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汉语教学界最权威、最常见的认识就是：“汉语能力获得”和“中国文化传播”。可是，如果面对一个明确的恐怖分子，任何有良知的汉语教师无疑都不会愿意帮助其“获得汉语能力”；而如果一味强调“中国文化传播”，我们也已经遇到了目标传播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文化侵略”的怀疑。教育的根本目标一定是建立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识基础上的，由此而言，显然“汉语能力获得”和“中国文化传播”尽管都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都不可能成为“根本目标”，那么，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到底是什么？

一 汉语国际教育目标的既有认识及问题

随着汉语国际教育的迅速展开，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过，迄今为止，已有的讨论似乎都集中在“怎么做”上，对于“为什么做”亦即“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却还是缺乏应有的讨论。功能决定结构，目的决定过程。我们以为，在分析汉语国际教育应该“怎么做”前，首先就应该思考“为什么做”，也就是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尤其是要分析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什么？

在汉语国际教育界，对于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最典型的认识就是“能力的获得”，如业内影响最大的一部《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就反复强调：“对外汉语教学顾名思义就是语言教学，是对外国人进行的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衡量对外汉语教学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学习者是否掌握了汉语这一交际工具。”^①

只是同样是能力获得，有人强调的是“语言能力获得”，也有人强调的是“交际能力获得”，在这个问题上“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个阶段，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后期，基本上是以培养汉语的听、说、读、写语言技能为教学目的；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到现在，提出并确立了培养汉语交际能力的教学目的”。^①

不过，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并不限于“培养外国人的汉语交际能力”，而是还要“传播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孔子学院的设立宗旨中，对此表达得最为明确：“(孔子学院是)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无疑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②——尽管从大多数汉语国际教育学者的实际做法来看，还是只将其作为一种外国人汉语“语言能力获得”的过程。

如果说在国家汉办的指导思想中，孔子学院既是“推广汉语教学”的平台，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平台，那么，与此相类，在国际关系学界，更多的是直接把汉语国际教育看作是一种“文化外交”。所谓“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经济外交、政治外交之外的重要补充，是依靠文化手段来开展国际间的公共活动, 达成对外战略意图的过程。孔子学院便被认为就是这样一个语言文化外交的推广机构。^③

也有人指出汉语国际教育蕴涵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是当今经济的发展趋势, 但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总是阻碍中国正常地融入世界经济, 尤其是因语言文化的障碍产生的交易成本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而汉语的国际推广正可降低这种交易成本。^④

当然，更有人认为汉语国际教育的一个目的就是“重建汉字文化圈”，甚至是“扩大汉字文化圈”。

由此，我们便碰到一系列的问题：

——“语言获得”、“交际能力获得”、“文化传播”、“文化外交”、“经济利益实现”、“汉字文化圈建设”等等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那么，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我们可能要求世界都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吗？或者说，如果我们高扬传播价值观的旗帜，是否合适，是否会遭遇激烈的反弹？

——由此，汉语国际教育根本目标定义为“培养汉语交际能力”或“传播中国文化”是否准确？到底应该如何定义？

二 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的重新界定

我们认为：第一，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不是单一的，也不应该是杂乱的，而应该是一个有序的分层的系统；第二，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既不是汉语交际能力的获得，也不只是中国文化的传播。

前述的几乎每一种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基本上都是值得考虑的。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其一，除了这些目标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目标？其二，这些目标的关系应该如何建构？

我们以为，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五项：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

汉语国际教育的最直接目标自然是受教育者的“汉语能力获得”。不过，如果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对此需要研究的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如何才能“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汉语能力。由此基础进一步考虑，就是“交际能力建构”，汉语国际教育不但应该使受教育者能够“听说读写”汉语，并且更应该具有与中国人交际的实际能力。

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经济利益实现”同样是一个重要内容。语言除了作为获取信息、交流信息的工具和媒介外, 还具有经济学的属性，即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效益(Benefit)等。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商品和劳务输送需要通过语言传达, 技术的分享更需要语言的交流。尤其是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中, 强调的就是信息化, 所谓信息化就是利用电脑和网络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储存、交换和检索的过程, 其中的基本元素也是语言与文字；信息化的过程也就是语言文字应用的过程。就学习者个人而言，汉语的学习过程也就是“个人语言资本”的增值过程。受教育者通常通过语言这一工具可学会其它知识和技能来服务于雇主和社会；因此，语言像是其他工作技能一样成为一种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的服务。就教育方而言，语言既可能产生为满足人们提高语言能力的要求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以及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更存在“由于语言而推动的经济利益，也就是有效促进国际之间贸易交流”^①。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语言的经济利益获得问题上，汉语还远没有英语那样的国际地位，因此也不可能简单采取英语式的传播模式。

与“经济利益实现”相比，“中国文化传播”是汉语国际教育更为重要而困难的一个任务。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除了物质性的硬实力以外, 还包括非物质性的软实力。西方战略学者克莱因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公式：国家力量=硬实力[ (人口+领土) +经济实力+军事能力]×软实力。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所谓“语言文化外交”即是以语言推广为手段，对外传播该国的语言及文化；透过教育、文化的交流，提升国家形象，建立彼此友谊，达成文化外交的目的。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的文化委员会、西班牙的赛万提斯学院、法语联盟和我国的孔子学院无不如此。在文化外交的实践中，孔子学院不但成为本国与所在地人民交流的海外文化窗口，传授汉语, 为中外人士提供民间多方位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我国海外的“公共关系部门”，不断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

只是，正如我们很难接受某外国机构向我们宣称“我们要向你们传播美国文化”、“我们要你们接受英国的价值观”一样，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站在汉语传播的目标国家社会的立场上，强调汉语国际教育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也是不合适的。其实，我们已经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目标传播国家每每并不认同我们“传播中国文化”的目标，甚至还有的将“传播中国文化”曲解为“中国文化侵略”。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国际地位的重新调整，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疑虑也越来越强烈，“中国威胁论”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响应。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提出“重建汉字文化圈”的口号更是不适宜的，不但不切合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也非常容易招致他国的反感。

教育的根本目标一定是建立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识基础上的，由此可见，无论是“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还是“经济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都无法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那么，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目标或最高目标应该是什么？我们以为，应该是“中外社会互动”，是促进目的语社会(中国社会)与学习者母语社会的“社会互动”。

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就是“共享文化的人的交流”^②。由此而言，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一般性意义上的人的思维工具、交际工具，更是人类社会的“构成性要素”。这也就是说，第一，没有语言，没有交流，就没有人类社会；第二，这种交流，最重要的是文化的交流；第三，文化交流的基本目的是实现文化的共享，亦即“人与人的互动”社会与社会的互动。

在“汉语能力获得”和“中外社会互动”之间，我们需要“交际能力建构”，需要“经济利益实现”，需要“中国文化传播”。但是，“中国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自动实现“社会互动”。知道了“中国人见面为什么问‘你吃过了吗？’”、“中国菜的特点是什么”，知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知道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知道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并不一定就能够理解中国人发展的目标、努力与目前还存在的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建立一种“将心比心”的“理解”与“同情”的态度——而后者无疑是更为重要的。

由此而论，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也许可以定义为五个层次：

在“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汉语能力获得”只是一个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根本目标应该还是“中外社会互动”。这才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可以达成真正共识的汉语国际教育目标，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明确宣传的汉语国际教育目标。

可惜，已有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几乎都忽视了这一点。

三 汉语国际教育目标体系的核心

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是一个多层次的目标体系，那么，在“汉语能力获得—交际能力建构—经济利益实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外社会互动”这样一个目标体系中，应该以什么贯穿始终，而且不断强化？

这更是一个非常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以为，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的核心应该就是“情感沟通”。

汉语国际教育可能使学习者获得汉语能力，却几乎不可能使其获得与母语一样的能力；汉语国际教育可能使学习者获得与中国人交际的能力，却几乎不可能使其获得与母语社会中一样的交际能力；汉语国际教育可能使学习者获得经济利益，却几乎不可能使所有的学习者都获得与母语等同的语言资本，更不可能在经济利益上不与中国冲突，中外经济利益不可能处处一致；汉语国际教育可能使学习者了解中国文化，却几乎不可能使其像了解其母语文化一样深刻，更不可能指望构建文化与价值观的一致性。那么，中外社会互动最重要的基础和最理想的境界是什么？我们以为，应该是“情感沟通”。

都说“地球是个村庄，世界是个家庭”，这真是一个极好的隐喻。即使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在一个大家庭内部，要想消弭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不可能的，要想消弭价值观的差异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家庭之所以能够不解体，最可能也是最需要的、最有价值的就是情感的沟通和共鸣，是“情感共同体”的构建。

所谓“沟通”，原意是“开沟而使两水相通”，后来用来指人与人彼此的关系相通。沟通不仅需要以信息交流为基础，更需要以情感互动为内核。美国传播学家唐·库什曼等指出:“当代沟通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保证怀有分歧观点，但又需要相互依赖的人们在解决共同问题时达成合作。”^①在汉语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中，“情感沟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情感沟通”是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分；

第二，“情感沟通”是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中贯穿各层次的成分；

第三，“情感沟通”是国际教育的目标体系中越来越应该得到发展和强化的成分。

就“汉语能力获得”而言，“传播效果阶梯模式”(A Model for Predictive Measurements of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提出：传播是一种包含“获知→认识→喜欢→偏爱→相信→购买”六个步骤的，这六个步骤又可归纳为三个范畴：认知、感情、意愿。^①其中，“获知”和“认识”属于认知(Cognitive)范畴，关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在汉语国际教育上，就是如何吸引他国人民关注汉语学习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与政治价值；使原本毫无概念的人开始注意汉语学习的重要；“喜欢”和“偏爱”属于感情范畴，关乎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在汉语国际教育上，就是如何使这些已经注意汉语学习重要性的人，开始对汉语学习产生兴趣；“相信”和“购买”则属意愿范畴，关乎我们对事物产生的行动。在汉语国际教育上，就是如何使这些已经对汉语产生学习兴趣的人付诸行动，开始学习汉语，还要使已经在学习的人变得乐于学习，更要把已经乐于学习的人变成汉语的自愿推广者。

就“交际能力建构”而言，任何有经验的观察者都会发现语言学习最好的方式也许不是到学校去，而是与目的语社会的异性恋爱：感情是语言学习、语言交际能力构建最好的推动力，而语言的学习、语言交际能力的构建又是感情深化最好的粘结剂。

就“经济利益实现”而言，越是具有感情，才越容易形成利益共享机制；而利益越是共享，感情也就越是牢固。

就“中国文化传播”而言，越是有感情，就越容易接受与此相关的文化；越是具有文化的了解，越容易变成“同情”的了解。

就“中外社会互动”而言，越是有感情，就越容易互动。更为重要的是，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不但不再是只被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差别所分割，也不再是只被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别这条界限所分割，而是更多地表现出“隋感的冲突”的特征，而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突出的障碍就是如何克服“情感的冲突”。由此，最近，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伊西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情感地缘政治学”。他指出：“9·11”事件之后，欧美对于伊斯兰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恐惧”情感——害怕被袭击，害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优势被摧毁；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则产生越来越深刻的“羞辱”情感——觉得自己的权利和资源不断被剥夺而又无法反抗；金砖国家则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希望”情感——觉得自己的明天会比今天好，凡此种种，情感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我们生存的这个互相依存、融合一体的世界，真是太难以掌握和理解了。这既是数量问题也是质量问题：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数量，如此广泛的分布，而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环境等方面又如此不同。人们很容易无视这种复杂性的存在。因此，激进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将世界的复杂性减低，甚至只剩下口号、标语和僵硬的指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情感是最能让人确信的。……出于这个原因，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感，就变得越发重要了。其他人会日益成为我们多文化社会的一个部分。这个世界的情感边界变得与地理世界一样重要。而且两者不能够进行机械对比。随着时间的流逝，情感地图将变得合理合法而且必要，就像地理上的地图一样。”^②莫伊西的这些话正是“情感”对于“国际社会互动”关系的最好说明。

更进一步说，汉语国际教育不应该只是看做是“在国际上开展”的“汉语教育”——核心是向国外传播“汉语”以及附着于其中的中国文化；更应该看作是“运用汉语进行”的“国际教育”。

所谓“国际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52年就已规定：就是“解释人类文化差异性的原因; 说明人类文明来自于各个民族共同的贡献; 证明人类进步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强调各个民族都负有合作的责任; 指出国际协议的履行需要人类共同的意志; 倡导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达至世界大同的必经之路; 培养年轻一代的和平文化意识; 培育年轻一代的国际理解与合作精神。”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制定了国际教育的指导原则:“多层次的全球视野，尊重所有的民族与文化，意识到人类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性，沟通能力，意识到人类的权利和责任，国际团结与合作，个人对解决社会、国家和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①

这里，在注重民族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民族际性”，即“那种使不同民族之间互相理解成为可能的前提性的东西”，以增进对和我们不同的人的价值观、观点和生活方式的理解，由此而达成“国际理解教育”的境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国际理解教育是以“国际理解”为理念而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的总称。其目的就是: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区域、国家、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了解与相互宽容; 加强他们之间相互合作，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 促使“将事实上的相互依赖变成为有意识的团结互助，是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教育应使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来了解自己和了解他人”。^②

据此，国际文凭(大学预科)教育的目标就非常明确地定位为培养“独立判断的思想者、终身不渝的学习者、世界事务的参与者”。^③这就不仅需要让学生掌握与目的语和母语文化相关的基础性和事实性知识，而且还需要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国际理解意识，让学生获得立足全球的开阔眼界和胸怀，改变学生的局部思维和行动方式，培养一种世界公民意识。

汉语国际教育其实正是一种可以影响“情感地缘政治”的过程、造就国际社会互动的重要力量。汉语国际教育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更不能是仅仅希望拓展中国经济实力或是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地位那么粗浅。

综而言之，汉语国际教育不应该只是构建一种“知识共同体”，也几乎不可能构建“价值共同体”，应该也可能做的就是构建一种“情感共同体”，也就是一方面让世人注意到中国的文明和美好，另一方面要让世人理解中国现阶段许多力有未逮的诸多困难，由此，在促进全球大多数的民众“建设性接触”的基础上实现多元文化主义，发自内心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与中国相关的事物”，让中国在这个地球村中成为一户受欢迎的居民。^④

我们的汉语国际教育的纲领制定、教师培训、教材编写、考试评价乃至教学管理都应该自觉而充分地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