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小说社初创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这是晚清小说，特别是翻译小说出版最鼎盛的一年。仅以当时小说出版量最大的两家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林社为例，前者当年出版小说单行本59种，其中翻译小说就有56种；后者出版小说单行本40种，翻译小说达33种。在这样的出版形势下，改良小说社创立之初率先推出的也是翻译小说——《机器妻》和《色媒图财记》①。当年九月二十四日(1907年10月30日)《中外日报》刊载售书广告云：
侦探小说《机器妻》：此书叙一女子为父报仇，隐身妓院，报仇之后，卒赖一侠士以机器妻代某女子，保其出险。其中情节离奇变幻，令阅者不可捉摸……侦探小说《色媒图财记》：此书写一奸恶之女，以色饵人。为图财计，暗杀其未婚之夫，复思致死其友。幸又有一友从旁侦探之，乃始得其情实，拟控而置诸于法，事未行而女死于盗。情节离奇，不可思议，列诸侦探小说中，诚空前绝后之作也。
该社在推介这两部题名标新立异的作品时，特别强调它们“情节离奇”。另外，在《机器妻》单行本的封面上却标示着“言情小说”，而非广告所称的“侦探小说”。事实上，无论侦探还是言情，都是晚清最畅销的翻译小说题材，这两种标识，都是为了引起读者的购买兴趣。与当年小说林社和新世界小说社正式出版小说前接连通过媒体广而告之相比②，改良小说社初创时对这两部翻译小说的的宣传较为低调，此时虽仍属翻译小说出版的高潮期，但这时评论界指摘翻译小说弊端的声音渐多：
今之所谓译书者，大抵皆率尔操觚，惯事直译而已；其不然者，则剿袭剽窃，敷衍满纸。译自和文者，则惟新名词是尚，译自西文者，则不免诘曲聱牙之病，而令人难解则一也。尤其甚者，坊间所售之书，异名而同物也。③
改良小说社初创期推出翻译小说，其后却改为主营自撰小说，经营策略的变化，源于市场动向的变化。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改良小说社才真正在小说市场崛起。七月初十日(1908年8月6日)《申报》载“改良小说社之开办缘由及收稿广告”云：
小说之熏染社会，论者纂详矣。旧本流传，颇有脍炙人口者，而淫盗之媒介、神仙鬼怪之迷信，流弊滋多，似不适于今日。比者文界交通译述繁多，顾因风俗之互异，阅者致诧为离奇，词旨之过深，多数乃形其窒碍。本社同人有鉴于此，以去非存是之心，因势利导之计，办法所在，有异恒蹊。改良社会，义主惩劝，一也；文字浅简，饷遗多数，二也；照本酌加，定价极廉，折扣划一，三也；图绘工细，装潢精美，纸白字大，取便阅者，四也；设预约券，特别廉价，以便同业，五也。
这是改良小说社在报刊广告中的正式亮相，距其初入小说市场已过去至少十个月。从该社命名来看，“改良”本意为改正缺点，使事物完善。与“输灌文明，开通风气”①的小说林社和“开化社会，增进文明”②的新世界小说社一样，改良小说社声称要“改良社会，义主惩劝”。在当时，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言必及“改良”。小说社以“改良”命名，既不会被官方追究，又与时代潮流合拍。实际上，从商业逐利的目的来看，“饷遗多数”才是改良小说社的经营宗旨。在广告中，经营者称旧小说诲淫诲盗，翻译小说词旨艰深，因此决心“去非存是”，走“有异恒蹊”的新路。该社当月即出版7种小说③。同年九月十一日(1908年10月5日)，经营者在《中外日报》刊载广告，宣称“按月十种，年内可出五十余种”，当月出版小说达10种④。虽然改良小说社并未实现预期目标，但一年出版小说33种，其中，翻译小说仅8种，题材以侦探和言情为主。本土自撰小说多达25种，题材涉及面较广，以供不同读者需求，是谓“饷遗多数”。相较之下，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版56种，其中翻译49种，自撰7种；小说林社出版17种，其中翻译10种，自撰7种。改良小说社当年已它跃居当年各书局小说单行本出版种数排名次席⑤。
梁氏发起“小说界革命”后，翻译小说大畅，其中小说林社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⑥。光宣易位之际，翻译小说在阅读市场的走势开始下滑。此时，小说林社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主编徐念慈去世和经营不善停业，偏重翻译小说出版的新世界小说社也仅勉强维持至宣统元年(1909)。商务印书馆尽管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49种翻译小说，但第二年即锐减至29种，之后两年继续减少。小说林社、新世界小说社退出市场，商务印书馆缩减投入，其它书局出版翻译小说甚少，充分显示了当时翻译小说市场的疲软。改良小说社转而以自撰小说为主要经营方向，在宣统朝表现得更加突出，自撰小说种数始终居各书局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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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宣统朝三家书局小说单行本出版种数一览表(括号内为其中自撰小说数) |
清廷国祚将尽，报章之外，文人大量创作切近民生、反映现实的社会小说针砭时弊，与广大读者，尤其苏沪一带的商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形成共鸣。改良小说社出版的小说在选材上明显倾向于这类题材。其中，专于暴露和讽刺的社会谴责小说尤多。追根溯源，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是发轫之作。随后几年中，包括另一位知名小说家吴趼人创作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多部思想深刻，笔锋犀利的社会谴责小说相继问世。它们的畅销刺激和带动了同类题材的创作、出版。改良小说社单以“官场”命名的小说竟达8部。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李韵的《官场风流案》出版，讲述安徽人陈闻弦诱拐人妻，反诬原告之事，揭露官场腐朽堕落。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陆续推出该作的二、三集，作者改署“董狐”、“天梦”，可见这类作品的销量应该不错。社会谴责小说在写作技法和谋篇布局上颇受《官场现形记》的影响。作者用漫画式的笔法塑造人物，夸张而略带荒诞的笔锋直指晚清群丑。小说结构惯以多个故事单元相连缀，“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其中，陆士谔的《新上海》堪称范例。该作叙青浦人李梅伯在沪上的所见所闻。作品中人物一出场便被定格，从名字即能推知其品行，如贾葛民(音谐“假革命”)、贾敏士(音谐“假名士”)、刁邦之(音谐“吊膀子”)。他们普遍道德沦丧，行迹卑劣。小说第三回，贾敏士在席间叙及《横议报》经理荆殿臣的发迹史：此人本为革命党，却将预备起事的巨款挥霍，致党人互相残杀。借作品人物之口，作者又引出下文，一个个故事前后衔接，构成了整个情节链条。与以上社会谴责小说不同，社会理想小说是作家以近乎游戏的笔墨，虚拟的个人化精神世界，以内容奇异吸引读者。在《新中国》里，陆士谔带领读者畅游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上天入地的交通工具、医治邪恶的神药……作家充分发挥想象力，笔下的“新中国”一派繁荣富强之象。欢喜过后，“才知方才的，乃是一场春梦，今年依旧是宣统二年正月初一，国会依旧没有开”，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这是陆士谔的心声，也是时人的无奈。
社会小说之外，改良小说社还出版了言情、侦探、科幻等题材的小说。其消遣娱乐性较前者更为突出。在言情小说中，才子佳人的传统桥段反复上演，恩客与妓女的故事依然有人津津乐道。单从《色界之恶魔》、《醋海波》的题名便可看出其格调高低，相关广告宣传尤其直露：
绘图《新西厢》：是书借一才子一佳人演出一种曲曲折折、怪怪奇奇、不可思议之风流疑案。其中描摹窃玉偷香、钻穴逾墙之手段，以假冒真，以此诬彼，卒至案破奸堕，曲直判然，真警世钟也……绘图《新西湖佳话》：西湖者，五湖之一，不待言而人皆知其为名胜也。是书妙在有刘梅庆之色魔，与童惜娘之词史，两人生出无限花月艳情，风流趣话。①
另外，侦探和科幻小说也颇受当时部分读者的青睐。作为西方舶来品，它们的畅销促使本土作家也尝试着参与创作。改良小说社不仅出版这两类题材的翻译小说，而且推出多部本土自撰小说。悬疑惊险的故事情节满足了侦探迷、科幻迷的猎奇心理，科幻小说《电幻奇谈》在题名上便着力凸显“奇”的特点，经营者在广告中进一步强调该小说的奇异之处：“叙一奇人，仗一身之电力，忽而登山，忽而入海，忽而上游月球，忽而旅行地心，神妙所至，不可思议”②。
晚清最后几年，女权运动风行，各地纷纷创办新式学堂。青年学子更容易受到带有进步色彩的小说濡染。因而，此类作品也被广泛刊行，如上海竞化女学开办的家政改良会延请尤惜阴先生创作以家庭教育为主题的小说《母教》。该作先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到五月间，连载于《申报》、《时报》、《神州日报》等沪上各大报刊，进而由明明学社出版单行本，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改良小说社不失时机地推出多部相似题材作品，虽然视角不同、内容各异，但大都以教化民众为旨归。小说集《女界宝》借孟母断机教子、新生儿庆生等十个小故事讽颂道德，劝诫大众。尗夏的《女学生》写新派女子黄慧贞留学归国后，兴办教育。作者将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女子身上，鼓吹教育救国，呼吁男女平等。书末云：“我这部小说，也就从此结束，但望天下有志女子，看到慧贞的行止，兴起点热心，破除些锢习，那中国女界就不患不出些人才，中国国家也不患不渐致富强了”。历史小说《新列国志》述西方各国推翻专制政体，建立独立民主国家的伟业，从西方视角切入，鼓励国人开眼看世界。作者认为“近日学堂中课西史者，苟先以此书印入童子脑筋，而后进以教科书，则可收事半功倍之益，盖艰深则难领悟，浅近则易会通，理固然也”①。此外，反面教材警醒世人，更能撼人心魄。《黑籍冤魂》、《断肠草》等作品通过描写美满家庭因鸦片而毁灭，控诉鸦片之祸，为民众敲响警钟。
数量如此之多的小说在读者中反响如何？尽管小说销量难以查考，但在广告中或有反映。宣统元年四月初二日(1909年5月20日)，《民呼日报》载改良小说社“购阅改良小说者注意”广告，称该社小说书的中缝及封面等处均刊‘改良小说社印行’七字，以防伪劣。晚清小说盗版严重，然而，正是小说热销才会招致无良书贾的盗印。从改良小说社特别印制防伪标识的举措可以推断，该社出版的小说应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另外，广告中也偶尔会提及小说的发行量。宣统二年十月初四日(1910年11月5日)《神州日报》载《新上海》再版广告云：“出版两阅月，销罄四千部，而邮函旁午，索购纷繁，为新小说家空前之盛事。爰特赶速再版，以应爱读诸君”。商家之言虽不可尽信，无妨在此略作佐证。
整体观照改良小说社出版的小说，从商业逐利的本性出发，该社出版了大量情节荒诞、奇险怪异，甚至格调低俗的小说。这些作品的读者群以市民阶层中的商贾和中下层文人为主。从文化精英的立场出发，改良小说社在小说出版活动中需要承担惩劝教化的社会责任。处在文化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它扮演着一个调适者的角色，更注重迎合大众审美趣味，做到“饷遗多数”，这才使得其小说出版成绩斐然。
三 改良小说社的消亡宣统三年(1911)七月，改良小说社出版了《社会现形记》，这是目前所知该社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改良小说社退出小说市场，当在此后不久，其消亡原因至今不明。由上文可知，它在宣统朝的小说出版种数已逐年减少，且降幅甚大。据现有材料分析，市场繁荣不再、稿源紧张、作品质量不高、作家队伍不稳定、资金匮乏等因素都可能是导致其消亡的原因。
晚清小说的繁荣集中在光绪末年。进入宣统朝后，小说出版高潮回落②。小说林社、新世界小说社等主营小说的书局此时已相继退出市场，商务印书馆转移资本投入，小说出版量锐减。虽然改良小说社在宣统朝出版的小说种数占各家书局之首，但已然呈逐年减少之势。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日(1909年6月26日)，改良小说社首次在《申报》、《时报》、《神州日报》等各家报纸上同时刊载征求小说广告，向社会公开搜书求稿，这是改良小说社为应对市场逐渐疲软之计，同时它也采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它于宣统二年(1910)正月出版了《美人兵》，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世界小说社版《冷国复仇记》的易名之作。上文提到的《社会现形记》，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该社出版的小说《新旧社会之怪现状》原有五回基础上补写的。经营者应该明白，简单补续旧作，甚至直接对旧作改头换面，当新作出版，必然有损书局声誉。如果不是遇到稿荒危机，该社恐怕不会轻易这样做。
从作品艺术水准来看，改良小说社出版的小说总体质量不高，题材渐与时代相脱节，没有影响深远的佳作传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书局，经营者希望小说出版短周期、快回报。改良小说社一味追求小说出版数量的突破，甚至设定了难以实现的出版计划。反观小说艺术价值的提升，显然没有受到经营者的重视。其次，作品质量不高与为该社供稿的作家不无关系。他们普遍名不见经传，甚至真实姓名不详，其中鲜有出类拔萃者。这些作家不但创作水平参差不齐，思想倾向也不一致。在对待新事物的态度上，进步与保守并存。就兴办女学的问题，《女学生》的作者尗夏认为这是社会文明开化的表现，而《官场离婚案》的作者天梦则有意丑化一个受洋式教育，向丈夫提出离婚的女性，并认为女子声言离婚是西洋陋习流入女学堂之祸。陆士谔是众作家中今人了解最多的之一，改良小说社至少出版了他的九部小说。此人创作效率高，作品极具市场号召力，“每稿甫脱手，而书贾已争相罗致，盖印行君书者，莫不利市三倍，故争之，惟恐或失也”①。改良小说社对陆作的广告宣传极尽夸大渲染之能事，如宣统二年七月初六日(1910年8月10日)《时报》载《新上海》销售广告称《新上海》是“救世之金针，指迷之宝筏”，显然言过其实。连陆士谔自己都坦言：“况小说虽号开智觉民之利器，终为茶余酒后之助谈”②。宣统年间，革命风潮涌动，国变一触即发。人们的视线逐渐发生转移。此类游戏文字越发不合时宜，读者流失在所难免。
小说出版者在宣统朝的竞争依然激烈，导致为改良小说社供稿的作家队伍缺乏稳定性，稿源随时可能中断。宣统三年(1911)，在小说界享有盛名的陆士谔被大声小说社聘为总编辑员③。此后，改良小说社再无陆作出版。与经营者关系至密的作家同样不只为改良小说社一家供稿。《社会现形记》的作者“浊物”即如此。宣统元年(1909)六月，改良小说社出版的《新七侠五义》书首序文中，“浊物”云：
己酉岁，余就食海上，蒙改良小说社主人屡垂青眼，知余有嗜痂癖，尝以新出小说饱余眼福。一日，余冒暑至社，拟与主人作竟日谈，为消暑计。既至，主人即以一卷授余曰：‘闻子最爱读《七侠五义》，几有每饭不忘之慨。此卷为治逸所撰《新七侠五义》也。宗旨颇完美，惟多土语，乃其缺点。子既深爱《七侠五义》，何不以治逸所著《新七侠五义》，加以润饰，使成完璧。将来发行以后，或可以与旧《七侠五义》先后并美也。’余自知才识卑陋，辞之再三，不获命，乃携归。以数礼拜之久，增删损益。
此外，在《社会现形记》书末，“浊物”甚至将改良小说社主人塑造成一个帮助自己摆脱噩梦的保护神。然而，他的小说《七续彭公案》和《八续彭公案》于宣统二年(1910)先后被上海江左书林、文汇书局出版，都与改良小说社无涉。
此外，由于该社不像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拥有独立的印刷所，在纸价飞涨，生产成本日高的情况下，其面临的经济困难不言而喻。当然，改良小说社消亡的具体原因，还有待更确凿的史料发见和论证。
结语改良小说社是晚清重要的且又较独特的小说出版机构，它在短短几年内出版了约百部小说，占据了阅读市场相当大的份额。其中，自撰小说的出版数量又接连四年居众书局之冠，而陆士谔等清末民初通俗小说作家正是凭借改良小说社的绍介才逐渐为读者熟知。由于过于追逐利润，甚至曲意迎合品味不高的读者的需求等种种原因，改良小说社就像划过天空的流星，短暂地闪亮后便消失了，但它留下的那批作品，以及它所反映出的晚清小说出版状况，都值得我们继续作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