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的佛教经论来看，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曾嘱咐弟子们“以经、戒为师”，并没有明确地指定继承人。^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佛陀在其晚年没有考虑过接班人的问题。佛陀时代的僧团，虽说是一松散型的宗教组织，世尊制律，以法摄僧，不以领袖(统摄)自居^②，大众各自修行，仅择机去礼佛，并得到释疑、说法或教诲。但是，佛陀在弟子们心目中的地位却绝对是无法动摇与不可替代的。对于正法久住的问题，佛陀一直难以释怀，尤其是在其晚年，这种忧虑更是挥之不去。要保持佛法的长盛不衰，选择可靠的接班人，尤为重要。佛陀不仅有过这方面的设想，而且几乎付诸实施。但又犹豫不决，前后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比如，《杂阿含经》卷二十五即记有佛陀在将佛法付嘱于人还是天神问题上的忧虑：

尔时，世尊作是念：我若以教法付嘱人者，恐我教法不得久住; 若付嘱天者，恐我教法亦不得久住，世间人民则无有受法者。我今当以正法付嘱人、天; 诸天、世人共摄受法者，我之教法则千岁不动。^③

经中记载，佛陀随将佛法付嘱于帝释天与东、西、南、北四大天王，但未曾付诸于人。这里的“人”，按唐代高僧道世的理解，指的是人主，即国王。至于为何既付嘱于人主、又付嘱于天神之理由，可能在于天神可以摧毁邪恶，而帝王则可以引导万民信仰。^④然而，佛陀对帝王又存有相当的戒心，以为不足恃。这不难理解：帝王可以利用极权兴佛，也同样可以灭佛。因此，在《法华经·安乐行品》里，世尊强调不可依附国王、大臣，以为避害。^⑤但在其他许多经典里，则又主张以王公、宰官为外护，可见佛陀在这件事上流露出一种游移不定的心绪。

与此同时，具体到僧团内部继承人的筛选，也几乎没有万全之策，这更使佛陀左右为难。也许是佛陀觉得既然难以推出令大众满意的僧团领袖，那么，在释种比丘与婆罗门比丘双方矛盾并无实质性缓解的形势下，以经、戒为师的做法，或许才是维护僧团免于分裂、和合一味的上上之策。

根据经典的记载，舍利佛、目犍连加入僧团不久，即证得了阿罗汉，成为佛陀的上首弟子。此后，他俩不孚众望，无论是引领弟子们修习，还是处置僧团内部的矛盾、纠纷等事务，均表现得非常出色，成为佛陀麾下两员得力的“法将”。他们为僧团的清净安宁，以及佛教的广泛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照理说，如果选择他俩作为合格的接班人，应该是顺理成章之事。他们均是“俱解脱”的罗汉，但一以智慧见长，一以神通居首，佛陀也不吝于夸奖他们，“此二人，当于我弟子中最为上首，智慧无量，神足第一” ^①，并且一再号召大众亲近他们，向他们学习，^②足见二位深受世尊的钟爱与器重。可是，为何他俩没有被佛陀选中呢？而且这的确是事实，当提婆达多向佛提出“索众”时，佛陀十分明确而肯定地说：

“舍利弗、目犍连有大智慧、神通，佛尚不以众僧付之，况汝啖唾痴人，而当付嘱！” ^③

其他律典也有类似的记载。^④由此可见，僧团中暗地里有关接班人的争夺问题是存在的，提婆达多只不过将此问题公开挑明罢了！而且引文提供的信息非常清楚：佛陀没有选择舍利弗、目犍连，当然，也更不可能选择提婆达多。但为何如此，却是一个待解的谜团。

其次，大迦叶也应该是佛陀心目中重要的候选人之一。大迦叶，因为由著名外道加入僧团，七日里便证得了罗汉果位，又年长于佛，所以，获得世尊格外的尊重，不仅让半座^⑤，还以粪扫衣相赠。这是其他比丘或比丘尼均未曾有过的荣耀。大迦叶喜欢头陀行、独处，不愿与大众共住，佛陀予以迁就; 有时，他甚至倚老卖老，自以为是，拒绝释尊善意的劝诫，佛也不过分计较^⑥。这些迹象似乎隐隐约约地显示世尊有意于他作为继承人^⑦。但佛又始终没有明确地向大众宣布，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也许早期佛陀确实欲以大迦叶来担此重任，后来发现他似乎不适合做僧团的领导人，比如，从性格上看，他过分严肃，缺乏亲和力，独来独往，不愿意与普通大众接触。因此，世尊尝试一再劝其为大众说法，以便培植其在大众中的影响力，但也一再遭其拒绝^⑧，有些过于孤傲。

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中，与世尊关系最亲近者，无过于阿难。他精心侍佛长达二十五年，令其极为满意。同时，他也是听闻佛法最多之人，号称“多闻第一”。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是僧团中最受大众欢迎之人。可是，世尊为何还是犹豫不决？要想了知其中的隐情，我们还须暂且按下这个话头，从僧团大众的种姓或种族分布说起，以作为探究这个谜底的入口。

跟随佛陀出家的比丘或比丘尼，一般的僧众大都出身于婆罗门，或者是释迦族，吠舍位居第三，首陀罗最少。因此，后两个种姓在僧团中属于少数，地位不高，没有多少话语权(优婆离除外^①)，可以不论。而婆罗门，或释迦族的比丘、比丘尼，这两个群体不但人多势众，其中最突出的不佳表现是，种姓的优越感特别强，此与佛陀提倡并遵行的“一切种姓平等”的导向，明显是不相宜的。

尽管对此问题经、律、论的记载，着墨不多。但虽片言只语，给人的感受，却依旧强烈。以婆罗门种的比丘为例，他们有着从雅利安人进入天竺以来逐渐形成的传统特权，这种特权弥漫于宗教、律法、经济等多个方面，尤以宗教为甚。即所谓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的婆罗门教，有力地支撑着婆罗门种姓的宗教地位。例如，汉译《长阿含经》卷六《小缘经》记载，当有婆悉吒、婆罗堕二婆罗门种于僧团出家时，即遭到其他婆罗门人士的指责。有人说：

我婆罗门种最为第一，余者卑劣; 我种清白，余者黑冥。我婆罗门种出自梵天，从梵口生，于现法中得清净解，后亦清净。汝等何故舍清净种，入彼瞿昙异法中耶？^②

这是婆罗门种自觉高人一等心理的典型表现，其余佛经中也屡屡见到。同样，释种比丘的贡高我慢，亦由来已久。从经典可知，释迦族的人非常自豪，认为他们是天竺国太阳种族的后裔。^③为保持其血统的纯正性，他们一直拒绝与外族通婚。^④因此，当拘萨罗国的波斯匿王提出，要娶释迦王族的女子时，即受到其族人的鄙视，却又不能拒绝。首领摩诃男遂按照大家的意见，将自家的一位婢女，装扮成王女送过去。^⑤所有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种自傲情绪的普遍存在：释迦佛成道后的第五年(一说六年)，前往迦毗罗卫国省亲时，净饭王见佛陀的弟子们大都容貌丑陋，觉得有损儿子的形象，遂令族内释种“诸有兄弟二人，当取一人作道。”同时，又特别强调说：“刹利之种，将诸梵志众，此非其宜。刹利释种还得刹利众，此乃为妙。”^⑥

意思是说，释种高贵的刹帝利，出家之后，不宜与婆罗门种姓的沙门住在一起，而应以单独相处为好。^⑦此外，而释种比丘中这种傲慢的心理，又多半来自于证得人间至高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佛陀，即出身于释迦族。还有，在跋提、阿难、提婆达多、金毗罗等释种出家时，他们特地让地位卑微的首陀罗理发师——优婆离同行，并让佛予以优先剃度，主张“我等向彼敬礼、迎送、合掌、恭敬，如此，我等释氏除此骄慢。” ^①以便与僧团内部无论种姓差别一律平等的要求相一致。佛陀深知其重要性，所以，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历史的经验表明，当两个相互傲慢的个人或团体或组织因某种原因不得不一起长期相处时，彼此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几乎不可避免，而婆罗门种姓出身的比丘与释种比丘或比丘尼一起过集体生活，相互看不惯，谁也不服谁，自然也就不断地暴露出来。

因记录者——律师的部派属性，使得佛典中的记载常常难以做到客观、公正。所以，对于释种比丘与婆罗门比丘的相互抵牾，其笔墨的倾向性往往是偏于后者的，所记录之事经常是释种比丘的不当举动居多，如从律藏来看，世尊的制戒，几乎都是因为六群比丘及释种比丘、比丘尼，这明显夸大其词，不完全是事实。而婆罗门比丘即使明显有错，也是采取竭力维护的立场。

比如说，佛陀同父异母的亲弟弟——难陀，平时即“著鲜净衣，执持好钵，意气憍慢，陵蔑余人，自贡高言：‘我是佛弟，姨母之子。’” ^②没少挨佛陀的批评。而佛陀的姑子低沙比丘，也是“不修恭敬，无所顾录，亦不畏惧，不堪谏止。” ^③。作为六群比丘之一的阐那(亦名车匿，或阐陀)，曾是悉达多太子出家时的御马者，后随佛出家。当别人的批评其不良行为时，也是傲慢地反诘道：

汝等不应教我，我应教汝等。何以故？佛是我家佛。何以故？我与揵陟将佛入山学道，不见诸长老一人侍从佛者; 佛得道已，而转法轮，是故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是故我应教诸长老，长老不应反教我。……诸长老，譬如秋天，树叶落地，风吹聚集，共在一处。又如，水上浮萍，风吹并在一处。诸长老种种出家，入佛法中，亦复如是。是故诸长老不应教我，我应教诸长老。^④

阐那自恃出于释迦族，拒绝别人的教诫，认为佛陀是释种，法是佛陀说的，理应由释迦比丘来教育他们。他们本来不过是一些“草秽”、被大风吹到一起而已，有什么资格来教育我们呢！

至于十二众比丘尼的首领偷兰难陀(亦称吐罗难陀)也以出身释种、种姓高贵而生骄慢。她善于说法，作风大胆泼辣，认为大迦叶、舍利弗和目犍连等婆罗门种人，仅是“小小比丘”、乌鸦，至多不过是“小象”，唯有出身释种的提婆达多、阿难、阐那、俱伽离、骞陀达多、三文达多、迦留卢提舍等大德，才配称得上是“大龙比丘”、“大象”或者“孔雀”。^⑤

偷罗难陀十分厉害，连大迦叶也颇为忌惮，她经常戏弄、讥讽之^⑥，迦叶却只能回敬说：“恶女，我不责汝，我责阿难。” ^⑦据《四分律》卷四十九载，“摩诃迦叶遥见阿难来，语言：‘此众欲失，汝年少不知足。’阿难言：‘大德！我头白发已现，云何于迦叶所，犹不免年少耶？’迦叶报言：‘汝与年少比丘俱，不善开诸根，食不知足，初夜、后夜不能勤修，遍至诸家，但行破谷。汝众当失，汝年少比丘不知足。’偷兰难陀比丘尼闻彼语，瞋恚不喜，作如是言：‘摩诃迦叶，是故外道。何故数骂阿难，言是年少令彼不悦耶？’”^⑧偷兰难陀一直对阿难赞赏有加，而看不惯大迦叶的所作所为，与之亦多有冲突。

此外，“阿难妹为比丘尼，闻迦叶语大用嫌恨，阿难聪明博达，众人所瞻望，而尊谓为小儿儿耶？” ^①也许是大迦叶的这种说法委实太过分了，于是，《分别功德论》的作者不得不在该论书的第二卷里替大迦叶辩护，说：“迦叶每谓阿难为小儿者，故以累世已来父意相加故也。” ^②

然而，佛典中未见有提婆达多与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等人发生正面冲突的记载，舍利弗还在公开场合称赞过提婆达多^③。想来提婆达多、大迦叶一同弘化王舍城，其苦行风格也与之颇为接近，应不至于有什么严重的对立。但是，提婆达多的伴党们却对舍利弗、目犍连有明显的不满情绪，如瞿迦离(又作拘迦利、仇伽离等)在重病之下，依旧执著地诽谤他俩而堕入了地狱。^④间隙之深，可以想见。

总之，释种比丘与婆罗门比丘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是不可否认的。无论是解释为“释种比丘中心运动”所致^⑤，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都显而易见这一事实的确然存在。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佛陀基本是公平对待，但多数时候还是批评释种比丘(或比丘尼)居多，并将自己的儿子罗睺罗交由舍利弗教导，这么做的效果很好，维护了大众的团结，此在经典中的反映是很明显的。当然，对婆罗门的种族优越感也在客观上给予必要的制约^⑥，以维持僧团内部的平衡。

如果选择舍利弗、目犍连作为佛陀入灭之后的僧团领导者，释种比丘中很多人不能接受、认同。同理，假如让提婆达多来接班，婆罗门比丘也可能会选择离开。所以，佛陀是左右权衡、进退两难。更难处置的是，大约在此前后，又迎来了更棘手的形势：耆那教教主大雄逝世于末罗国(Malla)的波婆城^⑦。此事对佛教来说，本可少了一位劲敌，未必不是好事。然而，后续发生的两件事情，又使得佛陀旧忧未去，更添新愁，内心焦灼是不难想象的：

(1) 大雄之死，受到当时十六大国国王的高度评价。这是出自耆那教经典——《劫波经》(Kalpa Sutra，No.128)的描述。经中说，众国王们感叹这个世界的智慧之光已经逝去了，为表达对大雄最虔诚的尊重与敬意，于是，在新月的布萨日里各国一起燃灯，并且斋戒，以缅怀这位人类精神的导师，以照亮黑暗的世界。^⑧

(2) 大雄去世后不久，又传来耆那教内部因争讼而引发分裂的消息：“因其之死，尼乾诸徒分裂为二派，互相相斗、相诤，而渐卷入斗争，交系锐利，舌锋而住。”^⑨

佛陀的晚年，内忧外患频发，不仅释迦族遭受毗琉璃王的屠城之祸，几乎灭种; 僧团内部接班人的问题又迟迟未能落实，而今却又不得不起而应对来自两方面的严重挑战：

(1) 本来，在毗舍离、王舍城等原先为耆那教及其他外道的化区里，与大雄徒众们的斗争一直艰难，势成拉锯。如今，从十六大国国王的对大雄的高度评价可知，耆那教明显又占了上风。

(2) 未来僧团可能会意外出现的分裂局面。当年毗舍离比丘的争讼，乃至分裂^①，以及应付平日里诸如此类的纷争事件^②，世尊依然记忆犹新。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次与以往相比，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过去此类事件的处置，因佛陀或舍利弗、目犍连的及时出面干预，僧团依旧和合如初，但在佛陀般涅槃之后，如果未来僧团发生争讼，甚至较之毗舍离争讼更为严重的事件，还能像释尊在世时一般得以顺利化解并和合一味吗？

这几乎使得佛陀寝食难安，同时，也在僧团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与警觉。显然，这个时候防止分裂、提升与巩固佛教僧团(尤其是佛陀的影响力)，已上升为僧团的当务之急，必须运用(包括神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化解因大雄去世给僧团带来的不利局面。耆那教教团的分裂，不过是一个严重的警示罢了。

关于得到耆那教分裂的消息及其反映，有不少经典的记录，以及律藏的叙述可供研究与证实：

(1) 沙弥周那结夏时，得知大雄入灭后耆那教徒因“议论”、“斗争”和“论诤”而趋于分裂的消息。于是，连忙去见世尊，告知所以。世尊遂为之详细说断“六诤根”、“四诤事”，以及发生诤论时，应以“七灭诤法”应对之，而平时则应以行“六和敬”法以预防诤事。^③

(2) 据南传《等诵经》记载，舍利弗得此消息后，以此为借鉴，立即代佛为比丘们说法，这是一次实际意义上的法数结集活动。目的极其明确，强调“此是世尊之法，依正等觉之所说也，是正说、善说，引导出离，令其寂静。为众多有情及诸天、人之利益与安乐，今吾等结集之，令其不争，俾使梵行永续！”^④意在通过对经典教义无异议的持诵，使之烂熟于心，从而达到强化僧团大众得以“和合一味”(samaggi-rasa)、免于因歧见而争讼的目的。

除此之外，汉译《佛说息诤因缘经》、《长阿含经》卷十二的《清净经》(相当于南传《长部》第29经同名之《清静经》)、《中阿含经》卷十七《长寿王本起经》等亦记载此事。

(3) 佛在入灭前三个月时，于王舍城外的灵鹫山，再次阐述“六和敬”——“见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意和同悦”、“身和同住”及“语和无诤”的重要性。此事俱见于汉译《游行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南传《大般涅槃经》等经律。还有，在南传《增支部》十集中的《诤论》、《阿难》、《和合僧》等篇目里，佛陀又对优婆离、阿难等比丘反复叙说僧团无诤、和合的重要性，苦口婆心，昭然若揭。

一而再，再而三，如此密集的经律记录，充分说明僧团对此事的重大关切，以及对未来佛教可能面临的分裂局面的严重忧虑，由此亦不难想见。^①

因此，佛陀在大雄逝世之后、自己入灭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格外重视僧团的和谐稳定，甚至不放过任何机会，对比丘、比丘尼们强化这一意图。比如，当其养母摩诃波阇波提比丘尼入灭之前来看望佛陀时，世尊为之说法，示教利喜。期间，世尊突然打了个喷嚏，大爱道遂即发愿，说：“唯愿世尊，寿命长远，住过劫数。”不料，佛陀却予以委婉地纠正道：“于如来处，应作是语：‘愿佛及僧，久住于世; 常为和合，犹如水乳; 于大师教，令得光显。’” ^②此种举动，在佛陀以前是从未曾有过的，应视为其内心忧虑情绪的真实表白。

在此形势之下，提婆达多事件适时地爆发了。显然，时间的选择充满了玄机，决非出于偶然。调达示现“如来怨家”，先是向佛“索众”，未果; 因而嗔恨心起，决心“破僧”; 失败后，因愤恨而生杀心，放醉象害佛，未达预期效果; 再推巨石砸佛，又功亏一篑。最后，堕落地狱之中。除了莫明奇妙地击杀罗汉尼莲花色之外，这一系列事件前后的发展、演变，很有逻辑性，更像是事先计划好的，而从每一件具体的事件来看，又是如此的荒诞不经，令人难以置信。^③

通过提婆达多事件，佛陀因此得以发挥神力制伏了醉像而受到王舍城人民的拥护，一改长期以来世尊仅勤于口头教化而鲜于使用神通的固有形象^④。接着，后续的一连串的神足行动，例如，应邀为毗舍离城消灭鬼神之害; 在前往拘尸那时，诸戾车人追逐相从，不肯离去，遂幻现大坑堑，将人们与比丘众隔开; 入灭之前，以不可思议神力移动巨石，玩弄于股掌之中，并竖立于地面，等等，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水到渠成的效果。

于是，在王舍城，佛陀穿过的门，即刻被命名为“瞿昙门”; 走过的渡口，取名为“瞿昙河”，^⑤人民欢呼拥戴，进一步提升了佛陀与僧团在人民中的影响力。同时，挫败提婆达多分裂活动之后，进一步教育了大众，稳固了僧伽的和合团结。如果我们从佛陀入灭之后，受到包括十六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人民衷心爱戴的记载来看，神力的作用，显然是难以漠视的。

提婆达多去世不久，舍利弗也先佛入灭，目犍连被裸形外道所害，“双贤弟子”的灭度，对于进入垂暮之年的佛陀来说，自然十分伤心，但未形于色，只是再次告诫弟子们，生命无常的道理^⑥。两大上首弟子，以及提婆达多的永远离去，虽很不幸，但客观上又为临近涅槃的佛陀，再度确定继承人，提供了契机。

于是，我们从经典中看到，世尊称赞阿难与大迦叶，并明确指定其为传法之人。世尊亲口宣说：

我今持此法付授迦叶及阿难比丘。所以然者，吾今年老，以向八十。然如来不久当取灭度，今持法宝付嘱二人，善念诵持，使不断绝，流布世间。其有遏绝圣人言教者，便为堕边际。是故今日嘱累汝经法，无令脱失。^⑦

为何选此二人呢？佛的理由如下：

我于天上、人中，终不见此人，能受持此法宝，如迦叶、阿难之比，然声闻中，亦复不出二人上者。过去诸佛，亦复有此二人，受持经法。如今迦叶、阿难比丘之比，极为殊妙。所以然者，过去诸佛头陀行比丘，法存则存，法没则没。然我今日，迦叶比丘留住在世，弥勒佛出世，然后取灭度。由此因缘，今迦叶比丘胜过去时比丘之众。又，阿难比丘云何得胜过去侍者？过去时诸佛侍者，闻他所说，然后乃解，然今日阿难比丘，如来未发语便解，如来不复语是，皆悉知之。由此因缘，阿难比丘胜过去时诸佛侍者。是故迦叶、阿难，吾今付授汝，嘱累汝此法宝，无令缺减。^①

阿难的确是一位品德优异又有智慧的年轻比丘，勤勉、善良、知足、谨慎、忍辱、无嗔、谦逊，不仅能为比丘、比丘尼说法，深受欢迎，又将佛陀的日常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与全体大众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因而，深受佛陀的器重，故佛陀还另有传法阿难的嘱咐。例如，《大悲经》云：

我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法宝藏付嘱于汝。汝当随顺如我所转，当如是转，令得广行而不断绝，莫作中间灭法人也。阿难！我今为汝当作护持，令佛所说正法毗尼而得增长，不退减故，不失坏故。

又说：

今日是我最后教诫付嘱于汝，我此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劫，所习无上法宝库藏，汝等亦应学于三事。……我此阿僧祇劫，所习无上法宝库藏，则得久住。未达善法者，令得通达; 已通达者，令不退失。是故汝等，应当坚持我此阿僧祇劫所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宝库藏。未住三事者，令住三事; 未达善法，令得通达; 已通达者，令不退失。^②

这个方案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它兼顾了以阿难为代表的释种比丘与以大迦叶为首的婆罗门比丘两派的微妙平衡，可以使僧团保持和合一味。这也是世尊对大迦叶一再予以迁就的根本原因，正如后人所言：“以其德行深厚，无有过咎; 又欲令于佛灭后，维持大法，纵使若有小缺，不以致责，欲令后世众生，深心尊重故。”^③

当世尊离开毗舍离，经王舍城，前往拘尸那涅槃时，大迦叶正率领五百比丘，在北方铎叉那耆国传教，未能同行。佛陀入灭之后，大迦叶成为僧团的实际领袖，而非佛陀原先安排的与阿难并立的双贤体制，并通过阿阇世王的有力外护，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举行首次结集，此举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继续带领僧伽大众修行游化。因此，他曾经底气十足地对阿难宣称自己是世尊指定的传法者：

若有正问：谁是世尊法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付以法财，诸禅、解脱、三昧、正受？应答我是，是则正说。譬如转轮圣王第一长子，当以灌顶，住于王位，受王五欲，不苦方便，自然而得。我亦如是，为佛法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法余财法，禅、解脱、三昧、正受，不苦方便，自然而得，……若有于神通、境界、智证有疑惑者，我悉能为分别记说; 天耳、他心通、宿命智、生死智、漏尽作证智通有疑惑者，我悉能为分别记说，令得决定。^④

从上引之意不难判断，对于大迦叶成为僧团实际的领导人，僧众中是有疑问的。所以，才有了大迦叶向阿难宣称的一番话语。特别是其中提到的所谓“转轮圣王第一长子”之说，乃是佛在摩竭陀国王舍城外竹林精舍安居说法时称赞舍利弗之语^⑤。舍利弗无疑是佛最为倚重之人，他此时说出这样的话，自有弦外之音。如果是佛陀生前亲自钦点大迦叶，领导大众，理所当然为大众所接受，他也没有必要作上述表白以显示自己继承的合法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