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民国时期教育的研究、讨论和消费成为了学界、媒体和市场的共同热点。这突出表现在对民国时期教科书的大量出版和研究兴趣上。①不过如果细看这些热点所承载的内容就会发觉其留下的迷思之处甚多。不少研究对民国时期的教育赋予了太多现实想象，以借此表达对当下教育体制的种种不满情绪，同时又对那时的教育结构、理念和问题缺乏贴合历史情境的真切了解。有鉴于此，笔者希望以1912年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为例来重新思考民初童蒙教育的变与不变这一重要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拟全面系统地来讨论这一问题，而只是以一种具有典型性的史料为解读对象，展示、分析此问题的部分面相，以求教于方家。
一《共和国教科书》出版之时正逢商务印书馆从清末开始迅速发展近十年来的“危难之际”。1912年元月，突如其来的革命给了商务印书馆当头一棒。中华书局横空出世与商务全力争夺上海乃至全国出版业的龙头老大位置，焦点正落在教科书上。商战初起时中华占尽优势，在上，新民国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与《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表面上看由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制订，但其中很多内容实不乏中华创始人之一陆费逵的手笔，这一点保证了中华之教科书在各方面与新政府教育政策的契合呼应程度，而商务掌舵人张元济虽与蔡氏私交甚笃，却好象未能参与其事。②在下，一边鄂江潮飞速席卷全国；一边中华书局在筹备期间就已秘密组织人员紧锣密鼓，加班加点编写教科书，因此其成立后不几日即能有符合“共和民国宗旨”的产品上市。
面对中华咄咄逼人的态势，3月起商务开始反击，其反击利器之一正是这套《共和国教科书》。为推销自家商品，两家出版机构都使出了浑身解数，这从当时连篇累牍的报纸广告中就可见一般。①而且商务与中华的热闹商战并不只在民国肇建时出现，它绵延贯穿在民国初年，衍生出了当时教科书出版盛况里的种种奇景。这些奇景的出现基本都源自于引发民初童蒙教育的两个重要变化。其一即为新式学堂制度的推行。②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由清廷新政主导力推的学堂被人提及时一般都会在前加一个“新”字，以示其与旧科举、书院的区别。这些新式学堂里不仅孕育着革命的热潮，更改变着一代学生的生活方式，一位读书人就曾以“拟日记”的方式描述了当时学堂生活的模样：
某日晨起温课，早膳毕，上国文科，先生为讲史记游侠传，慨想古时朱家、郭解振人之困……中心怦怦然。次算术颇有所悟，次地理愤日人之并吞朝鲜，弱肉强食，野心勃勃，思有以惩之。时钟鸣已十二下矣。过午膳，小憩，阅各报纸，不觉悲从中来。旋上格致科，先生口讲指画，令学生近前审视，所以重实验也。次图画，偶绘一虎，舞爪张牙，栩栩欲活。次体操，强国强种，救时上策也。一日之课于焉告毕，晚膳后随意温习，有疑误处向同学质之，如冰之释，十句钟就寝。③
在山东优级师范里念书的王祝晨也回忆说：“学堂对学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定了许多规则：如考试，有功课考验规则；上课有讲堂规则；上操有操场规则；自习有自习室规则；休息有寝室规则；会客有接待室规则；放假有放假规则，还有责罚规则”。④
要使得上述不同于私塾、书院的生活方式让学生们广泛接受，习以为常，进而认同于种种新兴的现代观念，教科书就变得尤为重要。在《共和国教科书》里以学堂规训，造就新人为内容的课文比比皆是。其中既有对卫生的强调，⑤亦有对身体的控制，⑥还有着重新塑造的时间观。⑦
第二个重要变化则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的蓬然兴起。⑧在教科书大行其道的背后其实是国内乃至国际资本力量的激烈角逐。国家教育变革的需要使得教科书成为了出版商生意的大宗；印刷技术的飞速改良令其能较低成本地大量生产，⑨而商品流通速度的增快则让教科书跨越了城乡等各种界限，准时定期地出现在各级消费市场。虽然旧时的童蒙之书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千家诗》都有不俗销路，但较之教科书生意可能仍是大巫见小巫。⑩清末即有人说“今之学子非书贾编篆之书不得读。……粗劣纸本，册不及十葉，直方不盈六七寸。直铜钱百有奇。外国纸者。册十三四葉，直方不盈七八寸，直小银币三枚有奇。”⑪
正因教科书利润如此丰厚，才会有人捏造学部审定教科书的人员名单，来愚弄书坊，诈取钱财。⑫到民初出版商间的竞争已可以用“惨烈”来形容。陆费逵在1914年10月就说“近一二年营业竞争达于极点”。①出版商们不仅会在自家杂志上大作显性与隐性的广告，②还进一步渗透到了各地教育会杂志或视学报告中去。③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就借江南甪直小镇上一小学教师之口，道出了当时出版商向基层教师推销教科书的各种伎俩。④
在资本一往无前的勃勃动力下，《共和国教科书》的发行量之大令人咂舌。以《新国文》初小第八册为例，其在1912年10月左右出版，到1913年4月即印刷38版，到1927年更到达946版之多。虽然在此期间课文内容会有些许微调，但仍可想见受其影响的学生之多。以江苏吴江地区为例，1916年自县城到周边黎里、同里、八坼、平望、横扇、震泽、芦墟、周庄、盛泽、严墓等市镇乡村，很多学校都采用《共和国教科书》为教本。⑤黄炎培在1914年亦注意到安徽最为“瘠苦偏僻”的东流县，其县城内唯一一所初等小学用的就是《共和国教科书》。江西则从省城南昌到相对偏远的饶州都有学校使用《共和国教科书》。⑥而在清华学校中等科招考规程中亦以商务版的各种《共和国教科书》为应试指定参考书。⑦正是依托于以上较为广阔的使用范围，《共和国教科书》连同其附带的教授书、教案汇集、⑧挂图、标本、画像、模型、地球仪乃至玩具、作业本、日记簿、毕业证书等才有可能逐渐取代三家村先生的四书、五经、竹尺、烟袋；⑨让即使是出门只能见到一望桑田或茫茫群山的农家子弟们亦能以此为门径认识卢梭、华盛顿，了解花鸟鱼虫，人体结构，神游欧罗巴、亚细亚，进而被整合进了一套我们今日已浑然不觉初起时为何摸样的新教育系统中去了。
这套以各种“学制”为表征的新教育系统基本上是一个优劣参半的东西。它既有现代教育的独特优势，又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黄炎培即发现民初各地“交通愈闭塞者，其地方风气愈淳朴，深山僻地，元气浑然”，由此联想到“今之教育，一方输入新思想，一方惜尚未能注意保存旧有之好习惯”。⑩时人又以“宗旨不正，学科太繁，费用过多，成绩不良”四点来概括新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此种概括未必完全确当，但却道出了新教育系统的一些硬伤。⑪不过当时还尚有家学与私塾教育等大致不变的部分与学堂互为补充，进而形成了一个多种类型混成的教育结构，正是在此混成的教育结构下方造就了当时不少学兼中西的优秀人才。
二除了以教科书为起点的混成教育结构外，《共和国教科书》编写理念中的变与不变也值得多加注意。在《共和国教科书》所宣扬理念中占最大比重是基于富强论与进化论的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这是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就已开始的童蒙教育之变。如其谈到上海会引申至租界与国耻的联系；⑫说唐太宗则希望“隐寓尚武强国之道”；⑬教木兰诗也要学生领会“女子亦有军国民资格”；⑭讲铁路则夸其“便行旅，便输运，平时已获益匪浅。军兴时朝发夕至，成败利钝，悉系于此”，“为工战、商战之利器，更为兵战之利器。”①
上述理念在一个强权经常战胜公理的时代中不仅具备合理性，同时也包含紧迫性。不过《共和国教科书》的编写理念可能并未简单地停留在国家富强与社会进化上，而是在两个方面呈现出变与不变交错的丰富性。第一表现在《共和国教科书》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上。
《共和国教科书》出版的年代是中国旧传统接近于破碎之时，但书中有些课文却仍对孔子等往昔圣贤及其学说保留着不少尊重。如《共和国教科书》中《孔子》一课会强调“本课言孔教之有体有用，不若宗教家之藉一神多神以惑人，故足为万世师表”。②有时甚至还会直接引政府敕令入课文求稍为孔子正名，如1914年在《教育公报》上发表的敕令就曾被略作修改收入《日报》一课。③
《共和国教科书》中出现这些内容实源于辛亥后废止尊孔读经的过程并非目前研究所描述的那样简单，而是一个具有相当复杂性的吊诡进程。以往多将废止尊孔读经的发端归于蔡元培。不过据汤化龙追忆，从清末开始学堂里已开始少读或者不读经书：
学校读经、讲经, 自前清迄今, 聚讼呶呶, 考其沿革, 约分四期。其始也以《孝经》《四书》《礼记》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 以《诗》《书》《易》及《仪礼》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既而知其卷帙繁多, 理解高深, 未足为教, 遂改订章程, 减少经本。前宣统三年, 中央教育会议已经以经学义旨渊微, 非学龄儿童所能领会, 决议采取经训为修身科之格言, 小学校内不另设读经一科，民国仍之。④
而且在这一少读乃至于不读的过程中充满着新旧之间的紧张、激烈的权势争夺与前后拉锯的反复。1904年《时报》上有人即以《奏定小学堂章程评议》为题认为“非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将经籍要义归并诸修身科中，复撰读本，以授普通知识与普通文字，则诸科之分配，必不能完备”。⑤从《时报》的编辑、作者群推演，其后则可扩展至江苏省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等社团组成的清末趋新势力的一个庞大的权力网络，这一网络中人不断对中小学校读经提出异议。如庄俞即在《教育杂志》上发文道“所异者，必强列读经讲经一科，不知何解”。⑥黄炎培在考察昆山官立高等小学时，虽然认为教员讲经时“讲解极清晰”，但却愈知“全讲经文断非小学教科所宜”！⑦因此在1911年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议上，这些新派人物的意见开始由滔滔舆论进入到付诸实施。黄炎培日记中就略记当时会议情况为“是题(初等小学不设读经讲经科)争议甚烈”。⑧而“不读经”提案“争议甚烈”的情形在《申报》上则有更详细记载。⑨此后关于中小学校是否读经，如何读经的拉锯争夺依然在继续，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就是当时拉锯情势的一个明证。⑩
具体到个人而言。蔡元培作为前清翰林，其虽以激进反清闻名，却似没有更多证据表明其想如吴虞般只手打倒孔家店。在其所撰著名的《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对此事的态度其实相当暧昧：一面他相信“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因此不愿提倡，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 ⑪
而到所谓北洋政府掀起“复古逆流”的时期，教育总长汤化龙则一面希望中小学国文、修身教育以孔子之言为旨归，一面又特别说明：
惟其中不可不辨者, 一则尊孔与国教不能并为一谈; 一则读经与尊孔不能牵为一事。以立教为尊孔, 于史无征, 无征不信, 不信民弗从也。以读经为尊孔, 经籍浩繁, 义旨渊博, 儿童脑力有限, 与其全经课读, 诸多扦格之虞。①
可是汤氏的调和性意见在支持孔教和主张读全经的时人中却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反弹。倪嗣冲即说：
详绎教育部原呈之意，其所持以为最坚强之理由者，不外二端。一虑启宗教之争夺，一虑耗学童之脑力，而余之愚则以为二者皆可无虑也。信教自由载在约法，本各国之通例。吾国既未明标孔教为国教，以贻他邦之口实，而第于学校之内，诵习经文，讲求经学，斯有孔教之实，而不立孔教之名，断不惧外力之干涉。至于诸经章句，童而习之，深印脑筋，皓首不忘……寻常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三年，历十年之久，不患不能遍读群经，但于学校内科目，每日增加读经讲经钟点一二小时足矣。②
孔教会更是近乎谩骂地指责汤氏意见为“托崇经尊孔之名，行毁孔蔑经之实者，其居心尤险毒，取术尤巧诈。其事若行，则诬孔而人不知，亡经而人不觉，中国之精神命脉从此斩焉而绝，无复生之望”。③
从上足见从清末到民初各方对尊孔读经有着相当多歧的看法：有欲立孔子为教主以重振世风国运者；有将孔孟之道抽离其立说之根基，而试图将其客体化、对象化者；亦有以儒家学说切合伦常日用而意欲借此救人心、社会之弊者。情形异常复杂。④
第二则表现在《共和国教科书》能在宣扬国家富强与社会进化之外，同时又有超越单一国家和机械进化的一些理念。清末“钦定教育宗旨”把培养学生的目标归结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⑤其中忠君可能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尊孔前文已有讨论。而最深入人心可能是尚公、尚武和尚实。尚公因梁任公言论而流行；尚武从军国民思潮的泛滥即可有所见；尚实则可有刘师培的话为证。刘氏说“功利主义之天演论成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因此“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⑥
不过，蔡元培在民初开始即对此尤其是尚武、尚实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强兵富国之主义。顾兵可强也，然或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残剧，则奈何？”
对这两个“则奈何”蔡元培给出的方案是“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据蔡氏文章指的是泰西尤其是法国革命中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为亲爱)，同时也包括中国经典中的义、恕、仁等核心价值。⑦正是有这样超越古今中西的多元杂糅，我们会发现《共和国教科书》对何谓自由、平等、共和之精神等均有专篇讨论，这是一种新的有关citizen的价值观的输入与养成。更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教科书中也不乏中国古老却能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天下意识和人类意识的培养。如讲义和团会特别区分爱国心和排外心，⑧进而从“人爱其类”出发阐明“对待外国人之道”。⑨在《世界强国》一课的教授法中更着重指出：
所谓强国，非仅地广人众之谓，亦非仅军备充足之谓，要必人民有进取之精神，国家有完善之制度。若学问、若实业及其余各端，俱有蒸蒸日上之势。原因甚多，非旦夕所致也。⑩
正因对“强国”有这样的定义，《共和国教科书》在小学生毕业前夕的课文安排中才会进一步推导出要学做“大国民”的要求。而所谓“大国民”，“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而在“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①
三与“大国民”要“无不各尽其道”形成呼应，1914年黄炎培在日记里曾记下这样一幕：江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初小一年级的修身课堂上：教师问学生“尔等知爱国则当如何”？虽然学生皆不能答，但教师给出的提示却引人注目。他并没有告诉学生那些具体的答案，而是简单一句“宜各尽责任”。②这里的“各尽责任”正是“各尽其道”的一种变体。这里所谓的“道”即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由“教化天下”至“教养斯民”而推演出的传统教育之“道”。这种教育之“道”并未在民初童蒙教育中彻底隐退，反而是其一层历久弥坚的不变底色。章太炎就说：
自新教育潮流输入，纳一切学术于书本。师以是教，弟以是率，而不知教育之为道，正不尔尔。盖教育家，非能教人育人，在能使人自教育而已，实属大谬。教育事业，精神事业也。譬之于礼，鞠躬长揖，端跽下拜，彼人自行礼，而教育家从旁赞之而已，曾何力之有焉？③
黄炎培在1914年也同样说到：“教育之所为教，与宗教之所为教，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无二，教安得有二。” ④
这种对教育之“道”的强调源自于《易经》“蒙卦”中所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与《礼记》“学记”中所谓“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向下则可延伸到1940年代，那时，潘光旦仍然在说“好的教育正是要使青年多多的自动”，教育的过程要努力“激发与激励此种自动的力量”。⑤
不过此种植根于古老文明的教育理想却难以一直对抗新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局。这是因为自唐以后，科举考试是以知识为尺度决定士大夫的升降沉浮，以知识为尺度则必然与士人通过修身敬德以明“道”之间存在相当的紧张。对此士大夫群体一面依靠清议的管束使自身无逃于天地之间，从而不敢须臾放松对个体道德的矜持与淬炼，另一面因为“培养人才皆由于学校”，但“古制湮没，所谓学校者有名无实”，由此设立书院系统以“补学校之不逮”。⑥可即便如此，士人的修身敬德与追求举业利禄间的冲突仍十分严重。因此唐文治才会说：“宋元之后，教养斯民之责又属于校官山长，乃至书院专课制艺及训诂词章，而其本意稍稍失矣”。⑦
到民初，书院虽然已随前清消亡，但私塾、家学等仍在地方社会具有相当权势。不过从中国现代转型的大趋势上看，万千新式学堂仍是通过细分科目的教学与对象化知识的灌输瓦解了传统教育之“道”的言说与信仰。这一过程将原来整体合一的中国学问分拆得支离破碎，令读书人在获取了不少舶来新知的同时却很难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而陷入无穷的人生意义之惑中。因此，讨论民初童蒙教育变与不变的核心问题或许并不在趋新启蒙与守旧复古间的你争我夺与分割取舍，而是在“道不远人”的理想与“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局间的牵连与纠葛。民初童蒙教育从结构到理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让当时的读书人几无人不具备“变”之一面，却也几无人不含有“不变”之另一面。面对席卷而来，咄咄逼人的现代性大潮，他们既不愿选择随波逐流，亦无法呆在原地，颟旰强守。正是在如此纠结与无奈的历史条件下，民初教育在变亦变，不变亦变中艰难前行，直到教育之“道”乃至天下之“道”被形形色色的“主义”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