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应该有以下一些形象：“关心人类未来”、“遵守国际规则”、“自主减排目标明确”、“兑现减排承诺”、“愿意增强透明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等①，中国一直在朝着这些方面努力，也渴望自己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然而，自1997年以来，国际社会评价中国的声音却几乎相反，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形象被帖上了各种负面标签，“巨大的污染国家”②、“没有切实治理污染的国家”③、“国际气候谈判的背离者”④、“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减排缺乏透明度的国家”、“哥本哈根会议谈判的劫持者”⑤、“一些发展中国家阻挠气候变化谈判的支持者”⑥，诸如此类的标签不断累积，逐渐形成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刻板印象”，对中国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那么，中国“气候威胁”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气候威胁”的话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中国自己辩解和阐述的声音却被遮蔽，本文试从中国气候变化形象的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 中国气候变化形象的传播者传播学认为在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传播者自身的特点会对国家形象的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气候变化形象形成过程中，传播中国“气候威胁”声音的主体具有广泛性、权威性、“信誉良好”和“专业性强”等特点，这些主体共同传播中国“气候威胁”的声音，使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中处于弱势地位。
从传播主体的广泛性来看，中国“气候威胁”信息的传播者主要是美国，但附和者却众多，既有一些国家的官方机构，也有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所处地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北美、西欧、东亚、东南亚、非洲，甚至太平洋岛屿都存在中国气候变化问题威胁和损害全球及区域环境的舆论和氛围。不论是在专门的国际气候谈判会议上，还是在涉及气候变化议题的其他重大国际会议上，他们都会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或接受媒体采访的形式，反复强调中国碳排放和能源消费总量，指责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态度，要求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责任，来自他们的信息深刻影响着国际公众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形象的构建和判断。
从传播主体的权威性来看，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政府政治文化的影响，国际公众对政府提供的信息会抱有较多的怀疑，但外交信息却是例外，“作为政治公权力的象征，政府对外具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对外交信息高度垄断，这决定了在众多的消息来源中，来自政府的消息总是最具权威性的，也是民众最渴求获知的，而政府官员，尤其是总统、首相、外交官员是主要的信息来源”①，会对国际公众产生强有力影响。
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权威性则来自其扎实的专业知识。这些组织通常都拥有专门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机构和部门，甚至一些知名科学家(专家学者)都是其成员，他们组织观察和搜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调查和研究世界各国的环境治理状况，在政府遇到与气候变化问题有关的政策争议、不明确的科学问题以及资料分析时，可以提供很高水平的专门知识，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高度认同，这使他们在中国气候变化形象形成中具有独特地位。事实上，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每年都会发布年度报告或调查研究结果，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煤电消耗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向公众表明为什么中国是气候变化的“威胁”，以及为什么中国更应该为空气污染负责②，向中国政府施压。
从传播主体的信誉来看，官方机构在西方社会的声望并不高，但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气候问题治理中都起着监督政府的作用，通过揭露、批评、谴责等活动，帮助政府提高在治理问题上的透明度，履行承诺和责任③，尤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出于全人类利益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致力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④，是“环境正义”的化身和弱者利益的维护者。当他们发现“国家的弊端时，就立即揭露”⑤，这使得政治决策者在环境治理中不能有丝毫懈怠，“更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也“更加认真地对待调节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⑥。
专家学者在西方也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权威地位，学者李智指出“西方公众看待传播源的公信力和可信度有一个规律：首推专家学者”⑦，公众认为专家学者占有的是知识而非权力，追求的是公益而非私利，他们立场中立，发出声音时会坚持学术良心和科学精神，他们长期从事甚至终生研究某一领域的问题，在该领域的“知识积累比一般人更丰富完善，对纷繁复杂的现象解读更透彻和深邃”，“深厚的学识奠定了他们作为权威和意见领袖的地位”⑧，他们的看法也常常会被认为“客观”、“中立”与“正确”。确实，在中国气候变化问题上，一些学者提供了事实类信息，这些信息是出于交流和沟通的目的，价值中立，分析也比较客观。但另外一些学者为国际公众提供的信息则不然，有明显的劝说目的，分析中国气候变化问题时，也不顾客观事实，高频率地使用一些贬义词，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人在形成“中国气候威胁”固定成见方面，起着其他传播主体无法起到的作用。
传播中国“气候威胁”声音的国家众多，主体多元，而解释中国气候变化问题和主张的却只有中国，中国得到的国际同情和声援很少，是中国“气候威胁”形成的重要原因。杨毅指出，“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但与发展中国家曾是亲密的合作伙伴，因为中国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及气候变化问题的受害者，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开始，中国一直以‘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一起参与谈判”，积极发挥促进和协调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作用，但随着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发展，中国所处的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出现了持续的分化现象①，在当前的气候政治中，“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各方的关注重点差异明显，巴西、印度、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都有与中国不同的诉求，有些国家加入到反对中国的行列，有些国家尽量“与中国划清界限”②，使中国陷于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面夹击的困境。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国际争论中显得势单力薄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与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与交流不够，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目标、举措、进展、成效，以及困难和阻碍，未能得到有影响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充分认知和理解，他们向国际社会释放的关于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善意信息较少。此外，中国没有充分重视专家学者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向世界解释和说明中国的功能，在“让有影响力的人影响外部世界”，改善中国气候形象方面做得还不够。
二 中国气候变化形象的传播渠道学者关世杰指出，“在信息社会，跨越国界的信息传递主要是通过人际交流和大众传播渠道进行的”，人际交流重要形式之一是人际间面对面的信息交流(如国际会议、外事往来、留学、学术交流)，大众传播的两种形式是印刷品形式的大众传媒(如书籍、报刊、杂志)和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出现的传播渠道(如广播、电视、电影、网络)③，随着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日益关注和各种传媒的不断发展，书籍、报刊、杂志、网络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密集报导和分析，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会议、外事活动和学术交流频繁举行，这些渠道是气候变化信息流出的渠道，也是国际公众获取中国气候形象素材的渠道。
首先是国际会议。国际会议在国际传播中具有把各国政府和公众注意力，集中在对全球有重要意义议题上的功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召开了大量国际会议讨论气候变化问题，以2007年为例，这一年是各类国际组织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最为频繁的一年，也是中国“气候威胁”论在国际社会最盛行的一年④。国际会议是国际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和国际信息集散地，“各国政要、专家、学者在国际组织会议期间或会后会进行广泛的人际间信息交流，产生许多新信息，成为各国记者采集信息的重要来源”⑤，在这些会议上产生了评价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诸多负面信息，中国“气候威胁”的形象逐渐在国际社会成形。
其次是学术活动。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性政治问题，进入国际议事日程和各国政府的决策领域，也推动了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兴趣和热情。在学术会上，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释自己对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严肃认真的讨论、针锋相对的辩论、激情昂扬的演讲，这种人际间传播使信息接受者能捕捉到更多的信息和受到更强烈的感染，有着比媒体传播更有效的效果。如2005年秋天在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环境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的研讨会，参会的专家学者们，有的认为中国人的环保意识不够强，有的认为中国的法律和官僚体制限制了环保的发展，有的认为中国政府没有重视非政府组织在环保中的作用，总之，中国的环境问题在持续恶化，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惨重代价的，中国未来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中国解决环境问题时有很多不成功的尝试①，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面形象跃然于讨论间。
第三是媒体。媒体的天性是遵循“变异性、冲突性、显要性、影响性和接近性等价值标准，对发生的大量国际性事件进行选择性报道”，中国气候变化问题无疑是最能体现这些价值标准的问题之一②。郭小平指出，2005年之后国际媒体涉华气候报道急剧增长，以《纽约时报》为例，2006年关于中国气候变化的负面报道不断攀升，2007年和2008年“报道量达到顶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的报道量“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值”③，“中国气候威胁”的叫嚣不绝于耳。一般而言，“媒体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众会接收和理解什么样的信息，进而以这些信息作为自己的认知框架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预期”④，媒体对中国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的关注，对中国气候变化问题起到了传声筒和放大镜的作用，媒体的极度渲染使公众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气候变化问题，并讨论这些问题，由此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由一个普通问题转变成能够“引发出普遍共有的、消极的公共反应”的问题。
在上述传播渠道中，除了学术活动外，中国政府并没有缺位，而且做了不懈的努力来向世界说明自己，如在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中国尽力解释自己的主张，指出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积极且负责任；中国媒体对气候议题报道的力度也不断加强，“中国气候报道数量在增加”，“气候报道版位更突出”，“气候报道内容常态化”，报道的主体也从“专业媒体发展到报刊、广电、网络、手机等多种媒体形态”⑤。但为什么世界听不到中国的声音？
中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原因，黎星、黄庆认为中国“在参与国际间大型谈判、会议等活动时综合实力上远比西方发达国家要弱”，“即使中国政府首脑和外交部官员都表现优秀，在整体上还是无法与发达国家抗争”，由于“缺乏公共外交的安排”，非政府组织对外传播能力不足，“中国希望展示的形象无法成为现实”⑥。何国平认为，中国对外报道媒体官方色彩浓厚，“中国外宣媒体、从业者及其新闻源过多地袒露官方立场，报道内容几乎都是官方观点，即便有民间声音或观点，也是以符合与支持官方观点的形式出现的”，国际受众对中国媒体持怀疑态度：“中国的媒体言论即是政府表态，缺乏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客观立场”⑦。李卫兵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对国际受众分析不足，“信息提供与需求错位，总是把自己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受众失衡，主要以华人受众为主，对西方主流社会的受众影响小”，“外语台传播平台可信度”也比较低⑧。传播学认为，传播渠道的传播效果涉及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信息能否及时而广泛地到达接收对象；第二层是接收对象是否真实了解并正确理解和接受了发出的信息；第三层是信息对接收对象是否产生了态度和行为上的影响”⑨。公共外交安排不足、政府主导对外传播、缺乏对国际受众细分等中国对外传播中的症结使中国在任何一个层次都存在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气候变化信息对外传播的效果。
三 中国气候变化形象的传播方式在国际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可以以单纯的信息流动提供资讯，但单有客观性的信息还达不到传播者所追求的目的，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传播者会采取一些策略方法，来粉饰自己，或歪曲他人。一些国际媒体就经常向国际社会提供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中国气候变化信息，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从国际媒体报道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文本来看，信息的倾向性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涉华气候报道中常使用贬义词和一些危言耸听的词“矮化”和“诘难”中国，贪婪、饥饿、吞噬、噩梦、不道德、掠夺、罪魁祸首、灾难成为频繁出现的字眼，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伊丽莎白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中国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退化的世界领袖，是世界上令人烦恼的主要的全球环境问题最大责任者”①；《经济学人》的记者这样写：“在中国污染控制还不是很成熟，空气污染每年杀死的人数有50多万，对数百万人造成不良影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煤炭到煤气的转化”②，“随着中国工业的不断扩张，中国的环境，特别是城市空气质量正在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不断下降③。郭小平指出，《纽约时报》在2000—2009年间的218篇涉华气候报道中，“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占4.6%，负面报道占57.8%”，2009年后“不负责任”、“污染严重”更是成为一些媒体报道中国环境的媒介框架与主流话语④。
第二，突出中国在全球和区域内的环境污染责任。美国环保作家雅克·莱斯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中国的污染恶梦现在成了每个人的污染恶梦”的文章，指出“中国不仅是全球制造商，也是掠夺者，而且掠夺的规模不亚于经济扩张的规模”，“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硫形成的酸雨不仅严重破坏了韩国、日本的森林、山岭，也损害了美国的空气质量”，“中国早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排放二氧化碳的领跑者，中国对全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⑤。
第三，质疑中国政府治理污染的意愿和态度。如英国《卫报》“亚洲环境报道”首席记者乔纳森·沃茨指出“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政府应通过分享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实践经验，以及提供经济支持来帮助中国解决实际问题，但中国自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可事实却是“对那些破坏河流和空气质量、对人体有伤害的招商引资项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各地的有关方面降低了监管，采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⑥。
第四，图文并茂，增强中国污染环境的现场感。2010年12月美国《外交政策》图集发了12张图片配文是《中国需要戒掉煤瘾》，图片中那些排放浓烟的高炉、灰蒙蒙的空气、装着黑煤的卡车和戴着口罩的人们，形象地将中国空气污染带来的风险放大，并呈现在国际公众面前⑦，清晰地刻划了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肮脏”和“威胁”的形象。
事实上，单一倾向性的信息会给受众一种“充满偏见”和“咄咄逼人”的印象，使接收者产生心理抵抗，因此，国际媒体也提供具有客观性的中国气候变化信息，消除接收者的心理反感。但他们有意选择的发布信息的“合适”时机却常常给中国气候外交带来烦恼。
如隶属于经合组织的国际能源署每年都会发布《世界能源展望》报告评价各国能源消费状况，2010年，国际能源署发布《世界能源展望》报告后，《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选择在坎昆会议召开前疯狂转载这份报告，指出“2000年中国的能源使用量仅为美国的一半左右，但到2008年中国能源消费量，比上世纪90年代的能源总消费量上升了超过四倍”，“2009年中国消费22.52亿吨油当量，美国消费21.7亿吨油当量，中国高出美国约4%，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预测“2035年时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将从现在的17%上升至22%，继续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的领跑者”①。这份报告是“IEA总部和全世界各个地区办公室的学者和专家经历了一年的时间，超过200人参与编写”的，似乎不该怀疑其准确性和客观性，但在坎昆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强调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无疑是为“中国是碳排放和污染大国”的国际论断添了浓重的一笔，是在“为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取得优势制造舆论氛围”②。
国际媒体这种传播方式是夸张的，有些地方也是失实的，他们的目标不只是纯粹的环境问题，也夹杂了复杂的政治和利益考虑。但客观地讲，不少关于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客观信息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国际媒体对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叙述或多或少揭示了中国的现实，中国急剧的工业化过程和高速的经济增长确实对自己乃至世界产生了负面作用，类似的表述在中国媒体和学者中也比比皆是，于宏源就指出：“中国自身环境问题由于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巨大，出于大国效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贡献份额很大”，同时，中国在全球市场配置自然资源也确实引发了国际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在中国得到了集中体现和爆发”③。不过，与国内公众不同，国际公众没有对中国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完整的背景认知，倾向性的表述与一些真实的数据列举相结合的传播方式容易强化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威胁形象，培养国际公众观察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习惯和对中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心理认知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公众很难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有善意理解。
就此而言，中国向世界的解释任重道远。国内学者认为“中国负责气候变化决策机构的变迁可以明确反映出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转变和重视程度”，中国减排能力不足，但并不缺乏进行减排的政治意愿和责任意识，“结构性因素造成了中国能源和排放需求的快速增长，”从产业结构看，中国的“重化工比重仍然较高，这是由旺盛的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状况所致，很难轻易进行调整；从能源结构看，中国受到能源资源的限制，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飞涨，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甚至不降反升，中国调整自身能源结构的能力也有限”④。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如何解释才能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现状。气候变化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各国的切身利益与到世界的公平和正义，中国已尽可能采取积极措施节能减排，但也有目前难以克服的困难，中国如何向说明，并自己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意识和政治意愿，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
结语：争取中国气候话语权，提升中国气候形象中国气候形象在国际社会的形成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传媒大国，但还远不是一个传播强国”，中国的经济实力比以前强大了，“但在西方构建的强大话语体系下，中国仍处于舆论弱势”，整个国际舆论的话语体系仍是西方主导的，“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未改变⑤。许多重大事件，包括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重大事件，“解释权都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里”，他们的报道和分析新闻对国际受众产生着重大影响⑥。中国要想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就必须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然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不仅仅意味着外交官在国际事务中公开表明立场”，“新闻记者第一时间出现在国际重大事件的现场，及时报道新闻，形成信息和观念上的引导，还意味着国家要有形象塑造的整体战略和长远规划”①，实施恰当的国家传播战略来塑造和传播正面的国家形象。具体来说，有效地对外传播中国气候变化信息，提升中国气候形象，要求中国对外传播模式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在公共外交的层面上，要国内多主体联动，在各种国际舞台上展开充分的气候变化公共外交，这些主体“包括那些活跃在国际舆论前线的新闻媒体、诸多富有创造力的高校和智库、各种在国际交流领域中资质与经验兼具的民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大训练有素的公众等在内的多个公共外交主体联动”②，寻求国际社会，如国际公众、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理解，“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构成支撑”中国气候变化话语权的传播网络。
事实上，中国“气候威胁”的话语在国际社会的形成不是个别国家独唱的结果，而是众多传播主体的合唱造成的，中国要消解国际社会中国“气候威胁”的话语，改变中国“气候威胁”形象亦需提高合唱的能力，通过有效的公共外交与利益一致的国家结成联盟，与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加强沟通，为专家学者发挥国际影响力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形成包括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在内的多元传播主体网络向世界说明中国。
在国际传播层面上，要改变“自说自话，把国内事务中的国家立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直接翻译成外语，单向地向外传播”③的观念，了解国际受众的心理特征及视听习惯。目前，气候变化记者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报道已经开始向更广、更深层次发展，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传播仍然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几乎所有报道内容都是来自政府部门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的有关情况，从百姓的个人生活出发，审视全球变暖与百姓关系”的文章还不普遍④。这种模式“层次较高，但也有相应的盲点”，“开发多个传播渠道和诉求多个角度”，激发多层次的对外传播网络，对外传播主体多元且活跃，特别是有诸多草根的加入，信息源广泛、内容丰富，“比所有信息从一个通道(即政府)传出要更为可信、更易被国际公众接受”⑤，也更易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总之，中国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涉及的不仅是国家实力问题，还有国家形象被接受的问题。多主体、多渠道、有效的国际传播在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关注这种现实，研究国际传播规律，建立恰当的国家传播策略，对消解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面形象，确保国家的发展利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