，与稍后才推展开来的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连接起来，并视前者为后者的逻辑发展或自然延伸，这种解读实有倒果为因之嫌。这样的强解不仅严重误读了这场“中国化”运动的学术真谛，而且也彻底地虚化了“本土化”运动所赖以产生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若从台湾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整体演进来看，两者之间确实又存在着某种交叉或重叠。其中，由“中国化”向“本土化”的概念性转变，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笔者通过对1980年代早中期大量有关“中国化”问题研究文献的仔细阅读，发现在这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中，最早使用“本土化”这个概念的，应该是金耀基。他在提交给1980年台北那场关于“中国化”研讨会的论文中，就有这样的表述：

“社会学中国化”的提出，并非是非常特别的中国学术界的现象；事实上，这是相当普通的，特别是欧美以外国家学术界的一个现象，这可以看做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世界性运动。从大量的现象观察，我们可以说这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应。^④

显而易见的是，在金耀基这里，“本土化”只是国际学术界惯用的一个词汇，它是相对于“西化”而言的。联系到这段话的上下文，我们不难发现，在他这里，“本土化”也就是“中国化”。这两个概念完全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换句话说，他说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中国化”。

作为这场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杨国枢，在1987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曾分析说：“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实在是一种学术本土化(indigenization)运动。这种运动并非台湾所独有，而是在学术边陲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所逐渐萌发的一种共同现象。”^⑤杨氏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与金耀基的“本土化”概念是完全一致的。所谓“边陲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所逐渐萌发的一种共同现象”，也是对此前金耀基观点的进一步延伸。在1980年台北的那次会议上，金耀基在提到“本土化”这个概念时，就有这样的补充：“非西方社会这种普遍的学术反映(即本土化运动——引者)与政治上的反殖民运动是颇相响应的。毫无疑问，西方的学术优势与西方的政治优势不是毫无干连的，而一个国家或社会在学术上求独立或扫除殖民的阴影，毋宁是政治上独立的重要精神支柱。”^①众所周知，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自1960—197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世界格局的调整，一大批亚非地区的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在独立之后，都力图摆脱外来势力长期以来所施加的种种影响，并在政治与文化等各个领域强调其主体性。新兴国家这种摆脱外来势力影响、力求恢复其固有文化传统、强调其民族主体性的努力及其尝试，遂被政治学界和文化学界称之为“本土化运动”。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本土化”，是相对于此前“殖民化”而言的。因此，所谓“本土化运动”，其实质就是对此前殖民化的一种抗争，是在政治、文化、精神结构和意识形态各领域对本民族“根性”的一种回归。从金耀基的“欧美以外国家的一个现象”，到杨国枢的“边陲国家所逐渐萌发的一种共同现象”，意思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不难想见，他们之所以要用“本土化”来指代这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社会科学运动，其本意是要借以诠释这场学术运动的意义与价值。换句话说，在他们的意识中，台湾的这场学术“中国化”运动，也像亚非“学术边陲国家”的学术文化重建和学术反殖民运动一样，是对西方学术强权和学术话语的一种抗争，是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一种自觉回归，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层面重建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之内在联系的一次重要努力与尝试。

从1980年金耀基首次用“本土化”这个概念来提示这场运动的方向及其意义，到80年代中后期杨国枢在总结这场运动的阶段性发展成果时再次用到这一概念，这中间已走过数年的时光。在这期间，很多参加“中国化”问题讨论的学者，都使用过这个概念。然而，他们也都像金耀基和杨国枢两人一样，他们所说的“本土化”，也就是“中国化”，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可以互换使用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前，尽管“中国化”和“本土化”这两个概念的意涵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互换使用；但是如果就使用的频率来看，“中国化”要远远多于“本土化”。然而，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则急转直下，“本土化”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于几乎都淹没了“中国化”的概念。这其中的缘由，自然值得探讨。

对于从“中国化”到“本土化”的这一概念性转换，杨国枢在1993年的一篇论文中有这样的陈述：

自1980年迄今，已历时20多年，其间在研究理念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从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转变到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这一转变大约在1987年。台湾发展到当时，现代化变动的动力已经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塑造了新的特征与形态。这些特色与风貌不但不同于大陆，而且也不同于香港，俨然展示了自己的整体格调。在此情形下自然会激发一种本土化或乡土化的情操。尤有进者，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台湾、香港及大陆在政治体系、经济制度及社会形态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在整体现代化方向与程度上的差异，已使三地华人在心理、行为及生活等各方面各有特点。更确地切说，三地华人的心理与行为不但有其共通性，而且也有其特殊性。每一华人社会的中国人之共同的心理及独特的心理与行为，自然会构成特殊之整体性的组合结构与运作方式……尊重各该社会之中国人的本土性心理与行为特征，并加以切实地描述、分析及了解，自以称为“本土化”的研究取向较为妥贴。^②

作者的这番陈述，显然包含了如下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大约从1987年前后年开始，台湾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已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这种独特性的完整呈现，“激发了一种本土化或乡土化的情操”，他把此前的“中国化”转换为“本土化”，正是顺应了台湾社会文化的这一转向。其二，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已分别发展成三个不尽相同的中国社会类型，相应地，三地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及其运作方式，都各有特点，相较于此前的“中国化”，“本土化”这个概念更能反映两岸三地中国人心理与行为模式的独特性。

在作者所陈述的这两层意思中，后者显然是基于研究策略的一种技术性选择。笔者对心理学完全是个门外人，对作者基于研究策略的这种技术性选择，不敢妄加评论。这里仅就其第一层意思，略加分析。

根据我的理解，在作者所陈述的第一层意思中，其实还隐含着诸多引而未发的内容。众所周知，在台湾的现代历史上，1987年实在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台湾颁布“解严令”，同时开放了党禁和报禁。伴随着“解严令”的实施，原先由“党外”所推动的“本土化”运动，遂开始波及台湾社会的各个领域。作者所谓的“本土化或乡土化情操”，正是针对这一时势而言的。在“本土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趋势下, 再像先前那样高谈“中国化”，无疑会被扣上“大中华意识”的高帽。^①因此，以当下流行的“本土化”来代替先前所说“中国化”，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以上的解读虽然只是一种推想，但却绝非向壁虚构。这场运动的另一位发起人文崇一，在1991年所发表的一番关于“中国化”与“本土化”的谈话，可以作为佐证：

(在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运动开展之初)我们不晓得用“本土化”，还是用“中国化”，或是别的什么化？化来化去，还是想用“中国化”比较响亮一点。所以就用了“中国化”这个字。假如现在，就可能不会用“中国化”这个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现在的政治环境，的确是不太一样，当时还没有这种隔阂，就用了这个观(概)念。^②

“当时”和“现在”的时间性区隔，“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时移世易，都表明“中国化”和“本土化”这两个概念是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产物。尽管两者意涵相同，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以用“中国化”，“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则只能用“本土化”。

如果以上的推论大致不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1980年代初兴起的这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之所以在1987年以后发生由“中国化”向“本土化”的概念性转变，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学术以外力量的干扰。对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来说，面对甚嚣尘上的“本土化”运动，以“本土化”这个人人耳熟能详的概念来代替此前的“中国化”，虽是权宜之计，但也是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的学术话语中，不管是“中国化”还是“本土化”，都是同一个意思。选择“本土化”既无损于早先的学术理想，又能“契合”当下正在激活的“本土化或乡土化情操”，可谓一举两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概念性的转换，与其说是这场运动发展的逻辑必然，还不如说是发起者为应对“本土化运动”压力而做出的策略性调整与妥协。

后来的发展证明，主事者为“两全其美”所进行的这番策略性的选择，原来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1987年以后，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台湾朝野都把“台湾优先”作为政治口号，“本土化”论述遂逐渐成为进行政治与意识形态动员的工具。在“本土化”已经作为某种政治语话和意识形态的特定时空背景下(尽管民进党以“本土化”为矛，国民党以“本土化”为盾)，这一概念的原初内涵已变得面目全非。时移世易之下，再以“本土化”之名来推动学术运动，各取所需、“六经皆我注脚”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果然，在这之后，在“本土化”标签的遮掩下，以鼓吹台湾历史、社会与文化的特殊性为名，从历史、文学等不同的层面，建构所谓“台湾主体性”，并以“本土”与“外来”、“台湾”与“中国”的二元割切与对立，进行“去中国化”和“反中国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动员，^③都是在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旗帜下大行其道的。至此，这场早先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已被完全扭曲成在“本土化”的旗帜下遂行特定政治目的与意识形态的工具。

本文只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台湾这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所作的一个轮廓式的梳理与勾勒。从中不难看出，这场学术运动的发生与推展，其内因外缘尽管异常复杂，但1960—1970年代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以及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偏差，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要而言之，1960—1970年代台湾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一方面逐渐远离了由第一代学者所带去并予以某种发展的民国时期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则越来越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宰制。正因为如此，这场学术运动的展开，一方面表现为对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历史性回溯与重新诠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全面反思与深刻批判。当然，由于时移世易，台湾的这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无论是就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还是就学者们在理论思考上所已达到的高度，抑或是在“中国化”目标下所开展的各种经验研究所已获得的成果，^①都是民国时期学术“中国化”所无可比拟的。就此而言，这场学术“中国化”运动，一方面在理论的层面把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于建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思考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则又从实践的层面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探索出诸多的门径与方法。这才是这场学术运动的真正价值所在。

至于这场运动在推展过程中由“中国化”向“本土化”的转变，主要是由于1980年代中后期以降台湾社会各种政治及意识形态力量强势介入的结果。政治及意识形态力量的介入，不仅严重地重干扰了这场学术运动的正常发展，而且还使得学者们的严肃思考与学理性的研究，最终被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滔滔喧嚣之中。

一场以“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最终被扭曲成为诠释某种政治意图和建构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结果虽为当初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料所不及”，但其中的教训无疑是极为深刻的。它再次昭示：即使是一场纯粹的学术运动，也无法脱离其现实的政治与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