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身性”(embodiment)几乎已经成为认知科学所有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在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机器人学、教育学、认知人类学、语言学和认知动力系统的方案中，研究者们越来越多地谈到“具身性”的概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代具身认知研究逐渐分化出三条不同的进路：(1)知觉—运动进路(O'Regan & Noë 2001；Noë 2004)；(2)延展功能主义进路(Clark 1997，Clark 2008；Wheeler 2005，2010)；(3)生成进路(Verela等1991；Thompson 2007)。
几乎所有倡导具身认知研究进路的研究者们都会认同这样一种基本主张：身体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主张内蕴含了三个重要问题：(1)何为“身体”？(2)何为“认知”？(3)从何种意义上说，身体在认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个问题引发了我们对身体特征问题的思考，即：区分身体和非身体的标准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认知过程本质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过程才能被称为认知过程。第三个问题涉及身体与认知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至关重要性”表明了两者之间是因果关系、条件关系还是构成关系？不同的研究进路，对这三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
本文通过剖析具身认知研究中，知觉—运动进路、延展功能主义进路和生成进路对身体、认知及其关系的不同理解，揭示这三条进路的特征、本质和问题所在，并最终为生成的具身认知研究进路提供了辩护。
一 知觉—运动进路中的行动知觉—运动进路关注能动的身体在人类知觉经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按照知觉—运动进路的观点，知觉既依赖于主体的行动，也依赖于主体对知觉变化和行动之间关系的驾驭能力①。与将认知视为大脑内部活动的内部主义观点不同，知觉—运动进路将知觉视为行动的一种形式或一个方面，认为认知过程总体上是由身体和环境之间的耦合构成的。尽管知觉—运动进路主要关注对知觉经验的考察，但近来一些研究者也将研究对象从知觉领域拓展到了认知领域。例如，恩格尔(A.Engel)等提出，“我们应当将认知理解为一种由行动产生结构的能力……并且行动以基本的知觉—运动行为为基础”②。
但是，芬格赫特(J.Fingerhut)批判知觉—运动进路所倡导的行动的身体理论中并没有包含清晰的关于身体的定义①。奥雷根(K.O'Regan)和诺伊(A.Noë)认为，“不同的身体(拥有不同的知觉—运动系统)令我们拥有不同的经验状态”②。例如，“对于视觉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视觉经验是按照知觉—运动系统自身的规范而产生的。并且这些规范由我们的视觉器官预先设定。”③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手的触觉(抚摸、抓、捏等)对具体物体的表面和形状进行感知。这种“触觉印象”(tactile impression)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手脚的知觉”，而且取决于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④。知觉和运动的共变遵循着知觉—运动的依赖性原则(sensorimotor contingencies)。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知觉领域。因而，对知觉—运动进路来说，身体的关键作用在于身体所拥有的、能够与知觉—运动依赖性原则相协调的知觉—运动结构，及其与世界进行耦合的能力。知觉—运动系统的结构、知觉—运动依赖性法则以及身体在世界中的耦合，是知觉—运动进路的具身观最核心的方面。
何为认知过程？按照知觉—运动进路的观点，认知“并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内”，而是存在于“我们积极参与环境的能动活动中”⑤。换句话说，认知不是大脑被动地对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而是行动者积极地与环境进行耦合的动力学过程。由此，知觉—运动进路将认知产生的场所从大脑扩展到大脑—身体—环境中，关注人类在世界中能动参与行动的能力。但是，这种宽泛的认知定义将有些实际上并不是认知过程的过程也被纳入到了认知的范畴，如，呼吸过程。
知觉—运动进路对第三个问题(身体与认知的关系)的回答模棱两可。夏皮罗(L.Shapiro)区分了激进的和温和的知觉—运动观：“按照激进的知觉—运动观，知觉—运动知识的产生依赖于主体实际的(actually)行动并且这些行动体现了知觉—运动的依赖性原则。”⑥换句话说，认知过程的实现需要主体能动的参与以及身体最小程度的运动。这种观点，在奥雷根和诺伊关于知觉经验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阐述：“知觉者能动地参与到环境中……并且，对于知觉的形成来说，最小程度的眼部和身体运动是必须的。”⑦因此，在激进的知觉—运动研究进路看来，离开了实际的身体活动，人类无法拥有知觉经验。
而温和的知觉—运动进路主张，“知觉—运动知识的产生在于主体具备(potentialto)执行知觉—运动依赖性的行动的能力”⑧。而知觉—行动依赖性是从以往的身体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当下的知觉经验取决于对这种依赖性知识的应用。例如，如果要对一个事物的背面进行感知，我们需要运用那些关于如何将身体移动到事物背面的“知识”。⑨而我们对这个物体当下的感知，部分地是由关于“可能的输入/输出关系”⑩的实践性知识组成的。然而，尽管这种进路非常重视知觉—运动技能在知觉中的作用，却没有将对这些技能(如，实践性“知识”)的驾驭视为身体的特征，而将它们看作是传统表征的一种类型。因而，温和的知觉—运动观蕴含着那种认为身体活动在认知过程中起到历史性因果作用的观点。
尽管存在着差异，但激进的和温和的知觉—运动进路似乎都无法应对来自“闭锁综合症”经验研究证据的挑战。闭锁综合症又称闭锁症候群，是一种由脑干血管病变引起的神经性瘫痪。患者尽管认知功能健全、意识清醒，对语言的理解也无障碍，却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只能通过眼球转动与外界进行交流。但按照激进的知觉—运动观(认为实际的行动和必要的技能对知觉经验来说是必须的)，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运动能力必然也就丧失了对外界的感知能力。也就是说，闭锁综合症患者应当不具备认知能力。由于对认知过程中的身体行动设定了过于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强调以肌肉—骨骼活动为基础的行动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激进的知觉—运动进路在面对来自闭锁综合症证据(患者的身体瘫痪却仍然能对外界进行感知)挑战的时候，遭遇了困境。
按照温和的知觉—运动观(知觉经验以知觉—运动的依赖性能力为基础，却不以这种能力的实践为必要条件)，闭锁综合症患者尽管丧失了运动能力，却仍然具有知觉能力(对认知而言，也是一样)。原因在于，瘫痪前的知觉—运动体验已经使患者具备了基本的知觉—运动技能。但这种解释实质上以狭隘的发展观为基础。通过依赖性和历史性的角度来诠释身体对于认知的重要意义，温和的知觉—运动进路似乎成功化解了由闭锁综合症所提出的挑战；但实质上，却又重新退回到了那种认为认知能力并非以身体活动为基础的传统认知主义的认知观上。
二 延展功能主义进路中可被替代的身体延展功能主义认为认知不应局限于大脑、身体和有机体中，我们对认知的理解应当从神经过程的层面拓展到具身过程的层面①。在延展功能主义者看来，有一些非神经层面的身体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认知过程，如心理转移(mental rotation)②、对姿势的认识性运用(epistemic use of gestures③)等。身体是由神经的、身体的和环境的载体所组成的更大的认知系统的一个部分。在处理认知问题的时候，身体通过对知觉—运动信息流进行限制或前处理，降低了认知的成本。但是，与知觉—运动的进路不同，延展功能主义认为身体的这种作用是偶然的、可替代的(negotiable)。换句话说，认知并不必然与特定的身体结构和过程相连。
那么，延展功能主义又是如何回答第二个问题(何为认知过程)的呢？克拉克(A.Clark)认为，“身体的和世界的因素作为延展的问题—解决过程的重要部分涌现出来，并且我们能够根据动力的或(和)信息处理的术语对它们进行描述”④。因此，按照这种观点，认知在本质上同等于传统的计算信息处理——主要与问题解决相关。延展功能主义区别与传统认知主义的唯一方面在于：延展功能主义认为信息处理过程不仅仅与大脑相关，还与身体的其他部分以及有机体之外的因素(环境的因素)相关。
至于身体和认知的关系，延展功能主义认为，认知依赖于身体而实现；但身体的作用是可被替代的⑤。对于认知而言，身体就好像是一个“较大的机械系统……是那些抽象的因素(编码和运算)使得它对于认知的意义能够彰显出来”。⑥身体是使问题解决成为可能的、可被替换的机械系统。正是因为身体能够在给定的认知过程的实现中扮演功能性的角色，所以身体是认知的。
延展功能主义进路批判那种“过分关注人类具身性和(或)知觉器官所有细节的”⑦知觉—运动进路，并主张作为有机体的身体在认知的具体情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身体在信息处理实现过程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偶然，身体是可被替代的。换句话说，身体对认知的重要作用仅与它的功能偶然相关。
那么，延展功能主义能否经受住来自闭锁综合症经验证据的挑战呢？延展功能主义者试图通过以下两种策略对闭锁综合症患者健全的认知功能提供解释。一种来自延展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神经元的、身体的和环境的特征使认知的实现成为可能，只不过并非所有认知过程的实现都必须同时具备以上三种特征。以一名阿兹海默症(Alzheimer)患者利兹(P.Ritz)的经历为例。利兹因为患有阿兹海默症，记忆神经元受到了严重损伤。为了弥补她严重受损的记忆能力，她不得不用记笔记的方法令自己记住一些重要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笔记本(作为一种外部工具)替代了利兹大脑中与记忆相关的神经元结构功能。在克拉克看来，任何非神经元的成分只要能够满足同等原则(parity principle)和可信任原则，就能作为认知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存在⑧。因而，笔记本成为了利兹认知系统的构成性部分而存在。同样，在闭锁综合症的情形中，应用于患者的“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以下简称BCI；该技术实现了人脑与外部设备间直接连接的通路)技术，由于延展了患者的心智，也应当成为整个“智能组织”的组成部分①。按照这种观点，尽管闭锁综合症患者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但是认知过程仍然能够在大脑与BCI两个部分之间的交互中实现，而这也正好体现了延展功能主义所谓的“身体是可被替代”的观点。另一种来自延展功能主义的解释则认为，对于闭锁综合症患者而言，大脑内部的“模拟环路”(BCI技术)替代了以往由身体所发挥的作用。
以上两种策略对“闭锁综合症患者的认知能力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解释。在延展功能主义者看来，身体作为一个更大计算机械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认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身体所发挥的作用是可被替代的，所以闭锁综合症并不能构成对延展功能主义的挑战。患者的大脑和(或)BCI技术构成了认知过程实现的物质基础。然而，由于这两种策略最终放弃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立场，因而从本质上说是非具身的。
这其中涉及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第一种策略主张人工物能够替代身体组成部分，并且非生理性的结构和过程对认知也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延展功能主义却没能阐明BCI技术为何在理论上和经验上对认知具有重要意义。要明晰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厘清功能主义意义下“替代”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第一种策略需要为BCI技术到底替代身体发挥了何种认知功能的问题提供说明，而非含混地指出BCI技术发挥着和身体一样的作用。因此，按照第一种策略，身体在认知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第二种策略的“模拟”论证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种认为闭锁综合症患者能够对以往的身体过程进行模拟的观点，与上文讨论过的知觉—运动依赖性的温和观点相似。因为，模拟的策略以及那种认为大脑能够“重新”运用以往知觉—运动依赖性所需知识的观点，从本质上说就是将具身性还原到了身体作为因果性的历史因素而发挥作用的狭隘发展观。对于闭锁综合症患者而言，身体活动(作为因果性的历史因素)曾经在认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现在患者的身体丧失了活动能力，因而身体对认知的重要性也就消失了。
由此，延展功能主义对闭锁综合症和BCI技术的回应暴露了延展功能主义的两大问题。首先，它对具身性的定义过于宽泛，而由此引发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延展功能主义没有能够明晰身体在认知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及到底何为认知？其次，延展功能主义对闭锁综合症患者所做出的解释是非具身的(由于身体的作用是可替代的，因而身体并非在认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延展功能主义的解释，闭锁综合症患者的案例无法构成对具身性的挑战，因为只不过最初以身体为基础而产生的认知能力被其他有机过程取代了。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具身的认知研究进路，不像知觉—运动进路那样过于狭隘，使得我们能够对认知过程中无法活动的身体以及非生理性的结构所发挥的作用进行解释；同时又不像延展功能主义那样过于松散，将身体的作用视为可被替换的组成部分的作用？
三 生成进路中的意义建构对于生成进路而言，身体在认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离开了世界中的、情境的(situated)的身体，认知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观点，我们需要了解何为生成意义中的认知。这其中涉及两个基本概念：自治和意义建构。所谓自治，就是指人类能够自我生产、自我维系和自我区分的能力。人类的生命系统就仿佛一张由动力过程(如新陈代谢的、免疫的、神经的和知觉—运动的过程)编织起来的网，它通过在环境中自给自足、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将自身区别于环境并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而一个自治系统就是人类在不确定的条件中，积极地形成并维系同一性的复杂过程的系统。一方面自治系统受到外部因素的限制；但另一方面，自治系统又不被外部因素完全决定，它遵循自身的内部规则。与这种观点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意义建构。它指的是一个自治系统对自身状态或者与世界的交互过程进行自适性调节的能力。按照生成主义者的观点，如果一个自治系统是为自身的存在而行动的，那么这个系统就是认知的①。
何为身体？从宽泛意义上说，生成意义上的身体观与作为整体的、有生命的有机体相连，并且非有机体的结构和过程作为构成同一性的部分也作为自治的、自我维系的网络中的组成部分。身体就好像一张由有助于维系一种生命形式的、由有机体的和非有机体的过程组成的动力之网。并且，由于具身性与主体体验内在相连，由此生成主义者主张，我们不应当从机械的角度来看待身体，而应当将身体视为主体性的核心。生成意义上的身体不仅仅是作为“客体的”身体，更应当是“能动的和体验的”②身体。
何为认知过程？生成主义者认为认知过程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意义建构关注有机体的行动及其与世界的交互过程，并且这种关注直接来源于在不确定环境中作为意义建构者的自组织。因而，与延展功能主义的进路不同，生成进路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认知定义——有机体将一张意义之网投射到了自身所处的世界之中。这个过程对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耦合进行了调节，并对有机体的自我同一性进行了维系。认知或者说意义建构就是在有机体在与世界进行交互的过程的中对意义进行建构和理解。意义建构是一个“根植于生物性有机体的、关系型过程”③。
那么，身体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在生成认知主义者看来，认知的同一性和认知过程密不可分。汤普森(E.Thompson)认为，我们应当“将能动的身体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自治系统，她的意义建构产生、生成或构成了一个现象的世界”④，因此，身体是“在世存在的媒介”⑤。迪保罗(E.DiPaolo)等这样描述身体与认知之间的深刻联系：“身体是意义之源；具身性表明心智从本质上说处于不确定的、能动的、规范的和情境的生命过程之中。身体不是由大脑控制的傀儡，而是由许多自我构成、自我协调和自组织等自治层次组成的生命系统整体，并且它对世界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创造了它的意义建构活动”⑥。
身体既是认知活动的媒介也是认知的终点，它在两种方式上对认知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构成性意义上，生成主义者认为身体的存在是作为自我同一性和意义的建构者而存在的。从本质上说，身体是一个意义的建构者。由建构性过程构成的自治网络为自我与世界之间的交互过程提供了基本规范。由此，身体成为意义或意识存在的首要基础。如果我们将意义或意识视为认知的基本组成，那么身体就是使一个系统成为认知系统的原因。尽管大脑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一旦我们将神经元过程也看作是身体性过程，那么大脑的功能就被卷入了构成能动身体的多层次网络之中”⑦，例如系统对荷尔蒙和免疫反应的调节。大脑是心智的器官而非寓居场所。身体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仅仅大脑)使意义建构成为可能。
其次，在因果性意义上，生成主义者认为身体使得“灵活的(flexible)在世存在”⑧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生成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行动概念紧密相连。一旦一个身体(不管是通过运动自身还是与物体或他人进行交互)不再与世界进行交互，那么这个身体就不再成为我们作为行动者的媒介。因此，生成意义上的身体是行动中的身体(body-in-action)。这表明了行动而非身体活动对具体认知能力(如空间推理、规划等)的维系来说是“时刻”(constantly)必须的。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比喻。生物为了生存就必须摄取食物和营养。这种食物或营养的摄入是绝对而非偶然意义上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物体就需要不停地进食。然而从根本上说，生物都需要进食——这是新陈代谢生命的构成性而非偶然性事实。这个比喻表明：时刻需要某物和在发展过程的某个时间点需要某物之间存在差异。这就意味着，尽管进食或营养物质的摄入使生命系统的维系成为了可能，但是获得食物和营养的行为并不由此而时刻被因果地需要。同样，“恒常性”的身体技能对认知技能的“生存”来说也是必须的。因而，意义建构活动对认知技能的维系来说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要时刻进行着。意义建构活动，就好像是营养物质，对于认知的意义是构成性的。至于这种活动的频率和形式并不是最关键的。
按照这种生成进路，我们要如何对闭锁综合症和BCI技术做出解释呢？总体说来，闭锁综合症患者的认知能力仍然是具身的，因为他们自治的同一性特征没有改变。他们仍然能够通过意义建构过程，以维系这种同一性为目的而行动。具体地说，认知系统的同一性是以作为整体的身体为基础的，并且身体使得同一性能够参与意义建构的过程。因此，生成主义者认为，由于闭锁综合症患者无法再移动身体，他们的意义建构活动也受到了极大限制，但身体性行动(意义建构)不仅仅由神经—肌肉活动构成。
首先，身体性活动不应当仅局限于外显的过程，如运动或其他在行为上可见的过程。有机体及其内部还有许多隐藏着的身体过程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这些不可见的过程使身体能够成为同一性和周围世界的中心。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不以神经—肌肉运动为基础的自我调节过程。就闭锁综合症患者而言，尽管他们全身瘫痪，但身体内的自我调节活动仍然完好。当然，我们不禁好奇：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内隐的身体过程参与了认知活动。但至少，由于认知活动部分地依赖于内隐的身体过程(不涉及肌肉运动)，我们有理由认为闭锁综合症患者交互性身体的某些部分仍然完好。除此之外，人类的生存还涉及一些特殊的身体活动——尽管它们没有在当下实现，却包含着对行动可能性的某种敏感性①。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性活动还包含了某种“虚拟”的身体活动。这种虚拟身体活动所具有的敏感性也蕴含了非肌肉性的、内隐身体性过程。例如，要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与不同的人进行交谈，我们需要适时地转换注意力并参与或中断不同的谈话。而这也是意义建构的一种形式。为了与世界的不同方面进行耦合，我们需要不断地调节自身，而这种调节过程并不一定涉及神经—肌肉活动。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闭锁综合症患者全身瘫痪，但是他们的身体仍然是“活跃”的。
其次，生成主义者拓展了仅将运动视为身体性活动的狭隘观点，同时也关注非有机体的过程如何在具身的自治和意义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生成进路根据身体在认知同一性的维系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来定义身体，并且认为身体能够对自身的状态及其与世界的交互过程进行自适性调节。因而，在生成主义看来，有机体的边界并不是身体的边界。一种作为认知系统同一性网络组成部分的非有机体过程也是身体性的过程。
由此，与延展功能主义的进路不同，生成进路提出了另一个判断非有机体过程是否为认知性身体构成部分的标准：这个过程是否能够成为延续同一性的、自我维系的网络的一部分。如果一种技术设备能够(以某种形式)使患者的同一性得以延续并且成为意义建构过程的部分，那么这种技术就可以被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尽管BCI技术无法替代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但却成为了闭锁综合症患者身体的一部分。
通过从自治同一性和意义建构的视角对身体概念进行诠释，生成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介于激进的知觉—运动进路和宽泛的延展功能主义进路之间的中间道路。具身性不应当局限在运动或特定的生理性结构和过程之中，它还涉及非有机体的过程。尽管闭锁综合症患者的意义建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且对自我的感知也可能由此而发生改变，但他们的认知仍然是具身的——只要他们仍然能够维持自身的同一性并参与到意义建构活动中去(尽管可能以极其有限的方式，如听力)。
结语本文以何为身体、何为认知以及身体和认知有何关系——这三个问题为线索对具身认知研究的三种进路：知觉—运动进路、延展功能主义进路和生成进路进行了考察。知觉—运动进路过于狭隘地理解了具身性的概念。激进的知觉—运动观将作为认知基础的身体活动等同于神经—肌肉运动，因而无法应对来自闭锁综合症经验性证据(患者没有神经—肌肉活动，却仍然有完好的认知能力)的挑战。而温和的知觉—运动观从狭隘的发展观视角来理解身体的作用，认为身体对于认知的意义仅在于身体在认知能力的获得中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但是这种温和的知觉—运动观仍然无法协调对持续运动的需要以及对知觉—运动技能的掌握之间的矛盾。
相反，延展功能主义进路主张认知并不一定要依赖于特定的身体结构和运动。这种进路将身体视为计算的机械系统中可被替换的一个部分。身体的功能可以被其他的神经元过程替代，也可以被机械形式替代(如，发挥功能性作用的BCI技术)。但延展功能主义没有对身体和认知做出清晰的定义，因而也就无法为一种机械技术如何能够替代身体发挥功能性的作用或被纳入认知结构中，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以上两种进路在对何为身体，何为认知以及两者有何关系等问题的解释上还很不清晰。而生成进路，从自治(系统的同一性)和意义建构(认知的过程)两个方面清晰地定义了身体，并阐释了这两个方面如何能够与认知相关。在生成主义者看来，具身性的意义在于自治系统的同一性以及意义建构中的规范性；并且身体性行动并不等同于神经—肌肉运动，它应当包含所有行动者和世界之间进行耦合的自适性调节。对于闭锁综合症患者而言，尽管由于全身瘫痪使得患者的意义建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同时BCI技术帮助患者实现了意义建构和自身同一性的维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在认知中的作用能够被其他技术进行功能性的替换。相反，这种技术作为延续身体同一性的，自我维系的网络的一部分，而被纳入了身体性活动之中。
但是，这种新兴的生成认知进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当前已有的研究还主要聚焦于作为单个整体的身体如何与周围的物质世界进行交互，并没有对身体的社会性因素予以充分的重视。但归根结底，主体的存在离不开其社会性存在以及与其他主体的交互活动。因而，社会交互动力学、社会认知的生成维度、个体认知同一性和具身性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