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利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简称“中福会”)是一个历史延续下来的特殊机构，它最早的前身是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简称“保盟”)，1941年底因香港沦陷而撤往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到上海，1945年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China Welfare Foundation)。其早期功能主要是宣传抗战、募捐支援边区，救济难民、资助文化界人士、开展妇女儿童福利工作，并致力于解放区的医药卫生建设。①
中共执掌上海政权后，迅速着手接管民间社团及建立新的社会团体，以达到控制基层社会、巩固新政权的目的。关于接管城市和社团改造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相关成果，但多为宏观分析，②具体而微的研究则较少见。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社会政治体制完全改变的关键时期，中福会是如何能够避免被清理改造甚至取缔的命运？它的延续与转型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一 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经过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存在，为解放和接管上海市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③面对中共执政的新形势，宋庆龄对基金会的继续存在与否心怀犹疑，一再派人赴京，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意见。但由于新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宋庆龄应邀启程前往北京，所有该处理的问题都推迟了。
这一拖延给中国福利基金会带来点困扰，这是由于，当时很多报纸刊登的一些消息指出，外国间谍机关利用在华外国救济机构、传教士与盟军最高统帅部联系，进行情报搜集等破坏活动。中国福利基金会虽然在1949年后与全英助华联合会总会及新西兰对外救济团体联合会的联系即行中断，但与美国呼吁会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所以这些报道给宋庆龄造成不小压力，她说，“我不知道最高领导层对我们在救济方面进行的联系会做出什么决定。我们在处理这种事情时要非常小心谨慎”。不过，她坚持认为提些建议并没有害处，“如果不可行，我们的朋友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的”。“中福会的工作也令我困惑。我们知道，这个组织是绝对忠诚和纯洁的。我们应该认为他们的作用即使不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作用大，至少也不比他们小”。①这说明，尽管宋庆龄对中共高层是否支持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的信心不足，但对中福会自身还是十分肯定的。
不过，中福会事宜必须等全国救济会议后才能确定，而该会议也因故推迟。此前，宋庆龄推荐赵朴初、吴耀宗、沈体兰参加筹备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赵与中福会有亲密合作关系，吴、沈则是该会的老成员，现任执行委员。代表会议的负责人董必武于1950年1月31日来函，“吴、沈二位已参加救济机构之筹备工作，今后自当继续参加，兹为加强筹备力量，并密切与贵会之合作起见，我们欢迎赵朴初先生为‘中福会’派来参加筹备工作之代表”。②4月25日，宋庆龄率领吴耀宗、沈体兰、赵朴初、陈维博、杨素兰等中国福利基金会代表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开幕会通过了宋庆龄为首的31人主席团。随后通过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章，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并选出宋庆龄、董必武等49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③宋庆龄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报告》，指出：中国福利基金会是一个人民的团体，把中国人民为消灭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作为它的中心课题，并且一向设法使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斗争互相联系起来。……工作原则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并联系有关机构共同进行工作。④与会人员对保盟和中福会的成绩做了充分肯定，在5月5日召开的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被推选为执委会主席。⑤
会议期间，周恩来和宋庆龄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以及本身的基础与条件，研究确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即：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加强科学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宣传。⑥这就为该会的未来定下了基调。本此原则，宋庆龄在给周恩来的函中表示，改组工作将遵循下面两个方针：“一是保留原有的工作项目，并应计划着加强其发展，使之在全国范围内起示范作用。……二是遵循救代会议的决议，我们将扩展国际宣传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传工作，但要特别集中于资本主义国家”。⑦总体看来，宋庆龄对会议结果是很满意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由此而成了今日中国的头号福利团体，并对今后大量的领导工作，尤其是在福利领域，负有责任”。⑧在此基础上，宋庆龄开始进行改组的准备工作。
1950年6月，她在致友人函中说，“由于不再要求‘基金’，‘基金会’这个名称已不适用，我们的机构将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我们再不能捐出款项，而必须接受资助”。⑨7月1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议，讨论改名和执行委员人选问题。⑩改组计划之第一步，为扩大原有之执行委员会。宋庆龄分别致函金仲华、沈体兰、吴耀宗、杨素兰等人，邀请他们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新执行委员会。⑪7月15日函中说，“我们改组的计划不久要实现，所以关于人事的配备更是急需。新的执行委员已经选定，有文化、工商、慈善各代表总计15人(潘副市长也列席)”。⑫7月16日、25日紧接着又说，“新的执行委员会大约将在7月25日前后组成。委员会成员将包括副市长和医药、文化、教育、劳动、工业、商业及福利等各界的头头。这意味着我们将能迅速发展。工作人员中将有一人被邀参加执行委员会。还将有一个常务委员会，负责中福会的日常工作”。①相较于解放初期，此时宋庆龄对中福会的前途已较有把握，特别是在取得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上层的肯定答复后，宋庆龄决定着手改组。
1950年7月2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正式开会，讨论通过《中国福利会章程》，决定更改会名，改选领导机构。“本会宗旨系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从事福利方面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并为中国人民的建设工作进行国际宣传。”工作范围：“(一)妇女儿童福利保健工作：从事妇幼保健托儿医药卫生等工作，改善儿童生活环境，保护与增进妇幼身心健康。(二)少年儿童文化工作：举办图书阅览、休闲活动、戏剧活动和出版读物等工作，以团结教育少年儿童，并以取得经验达成示范目的。(三)国际宣传：出版有关中国人民建设方面的宣传资料，通过国外联系，进行国际宣传。”②此项章程经执行委员会考虑后通过，并送往北京救济总会备案。尽管如此，宋庆龄还是有点不放心，会后即致函周恩来，“我非常急切地等待着你对有关新组织的职能和人员方面的几个其他问题的答复”。③自8月15日起，按照新章程规定着手进行改组工作。先成立主席办公室，然后将原有各项组织，逐步改组，俾与新章程完全符合。
中国福利基金会当日即刊登启事：“本会自八月十五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前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所订之一切契约，仍然有效”。④此启事在《新闻日报》、《大公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连载三天。《人民日报》也做了重要宣传：“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人及主持人——宋庆龄，鉴于中国已属于人民所有，工作上可放手向着各方面提高标准地做去，可朝着有计划有效率的方向做去，特宣布自八月十五日起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将成为永久性之组织，任务为医务、妇女儿童福利、文化教育方面”。⑤在周恩来的直接支持下，宋庆龄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在新的时代环境里，其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在延续前身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嬗变。
二 经费来源的解决最关键的是经费问题尚未落实。保盟和基金会时都靠募捐维持，新章程规定，经费“以政府拨款为主，并得接受人民团体或个人的捐助。如果国际友好援助，经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批准亦可接受。”⑥并且，在改组过程中“原有工作是不容间断的；应在改组手续进展之中，逐渐使它转变为新的形式”。⑦中福会曾将改组的组织计划和预算草案复印五份，分送如下：一份送上海市长陈毅，一份寄给周恩来，一份送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宋庆龄自己留一份存档，一份给中国福利基金会存档。但由于领导隶属关系一直没有得以明确，牵涉到实际的经费拨付问题无法执行，宋庆龄为此致函周恩来，“目前陈毅市长正在过问我们的财务要求。不过我认为我们的预算草案不应直接送交他，按程序应先获得你的批准。如蒙你批准，并去信通知他，他就能按你的指示，拨经费与我们使用”。⑧不难看出，当时中福会是处于多重领导之下，而这显然是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的合力结果。到中福会顺利完成改组后，它直接归属于“救总”领导，权责关系基本明确。可能也正因为此，有研究者才将中福会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一起列为社会公益团体，⑨这是不太准确的。
宋庆龄曾派谭宁邦、陈维博先后到北京向周恩来请示今后的工作方向和经费等问题，周明确答复：等孙夫人到北京后，有关经费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到1950年5月30日，经费还没有着落，宋庆龄将中福会计划及预算说明书寄给周恩来，后附有下属各部门的详细预算书纲要，计有开办费222521、经常费1124030，共1346551个折实单位，建议他在核准以后通知上海市领导陈云、潘汉年，以便将经费照拨应用。同时她致函陈、潘，“如果认为有增加特殊示范工作的必要，不论是否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以内，请你们尽量建议。我可以保证对于你们所提出的任何要求，我们都可应用同样的科学调查方法与计划去工作”。①6月份时，中福会财政上“仍靠前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供应。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现由上海物资供应管理委员会管辖，该委员会的主管是赵朴初”。②
8月下旬，宋庆龄派陈维博赴京，向救济总会及政务院解释该会工作计划及预算。宋庆龄提前致函救济总会的伍云甫，“定于8月21日携计划预算赴京，须迅返，盼早为安排晤谈时间”。然而，直到9月7日仍未能解决，陈维博心急如焚，但短期内看不到希望。董必武的意见是，“中福会顶好维持原状，不要扩充，经费也照原来的情况开支”。③陈维博解释说，原状是不能维持的，工作一定要有某种限度的扩充，而且事实上已经扩充了。经费方面本来是在最低限度的开支下勉强维持的，所以实际也是要增加的。政务院将中福会的计划转到外交部，因为在国际宣传工作中，有建立中英、中美、中印等友好协会的计划，这牵涉到外交政策，所以交外交部研究后再做决定。中福会计划自9月份起一年预算，经常费总数1614210单位，开办费总数426111单位。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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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福利会1950—1951年经费预算 |
陈维博等了近一个月，才于9月11日、15日得到周恩来两次接见。周提出以下意见：1，原则上同意中福会的工作计划。2，国际宣传工作等待最后决定。3，因为原计划中工作是逐渐开展的，所以预算也应该分期按实际需要逐渐增加，最后达到原预算中的数字。分期办法及各期预算概数如下(不包括国际宣传)：第1期1950年9月至12月，每月经费概数50000折实单位，第2期1951年1月至4月，每月经费概数65000折实单位，第3期1951年5月至8月，每月经费概数80000折实单位，第4期1951年9月至12月，每月经费概数95000折实单位。4，中福会须逐月提出财务计划，交由政府财务机关审核后拨款，决算按期呈报政府核销。5，关于开办费的问题，希望中福会尽量节约，经中福会再度考虑后提出计划，由政府拨款，概数希望在20万到30万单位。④当时国家财政非常困难，毛泽东在三中全会的文告中指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的三个主要条件之一便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俭。目前救济福利工作的政策是以救济为主的，而救灾工作更是紧急任务，尤其是当年皖北灾情严重，政府大力进行救灾工作，以致救济总会预算中的事业费都没有批准，而集中力量于灾区的救济工作。周恩来对中福会的计划基本照准，说明政府相当重视中福会的工作，认为它在救济福利事业方面进行的实验性及示范性的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有其重要性。不过为了适应新中国的客观情况，希望中福会的事业也能够本着“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的原则来开展工作。
三 工作性质和内容的延续与变化宋庆龄致函执委会全体委员，解释改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研究机构”(Institute)这个字体现了组织的最终目的。这就是，要体现中福会是从事母亲儿童文化福利工作的权威机构。选用这一名称的另一原因为在国际上，在宣传工作中，这一名称将大大加强其价值。用“研究机构”这个字作为名称，“将引起外国朋友的研究兴趣和尊敬，而不是把我们看成一个主要进行宣传的组织。由此，我们发表的新闻和报道亦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更容易被接受”。①
事实上，儿童工作一直是宋庆龄所关心的。20世纪30年代时，宋庆龄曾与杨杏佛一起观看苏联影片《生路》，描述的是政府和社区办教养院收容教育失学、流浪街头的青少年。宋庆龄看后深受感动，杨杏佛将他们的想法在报刊发表，表示希望“建设一个儿童乐园，使儿童由四五岁至二十岁都在里面受教育，以成为未来科学大同世界的主人翁”。②遗憾的是，杨杏佛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创办儿童乐园的计划遂搁浅。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将儿童福利工作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上海工厂区设立3个儿童福利站，这“无疑是参考了苏联建国初期的先例”。③这些事业的举办，“正是为解放后中国福利会工作的发展作了良好的开端”。④
直到上海解放后，举办儿童事业才有了可能。1949年7月24日，宋庆龄在上海市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宋氏老宅创办了中国福利基金会托儿所。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所新型托儿所。⑤1953年9月改名为幼儿园，主要招收革命军人、机关干部、职业妇女和工人的子女。1950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为了解除一些妇女参加工作的后顾之忧，在五原路205弄5号筹建婴儿托儿所，收托对象是劳动模范、机关干部和军烈属的子女，须经上海总工会、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上海市民主妇联介绍方能报名入托。1954年1月1日改名为中国福利会托儿所。
1950年4月1日，中福会创办了新中国最早出版的综合性儿童杂志《儿童时代》。创刊号印数为2000份，7个月后增加到17000份。据1950年12月对1000名读者的抽样调查，平均每本《儿童时代》有5位以上读者。1955年，发行量在全国儿童刊物中最高。⑥中国福利会还创办了儿童剧团，演出儿童剧，很受孩子们欢迎，1953年还在团长任德耀率领下进京，然后与中国青年剧院附属儿童剧团(中国儿艺前身)组成中国儿童剧团，排练了一套节目，于10月赴朝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慰问演出。⑦宋庆龄认为，“在教育下一代的工作中，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应该毫无例外地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孩子们。然而重要得多的是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教育，要使他们的生活有目的，这个目的应是把个人的前途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起来”。⑧
中国福利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⑨宋庆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后，在10万卢布的汇款单上批示：此款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⑩后即建成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宋庆龄还利用一切可行机会为保健院提升工作水平，如维也纳国际保卫儿童会议时，她派江兆菊医生作为中福会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因为我们的工作与妇女儿童有密切关系”，请有关部门考虑“让她在归途中顺访苏联，考察妇幼工作，这将大大地促进我们的工作，江医生如能访问苏联，将带回更多有益的东西”。⑪1956年时，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工作进入一个新的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的发展阶段。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组织专门从事妇幼保健工作。“让中国福利会在较高的技术水平上承担起这项工作，一直是我多年来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设想的如何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与我们组织的名称‘研究会’—致起来”。①但制定如此一个计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中福会和对中国来说它都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还比较复杂。宋庆龄认为，“要使这项计划走上正轨，耿丽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人选。希望她尽快回上海”。②耿当时在北京做国际宣传，回沪后，宋庆龄委托她担任幼儿园、托儿所的顾问，加强幼儿教学工作的实验性、示范性、科研性。③在宋庆龄的不断支持下，1958年，保健院的妇科以及许多辅助科室建立起来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医生被先后聘来。保健院从此拥有第一流的医务力量和设备，④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都居于妇幼保健的领先地位。
四 职能发展和人事更替有人认为，宋庆龄对中福会的改组不尽满意，工作未能符合原来的设想。1950年中福会改组时，关于组织名称费了不少周折。在拟订计划时，她的意见是要“搭起一个科学研究的架子。而后来在命名时却很难确定……结果只好采用了不太理想的名称——中国福利会”。⑤这或许是宋庆龄某一时的想法，从当时情况来看，宋庆龄还是比较认可的。后来她回忆说，“我们不再是个募集和分发捐赠款物的‘基金会’了。现在我们的工作和预算都纳入了国家计划。所有我们以前支持过的事业单位也是如此”。⑥改组及确定经费来源后，中福会发展较快，到1950年底，共有八个业务单位：儿童剧团、儿童时代社、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年儿童文化站、妇幼保健站、托儿所、婴儿托儿所、沪西女工妇幼保健站。⑦1951年5月时，“中国福利会正在飞速发展，并且为政府机构输送干部。我们多么自傲”！⑧然而，中福会的工作难免也受到时政的影响，“政治上要红，业务上要专”，⑨波及面甚广。
由于中福会执行委员分散各地，工作繁忙很少联系，“无法了解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及时地提出意见，给予指示”。⑩1953年4月宋庆龄打算改组执行委员会，2日，中福会以宋庆龄名义致函各执行委员，提议改组。得到完全同意。全国妇联章蕴表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同时由于远在北京，工作也较忙，故与福利会方面更缺少联系，因而自己时时感到不安。沈体兰表示：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中福会的工作也必须计划化，这就要求更具体的领导。建议新的执行委员应当以有工作经验而能切实负责的人来担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自己是不适宜的。潘汉年认为，至于如何改组，是否请考虑定期召集少数执委(应是改组后必须参加的委员)座谈一次，以便商定改组办法及改善今后委员会的领导办法。⑪1954年1月，宋庆龄想了解中福会干部配备问题，病中不能与秘书长李云当面研究，致函询问“各负责同志的工作如何分配、各职权的范围，每个人负责某项职务以及进一步了解两个委员会的情况”。⑫1954年底，宋庆龄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接着又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⑬工作更为繁忙，但宋庆龄没有停止对中福会工作的关心。
1955年1月28日，她致函李云，“有了政府机构和人民团体应遵循的制度来进行业务，秘书处实际上没有很繁重的工作。虽然行政会议是专任行政事宜的，但实际上很不容易把各单位的行政方面和实际业务分开来，因为二者都应有密切联系的。除非中福会的组织和它的将来都预先配置好，不然我以为一个配备干部的会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①宋庆龄这样说是有原因的。李云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最初满腔热情希望把工作做好，但后来感到越来越困难。于是她和办公室主任商量，建议将中福会下属的各单位，分别由市政府各局直接领导业务，名义上还是挂中国福利会的牌子，行政与经费仍由会管。例如：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交给卫生局，儿童剧团交给文化局，少年宫交给团市委少年部、《儿童时代》社交给出版局，幼儿园交给教育局，托儿所交给卫生局等，这样将中福会各单位的工作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李云到北京征求中国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的意见，伍云甫将这个建议送呈周恩来，周看后笑起来说：“怎么？她人还在，你们就想把中国福利会拆伙了。领导工作有困难，可采取一个办法，调整中福会的执行委员，新的执行委员可以挑选与中福会工作有关的各局的领导，今后通过执行委员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支持，但不要安排北京方面的同志担任执行委员，那是空的挂名的，不解决什么问题。"②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福会执行委员邀请了上海市各有关局的领导，还邀请两位市委书记柯庆施和陈丕显先后担任执行委员。宋庆龄还请齐燕铭担任执行委员，齐不敢马上接受，请示周恩来，周说：“既然夫人要你担任，你就接受下来”。1956年，中国福利会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了该会所属文化、卫生等福利单位的工作规划。新的执行委员有：柯庆施、陈丕显、齐燕铭、李德全、章蕴、夏衍、刘季平、金仲华等十五人”。③这些人都各有专职，对中福会的作用只相当于荣誉会员。1957年干部下放后，中福会出现很多问题，很多业务部门长期无专人负责，削弱了总会对单位的业务领导。行政管理部门人员较多，职责却不够明确，有浪费人力情况，效率不高，而秘书长、办公室的工作则过分繁重。于是简化总会机构，改三级制为二级制：在执行委员会、主席—秘书长下，除办公室外，设立平级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妇幼保健工作委员会、人事科、秘书科、和中国建设社。④将行政和人事工作权力部分下放。
此时的中福会，人事上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发端于上海解放前。中福会的福利站“成为革命的联络站和传播革命思想的场所。……像一所革命的大学校，为革命事业培育了一批干部”。⑤解放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或加入南下工作团”。⑥这些人大都是中共或其外围组织成员，如后来任中福会副主席的鲁平回忆，1949年“进入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后发现，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不少都是地下党员。当然，当时我们都是秘密的，党组织也是秘密的”。⑦对人员的大量流失，宋庆龄显然有些不舍，“所有的老手都要走了，当然令人遗憾”，⑧希望王安娜继续留下来，而王由于个人原因还是离开了。负责国际宣传的中国建设社成立后，宋庆龄建议曾为“保盟”工作的柳无垢参加进来，后者答复，“这是非常善意的。当我的健康彻底恢复了，如果《中国建设》还需要人手的话，到那个时候我参加它的工作将比较合适”，⑨但终未能成行。为了国际宣传工作的需要，宋庆龄又请耿丽淑到中国帮助，在当时美国等封锁中国的情况下，办成这事难度很大。但中福会商请广州某公司出面，以商务方面的名义，费尽周折得以让耿丽淑秘密入境。⑩尽管如此，老成员还是屈指可数，中福会的人事面貌已焕然一新了。
宋庆龄仍坚持开展福利救济工作，她认为，“救济福利工作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必需的附带物”，是“我们国家职能中的一部分，它们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也为全体人民所密切关心”。⑪对解放后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运动，宋庆龄都坚决拥护。1951年12月和1952年1月先后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她在中福会认真贯彻，挖出一个大贪污犯和几个从犯。这伙人在解放前夕，竟将中福会计划运到新四军的一部分药品，从仓库里转移出去卖给自己亲戚所开设的药房，从中牟利。宋庆龄得到报告后，批示严办。①爱泼斯坦认为，她“完全赞同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为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采取的各项步骤”，只是“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为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极左的运动，使她深感忧虑”。②
五 行政机制确立和角色定位章程规定，“(一)本会最高权力机构为执行委员会，由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之。(二)执行委员会决定本会基本政策，批准工作计划和预算及审查工作。(三)执行委员会由主席随时召开之。”设主席办公室、宣传委员会、妇女儿童工作处、人事处。③但宋庆龄进入国家领导层后担负起更艰巨的任务，由于在中福会缺乏得力助手，她一再向中共要求调入李云(抗战爆发前担任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系人，地下党员)，经周恩来同意，1952年，当时在商务部门工作的李云被正式调到中国福利会。④
中福会决议“自6月4日起调整组织，由李云同志担任本会秘书长，在本会宋主席领导下掌握全会工作”。⑤中福会同时致函华东人事部、民政部、卫生部等相关单位周知，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及其上海市分会和华东区办事处，“救总”秘书顾锦心等备案。并用公函通知本会各执行委员。8月18日，中共中福会支部大会选出李云为支部书记兼统战委员，总会党支部建立起来后，其下属各单位相继建立起5个支部，党组织生活渐次开展，各单位的主要行政领导不少是中共党员或团员，比例相对较高。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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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福利会1954年干部统计表 |
中福会改组初期，从表面上看来，它与中央下属的一般事业单位似乎没什么两样，不过机构性质却有明显不同。名义上它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领导，但很多事情都还得向上请示国务院，实际上仍由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直接负责。而且“救总”在北京，中福会在上海，地理条件的限制使“救总”不得不将一些具体事宜委托华东局和上海市政府代管，在事实上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1952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致函华东民政部部长李步新，“暂时指定上海市民政局为中国福利会上级机关”。⑥同时，由于宋庆龄与周恩来的长期合作关系，不少事情可以直接报告周恩来，交国务院再批复下去解决。当中福会内部组织机构建立、完善，并在实际工作中与上海市结成较密切的行政关系后，当然也由于“救总”撤销不复存在，中福会总会转由上海市政府直接领导。其下属各单位除中国建设社的业务划归文化部外，也由上海市各职能科局对口管理，形成一种新的双重领导，不过，一些重大事宜他们仍可以越级向周恩来直接请示。中福会的行政领导关系基本确立，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民间组织。
如1955年中福会的基建工程较多，从中福会调到“救总”工作的顾锦心致函中福会办公室江清，让他们将预算直接寄送人大常务委员会吴克坚副秘书长，再转呈总理审批，如此能快些解决问题。“类此特殊情况，‘救总’的同意证件不发生作用，因为它无权决定追加预算”。两个月后，顾锦心再次致函江清，嘱咐他们“送国务院的预算等文件须得完整明确，1956年两项基建内容不够具体，‘救总’未弄明白即送国务院，答不出他们的询问要挨批评”。①由此可见，‘救总’只起到一个类似中间人的作用，最多只是中福会名义上的领导，其实际领导还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6年7月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署办公。在此期间，“救总”对中国红十字会等3000多个旧的救济福利社团进行了改组和调整，处理了400多个接受美、英、法、意、西班牙等国津贴的救济机构。②尽管如此，但中福会并没受到丝毫影响。
1957年1月，中福会将建团10周年的儿童剧团命名为儿童艺术剧院，1958年，中福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艺术剧场。至此，中国福利会形成为一个具有妇幼保健、儿童文化、校外教育、国际宣传等8个分支的组织，完成了从抗日救亡组织到社会救济机构、最后到人民群众团体的转变，其角色定位基本确立。
六 结语据统计，1949年1月，上海市除宗教、慈善团体外，有各种社会团体1336个。上海解放以后，旧的社会团体经过登记清理和归口改造，绝大部分不复存在。截至1956年4月，解放前成立的旧社会团体还有303个。解放后新成立的社会团体已发展到287个。此后，中共对旧有社会团体继续进行清理。除少数团体(如红十字会、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精武体育会、上海中华武术会等)继续存在外，其他旧社会团体予以解散。③
中福会无疑是幸存者之一，④但它的得以留存，固然是因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及曾为中共事业做出贡献的关系，更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由此产生的政治效应，这从改组过程中宋与周的反复交涉也可见一斑。与一般转变顺序不同的是，中福会是先保留下来再发生转型和嬗变，这是近代社团发展史上一个较特殊的个案。中共对其进行人事调整和组织建制后，完成了旧社团的改造和掌控，使其合法化。同时，中福会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宋庆龄进入中共高层领导体制，对该组织的控制日渐弱化，慢慢沦为形式上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以李云为代表的中共党组织的全面领导。很明显，假如说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及解放初期的中国福利会是宋庆龄个人名义下的机构的话，那么，此时的中福会已完全融入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了。
中共执政后，由于对旧社会留存下来的社会组织缺乏信任而加以解散，只将中福会等少数团体合理转化并进而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内。此举固然打击了反对势力、争取了中间力量、巩固了新生政权，但同时也无意中削弱了民间社团自身应有的活力，减少了有效的社会缓冲空间。况且，这种事必躬亲、力图掌控一切的做法，客观上增加了政府部门的执政压力和财政负担，在某种程度上，为若干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埋下了伏笔。通过研究中国福利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在解放伊始的种种转变，可使我们明了该机构跨越几个历史时期、历经70余年仍然存在的根本原因，同时，对建国初期党的接管工作和城市政策也可增加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在当下的社团管理工作中能够持有较为科学理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