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背影》是余秋雨著名散文集《山居笔记》的领军之作和压轴之篇，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和创作名片。这篇作品曾作为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的世纪散文选本并辗转刊载，广受追捧。
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一《一个王朝的背影》乍看是一篇纵意而谈、信笔所至的山水游记，其实是一篇深思熟虑、惨淡经营的历史论文。文章的立论是明确的：为清王朝翻案。
文章以驳论开始。在打着反对民族正统论的旗号，煞有介事地对历史老师和辛亥革命的先辈进行了一番莫须有的嘲讽和批判之后，余秋雨先生理直气壮地写下了下面一段文字：
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在这里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还算是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①
余先生这段慷慨陈词的立论有两点值得商榷：
首先，并没有人否定：“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稍有一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满族在中国虽属少数民族，却是一个屈指可数的大族。据1990年中国人口统计，在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中，满族人口(982.1万)排居第三，仅在汉族和壮族(1555.8万)之后，比回族(861.2万)、维吾尔族(720.7万)、藏族(459万)、蒙族(420.2万)还多。清王朝的历史，从皇太极1636年建都沈阳，命名为“清”开始，历时267年，其统治中国的时期之长，与汉、唐、宋、明四个王朝相当。以满族人口之多和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时间之久，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也不会有人否认“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无论在研究人员的配置上还是成果的数量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余先生一本正经，义形于色地为满族和清王朝打抱不平纯属自作多情。
第二，说什么清王朝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较好的和最好的皇帝，把康熙皇帝比做唐太宗，这是无视历史的事实，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众所周知，满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由盛入衰，由强到弱，由先进转向落后的转折时期。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满清王朝入关以前，即在16世纪以前，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在科学文化的进步上，都位居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16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创造了人类航海史和文明史的奇迹。可爰及17世纪满清王朝入关以后，偌大的中国就开始了江河日下的颓势。还在满清王朝的康雍乾盛世，满清皇帝就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将包括贝加尔湖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拱手让给了沙皇俄国。随后中国又成了东西方列强觊觎的目标。鸦片战争以后更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两百多年的满清期间，中国政府被迫签下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就有一百多个，丧失的国土面积达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英国或法国)。
二为了论证清朝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和较好的皇帝，作者抬出了避暑山庄。说什么，认识清朝，人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就够了”。①走进避暑山庄，读者究竟能看到什么呢？且听余秋雨一一道来：
1.这个面积比颐和园还整整大出一倍，美轮美奂，巧夺天工，无与伦比的皇家园林是文武双全、戎马倥偬的康熙大帝当年一手打造的；
2.避暑山庄的格局和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②它决非只是一座皇家园林，还是一座长城，一座比秦始皇长城还要高明的“康熙的长城”；
3.避暑山庄是康熙大帝建功立业的摇篮和福地，是康熙皇帝“释放生命”的“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所吉宅”。③
余秋雨这里侃侃而谈，可是他所说的三条论据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
1.避暑山庄建造历时91年(1703—1792)，康熙皇帝1722年就过世了，他只是参加了前期的选址、设计和开发工作。避暑山庄的大头建设是在他孙子乾隆皇帝时期完成的。
2.避暑山庄顾名思义是康熙皇帝为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修建的一座休闲消夏、游山玩水的花园，并不是长城。什么是长城？长城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历朝政府为了免受北方游牧部落和外族外敌骚扰或侵犯而建造的坚固设防的军事设施，而避暑山庄不是。所谓避暑山庄可以寓玩乐狩猎与练兵习武于一体，那只是当初康熙皇帝建造避暑山庄的借口和托词。事实上，避暑山庄建成后也从未起过抗敌御患，保家卫国的作用。
康熙皇帝一生喜欢户外运动。他先后大兴土木，修建过三座御园：一座是北京城内的畅春园，这是在明朝的皇家花园清华园的基础上扩建的供他避暑听政用的离宫; 一座是在承德圈定的“木兰围场”，是专供他用的狩猎场。它是蒙古王公献给康熙的贡地。再一座就是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其实就是他来往木兰围场歇脚用的众多行宫中的一座，也是最大、最好、最近的一座行宫。避暑山庄其实就是京城畅春园的北移和扩大。
为了证明康熙皇帝身体强健和猎技之高，余秋雨先生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引用了1719年(即康熙逝世前的三年)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向御前侍卫发表的一段自夸其狩猎辉煌战果的豪言壮语：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只，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①
万人之上而又目中无人的康熙大帝显然把护卫他打猎的成百上千人的御猎军团的全部战果统统都记在了他个人名下。不过，这不经意中却泄露了他所以建造避暑山庄的真正原因。
3.将避暑山庄说成是“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所吉宅”更是大谬而不然。一则，对于要不要在远离京城三百公里之外兴建这样一座皇家园林，清朝皇帝们的意见就不统一。1722年，康熙皇帝一死，雍正皇帝就将在建的避暑山庄关掉了；而且避之唯恐不远，再也没有到避暑山庄来过。道理很简单，因为康熙为了赶建这座堪称世界之最的乐园，把国库给掏空了。雍正在位的13年就是忙着补其老子欠下的亏空。雍正死后，乾隆继承其乃祖的衣钵，大肆挥霍，竭泽而鱼，总算完成康熙的遗愿。但乾隆之后，他的子孙们又不胜惶恐起来。嘉庆皇帝每次来避暑山庄都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末了终于病死在这里。道光皇帝在位几十年，吓得连来都不敢来。他们不是不想消受，而是担心消受不起，担心他们自己没有其先祖康熙、乾隆那样的福命。果不其然，道光的儿子咸丰又死在避暑山庄，而且还在这里被迫签下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就这样，一座美不胜收的皇家花园成了中国历史的伤心地。历史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地写着，怎么能说避暑山庄是“当时中国历史命运的一所吉宅”呢？
三在满怀豪情地为避暑山庄在建时代的三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一一歌功颂德之后，余秋雨又不胜遗憾地鞭挞了后代子孙的不肖：
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②
余秋雨是在讴歌清王朝的辉煌，也是在凭吊清王朝的的衰亡。他把辉煌记在康熙、雍正、乾隆名下，而把败落算在嘉庆、道光，特别是慈禧头上，褒贬分明，并将此种由辉煌向败落的转变归诸于“热河雄风”的丧失，表现为从避暑山庄走向颐和园。
满清王朝果真是亡在避暑山庄的败落，亡在一个女人手里吗？
满清是集奴隶制与封建制于一体的君主独裁政权，而且直到它在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时都未得到根本的改变。这从如下三个方面可以窥见一斑：一是满清王朝打从入关之日起就肆无忌惮地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屠杀政策。满族高人一等，八旗弟子更是天之骄子。满族贵族可以恣意圈占和掠夺汉人的土地财产。为了统一发式和着装，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清兵仅在扬州、江阴、嘉定三地就屠杀了数十万的汉人，其手段之残忍创历史之记录。二是推行奴隶制的精神统治。君臣，君民，一律主奴相称；汉族官员即便对同级的满族官员也要自称奴才。奴才是满清王朝时期的最常用词，奴性教育或者说奴化教育贯穿着清代社会社会的方方面面。三是满清时代还保留着用活人陪葬死人的殉葬制度。满清王朝的第一任皇帝努尔哈赤的妃子、满清王朝开国的第一功臣多尔衮的生母阿巴亥和第三任皇帝顺治皇帝的妃子贞妃都是殉葬制度的牺牲品。用活人陪葬死人，这是奴隶社会的殡葬礼仪，在我国中原地区早在2500年以前就废除了。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在孔子时代，在中原地区连用陶俑陪葬都不被认可，更不必说用活人来殉葬了。
满清之亡，亡在从康熙开始坚持奉行三项基本国策：君主独裁、愚民政策和闭关锁国。
满清时代，皇帝至高无上。“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是悬挂在紫禁城养心殿上由雍正皇帝所书写的一幅对联，也是满清皇帝的治国“金箴”。这幅对联的词面意思是：天下非得一个人来治理，这个人就是皇帝；老百姓来并不是只为侍奉皇帝一人。而其内在真意是：天下就是皇帝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既贵为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并推行密折制度，前者美其名曰选翰林文才人品兼优者代拟谕旨，讲求学业，其实是要削弱内阁大臣的职权，集权力于一身。后者就是要任何人都可以给皇帝打秘密报告，迫使所有的官员都得听命于他，不敢乱说乱动。雍正时，再立“军机处”，军权也由皇帝独揽。论皇帝权力之高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超过清朝皇帝的。
愚民是独裁的土壤和基础。要推行独裁，就势必要愚民。而愚民的第一要义就是根除一切不利于满清王朝统治的思想，只要发现有不满满清王朝统治的文字，即便是蛛丝马迹，也要一查到底，格杀勿论。触犯文字狱的人，轻者从军、杀头，重则抄家、灭族。据文字记载，清代文字狱迄至乾隆时代至少在100起以上。康熙时期发生了十余起，就拿其中的两起来说吧：康熙二年，一个叫庄廷龙的盲人书生被举报，说他生前私编《明史》，书内有触犯清朝的言论。结果，参与这本书出版印刷的人，几乎无一人幸免，包括写字、刻书、印装、售书、购书、藏书者一一被凌迟、斩决、绞决，多达70多人，连同姻亲家属被逮捕者达2000人以上，其残酷恐怖程度令人发指。康熙五十二年，戴名世，一个四年前进京赶考差点考上状元的人，被人参劾说他的文稿《南山集》有反清复明的“叛逆”之语而遭灭门抄斩之罪，他的五个儿子，包括15岁的小儿子都被一一腰斩。余秋雨先生在文中不是言之凿凿地说什么康熙皇帝关心编修《明史》，功不可没吗？不知道他对康熙治下的两起明史案究竟作何感想。龚自珍《咏史》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是清代中国书生文人生活的生动写照；清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受压抑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放眼世界，清王朝统治中国时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向海外开拓市场，向海外移民时期。航海技术和造船工业的飞速发展使浩渺无际，难以沟通的世界一下子变小了。当今的一些世界大国就是在那时开始起步的。可当时的满清王朝却毫不迟疑地选择了闭关自守。1656年，清兵入主中原以后不久，满清政府即颁布海禁，迁沿海居民离海而住，烧尽沿海民居及船只，不准片板入海。康熙主政后，明确认定闭关自守是清廷的国策：“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①下令允许沿海百姓500石以下的船只出海捕鱼，不许打造500石以上的大船，违者发边充军。乾隆当政，干脆正式限定广州一口通商。清代从入主中原到鸦片战争国门被强制打开，是中国历史上最封闭的时代。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遣特使马戛尔尼率领700人的庞大代表团访华，他们给乾隆带来了许多礼物，名义上是给乾隆皇帝祝80大寿，实际上是要与乾隆商谈开放两国贸易通商的事。乾隆特地在避暑山庄接见了他，但对他的要求却予以严词拒绝。乾隆明确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②马戛尔尼失望而归。事后，他写下了如下对此次中国之行的感想：
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其邻船的地方只在于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③
乾隆皇帝想让英国佬马戛尔尼在避暑山庄看看清帝国的辉煌与强盛，没料到，对方却从中预见到清王朝必趋灭亡的未来。
四作为一篇历史文化散文，《一个王朝的背影》不只是立论值得商榷，其文风也殊不足取，文章为立论所提供的所有论据以及论证的方法几乎都是无法让人认可的。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文章的轨迹和前进的方向，看个究竟。
文章共分五节三个层次。第一节为立论，打着反民族正统论的旗号，理直气壮地为清王朝翻案。二、三、四节为第二层次，是文章的主干，拿避暑山庄说事，彰显满清王朝的辉煌。第五节为第三层次，将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湖自尽说成是以身殉清，为满清王朝贴金。
文章伊始，作者绘声绘色地给读者讲了他“很小的时候”听“年迈的”历史老师“眼含泪花”讲清代历史的故事：
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①
在经过了这番说明以后，余先生接着语气沉重地写道：
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们对满清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存在。②
在这里，余先生巧妙地将昔日的历史老师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告上了历史的法庭：历史老师不是在对他和他儿时的同学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而是别有用心地播种对满族的民族怨恨；辛亥革命也非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反对满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只不过是汉族知识分子蛊惑人心，其真实目的是要“重新点燃汉人对满清的仇恨”。余秋雨的这番叙述娓娓道来，似乎确有其事，其实是弥天大谎。在余秋雨的小学时代，小学从来就未设置过“清代历史”这门专门课程，所谓“唯一用眼泪浸润的”云云根本无从说起，当然也不会出现老师学生一哭到底的动人场景。历史老师讲清代历史确实会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但那是在讲清代中国的屈辱史，那是在告诫孩子们不要忘记过去，而绝无播种或煽动民族仇恨的意思。作为余秋雨先生的同时代人现在大多还健在，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起来作证。至于余先生所谓的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是旨在“重新点燃汉人对满清的仇恨”之说，则纯粹是向壁虚构，恶意诋毁。众所周知，1905年，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提出的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口号是16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面8个字给余秋雨先生删掉了。16个字与8个字显然是不同的。“平均地权”指的是“耕者有其田”，“建立民国”就是要铲除“君主独裁”，废除封建统治。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个字，启蒙者的原意与余秋雨先生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启蒙者的原意，“驱逐鞑虏”是指推翻满清统治阶级，推翻满清王朝，绝非是仇视和迫害满族人，“恢复中华”则是建立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余秋雨先生的理解则是汉人驱逐满人，向满族人报民族历史之仇。为了贬低辛亥革命，余秋雨不惜偷天换日。
进入正文后，为了抬高避暑山庄的价值和作用，作者故意贬低长城，将真正的长城说得一钱不值。他特地找来了康熙否定长城的一段话，如获至宝，不无兴奋地写道：
(康熙)说得实在很有道理。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读了康熙这段话，简直是找到了一个远年的知音。由于这样说，清代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大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此我也觉得不无痛快。③
为了颂扬康熙“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文章对康熙的编书的功德推崇备至，说什么“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篡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说什么“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说什么“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哪个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当余秋雨先生口若悬河地歌颂康熙皇帝的文化伟绩时，他没想到是否该问问自己，康熙为什么对朱子哲学钻研最深？为什么他的理学水平又是那么高？为什么他要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为什么亲自主编《朱子大全》、《性理精义》不算，还要亲自为之作序？他当然更不会也不敢问问自己，所谓康熙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文科学家出得最多的朝代，这话是否靠谱？能拿得出几分根据？众所周知，康熙一生迷恋孔孟之道，但最赏识最看重的先师是朱熹，最欣赏的是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立论和对三纲五常封建道统的维护，他认为朱熹深得孔孟之道的精髓，夸他“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认定只有程朱理学才是立朝立国的根本，“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①他提倡“学者当于致知格物中循序渐进，走程朱之路”，下令将朱熹从孔庙东庑“先贤”之列升到大成殿“十哲”之列。在亲自主编了《朱子全书》以后，他还意犹未尽，又编了《性理精义》一书并为之郑重其事作序如下：
朕自冲龄以来，六十多年间，未尝一日放下过经书。唐虞三代而后，历代圣贤相传授受，言性而已。到了宋代，学者们才提出性理这个名词，使人了解尽性之学即学习圣贤之道，不外乎遵循理的规定。朕敦好典籍，对于理、道等有关论述尤为留意，而且在位日久，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越发认识到其确然不可易。前明篡修《性理大全》一书，可谓广备。但其搜取太繁，重复较多。各地流行的性理之书不下数百种，而相互矛盾者比比皆是，很不利于程朱之学的传播。于是朕命大学士李光地将程、朱之书加以诠释进览，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体要，即使诸儒之阐发不杂于支芜，又使学者的披寻不苦于繁重。至于图象律历、性命理气之源，前人所未畅者，朕亦时以己意折中其间这样。《性理精义》，颁布天下。读此书者，当明了此义。②
康熙的这番话说得清清楚楚，程朱理学就是经过康熙皇帝钦定的清王朝的统治思想，也是康熙以及后来的乾隆的编书理念，一把用以鉴定书籍好坏、取舍、存留的利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余先生所谓“他下令访求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云云纯属信口开河。恰恰相反，康熙以及后来的乾隆，他们兴师动众，不厌其烦地整编图书，其真实目的和动机并非真正是为了弘扬文化，而是要清理思想，剪除异端，实行愚民政策。康熙一生下令编了60多种书，上千万言。康熙的编修群籍美其名曰稽古尤文，其实是为了统一思想，说得明白些就是开展一场清书运动和禁书运动。康熙的编书运动一直持续到乾隆时期。这场发生在与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中国皇帝的编书运动至少让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倒退了几百年之久。中国落后于西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的，早在康熙时代已成现实，思想文化的落后先于物质生产。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还有对雍正的《大义觉迷录》的美化。
《大义觉迷录》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呢？余先生这样告诉我们：它是雍正皇帝在逮捕了一个叫曾静的谋反集团，并读了他们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己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呂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励精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百姓吗？”接着，余先生评论道：“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
余秋雨先生的上述这番话说得如此诚恳，如此动情，读者诸君听了以后多半会对《大义觉迷录》和雍正皇帝产生好感，认为《大义觉迷录》想必是一本好书，一本讲述满汉一家，民族平等的好书; 而雍正也一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善于倾听异族百姓意见，心胸开阔且又和蔼可亲的好皇帝。你看，曾静等人要造反，要推翻清王朝，雍正抓了他们，竟不杀他们，还让他们带着他编的东西去宣讲呢！难得有这么好的皇帝！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大义觉迷录》其实是一本由审判人雍正和被审判人曾静合作而由雍正主编和审定的书，全书12万字，分三部分：雍正的十道“上谕”；审讯纪录及口供；曾静的忏悔文章《归仁说》。全书以“大义觉迷”命名，取意于“上谕”所言“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①意思就是要用“大义”(即大道理)去拯救失足者。“上谕”就是雍正讲的“大道理”；审判纪录及口供就是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则是曾静在听了雍正的“大道理”后憣然醒悟的心得。雍正所谓的“大道理”不外三点：一、破华夷之辨。从维护满族人的统治出发，雍正指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满族人从流寇(指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手中救了中原百姓，还扩大了中国的版图，有恩有德于汉人，让汉人过上空前的好日子，汉人不可排斥满人。二、立君臣之义。雍正强调“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他指出“明之天下丧于流寇之手”，“崇祯殉国，明祚已终”，清王朝为明“报冤雪耻”，为民“除残去虐”，“今之臣民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行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三、明自己得位之正。这是雍正最急于要向天下人辩白的。他宣称，“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指康熙)，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②他对人们加在他头上的所谓“诬谤之词”如谋父、逼母、弑兄、贪财、好杀、好谀、任佞一一予以推翻，以证明自己的光明磊落，证明自己是父皇康熙选定的正宗的接班人。
综观《大义觉迷录》这本书，可以看出这是一本宣扬民族压迫有理、君主独裁有理、思想桎梏有理和鼓吹奴才哲学有理的作品；而它的主人则堪称是中国历史上迫害知识分子的专家。对于有异端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不仅肉体上杀害之，而且要在精神折磨之。曾静投书案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雍正从川陕总督岳钟琪那里得知有人向岳策反时，立即指示岳佯装答应，务必从投书人、曾静的学生的口中将曾静供出，再由曾静口里套出吕留良的后人以及一切稍有瓜葛的学生、朋友、亲戚数百人，或挖祖坟，焚尸扬灰，或斩立决，或凌迟处死，15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等辈则或流放宁古塔(今日的东北)给披甲人(即驻守那里看管流放犯的满族士兵)为奴，或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整整用了近5年的时间。这是肉体上的惩罚，与此相辅成行的则是精神上的虐杀，那就是，让曾静、张熙师生俩接受无休止的批判，要他们认罪，写检查，撰写悔过文章，并且得按照雍正规定的口径和标准，还得游行示众，现身说法。总之，对于思想犯和政治犯，雍正就是不杀你，也要让你人格扫地，无脸见人，让你生不如死。在雍正，对冒犯他的知识分子耍弄猫捉老鼠的把戏，即将已逃不脱的老鼠先不入口，戏弄一番之后，再行定夺，并非第一次。此前的三年，他对一个叫钱名世的颇有点名气的文人就来过这一手。雍正因不满钱给他的政治对手年羹尧写过歌功颂德的诗，于是就给钱戴上了“名教罪人”的帽子，并亲自书成匾挂在钱家的门楣上，而且还要在京的所有举人、进士出身的官员每人都得写一首批判钱的诗，而且非得真批判不可，否则就要问罪。③不过，较之给钱名世戴上“名教罪人”的帽子，《大义觉迷录》毕竟又前进了一大步。前者只是用来对付他看不惯的个别文人，后者则是惩处所有的来自汉族的以及他满族兄弟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反对派。
《一个王朝的背影》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收尾。王国维的自杀是1927年6月的事，离开满清王朝覆灭已有16个年头，二者可谓风牛马不相及，可文章却理直气壮地将其嫁接在一起。其理由当然也是堂而皇之的：王国维是文人，而文人总是将文化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王的死就是殉文化。既然是殉文化，当然首先就是殉“清廷文化”。为了给自己的理论制造根据，他抬出了陈寅恪，因为这著名的“殉文化说”是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难道陈寅恪先生会错吗？
诚然，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文化说”确乎是陈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一文中提出的。但是，陈先生并没有说，王国维“殉文化”就是指“殉清文化”，更没有说“清文化”与“清廷”“无法分割开来”。陈寅恪先生这段关于“殉文化说”的全文是这样写的: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安得不与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值辩，亦不之及云。①
陈先生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王国维的死既有文化的原因，也与时局动乱分不开。末尾一句“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值辩，故亦不之及云”就是影射当时流传最广，甚嚣尘上的“殉清说”，矛头所向主要是针对罗振玉。原来，罗振玉在获悉王国维的死讯后，立即代王国维伪造了一份所谓“临终遗折”，报告废帝溥仪，告知王国维早在生前即下了“自湛清池”，以死节之臣，尽忠清廷的决心。溥仪在接到这份落款为王国维的“遗折”后，大受感动，随即“降谕”对王国维的“忠贞”予以嘉奖，并赶在王国维蹈湖自尽的第四天就到北京“宣诏”，一时间，王国维殉清而亡几成定论。对此，陈寅恪最初也是受蒙蔽的。“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骃说灵均。”他的这首最早写的悼念诗将王国维比作屈原，说明他也曾相信过“殉清说”。②不过，作为王国维的同事、朋友、知己和后学，出于对王国维的人品、学问、个性的敬仰和了解，他很快就醒悟到“殉清说”的诬谬而放弃了，与罗振玉划清界限，而代之以“殉文化说”。他宁愿相信王国维是殉身于人类的文化，而不相信他会殉命于一姓一朝。所以，他在提出“殉文化说”时没有把“文化”限定为“清文化”，更没有突出“清文化”，当然也不会提“清廷”二字。可以这样说，陈寅恪先生当年所以郑重其事地提出“殉文化说”就是对“殉清说”表示不屑，表示抗议。陈寅恪先生万万不会料到，后世的余秋雨先生却将他的“殉文化说”与他所不屑和抗议的“殉清说”鬼使神差地统一起来。余先生所采用的方法是断章取义，即取陈先生所说的前半段，而掐掉它的后半段，再加以自由发挥，自由创造。其聪明善变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想必余先生也不会不知道，陈寅恪并没有将他的“殉文化说”坚持到底。最终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殉文化说”。为什么？这是因为视追求真理为生命的陈寅恪先生不满足于用“殉文化说”来解释王国维之死。他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王国维是一个视野开阔、与时俱进的大学者。他之所以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许多方面做出骄人的成就，是与他重视中国和世界的现代文化分不开的。他所以做出了许多同时代的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不只是因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比别人多，还因为他往往站得比别人高，他的视野比别人宽。清王朝灭亡后的16年是王国维在学术突飞猛进，大放异彩的16年。简单地因为王国维头上盘有满族人的辫子，生前就任过废帝溥仪南书房“行走”，就将他说成是清朝的遗老和中国旧文化的殉葬品，这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公正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是，王国维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始终保持和坚守知识分子个人的“精神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自由”。这是他一生成功的奥秘，也是他最值得人们敬仰的品质。对王国维的死不仅要从政治、文化层面上进行分析，尤其要提高到精神、思想、意志和人格的高度上来认识。不自由，毋宁死！为了维护一个学者精神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自由不惜殉命。这是王国维伟大之处，是王国维身上可以“历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所在。正是有鉴于此，1929年，清华园为王国维建碑时，陈寅恪先生应请为王国维先生庄严地撰写了以下碑铭：
海宁王先生自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銘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已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樹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共三光而永光！①
余秋雨显然很推崇王国维，要不他不会在一篇为清王朝翻案的文章中硬将他扯上，而且郑重其事地放在结尾，作为压轴之笔。但余先生并不懂得，并不真正认识和珍惜王国维先生的价值，他不顾事实地非要将王国维之死说成是出自对清文化的认同和对亲王朝的认同，执意要将王国维先生说成是清文化和清王朝的殉葬品，这就是证明。余秋雨先生无疑也很看重陈寅恪先生，否则他不会引用陈先生的论说。遗憾的是，他却不尊重陈先生。他用以论证自己文章的理论竟是陈先生自己宣布放弃了的说法，并且还要加以曲解。这说明他对陈先生缺乏起码的应有的尊重。所以他对王国维、陈寅恪推崇也好，看重也罢，说穿了，就是拉大旗作虎皮，为我所用。
读罢《一个王朝的背影》，可以看出，为了给清王朝翻案，余秋雨先生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先是将儿时的历史老师和辛亥革命的先辈告上历史法庭，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成是播种民族怨恨。将旨在建立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描写成排满的民族报仇。接着是对满清皇帝评功摆好，树碑立传。他把皇帝游乐狩猎用的皇家花园说成是无形的长城，比长城还要高明的长城，而把有形的真正的长城贬得一钱不值。他对康熙皇帝为了推行愚民政策而大张旗鼓开展的编书修史运动大唱颂歌，把一个万马齐喑、扼杀思想的时代吹嘘为造就“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的最佳时代。这显然是典型的弄虚作假、逻辑混乱。
五然而，事有不期而然者。就在余秋雨先生因《一个王朝的背影》的轰动效应而名重一时之际，却传来了这篇名文“功成身退”，悄然蒸发的消息。原来是，2008年，即在《一个王朝的背影》发表 15年之际，余先生以反盗版，推出新书《文化苦旅全书》为由，对他昔日的成名之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一些著名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并明确宣布“从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②，而《一个王朝的背影》则是此次改写的首选目标，砍掉近两千字不说，连文章原来的标题也换了。
余秋雨先生的这一闻所未闻的出格之举让人匪夷所思。对付盗版何至于非要改写自己的作品？对付盗版，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推出正版和原版？余秋雨先生的这些文化散文既然都是“著名篇章”，何必再大动干戈，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大改《一个王朝的背影》更让人费解，这篇文章作为余秋雨散文的代表作，不只为读者所公认，也是作者的自认。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由余秋雨自选的《秋雨散文》，赫然列在第一篇的代表作就是《一个王朝的背影》。可见这篇文章在他心目中分量之重。代表作之于作家，是名片，也是生命，一朝确定即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不可随意更改的意味，哪有才15年就改得它面目全非呢？个中原因，值得研究。
我们还是先见识一下它是如何改写的。
说是改写，其实是删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换标题，将《一个王朝的背影》变成《山庄里的背影》，题意由明确变得朦胧，使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二是去题旨，即将文章中那段批判民族正统论，赞扬清朝皇帝是中国古代比较好和最好的皇帝，康熙皇帝和唐太宗李世民一样让他骄傲和他要为满族和清王朝打抱不平的慷慨陈词一笔勾销。三是将文章中所有明显美化清朝皇帝、吹捧程朱理学、诋毁辛亥革命的文字，抬高避暑山庄、贬低长城的段落悄悄删掉。就这样，余秋雨昔日的名片之作宣告“下课”，从此注销。
“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个王朝的背影》的改写实际上就是作者的内心独白，以否定的方式告诉人们，它原来就是一篇打着反对民族正统论的旗号，以歌颂避暑山庄为名，为满清王朝翻案的文章，如今删除的正是当年唯恐别人不明白而特意加上的开宗明义、画龙点睛的文字。所谓改写，说穿了，无非就是要赶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前拔除他当年一心要竖起的为清王朝翻案的旗帜，将一篇旗帜鲜明，深思熟虑的翻案文章变成一篇仿佛是漫不经心，信笔由缰的文史漫谈。
而其之所以改写《一个王朝的背影》，回收它，看来并非出于认识的改变和觉悟的提高，更不表示他要放弃或改变他为清王朝翻案的立场。以下三点可见端倪：一、他在《摩挲大地》一书的“总序”中写得明白，他“决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是为了对付盗版，“觉得不应该再麻烦盗版者”，而不是为了改正什么错误。二、文章改写后虽说文字大减，但那都属于文章的修饰部分，原文的主题、立意、思路、结构均一仍旧贯，有的地方还有所强化。三、余秋雨先生郑重重申，迄今为止，他并不承认《一个王朝的背影》有何不妥。《山庄里的背影》的“脚注”是这样写的：
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后来被中国评论界看成是全部“清宫电视剧”的肇始之文。“清宫电视剧”拍得不错，但整体历史观念与我有很大差别。我对清代宫廷的看法，可参看《宁古塔》。①
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清宫电视剧”拍得不错，也不否定《一个王朝的背影》是“清宫电视剧”的肇始之作。他的对“清代宫廷的看法”在“整体历史观念”上不存在问题。余秋雨先生对自己昔日的成名之作显然还是洋洋得意，自信依旧的，从立场到观点并没有变。
既然昔日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无错可纠，何必还要煞费苦心地大改特改，多此一举呢？
《一个王朝的背影》虽曾名噪一时，给余秋雨带来莫大的荣誉，但它究竟有多少含金量，它究竟有多少是为了求真务实，有多少是为了哗众取宠？他自己未必不心知肚明。如果说，当初，他为自己翻案文章的火爆成功曾兴奋不已，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文章的未来命运也会有所不安。因为无情的常识和严峻的现实使他越来越意识到，他对清王朝的歌颂和翻案说是经不起检验的，经不起推敲的，也是与历史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不论他如何曲为之辩，强为之论，终难取信于人。识时务者为俊杰，明知有错而又无意认错的尴尬和无奈使他选择了一条最安全，也最便捷之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谓“走”就是将昔日认定的旗帜鲜明的立论和痛快淋漓的表达统统删除干净，仿佛文章从来就是如此，让它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
《一个王朝的背影》作为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值得重视。它的创作与改写，它的闪亮问世与悄然蒸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认识余秋雨创作的视角与窗口。这是一篇瑕瑜互见的作品。它的精巧的构思、婉转的表达和滔滔的辩才显示了作者散文写作的高超技巧，而它的哗众取宠、信口开河和明知故犯、文过饰非则暴露了作者在思想、治学、文风上的严重缺失与瑕疵，同样不可掉以轻心。惟愿我的直言能给他一点提醒和帮助。作为余秋雨散文的读者，我寄希望于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