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对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评价颇高，苏轼甚至说：“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①可见此文在后世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韩愈此文作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时在长安等候吏部铨选，因长久不得志，牢骚满腹，②故借李愿归隐盘谷一事，发泄其抑郁不平之慨。关于此文之主旨，学界虽也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牢骚不平，但还是倾向于认为韩愈旨在歌颂隐居者的山林之乐、讥刺豪门权贵的炙手可热和嘲讽“伺候”“奔走”之徒的厚颜无耻。如游国恩先生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认为：“《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的嘴，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刻画和揭露：……此文描摹大官僚和官场丑态，穷形尽相，令人啼笑皆非。”③吴小如先生也认为：“本篇的主题思想也不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歌颂隐者居山林之乐，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是最表面的意思。而讥刺豪门权贵的炙手可热和嘲讽‘伺候’、‘奔走’之徒的厚颜无耻，则是比较深入一层的揭露了。至于通过李愿之口，强调穷通‘有命’，宣传明哲保身之道，应属文章的局限性，然而这仍非作者立意的主旨。作者真正的用心所在却若隐若现地体现在李愿所说的三段话的后两段中。那就是：所谓‘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其当权得势和荒淫享乐的好运气实际是不会长久的。”④除吴小如先生揭示的最后一层意思比较独特外，在学界看来，此文“歌颂”、“讽刺”云云几成定论。但是，当我们细读韩愈作品，对其生平思想有了全面认识之后，我们却发现，以往对此文的看法似乎不能真正切合韩愈思想的实际，“歌颂”与“揭露”之说未必是此文的真意所在。事实上，韩愈一向反对隐居，“歌颂隐者”未必是其真话；所谓“豪门权贵”，正是韩愈渴望实现的人生理想；而“伺候”、“奔走”也恰恰是韩愈求仕生涯过程中的自我写照。以下我们逐一加以辨析。
一“歌颂”隐者，不是韩愈真实的仕隐思想，相反，韩愈对隐者一贯持有否定看法，他一生也从未真正想过归隐，文中所有表示归隐的说辞不过是其发泄牢骚不平而已。
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开头，韩愈借李愿之口，极言其隐居环境之美好：“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韩愈笔下之盘谷确实是一个令无数士子向往的圣地。而隐居山林者，既可以安享太平，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毁誉甚至牺牲：“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车服不维，刀锯不加，车服不维，理乱不知，黜陟不闻。”①以下引文只标页码。隐居固然有诸多好处，但在韩愈看来，此乃是“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而“不遇于时”正是韩愈此时极不愿意却不得不遭受的困窘。
事实上，隐居是韩愈一再表示反对的处世方式。在《杇者王承福传》一文中，韩愈明确提出：“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第162页)在韩愈看来，只有像杨朱那样，“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者，才会“独善其身”，而真正的圣人贤士，则必然要“兼济天下”：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心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也。(《争臣论》，第186页)
韩愈自以为天赋大才，又得闻圣人之道，又有忧时之心，因此“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为此，韩愈于元和三年再次为国子博士时，还曾写信劝累征不起的李渤出仕：“昔者孔子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已，足迹接于诸侯之国。即可为之时，自藏深山，牢关而固距，即与仁义者异守矣。……由拾遗公而使天子不尽得良臣，君子不尽得显位，人庶不尽被惠利，其害不为细，必望审察而远思之，务使合于孔子之道。”(《与少室李拾遗书》，第438—439页)据载，李渤读了韩愈之信后，决定应朝廷征辟而出仕。
儒家思想中原本就有“不仕无义”之说，《论语·微子》曰：“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②君臣“大伦”是儒家所宣扬的纲常伦理中最重要的一伦。唐玄宗时，名士卢鸿一再辞却朝廷征辟，玄宗为此下诏曰：“将纵欲山林不能反乎？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③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自会信守此“君臣大伦”，以“合于孔子之道”。
为了出仕，韩愈在考中进士之后又连着三次参加吏部的官员选拔考试，不免乎“汲汲于进”, 在《答崔立之书》中，他如是说：“仆年始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其他可否自计已熟，诚不待人而后知。”(第209—210页)可见他之所以“汲汲于进者”，目的是“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亦公亦私，养亲与兼济天下两全。
由于求仕无门，在不得已之中，韩愈还曾经三上宰相书，其二上宰相书曰：“愈之强学力行有年矣，愚甚，不惟道之险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阁下其亦闻而见之矣。其将往而全之欤？抑将安而不救欤？”(《后十九日复上书》，第206页)可见韩愈已经“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不得已才“大其声而疾呼”。然而如此急迫的吁求却并没有得到回应，韩愈在情急之下第三次上书：“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宁独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贤之门下是惧，亦惟少垂察焉！”(《后二十九日复上书》，第207—208页)在此，韩愈再一次申述了他反对“独善自养”隐居山林的主张，如果有忧天下之心，则不可能“独善而自养”。故他不能不汲汲于进且“不知愧”。
由于长期求仕无门，生计无着，韩愈备受生活的煎熬：“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从仕》，第75页)进退两难，内心的痛苦昭然若揭。在《赠族侄》、《赠侯喜》等诗中，韩愈也反复诉说自己求仕过程中的种种苦况：
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阙，辞家逐秋蓬。岁时易迁次，身命多厄穷。一名虽云就，片禄不足充。今者复何事？卑栖寄徐戎，萧条资用尽，濩落门巷空。(第475页)
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第38页)
在与《送李愿归盘谷序》同写于贞元十七年的《将归赠孟东野房蜀客》中，韩愈也在失望之极时表示出归隐之愿望：“君门不可入，势利互相推。借问读书客，胡为在京师。举头未能对，闭眼聊自思。倏忽十七年，终朝苦寒饥。宦途竟寥落，鬓发坐差池。颍水清且寂，箕山坦而夷。如今便当去，咄咄无自疑。”(第75页)韩愈自贞元二年来京师求仕至此已有十六年之久，不得已做了多年幕僚，韩愈满怀仕途失意之愁，不免牢骚满腹，因此，此一归隐之愿同样不是他的真实意图，也不过是说说而已。
正是因为长期仕途不顺，生计艰难，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的韩愈，对孔门圣徒颜回一再表示不以为然：“昔颜氏之庶几兮，在隐约而平宽。固哲人之细事兮，夫子乃嗟叹其贤。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有至圣而为之依归兮，又何苦不自得于艰难。”(《闵己赋》，第3页)“仆之家本穷空，重遇攻劫，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答李翱书》，第215—216页)
韩愈在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窘迫中苦熬过去的，他连颜回当年的“箪食”、“瓢饮”都无着落，也没有孔子那样的圣者可以依归，而这也正是他不可能真正归隐山林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归隐，必须要有一定的生活资本。因此，他对李愿这样的隐者，不可能真正持肯定赞美态度，文章末尾表示要跟随李愿，去往盘谷归隐，更只仅是牢骚不平之词而已。我们以往的认识一般以“隐者”为“清”，故当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有赞美隐者之言辞时，人们便宁信其有而拔高其思想主旨，其实联系韩愈的思想趋向，这种向往“归隐”、歌颂隐者的想法，读者是不能信以为真的。
二一般认为，韩愈对“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是极尽讽刺之能事。吴小如先生甚至认为，韩愈要表达的更深一层意思是：“所谓‘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其当权得势和荒淫享乐的好运气实际是不会长久的。”对此，笔者也不以为然。因为这一种“大丈夫”之境遇正是韩愈竭力追求、日后也确实实现了的仕宦理想。
早在三上宰相书无果愤而离京东归的路上，韩愈曾在凤翔逗留干谒，他给当地地方长官写信求见，其《与凤翔邢尚书书》言：
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今阁下为王爪牙，为国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弃甲而远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岂负大丈夫平生之志愿哉？岂负明天子非常之顾遇哉？……士之来也，必有求于阁下。夫以贫贱而求于富贵，正其宜也。(第227页)
韩愈在此书中明确宣称，“布衣之士”要“借誉于王公大人”才能“成其志”，并且不讳言自己要“求取富贵”。而且韩愈认为，受“明天子非常之顾遇”，使“朝廷高枕而不虞”，乃是“大丈夫平生之志愿”。这一“大丈夫”，就是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所“讽刺”的“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的“大丈夫”，两者并无二致，而这，恰恰是韩愈长期以来不懈追求、日后也确实实现了的人生目标。
不仅如此，韩愈在终于显达之后，对自己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也颇为自满自得，在其元和十年写的《示儿》一诗中，这种心态反映得最为典型：
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巍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第93—94页)
在经历了长久的失意困窘之后，终于苦尽甘来、功成名就，韩愈此时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品已然不低，他对自己的豪宅、华服、美食，都难免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苦苦追求了“三十年”之久，韩愈自己也终于成了“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的“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的“大丈夫”，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也因为此，他的这首诗曾经受到过后人的批评，苏东坡曾将此诗与杜甫的同类诗作了对比，批评韩愈说：“所示皆利禄事也。至老杜则不然，《示宗武》云：……所示皆圣贤事也。”①
同样招致后世批评的还有其《符读书城南》一诗：
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似。……三十骨胳成，乃一龙一猪。……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第77页)
韩愈诗中以两家孩子的对比，诱导儿子勤奋读书，以便将来成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而对耕种田地，明显怀有不屑。对此，宋人洪迈尖锐指出：
《符读书城南》一章，韩文公以训其子，使之腹有《诗》《书》，致力于学，其意美矣。然所谓‘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语，乃是觊觎富贵，为可议也。②
韩愈在求取功名富贵的道路上，甚至在得志之后，也一再遭到巨大的挫折，甚而差点招来杀身之祸。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宪宗迎佛骨至宫中，韩愈上《论佛骨表》，激怒宪宗，要杀韩愈，幸有裴度、崔群等为之求情，才免除一死，贬为潮州刺史。至潮州后，韩愈有《谢上表》，承认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他还建议宪宗“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举行封禅大典。他又夸说自己有文学才能，可惜不能参加“千载一时不可逢的之佳会”。(《潮州刺史谢上表》，第409—411页)对此，连一向崇敬韩愈的欧阳修也作出了批评：“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③
试想，如果韩愈真的以为“‘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的‘大丈夫’，其当权得势和荒淫享乐的好运气实际是不会长久的”话，那么，他自己就不会那么汲汲于进取；而一旦遭遇如此巨大的挫折，他也似乎应该从此急流勇退，退归林下。但韩愈并未如此，他到潮州之后，主动向皇帝承认错误，乞求哀怜，并且拍马献媚以图东山再起。他虽然侥幸而成为达官显贵，但也差点“触刑辟而诛戮”，其实与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所讽刺的并无二致。
可以说，向往功名富贵，成为公相，是韩愈的人生理想，在不得志时作文“讽刺”，乃是牢骚语，而非其真实的思想。
在写作《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多年之后，韩愈曾再次提到李愿之盘谷：
昔寻李愿向盘谷，正见高崖巨壁争开张。……穷探极览破恣横，物外日月本不忙。归来辛苦欲谁为，坐令再往之计堕瞄芒。……我今进退几时决，十年蠢蠢随朝行。家请官供不报答，何异雀鼠偷太仓。行抽手版付丞相，不等弹劾还耕桑。(《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第69—70页)
此诗作于元和六年，韩愈在诗中回顾了当年去盘谷游玩之情景，而今多年过去了，“归来辛苦欲谁为，坐令再往之计堕瞄芒”，在长期的仕途奔忙中，韩愈连再次探访盘谷的机会都不曾有过，更不要说跟随李愿去归隐了。在经历了仕途坎坷、人世沧桑之后，韩愈深深感叹“我今进退几时决，十年蠢蠢随朝行”，末尾再次表达了归耕之意愿：“行抽手版付丞相，不等弹劾还耕桑”。而这，也不过是在失意中之“不平之鸣”。稍后，他还有《送穷文》、《进学解》等文，反复为自己的遭遇大鸣不平，最终因《进学解》一文得到当时宰相之赏识，由此升为比部郎中兼史馆修撰。由此而后，韩愈历任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刑部郎中、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进而也成了“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大丈夫”，可谓终于得偿所愿。由此可知，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中之所谓“讽刺”，最多是出于酸葡萄心理，在其内心深处，是心向往之，而不是非议之，讽刺之。
三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一文中对急于求仕的“官迷”的描绘，也可以说是韩愈在仕途显达前的自我写照。“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这一描述实际是其在漫长求仕过程中切身体验的痛苦经历。
韩愈从十九岁进京求仕开始，到二十五岁才考中进士。但吏部的选拔考试却再三不中，三上宰相书也毫无收获。韩愈只能在在失意中回到河阳。在回去的路上，见有人带二鸟进献皇宫，他感而作《感二鸟赋》，以仅有“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的二鸟得以“蒙恩而入幸”与自己不得志作对比，抒发自己的愤慨与不平：
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鸟之不如。……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于无位？(《感二鸟赋》，第1—2页)
《韩子年谱》在言及《二鸟赋》时说：“公三试宏词，三上宰相书，皆无所成，于是始决策东归也。然求仕必于朝，安能无望望之叹。故于初去之日犹甚也。”离京不久，韩愈又回到长安，“公五月出关，九月复来，不过惶惶于求仕耳。”①
“无位”的痛苦长久折磨着韩愈，为了生计，他不得已沉沦下僚。从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到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韩愈只能屈从下位。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与同样遭遇坎坷的孟郊成为了莫逆之交，“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答孟郊》，第75页)相差十四岁的两位诗人，在失意之中惺惺相惜。《龊龊》一诗也写于这段时间。韩愈感叹“饥寒”之余，抒写“自进”之难：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致君岂无术，自进诚独难。(《龊龊》，第33页)
怀抱济世之才，身负“致君尧舜”之策，却只能身处卑贱，谨小慎微，忍受饥寒，更无缘到达皇帝身边成为“谏诤官”，这是韩愈最大的痛苦，为此，他不惜营营于求，汲汲乎进。在韩愈看来，他之所以长久不得志于时，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
愈之族亲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不善交人，无相先相死之友于朝；无宿货蓄资以钓声势，弱于才而腐于力，不能奔走趁机抵巇以要权利。(《释言》，第168页)
韩愈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没有有力的亲友可以援助自己，也没有资财可以结交权贵以“钓声势”，所以，无法“奔走趁机抵巇以要权利”，“巇”，比喻可乘之机。但事实上，韩愈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机会与门路。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二月，董晋去世，韩愈扶柩去洛阳，二月底到徐州，得故交泗濠节度使张建封资助，被安置在符离睢上。其《归彭城》曰：
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我欲进短策，无由至丹墀。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文字少葳蕤。一读已自怪，再寻良自疑。食芹虽云美，献御固已痴。缄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师，屡陪高车驰。周行多俊异，议论无瑕疵，见待颇异礼，未能去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第20—21页)
由诗意可见，韩愈此次护送董之灵柩回洛阳，顺便去了京师长安谋求出路，也曾奔走于权门要路，而“徐徐俟其巇”其实就是前文所说的“趁机抵巇”，也就是慢慢等待，寻找说话干进的机会。
由前引《与凤翔邢尚书书》一文可知，韩愈写完此信后，“居十日而不敢进谒”(第228页)，联系前述“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都与《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所讽刺的奔走钻营者“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之情状如出一辙。可以说，韩愈在漫长的求仕之途上饱受了尴尬与屈辱。在送别有着相似遭遇的朋友东归时，韩愈如此感慨：
猛虎落槛阱，坐食如孤。丈夫在富贵，岂必守一门。公心有勇气，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没，不自求腾轩。仆本亦进士，颇尝究根源。由来骨鲠材，喜被软弱吞。低头受侮笑，隐忍硉兀冤。……勉来取金紫，勿久休中园。(《送进士刘师服东归》，第68页)
为了“富贵”，为了不甘被“埋没”，原来的“骨鲠材”也如同“猛虎落槛阱”，不得不“低头受侮笑，隐忍硉兀冤”，亦即低头忍受他人的侮辱讥笑，极力克制忍耐强烈的冤屈不平。但尽管如此，韩愈还是劝友人“勉来取金紫，勿久休中园”，也即不要过久呆在家里，而要勉力来京师博取高官厚禄。在此，韩愈可谓一点也不掩饰对高官厚禄的强烈企慕。他甚至甘愿忍受为此遭受的委屈与侮辱。在后来贬为连成令后，韩愈曾如此回顾自己的求仕生涯：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濯缨起江湖，缀佩杂兰麝。悠悠指长道，去去策高驾。谁为倾国媒，自许连城价。初随计吏贡，屡入泽宫射。虽免十上劳，何能一战霸。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县斋有怀》，第24页)
韩愈从年少之时就尚“奇伟”，“自许连成价”而不肯学“樊迟稼”，但却没有人提携援引，加上“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使得自视甚高的诗人也不能不“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可谓受尽了屈辱困苦。但与很多士人受到挫折就会心灰意冷，甚至退出仕途者不同，韩愈就是到处碰壁，一贬再贬，也无法改变其求取功名利禄的强烈愿望。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嘲讽‘伺候’、‘奔走’之徒的厚颜无耻”云云也未必是韩愈的真实意图，而或许是他自己长久求仕无门、饱尝屈辱心酸的甘苦之言。
结语韩愈作为一代大儒，如此热衷功名，且不以干禄为耻，确不无可非议之处。但也须看到，韩愈汲汲于仕进，既有干禄、贪图荣华富贵的一面，也有其“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渴望施展雄才伟略、“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之另一面。韩愈“念昔始读书，志欲干王霸”(《岳阳楼别窦司直》，第27页)，他曾劝朋友“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赠唐衢》，第38页)“干王霸”、“坐令四海如虞唐”是韩愈的政治抱负，正是本着这样的抱负，韩愈可以做到“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①为朝廷立下巨大功勋，也为自己赢得不朽英名。在中唐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一大批有志之士，有感于中唐藩镇割据、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大多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也更自觉地维护中央集权，个人的命运与皇朝的兴衰也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这是韩愈他们那个时代士子的共同特征。所以，对韩愈、白居易等古代士子，应该看到他们既有出于生活实际考虑的利禄追求，又有着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强烈意愿。我们既不必为尊者讳，也不要苛求古人。而本着这样的态度解读其人其作，或许会少一些偏差甚至误读。对《送李愿归盘谷序》这样一篇文章，历来读者大多带着崇敬、虔诚的心情欣赏学习，很少联系韩愈一生的生平行事以及仕宦思想加以考察，故而对此文主旨的理解，也就不无拔高之嫌，与韩愈的思想实际以及生平行事有着一定的距离。为此，笔者特撰此小文，以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