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海人冯镜如是近代著名的侨商和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活动家，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专文讨论过冯镜如的生平及其在清末政治和文化活动中的贡献。本文拟从其参与创办横滨大同学校、担任广智书局总经理、编刊《华英字典》三方面，来讨论冯镜如何在清末风云变幻的政治与文化旋涡中，为近代教育、文化出版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冯镜如(1844—1913)，英文Fung Kingsell，译名“经塞尔”，号岳超，祖籍广东南海(今佛山南海区)人，出生于香港，系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冯自由之父。

冯镜如早年在港接受基础教育，他在《新增华英字典》第2版卷首的序言中称著名英汉词典编纂家罗存德为“业师”，可见他在港求学时曾与之有类似师生的关系。^①冯镜如在香港完成学业后一度在港经商，其父冯展扬因曾交结红巾军将领，被捕入狱，瘐死南海县牢狱，广东总督叶名琛正在屠杀红巾军，株连九族，珠江三角洲一片白色恐怖。冯镜如为免受株连而东逃日本，1878年在横滨山下町(1899年前称外国人居留地)五十三番地开了一间印刷用品的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英文名Kingsell & Co.译名“经塞尔公司”)，专营外国文具及印刷事业。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因痛恨清政府的腐败，冯镜如便剪去发辫，换上洋装，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因有英商身份，因此在日经营比较顺利。^②冯镜如“生平行侠好义热心爱国。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国人皆以‘无辫仔’称之。”他在旅日侨工都很高的声望。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东渡日本来到横滨，受到冯氏兄弟热情接待，经过孙中山的策划，不久便在横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开会(或称是文经商店二楼)成立兴中会，冯镜如被“众举”为首任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与其胞弟冯镜泉(紫珊)加入了兴中会，镜泉还担任干事。^①以后孙中山赴檀香山，冯氏兄弟提供旅费五百元予以赞助。同时又印刷宣传反清的刊物如黄梨洲的《原臣篇》、史可法的《扬州十日》等。1898年积极倡议创办日本华侨学校——大同学校，并被推选为协理。后又多次设法促使梁启超与孙中山联合。1901年文经商店遭火灾，损失殆尽，便赴上海担任广智书局总经理，1903年因发起张园国民议政会而被清政府通缉。同年冬天上海国民日报社发生内讧，他与陈少白一起调解息事。晚年回广东闲居，1913年冬病逝。^②。

甲午战后，中国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制度、教育的失败，孙中山就提出“学校振兴”“以与泰西诸国家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的迫切愿望，兴中会日本分会的成立成为促成侨校建立的核心动力。1897年秋，冯镜如和邝汝磐等横滨侨商集会于横滨中华会馆发起组织学校，议决由华侨筹资建立一所学校，“教以中英日文三科……众皆赞成。会馆董事某等允将百四十番房屋二间租出，订明每月租银六十二元。事既议定，即在会馆开捐及公举值理。” ^③孙中山为之取名“东西学校”(一称“中西学校”)，并建议请梁启超充任教员。邝汝磐持孙中山的介绍函来上海找康有为，康有为虽然也赞同办学，但认为“中西”二字不雅，以其“大同”为之命名，并“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于是该校最后定名“大同学校”。康有为没有同意梁启超出任教员，但推荐了他的门生徐勤和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去充任教员。^④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曾多次前往大同学校与冯镜如、林北泉等商议与大同学校校委员会选举有关的问题。1899年1月19日该校进行了选举，自总理以下全部为康有为一派，自此该校的领导权全部由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所掌控。该校秉承广州万木草堂励志教育的特点，勉励学生“立志”、“读书”、“合群”、“尊教”、“保国”，奠定了大同学校教育的基调。光绪二十五年二月(1899年3月18日)，横滨大同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日本著名政治家犬养毅(1856—1932)担任名誉校长。徐勤(1873—1945)任大同学校第一任校长；第二任校长为钟卓京(1902—1903)，第三任汤觉顿(1906—1907)，第四任张玉涛(1908—1909)。卢湘父则长期任教务长。据《知新报》报道：“日本当道，如近卫公、大隈伯、副岛种臣、谷干城各大臣等，亦极留心此事，并赠学校教科书十数种。他日学堂所学有成，欲习专门之学者，咸愿代荐入东京各学校肄业。中国从来志士，欲游学外洋者，若无津涯，今有大同学校为之东道，并可作日本学校之先容，其途至捷，其费至简，终南之径，莫过此矣！” ^⑤当时聘用的中文教习有徐勤、韩述尧、梁文甫、卢湘甫、陈默庵、汤觉顿、陈荫农等，西文教习有广东顺德人周镜澄(字鉴湖)，其他还有苏汝湘、钟卓京、林默庵、林慧儒、汤铭三、陈恩德、梁文卿、罗昌、梁君力、劳伯燮、康羽子、陈秀峰、梁雪箴、鲍炽、山田夹；东文教习有井上太郎、桥本海关、长田信藏、饭冢藏之助、新井贞继、河源操之、栗原胜太郎、宫崎民藏、池田市三郎、太和田广寿等。^⑥

大同学校创办之初，“学校诸生，暂分二等。一等习中西东文，兼习算学；二等专习中文，兼习天文地理各图”。^⑦张玉法认为，该校“分寻常、高等两级，各以三年卒业。高等级学生六十人，寻常级学生八十人。章程功课一依日本小学规则，有修身、国文、英文、东文、数学、历史、地理、理化、体操等课程，并设附属女学校，有学生三十人。” ^①高等级和寻常级的140名学生年龄大致在6岁到13岁之间，1905年学生数多达180人，1907年达到450人。自1898年至1910年前后，设置的课程有国语、日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文法、修身、习字等九科目。到1905年为止，学制为七年，每个学年为一级，后来学制增加到八年。分初等科和高等科。高等科四年，教授的科目有国语、英文、日文、算术、历史、地理、唱歌、图画、兵式体操等，初等科也是四年，科目为国语、算术、唱歌、图画、徒手体操五科目。1909年开设中学科，到1916年前后，学制变为初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中学科三年。1901年还增设了幼稚园。创办之初就开设了以成人为对象的夜间补习班，内容为英文、地理、算术、文法等。^②

横滨大同学校是横滨华侨自己建立的日本第一所近代华侨学校，其创立标志着横滨华侨教育的正式开端，也是全世界最早创立的近代华侨学校，开世界近代华侨教育之先河。^③除了东京、神户两所华侨学校外，在亚洲其他国家也纷纷仿学横滨大同学校，掀起了近代华侨学校创立的高潮。^④冯镜如在1898年倡议创办日本华侨学校——大同学校，并尝试通过这一方式设法促使梁启超与孙中山联合，但最后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大同学校确实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的建设培养了人才。

尽管冯镜如是兴中会日本横滨分会会长，但一直与保皇派关系密切。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该报虽为梁启超所办，但名义上发行兼编辑则是“英人冯镜如”，经营权实际掌握在冯镜如及其弟冯镜泉(紫珊)手中，梁启超不过任该报主笔而已。该报馆址在横滨居留地一三九番地。^⑤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游澳洲的时候，与该地维新会同志谈及在国内创办文化事业的计划，得到了多数同志的赞同，以后进一步与康有为商议，决定征股创办译书局和图书公司，于是有1901年上海广智书局和1902年横滨译书局的诞生。广智书局原定名“文明书局”，于光绪二十七年四五月间开始筹备。十一月间正式营业，改名“广智”，取广为传播知识之意。^⑥该局设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同乐里(以后迁棋盘街，再迁江西路)，一切筹划虽然都是梁启超在幕后策划，但是由于他系带罪之身，不便正式出面管理。于是，他们又想到了具有英商身份的冯镜如，于是梁启超聘请冯镜如出任总经理一职。^⑦也有人以为仅仅是名义上的全权负责，担任发行人，主要股东黄慧之任总经理，驻横滨主管财务，梁荫南驻上海负责实际经营。^⑧但是，梁启超1902年在信中称冯镜如不仅是“未受一文薪水”的志愿者，而且“为吾党公事赔垫不少”。梁荫南“每月仅支四十元，实亦不足用，且彼为此事亦极尽瘁。”^⑨可见，冯镜如为广智书局的创办，不仅贡献了自己的管理经验，在经济上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广智书局开创不久，书刊销售形势颇好，于是又在北京和广州设立分局。广智书局的经营方式第一为译书，从事西学的介绍，第二是出版应试指南，从中牟利，以此来发展译书事业。该局在1903年《新民丛报》上还发布特别告白，称“本局自去年创办迄今已及一载。出版各书皆务以输进文明为宗旨，不敢草率从事，至于译笔精畅，订价从廉，非徒为图利可同日而语。当蒙海内通人所赏识，不置一年而来销场极盛。”1903年第25号《新民丛报》上刊有《严查翻刻赏格告白》，称“近日查得广州、杭州等处，间有私自翻刻本局书籍者，在东西各文明国以此等事为侵人权利治之，与盗贼同罪。本局除已查出一两处禀官严究外，恐尚有别家踪迹诡秘，未能查确，用特悬相互赏格，无论诸色人等，若有知情某地某家翻刻本局之书投函报道者，谢花红银二十大元，能亲自带到该翻刻之所指证者，谢花红银二百大元。”可见该局初期销售情况尚好。张朋园估计该局所出翻译图书不下二百余种。以日文为蓝本之著作，所占比例最大，近二百种之多。以类别言之，政治、经济、哲学、地理、历史等份量最重，文学、自然科学次之，应用科学又次之。翻译者大多为留日学生，较知名的有麦孟华、麦仲华、麦鼎华、梁启超、梁启勋、章太炎、冯自由、赵必振、罗伯雅等。^①广智书局是康、梁流亡海外后，向国内传输自己声音的主要阵地，维新派的刊物《新民丛报》、《新小说》杂志，都是通过广智向内地发行。康、梁是广智书局的灵魂，两人流亡期间写成的大部分著作，特别是梁启超的著述都由广智出版，如《李鸿章》、《饮冰室自由书》、何天柱所编的《饮冰室文集》等，以及梁启超辑录的近今古名士所著的论说的《中国魂》，都由广智书局印行。该书局的广告中还特别推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饮冰室主人为我国文界革命军之健将，其文章之价值世间既有定评，无待喋喋。此编乃由其高足弟子。……煌煌数百万言无一字非有用之文，虽谓中国集部空前之作，殆无不可。卷首复冠以著者所作《三十自述》一篇及照相三幅。” ^②

广智书局初期出版发行《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销路见好的杂志，通过刊行梁启超编译的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以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一度经营非常红火。广智书局先后出版了多少图书和承接了多少发行业务，至今还是一个谜，因为不少书目中所反映的很多是广智书局代印代售的书。目前所知广智书局刊行的四百多种图书，大致可分为政法类、史传类、地理类、教育类、教材类、诗文类、小说类、哲学社会学类、财经类、卫生类等。其中以梁启超的译著占比例最高，梁启超翻译的外国小说共有四部，一《佳人奇遇》、二《十五小豪杰》、三《世界末日记》、四《俄皇宫中之人鬼》。而广智书局译刊的历史类书籍最多，达76种，占其发行的各类出版物之首，书局在1902至1903的头两年中，集中新印的历史类书籍多达43种。^③

广智书局后来经营渐渐混乱，尤其财务管理不得其人，均成亏损状态。其失误可能也是因为该局1902年和1903年编印了大批科举应试指南，价值数万余元，不幸两年之后科举制废除，大批科场应试指南之书均成废纸，此一损失转而变成广智书局的债务，广智书局所印的一些畅销好书又纷纷被一些不法书商盗版翻印，贬价夺市。往往书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本钱，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加之驻东京掌财务的黄慧之品行不端，竟乘梁启超游美期间挪用巨款。后虽经催促交回了部分，但仍欠下了三万元。梁启超痛悔不能识人，然已使广智书局陷入周转不灵的困境。再加上梁启超本人也挪用股款二万元支持《新民丛报》，更使广智书局雪上加霜。看到广智书局和横滨译书局初期的情况，保皇会的许多人都感到寒心，如徐勤认为“观于译局，可为寒心矣！”“大局真不可收拾矣！” ^④指出“译局之数目，其大权全握于慧之一人之手，此皆卓如无知人之明所致也。” ^⑤ 1903年改由何擎一负责上海工作。^⑥期间邝寿民曾经写信给冯镜泉，认为梁启超主持下的广智书局已经“积弊日深”，要求其为大局计，来上海“披荆斩棘，改弦更张”破除情面，重新整顿，以挽回广智书局的危局。何擎一为此信注释称当时康有为“最信寿民、镜如，而二人则攻击先生。” ^⑦似乎冯镜如并不甘心当挂名总经理，邝寿民信函的看法显然也是冯镜如的意见。1903年9月前梁启超给康有为的信函中称“紫珊与荫南则甚有意见，其言亦非可尽信，弟子于紫珊之交过于荫南，惟于此云不可尽信者。盖紫珊信冯镜如之言，然镜如大有吃醋之意，谓此局出彼名，而彼不得为总办。然以弟子度之，则与其用荫，不如用镜也(镜与紫虽兄弟，然性情相去甚远)，而镜如日聒于紫珊，则紫亦不免有溢恶之言矣。” ^①不难看出，尽管梁启超对冯镜如到处“谓此局出彼名，而彼不得为总办”之“吃醋之意”颇有不满，但也意识到用其名义而不用其实确有不当之处，也愿意重新启用冯镜如出任“总办”，但结果似乎康有为并未接受梁启超的提议。

1904年广智书局又改组增资，剔除黄慧之等“品行之不端”的不良分子，改由梁荫南任总经理，然情况仍未见好转，负债达两千元之巨。不仅股息不能发放，还需康有为每年予以汇款接济。1906年7月11日康有为致函何擎一，称自己刻书都无法安排在广智书局，“每念广智，忧心如捣”，并称“当筹一巨款以救广智”。^②1906年汇来墨西哥银圆约四万元，以后每年平均支持千元，但仍营业不振，所汇款项，不过维持而已。由于广智书局不能发放股息，引起股东的不满，以至影响到了保皇派内部的团结。依靠着康有为的接济，加上熊希龄的暗中扶助，广智书局勉强拖到了1915年，再也维持不下去了。^③

作为名义上总经理的冯镜如，在广智书局在上海创办的过程中，他不仅提供了资助，也贡献了自己的管理智慧，虽然在书局的人事安排和出版业务中，他并无决策权，但是我们从上述邝寿民和冯镜泉的通信，以及梁启超与康有为来往信函，似乎仍可见冯镜如的影子，他确实是不断在利用自己的地位，影响着广智书局的人事变动和新出版事业的发展。

19世纪中国人编纂的英华字典主要有邝其照的《字典集成》、谭达轩的《华英字典汇集》和冯镜如编的《新增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with the Merchant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三种。增订版前有冯镜如序言，他在《新增华英字典》第2版卷首的“编者识”中写道：“《英华字典》创自业师罗存德牧师，中国之涉猎西学者久已视为圭臬，后谭达轩、邝其照诸氏复撮而小之，刊行于世，购之者众，而原书几泯焉无传矣。兹特将原本重加增葺，有涉芜秽者，易之以简明，而近日之新字，为是书所未收录者，按序入之。” ^④可见编纂该书，主要是以罗存德《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为蓝本，同时也参考了邝其照《字典集成》、谭达轩《华英字典汇集》等英汉辞书。沈国威考证，认为冯镜如编《新增华英字典》实际上是在罗存德《英华字典》和日本井上哲次郎《订增英华字典》的基础上完成的。罗存德《英华字典》于1866年10月出版第一册，以后每年一册至1869年四册出齐。该字典的出版正值日本处于学术转型期，需要学习英语的工具书，《英华字典》衍生了多种英和辞典，如柴田昌吉、子安峻编《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73)全面参考了罗存德的译词，津田仙、柳澤信大、大井鎌吉编《英华和译字典》(2巻1879)、井上哲次郎(1856—1944)訂増《订增英华字典》(1884)则是罗存德辞典的翻刻版。整个字典的订增工作包括：1、去掉罗存德字典中的“Punti”(本地)发音和那些方言词；2、把译词按照英语原词的字母顺序重新排列；3、加上了词类的标识；4卷末增加了22项附录。由于《英华字典》对日本近代英语学习史、日语词汇史的影响巨大，所以日本学界很早就开始对该字典，或利用该字典进行相关领域的研究。而冯镜如编的《新增华英字典》甚至可以说是该书的简缩本。^⑤

而讨论冯镜如编刊《新增华英字典》就不能不提及陈少白。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号夔石，1869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个乡绅家庭，父亲陈子桥晚年加入了基督教。陈少白天资聪敏，六岁在家课读，1884年以后从族兄陈心夔等人读经书，学习八股文。他擅长文学，能歌赋，会书画，有“才子”之称。在广州格致书院读书期间，陈少白的四叔陈梦南曾翻译西书给他阅读，并由此打下了良好的中英文基础。1889年21岁陈少白因事赴香港结识了正在雅丽士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肄业的孙中山，并辍学追随孙中山先后到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和开设药局。1894年孙中山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并商议计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谋事不密失败，陈少白随孙中山赴日本避难，他们与冯镜如结识并在日本建立了兴中会日本横滨分会。光绪二十五年(1899)奉孙中山之命到香港筹资创办《中国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创刊，任报社首任社长和总编辑，该社遂成为策划起义的大本营。^① 1897年陈少白在日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帮助处理兴中会分会的事务，而另一项工作则是协助冯镜如完成了《新增华英字典》的编纂。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称：“因那时冯镜如在横滨，和一家日本印刷店，订了一张合同，要他代印一部英华字典。但是冯镜如是一个普通商人，不说他中英文字的根底如何，又那里有功夫编辑什么书籍。但是合同已订好，书又编不出来，印刷人日日来催稿，所以才想到我来，就请谭发到东京来找我，替他帮忙。”已经和陈少白认识的冯镜如清楚富有才气的陈少白中英文基础均好，实堪编纂《英华字典》的大任。可能考虑到报酬等问题，于是还是请谭发作为中间人去征询意见。^②接着冯镜如“接二连三的要求了三四次”，使陈少白“不好再却”。陈少白到达横滨后，冯镜如专门设宴款待，使之颇为感动。而陈少白此时也正好缺钱，因此就在席上应允了。数日后，迁回横滨，每天日间“消磨了几点钟工夫，每个月底得他几十块钱，应付我的开销”。^③为了编纂的方便，陈少白是住在冯镜如文经商店的二楼，“前后大约费了十个月的功夫，英华字典脱稿。这稿既系冯镜如出钱编纂，自然是用冯镜如的名义出版，出版后销路很好”。^④这里陈少白可能亦有对自己作用的夸大，因为从《华英字典》所依据的罗存德和井上增订的蓝本来看，显然《华英字典》编例应该是冯镜如确定的，因为只有在日本长期生活的冯镜如，才可能比较充分地了解日本学界对罗存德词典价值的认识，何况还有他与罗存德之间的师生缘，因此，较之初来乍到的陈少白更能做出这样的原本选择，冯镜如在《华英字典》序中还说明了他是如何厘定编纂体例的，指出随着“近日之业西学者与时俱深，因风渐广，其苦于谭、邝诸本之简率者当不乏人”，因此他将自己的编纂工作定位在“特将原书重加增葺，凡设芜秽者易之以简明，其近日之新学为是书所未收录者，按序入之”。^⑤冯自由强调陈少白“助编”《华英字典》，应该比较符合事实。^⑥

冯镜如担任发行人和编辑的《新增华英字典》，1897年在横滨文经出版社初版，前有汪康年题序，称“华英字典一书，创自墨克木司(即麦都思)及罗存德两先生，后为邝容阶、谭达轩诸君仿辑行世。今之业西学者，靡不案置一部，珍同拱璧。”可惜这两部字典篇幅略小，不能满足“学子搜精抉华”的目标。“今国家推重西学，士民几思通变，意在复各国之政治，得环球之近事，或推其伎艺，或穷其新理，或明其律法，或谙其器机，博览西籍，彻悟西法，他日维新富强，胥赖乎是。”他特别指出“南海冯镜如为罗存德高弟，特将是书益加增订，末以尺牍附编行于世”，一定会鼓舞新学，提倡后进。^⑦ 《华英字典》后附《英札指南》，未署编作者，由张伯照题签，全书分“封面标签法”、“书札全式”、“亲友书轨范”、“慰贺等信式”、“简笺来往式”、“大宴会请帖简笺式”、“书记公告法”、“会议记略法”、“拜帖仪式”、“名刺用法”、“杂项书札法”，如求教、自荐、讣报、求登广告、贸易、托问生意往来来、货船往来、购求机器、求招呼朋友、清单、责不交帐、讨保险款等。初版后颇受欢迎，不久即再版。增订版正文1066页，加上后附《英札指南》79页，全书共计1150页。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1899年4月1日)《清议报》第十册刊有该辞典的再版广告：“冯君镜如《增订华英字典》，刊入英札指南，合计千余版，皆手自正定，精心校理，其中字画玲珑，了如指掌，欲从事西学者允家置一编也。旧印已悉数销楚，今再装印多本出售，每部实洋六元。”并列出经销该辞典的横滨丸善书店、文经印书店；神户的致亨印书店；香港的聚文阁书坊、文裕堂书坊等。^① 1900年5月的广告可见，该辞典的代售处已经增加了广州省城的两地，同年7月还有上海的别发洋行也成为贩售点，1901年一共有7地12家贩售处，远销新加坡、檀香山和旧金山。先后在海内外印行达17版以上。^②

《华英字典》的收词和解释受到罗存德《英华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的深刻影响，在释词中不少包含有若干英汉双解，如Translate，v.t.，繙绎、翻译；to remove or covey to heaven without death，升天；to transfer，由此交彼；to cause to remove from one part of the body to anther，移；to change，改；to translate a book，翻译一书；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译出英语，翻译英话；to translate into Chinese，译出汉文；to Translate word for word，逐言翻译；to translate the local patois，转本地话。^③或比较多地利用传统汉语词汇的解释，如Military，a武、兵、军；military art武艺、技勇；a military officer，武官、武员、兵官；a military man，兵人、武士；military examinations，武试；military classes，军籍、兵刃；military merit，军功、武功；military implements，兵械、兵器、军器；inspector of military implements，军器监；military law，兵律、军法、军令；military regulation，兵制；a military operations or affairs，军务；military stations along roads，军标；military station along rivers，汛、汛营；military protector，武卫将军；military profession，武业；military stores，军实；a military arsenal，军器局；military supplies，军粮；military contributions，军需；military power，兵权；military orphans，羽林、亲军；military dress，戎衣、兵衣；military ardor，英勇、武勇；military pride，兵骄。^④ 20多个解释，独缺后来广泛使用的“军事”。不少解释留下了广东沿海地区的特征，如Fish一词或以fish为词头的共有32个，其中有一些不常用的词，如one fish，一尾鱼；salt fish，咸鱼、腌鱼；dried fish，鱼干，to dry fish，晒鱼干；to fish with a net，网鱼；to fish a mast，镶桅；Fish-basket，鱼箩；Fish-hawk，鱼鹰；Fish-hook，n鱼钓钩；Fish-wife，a，卖鱼婆；Fisherman，渔父；Fishmaws，n鱼肚；Fishing-frog，震麻鱼、老虎鱼。^⑤也有一些用词，包含有罗存德《英华字典》所不曾有的新意，如Zodiac，n.黄道、躔度、日道；the sun and moon annually meet twelve times on the zodiac，日月每年会于黄道有十二次；the zodiac is divided into twelve sign，黄道分为十二宫：(1)Aries，白羊；(2)Taurus，金牛；(3)Gemini，阳阴、夫妻；(4)Cancer，巨蟹；(5)Leo，狮子；(6)Virgo，室女、少女；(7)Libra，天秤；(8)Scorpio，天蝎；(9)Sagittarius，人马、弓；(10)Capricornus，摩羯；(11)Aquarius，宝瓶；(12)Pisces，双鱼。^⑥ 《华英字典》被时人评为“一字有数义者，解释详明，亦一良本也。末附录通俗信札官样文牍及其种种装成一厚册，尤足以资商界之用也。”(《新民丛报》1906年第8号广告)近人俞江《近代中国法学语词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表二《19世纪末期中国法学语词中英对照表》，就是依据1897年文经号出版的《新增华英字典》中的译词为样本来进行比较分析，该文认为《新增华英字典》一书的翻译用语，在19世纪晚期的英汉字典编纂方面“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⑦笔者对照了Education(养者、育者)、Cement(灰沙)、World(世界、天下)、Ham(腿)等词，发现均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商务印书馆还推出了《(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 )雷同，后者是否在编纂过程中参考过前者，有进一步比对的必要。

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人类，由于共同的生活经验，如对自身和自然界的客观世界的认识，对于动植物的象征符号，即使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会产生类似的联想，也会找到许多融通之点，这是不同民族可以通过语言的翻译来表达相似概念和编纂跨文化双语辞书的基础。同时，不同民族的语言又都有不同的语音、语法和词汇体系，有自己的内部特征和约定俗成，都会有各自的表示思想的手段。如英语uncle就包含着汉语中伯父、叔叔、姑父、姨夫、舅舅等不同的概念，即使brother-in-law既表示姐夫、妹夫、内兄、内弟，也表示大伯子、小叔子，还表示广义的连襟。“辞书是文化的索引”，^①英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可以通过研究两个民族语言和词汇的本质，揭示其内在的文化意义。英汉辞典总是追求比较客观和准确地提供关于英汉语言的对应关系、英语词汇的拼写、读音、意义和用法等语言信息，以及与英语文化相关的知识，所涉及的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融通关系，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冯镜如编刊的《华英字典》，具有启开另一民族文化大门钥匙之功能。

1903年2月16日，罗普在致其老师康有为信函中对冯镜如有一个评价，称其“为人虽佳，然短于才，其为人所议，或非无故。弟子非中于人言，惟细为推求，究不敢以称职誉之。既不称职而仍用之，则人心必不服，而于本人亦不宜。况人言一致，有时不可不加察，如强留之，或反害大局耳。往者之事不必言，如此次商会之事，非性质与之近，且多少阅历见识，不能干预。弟子敢断言镜如非商务中人，故此次一不与其事为妙。” ^②可见冯镜如不仅在当时活动在日本的革命派群体中有着很高的评价，即使在当时康门的保皇派群体中，也有着对其为人几乎“人言一致”的很高评价。关于“其为人所议”多是认为冯氏作为一个商人的角色非常称职，长于商务却短于文才。虽然罗普对此评价不以为然，认为他“非商务中人”。

从冯镜如一生的事业来考察，他没有留下系统的著述，虽为著名实业家、侨领，但也未建立伟大的功业。冯镜如属于生活在帝国边缘的文化人，早年在香港接受西方文化，为免株连东逃日本的经历，使他有着与同时代很多内陆士大夫不同的特点。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说过：“压迫是自由主义的学校”“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摇篮”。^③在与“他者”文化的交往中，冯镜如兼有实业家、侨领、社会活动家的多种身份，与西方思想、日本政界，乃至于全球文化都有接触，形成了比较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民族意识，作为兴中会日本分会的创建人，他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活动家，长期在日侨界利用乡缘调适友朋关系的经验，使他政治上赞成孙中山革命派，而在思想文化上又能与康有为保皇派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创议成立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有意促成两派的合作。在港和在日的商贸文化活动的经验，使他在广智书局创办的初期，不仅提供了资助，还出谋划策，推动了维新派在上海重建自己的出版事业，为上海新出版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站在中国与西学以及日本文化之间，策划编纂了流传甚广的《新增华英字典》，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的融通点。以自己的组织联系、规模策划方面的突出才干，在清末风云变幻的政治与文化旋涡中，为近代教育、出版和中西文化交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