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大幅降低了贸易成本，而科技进步则使得产品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成为可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跨国公司为巩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对原有生产流程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即根据生产流程的要素密集度属性分解产品价值链，将附加值较低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同时将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包括研发设计与生产制造)保留在发达国家，从而达到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由此推动国际分工模式从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下，垂直专业化生产的进入门槛显著降低，越来越多的国家得以参与其中并获取相应的分工利益，一件最终产品的生产往往需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的分工合作与开展产品内贸易才能完成，这种网络状的国际生产组织形态即为全球生产网络。从产品来看，由于最终产品的可分解性、价值链长度等属性存在差异，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产品(如电脑)、资本品(如机床)及运输设备(如汽车)的全球生产网络通常要比技术含量较低的普通消费品(如服装)的全球生产网络复杂得多。从区域来看，由于地理距离、语言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最终产品的生产环节往往集中于相邻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形成若干个区域性的生产网络，如东亚生产网络、北美生产网络等，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区域生产网络共同组成了全球生产网络。

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和要素禀赋的特殊优势，大量承接来自欧美、东亚等地区的国际产业转移。在跨国公司的外部推动和经济政策的内部引导下，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明显的改观，生产对象从低端的服装纺织产品逐步扩大到高端的电子通信产品，生产环节则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逐步延伸到技术密集型的零部件生产与研发设计。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突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许多争议，特别是针对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Rodrik，2006；Schott，2006；Hausmann et al，2007)基于出口商品贸易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构成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威胁到发达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主导地位；也有学者(Koopman et al，2008；Lin & Wang，2008；Ma et al，2009)基于投入产出数据或者加工贸易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出口商品构成的升级大部分归因于加工贸易，本土主要从事低附加值的专业化生产，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仍然扮演“加工车间”的角色。

为澄清上述争论，客观反映中国的对外开放成果及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真实角色，本文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利用价值链分解的产品内贸易数据，从总量、产品、区域三个层面深入考察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通过纵向动态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对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具体作用与分工地位进行较为全面、准确的评价，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二 总量层面的考察

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进程后，才开始逐步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开放早期的20年间属于网络拓展的起步阶段，21世纪初期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进口与出口贸易平均增速分别从1981—1999年的12.8%和13.7%跃升至2000—2011年的22.5%和21.8%，在世界进口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分别从1981年的1.1%和1.1%上升至2011年的9.5%和10.4%(见图 1)，同期所排位次分别从第21位和第17位前进至第2位和第1位，尤其是最近的短短10年内，中国在世界进口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分别上升了5.7个百分点和6.1个百分点(见表 1)，商品进出口总额目前仅次于美国，远高于德、日、法等传统的“制造强国”。总量层面的数据表明，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从全球生产网络的新兴力量成长为不可或缺的支柱力量。

为揭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真实地位与角色变迁，有必要深入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分析中国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贸易构成与竞争力水平，并进行纵向的动态比较。为此，我们参考Lemoine和Kesenci(2002)、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的方法，根据联合国按宽泛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简记BEC)划分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分析中国在初级产品、中间品(包括半成品和零部件)、最终产品(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各个阶段的产品内贸易数据^①，并采用兼顾进口和出口因素的净贸易指数(NET)来衡量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②。另外，由图 1的曲线轨迹可以看出，1998年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拐点，因此，文中以1998年作为动态比较的起点，以2011年作为动态比较的终点。

由表 2可知，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中国的专业化生产模式和价值链分布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1998年中国的进口商品是以半成品和零部件为主，这两类中间品在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达到66.2%，出口商品则是以消费品为主，在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达到47.9%，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分工参与模式主要是进口中间品→简单组装成最终产品→低端消费品对外出口，价值链分布集中于加工组装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到了2011年，中国的进口商品转变为以初级产品为主，中间品尤其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半成品进口大幅下降了约22个百分点，而出口商品中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零部件和资本品占比分别上升了约8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低端消费品的出口比例大幅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分工参与模式已经部分演变为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生产与组装→高端零部件与资本品对外出口，相应地，价值链分布部分延伸至中间品深加工或本土生产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

与此同时，NET指数的动态比较反映出中国在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国际竞争力状况也出现了显著的交替转换。1998年中国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低端消费品上，NET指数高达0.870，在国际上处于绝对优势的水平，但中间品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大量依赖进口，资本品也仅仅处于竞争均势的水平，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低层次的“加工车间”角色。经过十余年产业升级的努力，中国实现了价值链的逐步延展与提升，不仅下游资本品的竞争力大幅提升，NET指数从0.007上升至0.359，而且上游半成品和零部件的竞争力也有了显著改观，NET指数均从竞争劣势转入到竞争均势，在部分产品上还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相比之下，在消费品上虽然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竞争力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这种竞争力的此消彼长，说明中国初步实现了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的目标，现在已不单纯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加工车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着“生产基地”甚至“世界工厂”的角色。

横向的国际比较也证明了这一判断，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初级产品除外)上的出口规模都位居世界前列(见表 3)。其中，中国的零部件和资本品出口占世界同类产品出口额的比例分别达到13.0%和21.7%，不仅远高于墨西哥、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也显著高于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在资本品上的领先优势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对比充分显示，中国已经具备“世界工厂”的部分特征，至少从生产规模的数量角度来看是如此。

另外，从生产技术的质量角度来看，表 4中代表性国家在价值链主要环节上的NET指数对比表明，传统制造强国日本与德国在零部件和资本品生产环节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研发设计中心”和“精细制造中心”的主导角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波兰和捷克在零部件生产环节上的竞争力虽然与传统强国还存在较大差距，但与中国相比却更胜一筹。另外三个新兴市场国家在绝大部分生产环节上的NET指数都明显低于中国，其零部件和资本品的竞争劣势尤为突出。

基于上述的数量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主要体现在生产规模的外延方面，生产技术的内涵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前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大致处于“第三梯队”，即位于传统制造强国的“第一梯队”和新晋发达国家的“第二梯队”之后，但居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之前。

三 产品层面的考察

在总量层面的考察基础上，本节将深入到不同技术层级的产品层面，研究中国在各类产品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并借助价值链分解方法，剖析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与分工地位。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关于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分类标准，我们计算了四类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中主要经济体所占的比例(见表 5)。不难看出，与出口贸易总量的占比变化相类似，中国在各技术层级上的出口贸易占比均显著提升，且突出表现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上。1998—2011年中国的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大幅提升了将近20个百分点和14个百分点，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也提升了8个百分点和11.5个百分点。在部分产品上，2011年中国的出口量已经超过了东亚(不包括中国)或北美整个地区，即使是在高技术产品上，中国的出口占比也高出北美地区1个百分点，说明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得到全方位强化，“世界工厂”的角色日渐巩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8—2011年欧盟和北美地区在四类产品上的出口占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欧盟在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上的出口占比降幅最大，北美在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上的出口占比降幅最大。同期东亚(不包括中国)仅在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占比上小幅下降了4.7个百分点，但在其他三类产品上的出口占比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种差异性反映出中国在崛起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对欧美地区的网络影响力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却增强了东亚邻国的网络竞争力，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日益增强的衔接能力加深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联系，中国崛起的竞争效应又推动网络成员的专业化层次提升，东亚邻国通过中国的出口平台将产品输出到欧美市场(唐海燕、张会清，2008)，并对欧美地区的生产与出口形成负面冲击。

再从中国自身的制成品贸易构成来看(见表 6)，中高档产品的进口占比过高且进口依赖度趋于上升，从1998年的72.6%快速上升至2011年的89.5%，显著高于该类产品同期的出口占比。相比之下，低档产品的进口占比则要低得多，2011年该类产品占制成品进口的比重仅为9.2%，而出口占比则高达37.5%。NET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低档产品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且竞争优势在持续增强。与之相比，虽然其中高档产品的竞争力水平要低得多，但最近十几年内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甚至在高技术产品上也具有了一定的竞争优势。进出口贸易中技术品构成及竞争力指数的变化表明，中国在低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主导角色，但在中高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仅能扮演依附角色，其出口竞争力主要建立在高企的进口依存度基础之上。

在产品内分工模式下，不同技术层级的制成品贸易仍然存在“合成谬误”的可能，因为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技术分类标准，高技术制成品涵盖了低技术含量的半成品、高技术含量的核心零部件等组成部分，若对此不加区分就容易高估高技术产品的贸易量，夸大中国在此类产品上的竞争力。为此，我们深入到价值链的内部环节，重点考察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各个生产阶段的竞争力状况，并与代表性国家进行横向比较，以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在此类产品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真实角色。

由表 7可知，日本和德国在高技术产品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上拥有较为明显的竞争优势，零部件环节的NET指数分别为0.475和0.090，资本品环节的NET指数也高达0.309和0.202，是全球核心零部件与高端资本品的主要供应方。其他国家在零部件环节都处于竞争劣势，但中国和捷克在资本品环节已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并且中国在高技术产品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竞争力都明显强于新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其中，中国在资本品和消费品环节的NET指数分别达到0.204和0.633，显示出中国在高技术产品上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阶段，在核心零部件以及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半成品上仍有较高的进口依赖性。苹果公司的高技术产品全球生产网络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网络中的组装企业共有17家，其中14家分布在中国内地，这种网络布局一方面反映出高技术产品生产网络对中国组装的高度依赖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制造对进口零部件和原始研发设计的高度依赖性。

四 区域层面的考察

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合作的伙伴遍及世界各地，成为联结各大区域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受多种因素限制，中国在各个区域生产网络中所扮演的分工角色也不尽相同。本节将从地区层面考察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分析中国在联结区域生产网络中所起作用的变化，以及中国在主要的区域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差异。根据生产网络的地区分布特征、规模特征以及中国的网络参与特征，我们选择欧盟、北美、东亚、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五个代表性区域生产网络作为研究对象，表 8列示了中国与这些区域生产网络的进出口贸易额，及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

由表 8可以看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心是东亚、欧盟、北美这三个最大的区域生产网络，但早期主要是通过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合作来融入到更广阔的全球生产网络，1998年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占比分别高达36.6%和33.3%，远高于同欧盟、北美地区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占比，至于同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分工合作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区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三大区域生产网络仍然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心所在，但重要性趋于下降，1998—2011年，中国与三大区域生产网络的出口贸易占比下降了3.6个百分点，进口贸易占比则大幅下降了14.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强化了与中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分工合作，相互间的进出口贸易额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两个区域生产网络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上升了4.8个百分点，在进口贸易中的占比则上升了8.8个百分点。

在不断拓展网络空间广度的同时，中国的网络融入深度及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表 9的动态比较显示，1998年中国只是在东亚生产网络中具有较高的分工参与度，以进出口贸易来衡量的网络影响力仅次于日本和美国，但在其他的区域生产网络中，中国的影响力则要弱得多。例如，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仅为1.4%，远远落后于欧美及日韩等国，甚至低于该地区的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等国，在出口市场排名中位居第16位，在中南美洲和欧盟的出口市场排名中同样处在第16位和第21位的较低位置。到2011年，中国的网络地位得到大幅提升，不仅成为东亚和非洲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中南美洲和北美地区的影响力也仅次于美国。在欧盟地区的影响力虽然不及其他地区，但也成长为欧盟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力量。例如，中国在欧盟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从1.3%上升至5.8%，占比仅次于德国和荷兰，是其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在欧盟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从0.9%上升至3.7%，占比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六个核心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是其第八大出口市场。从贸易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在主要区域生产网络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东亚、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生产网络中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这些区域生产网络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而是经由全球价值链和贸易流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借助价值链分解方法可更清晰地反映中国在联结区域生产网络中所起的作用与角色地位，表 10列示了2011年全球价值链各主要环节上中国前二十位贸易伙伴的排名情况。

在进口来源地中，中国所需的初级产品主要来自于中东的沙特、伊朗，非洲的安哥拉、南非，以及美洲的巴西、委内瑞拉等资源国；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主要来自于东亚的日本、韩国，欧盟的德国、法国，以及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等制造强国(地区)。在出口市场中，除初级产品以外，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市场分布与进口来源地分布较为接近，都是集中于东亚和欧美的制造强国(地区)。这种进出口贸易的地区分布特征一方面说明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重心是参与东亚、欧盟、北美三大区域生产网络的产品内分工，与其他区域生产网络的分工合作较为松散，局限于资源品和消费品的互补性网络联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各个区域生产网络之间扮演着“中转站”的枢纽角色，这些地理隔离的区域生产网络通过中国这个共同的网络成员，实现了网络间的商品与要素流动，进而将分散的区域生产网络联结成为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

为便于观察与比较，我们根据表 10中贸易伙伴的排序情况，按区域属性统计了中国与代表性区域生产网络的产品内贸易构成情况(见表 11)。从表 11可以看出，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分工合作主要表现为生产性联系，中间品尤其是零部件贸易占比较高，从东亚进口的零部件占中国零部件进口总量的比例高达75.5%；与欧盟和北美地区的分工合作主要表现为市场性联系，最终产品尤其是消费品贸易占比较高，从欧美地区进口的最终消费品占中国消费品进口总量的比例合计为49.9%，中国对欧美地区的最终消费品出口占比也有42.6%；生产能力较弱但自然资源丰富的中南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是中国的原材料供应方，中国与这些地区的大部分产品内贸易都是初级产品进口贸易。

另外，中国与欧美的中间品贸易量虽然低于东亚地区，但规模也相当可观，考虑到表 11中并未统计排名前二十位以外的欧盟国家，中国与欧盟实际的中间品贸易量更高，说明中国与这两个区域生产网络之间的生产性联系也不容忽视。这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同时参与多个区域生产网络的分工合作，并通过双向的“三角贸易”联结区域生产网络。一方面，东亚生产网络利用中国的要素禀赋、产业集群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出口中间品，由中国境内的企业加工组装成资本品和消费品，再对欧美地区出口；另一方面，欧盟和北美生产网络不仅利用中国的要素禀赋等优势，而且利用中国毗邻东亚市场的区位优势，对中国出口中间品，由中国境内的企业加工组装成资本品和消费品，再对东亚地区出口。^①由此，中国成为东亚、欧盟、北美三个生产网络共同的加工组装中心和海外销售平台。然而，由于这三个区域生产网络的最终产品存在较强的竞争性，因此，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合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自的竞争力，这也解释了前一节中欧美与东亚地区在制成品国际市场份额上的此消彼长现象。

五 结论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研究方法和对产品内贸易数据的深入分析，我们对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变迁问题进行了多方位的评估，从中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总量层面的观察显示，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角色从以往的“加工车间”逐步演进为“生产基地”甚至“世界工厂”。经过十余年产业升级的努力，中国的专业化生产模式和价值链分布有了明显的改善，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模式从进口中间品→简单组装成最终产品→低端消费品对外出口，部分演变为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生产与组装→高端零部件与资本品对外出口。相应地，价值链分布从集中于加工组装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部分延伸至中间品深加工或本土生产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中国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不仅下游资本品的竞争力大幅提升，而且上游半成品和零部件的竞争力也有了显著改善，在部分产品上已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与日本和德国这样的传统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在高附加值生产阶段的竞争力差距较大，“世界工厂”的角色主要体现在生产规模的外延方面，生产技术的内涵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产品层面的观察显示，中国在低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主导角色，但在中高档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只能扮演依附角色。观察期内，中国各档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均显著提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重要性得到全方位的强化。其中，在低档产品上中国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且竞争优势持续增强，相比之下，中高档产品的竞争力水平要低得多。尽管在高技术产品上已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最终产品和加工组装阶段，在核心零部件上仍有较高的进口依赖性，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力提升主要建立在日趋强化的外部依附性基础之上。然而，相比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依附性要弱得多，在网络中的分工地位远超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这种反差对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理论提出了挑战，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区域层面的观察显示，中国在各区域生产网络之间扮演着“中转站”的枢纽角色，通过双向的“三角贸易”将地理分隔的区域生产网络联结成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在早期主要偏重于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合作。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已经在主要区域生产网络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东亚、中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生产网络中甚至处于主导地位，但重心仍然落脚于东亚、欧盟、北美这三个最大的区域生产网络，与其他区域生产网络的分工合作较为松散且局限于资源品和消费品的互补性网络联系。中国在不断拓展网络空间广度和推进网络融入深度的过程中，同时参与多个区域生产网络的分工合作，并由此成为东亚、欧盟、北美三个生产网络共同的加工组装中心和海外销售平台；各大区域生产网络通过中国这个共同的网络成员实现网络间的商品与要素流动，进而将分散的区域生产网络联结成完整的全球生产网络，使得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合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生产网络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