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多年以来，对企业研究与开发(R & D)行为及其影响的观测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大量的文献集中于分析市场需求、行业结构等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规模、治理结构等企业内部特征因素对企业R & D投入的影响。然而，R & D投入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选择，也受到处于战略决策层高层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的制约。高层梯队理论(Hambrick & Mason，1984)深入地阐明，人口背景特征可以有效地成为高层管理者的认知模式及其能力的表达工具，进而解释企业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的变动。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国内外学者分别从高层管理者(以CEO作为代表)的年龄、任期、受教育程度(Vincent L.Barker Ⅲ & George C.Mueller，2002)、持股比例(Jensen & Murphy，1990；高蓓、王新红，2010)、高官的政治关联(丁贞，2010；孙焕伟2012)、自主权(Nakahara，1997；苏文兵、徐东辉等，2011)等特征出发，研究高层管理者与R & D投入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发现，高层管理者的特征对R & D投入有着显著的影响，但这些实证分析多数只局限于CEO特征的某一或几个方面，缺乏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在某些特征上，如任期、职业背景、持股比例等，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我国2009—2011年披露R & D支出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CEO的能力、动力、权力三个方面出发，全面考察CEO的年龄、任期受教育程度、工作背景、CEO政治关联、持股比例和自主权等因素对企业R & D投入的影响，并据此对促进中国企业R & D投入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既有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相关信息的解释力，即管理者的特质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并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由于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年龄、任期、教育背景等)与管理者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因此，可以将这些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高管团队认知心理过程的代理变量，来预测组织产出，以及战略选择、组织绩效等。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在战略管理领域获得广泛的实证支持，国内外研究者以其为理论基础，对企业研发战略制定者——CEO的特征与R & D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CEO的教育水平与企业创新正相关；Vincent L.BarkerIII和George C.Mueller(2002)认为，高管的个人特征(任期、年龄、职业经历、持股份额)对R & D投入会产生重要的影响；Barker和Mueller(2002)发现，R & D投资与CEO年龄负相关，而与CEO任期正相关；刘运国、刘雯(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R & D投资同高管任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任期越长的公司其R & D投资越高；文芳、胡玉明(2008)研究发现，高管技术职业经验与其所受教育水平都对公司R & D投资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一)CEO年龄特征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管理者年龄代表着管理者的阅历和风险倾向，从而影响其行为选择。Carlsson和Karlsson(1970)、Vroom和Pahl(1971)的研究表明，年龄大的管理者倾向于采取风险较少的决策。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年轻的管理者更愿意承担风险，而年长的管理者倾向于规避风险。对年长的CEO，尤其是即将面临退休的CEO，一方面由于体力和精力有限，在学习和接受新思想上有更大的困难( Hambrick &Fukutomi，1991)，另一方面由于R & D投入对企业当期收益不利，可能不会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短期报酬和红利，因而倾向于回避风险，不愿意冒险进行风险大的R & D投资Child，1974。Dechow和Sloan(1991)发现，CEO在离任前经常会减少R & D支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CEO年龄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

(二)CEO任期特征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Hambrick和Fukutomi(1991)发现，首席执行官(CFO)的任期越长，他就越会专注于用自己的方式经营公司，不会试图改变自己的方式。Grimmmm和Smith(1991)、Hambrick和Fukutomi(1991)研究发现，随着任期的延长，CEO在公司战略方面做出改变会越来越少。Thomas等(1991)研究发现，奉行“探索者”(prospector)战略的企业，强调产品和市场创新，这些企业的CEO或CFO团队的任期都较短。本文认为，CEO在任职初期，处于职位任务的知识积累阶段，对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可能并不是很熟悉或者不能较好地掌控，还不能强化或者贯彻组织战略的变革。此时，对R& D投入处于谨慎探索阶段，投入较少。随着任期的延长，一方面，CEO的知识水平、社会经验和经营阅历得到大幅度提高，对于组织内部的资源、能力以及行业环境等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对公司的控制能力变强，CEO有能力并且期待通过战略变革为企业获取更大的收益，进而实现个人财富和成就感的增加；另一方面，CEO与其他高层管理者经长期磨合产生的凝聚力和近似的认知结构，有助于高管团队在创新需要和方向等方面达成共识，从而提高研发决策的质量和速度，最终有助于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在任职的后期，一方面，CEO过去的成功逐步成为他们自满和骄傲的依赖资本，他们变得过度自信，也更倾向于因循守旧，从而抵制组织变革，陷入僵化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由于R & D投入额较大、对企业当期收益不利且投资回收期长，任职时间已较长的CEO，预期R & D投入所能带来的收益在他的任期内实现可能变小时，他们不愿意因为R & D投入导致业绩下降，也不想看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结果，因此，CEO在任职的后期会失去对R & D投入的兴趣和动力，从而减少对R & D的投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任期与研发投入存在倒U型关系。

(三)CEO受教育程度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Casson(2006)指出，不同的人获得信息的能力或者成本是不一样的，将决策权交给那些更具有信息收集和判断能力的人，会导致更好的决策，进而导致对资源更好的使用，实现更高的社会福利。Wiersema和Bantel(1992)发现，受教育水平高的CEO拥有更好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收集、处理相关决策信息的能力更强，能更好地适应动态、复杂的经营环境。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CEO教育水平与企业创新正相关。本文认为，受教育水平高意味着更强的信息获取、分析和处理能力，意味着更易于接受改变和更乐于创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CEO可能更能够抓住投资机遇，选择正确的研发项目，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CEO受教育程度与研发投入正相关。

(四)CEO工作背景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Dearborn等(1958)认为，有特定工作背景的管理者往往会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来分析和解读信息。Daellenbach和McCarthy(1999)认为，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职能背景有生产、技术、研发、财务、法律和营销等，拥有技术背景的高管人员越多，企业的创新能力就越强。相对非技术背景的CEO而言，有研发、技术类工作背景的CEO对行业发展前景、技术动向更加敏感，更了解技术实现的可能性，预知研发活动可能出现的难题，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掌控更具有优势。Porter(1990)的研究也表明，创新型的CEO通常都有着科研人员或者技术专家的特征，企业的产品创新战略与CEO或者高管人员是否有技术背景显著正相关。而具有销售类背景的CEO，洞悉消费者潜在的需求，清楚了解市场竞争的激烈和严峻，因此，他们更希望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差异化产品，迎合市场的需要；或者是利用技术创新降低产品成本，使产品能够具有价格优势。Barker等(2002)研究发现，与具有财务、生产、管理和法律工作背景的CEO相比，通过研发、技术和销售渠道成长起来的CEO喜欢通过新产品或新市场来实现增长，所以具备这类工作经验的CEO更易采用创新战略，更加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CEO的研发、技术和销售类背景与企业研发投入正相关。

(五)CEO政治关联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高官的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高管亲自参政以获得政府的支持并影响政府的决策。吴文峰、吴冲锋和芮萌(2008)认为，政治关联是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国内外许多研究都表明，企业可以从政治关联中获得很多好处，如税收优惠、融资便利、市场准入、政府支持以及产权保护等。Khwaja和Mian(2005)发现，在巴基斯坦，高管具有政治关联能使企业从政府银行获得融资便利，其贷款规模是其他企业的两倍，这些公司借债率高于45%，违约率高于50%。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加能够获得长期贷款(孙峥、刘凤委、李增泉，2005)。在企业的R & D投入上，高管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从事研发活动的资源，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门槛，保证研发活动顺利进行，从而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创新活动(丁贞，2010；洪震、金莉，2013；徐雪霞、李祎雯等，2013)；同时，还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法律上的保护，例如对产权和合同权的保护，降低研发投资的风险，保护研发成果的利益归公司独享。从市场化角度而言，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研发支出活动的促进作用也越大(江雅雯、黄燕、徐雯，2012)。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CEO的政治关联会促进公司的研发投入。

(六)CEO持股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对于R & D投入等技术创新决策，企业股东一般更倾向于为之承担风险并享受其带来的长期价值回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可能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如何缓解企业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代理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其根本途径是建立企业股东与经营管理者利益趋同的机制，对企业高管进行股权激励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方法。Jensen和Murphy(1990)研究发现，CEO持股可以将自身的利益与股东财富统一起来。拥有大量股权的CEO更偏向于进行风险投入，因为这些投入会在资本市场上得到回报。Zahra等(2000)对中等规模企业创新活动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拥有公司股份使得管理者个人的财富增长依赖于公司的价值增长，这使得高管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夏冬(2003)发现，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股权激励，增加他们的所有权，有助于改善企业的创新效率。唐清泉、易翠(2010)从决策者风险偏好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发现，股东比管理者更愿意进行R & D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R & D投入有激励作用，而且只有在高管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之上，这种激励作用才显著提高。本文认为，经营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越一致，就越有动力为企业的长期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经营管理者持股会促进企业的R & D投入。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6：CEO持股比例与企业的R & D投入显著正相关。

(七)CEO自主权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和股东利益不一致，应当进行两职分设，从而制衡管理者的权力并对其进行有效监督。钱德勒(1987)认为，现代企业在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适当的经理自主权安排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突破口。与代理理论相对的管家理论则认为，两职合一给予CEO更大的自主权，更多的发挥能力的空间，能够提高CEO的工作积极性，强化公司的领导权威，增强管理者对企业的责任感。此外，两职合一有利于企业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提高其创新自由，从而产生更高的经营绩效。Anderson等(1986)认为，CEO兼任董事长确定了公司领导核心，会产生更清晰且可持续的公司战略和使命，两职合一会使公司经营更加稳定。Hambrick(1987)和Sahaym(2007)发现，具有较多自主权的经理对公司战略、组织结构和经营业绩等各项决策具有更大影响，更可能在创新活动上加大投入，在投资、培训等方面有更大的回旋空间。Nakahara(1997)在研究公司治理与R & D活动的关系时发现两者关系密切，最高管理者对R & D的强有力支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传统文化特点以及现阶段经济转型的特殊情况，我国的企业更适用于管家理论。两职合一虽然弱化了董事会的监督作用，但增加的代理成本却远低于由于权力冲突而需要的沟通协调成本，有利于企业决策质量的提高和决策的执行(郭建鸾，2008)，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自由(吴淑琨等，1998)。苏文兵、徐东辉等(2011)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R & D投入强度与经理自主权显著正相关，经理自主权越大，R & D投入就越多。陈守明、冉毅和陶兴慧(2012)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两职合一正向调节R & D强度。另外，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共同订立的特别市场合约(周其仁，1996)，这意味着CEO愿意投入企业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自主权的大小。对于研发活动而言，这种影响显得更加重要。企业的技术创新需要新的管理技术和新的企业家能力，CEO必须进行不断的再学习以掌握新的技能，该过程无疑将增加CEO的个人投入成本。显然，如果CEO缺乏相应的自主权，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就很难得到实现，这无疑会降低CEO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对公众而言，公司经理是否兼任董事长，是经理人权力大小的一个重要信号。若CEO兼任董事长，表明CEO拥有公司中的所有法定权力，地位最高，从而确定了公司领导核心，会产生更清晰且可持续的公司战略和使命。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与R & D投入正相关。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选取符合以下条件的制造业上司公司在2009—2011年的年度横截面混合数据作为研究样本：(1)选取2009—2011年年报中披露了R & D投入的上市公司，得到681个样本；(2)考虑到公司的决策制定和规划一般要先于决策的实施，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剔除上市不足一年的公司，剩下597个样本；(3)删除ST公司样本及各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最后得到369个样本。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在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发生的支出，达到预定用途前计入“开发支出”账户，在达到预定用途后确认为无形资产。因此，企业对研发支出的披露主要通过两种形式进行：一是表内披露，即资产负债表“开发支出”项目，反映企业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能够予以资本化，形成无形资产成本的研究开发费用；二是表外披露，即在附注中披露当年予以费用化的研究开发费用。披露项目名称没有统一规定，主要有“科研费”、“研发费”、“研究试验费”、“新产品研制费”、“技术创新专项资金”、“研发中心设备”等。

本研究所用研究开发费用数据除了通过阅读上市公司报表附注手工搜集费用化支出外，其余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CEO年龄、性别、学历、持股数等特征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专长、政治关联和任职年限三个特征数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官方网站和金融界、东方财富网等财经网站手工搜集。

(二)研究模型

为检验CEO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本文采用的回归模型如下：

$ $$\eqalign{ & RDI = {a_0} + {a_1}Age + {a_2}{\rm{ }}{Tenure}{{\rm{ }}^2} + {a_3}Edu + {a_4}Exp + {a_5}{\rm{ }}{Political}{\rm{ }} + {a_6}{Holdstock} \cr & \;\;\;\;\;\;\;\;\;\; + {a_7}{Duality} + {a_8}Siz{e^2} + {a_9}Lev + {a_{10}}{\rm{ }}{Firmage}{\rm{ }} + u \cr} $$ $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RDI为R & D强度，以R & D投入/营业收入指标衡量。^①解释变量中，Age为CEO的年龄变量，以CEO的实际年龄列示；Tenure为CEO任期变量，以CEO在任年数的平方列示；Edu为CEO受教育程度或经历变量，其计量标准为：中专及中专以下取值为1，大专取值为2，本科学位取值为3，硕士研究生学位取值为4，博士研究生学位取值为5，博士后取值为6；Exp为工作背景变量，如果CEO具有研发、技术或销售背景取值为1，否则为0；Political为政治关联变量，如果CEO曾担任或正担任政府机构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则取值为1，否则为0；Holdstock为CEO持股比例，即CEO在任职公司的持股数量/该公司的总股数，直接从数据库中选取；Duality为是否两职合一，如果CEO兼任董事长，取值为1，否则为0。

根据已有研究，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公司规模、公司资本结构、上市年限作为控制变量。其中，Size为公司规模变量。Kamien(1978)认为，大公司和小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各有优势，公司规模与R & D投入并非简单的直线关系。通常情况下，大中型企业是R & D投入的主导力量，其平均规模组越大，则R & D相对弹性越大，R & D投入强度越大；但当企业规模过于庞大时，由于替代效应的作用，其R & D投入强度有可能小于较小的企业，本文预计公司规模与R & D投入呈倒U型关系。公司规模取值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的平方。Lev为资本结构。与投资者相比，公司的债权人更倾向选择稳健的投资行为，逃避风险，因此，本文认为，公司负债越多则研发投入会越少。Lev取值为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Firmage为公司上市年数。上市年数能够反映公司的历史和生命周期，有研究表明公司成立的时间越长则越可能倾向于保守经营，从而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因此，本文预期，上市公司年龄越大，创新越少。

四 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1.R & D投入的描述性统计。我们首先对样本公司R & D投入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 1。从表 1中我们可以发现，2009—2011年，样本公司R & D平均投入额递增，从2009年约6540万，增加到2011年约9006万。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年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平均投入强度(RDI)也呈增长态势，2009年平均RDI为1.98%；2010年为2.19%；2011年为2.56%。

中国科学技术部和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共同完成的《201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R & D经费投入强度(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超过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0.71%)的有11个行业，其中，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以1.62%的投入强度位居第一，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48%)和医药制造业(1.46%)分列二、三位。^②2011年样本公司的平均研发强度(2.56%)大大高于全国制造业的平均水平。

尽管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国内其他行业比起来相对较高，但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企业R & D强度只有达到其销售收入的5%以上，才有较强的竞争力，2%只能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1%的企业极难生存。按此标准看，样本公司中的研发投入偏低，只能维持基本生存。这说明我国企业的研发强度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相差甚远。

2.CEO特征的描述性统计。从表 2和相关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CEO的平均持股比例(Holdstock)不到3%，一半以上的CEO持股数为0；CEO的年龄(Age)最小32岁，最大70岁，平均年龄为46.7岁，多数CEO的年龄集中在40—50岁之间；CEO的教育背景(Edu)普遍较高，50%以上的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70%以上的CEO具备研发、技术和销售的学习或工作背景(Exp)，少数是财务或其他背景；样本中近15%的CEO具备政治关联，其中，多数是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少数曾任政府机构工作人员；CEO的平均任期(Tenure)为4.45年，最长为20.56年；大约16%的样本CEO同时兼任了(Duality)董事长。

在控制变量方面，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lev)为42%；公司上市年数(Firmage)平均为9.17年。

3.相关性分析。从表 3中可以看出，受教育水平(Edu)、技术销售工作背景(Exp)、持股比例(Holdstock)、两职合一(Duality)和政治关联(Political)与RDI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CEO年龄(Age)、任期(Tenure)与RDI强度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负债水平，国有控股及上市年数与RDI强度具有显著负相关性。

(二)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统计软件SPSS18.0，对研发投入与CEO特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

通过表 4的回归结果可知，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解释变量中职业背景、政治关联、持股比例、公司规模(Size²)、负债水平和上市公司上市年数等这几个变量通过了T统计量的显著性检验，而CEO年龄、受教育程度、任期、是否兼任董事长等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1.解释变量。CEO职业背景(Exp)与R & D强度在5%水平上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04，说明CEO的研发、技术、销售背景对研发投入强度有正向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有这类从业背景的CEO更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这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4，也与Barker和Mueller的观点一致，说明在倡导自主创新的今天，公司在高管选聘上应结合他们的职业背景予以斟酌。

政府关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0.001，与预期符号一致，说明CEO的政治背景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即拥有政治关联的CEO和无政治关联的CEO比起来，更倾向于进行研发投入。本文假设5得到支持。

CEO持股比例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为0.001，与研发强度正相关，说明CEO持股比例越高，对R & D的投入就越高。本文假设6得到支持。这也和多数研究者的结论一致，表明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越一致，经理人就越不会有短视行为，越有动力为企业的长期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

而CEO年龄的系数为负，与预期一致，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长的CEO倾向于回避风险，不乐于进行创新活动”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本研究的支持。

两职合一系数为正，与预期一致，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是否两职合一对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兼任董事长的CEO并没有比未兼任董事长的CEO进行更多的R & D投资。这可能是由于样本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在两职分离的企业中，董事长给予CEO充分的经营活动权，尤其是在研发活动方面，CEO得到来自于董事长及董事会的强烈鼓励和大力支持以及充分的经营自由度。

CEO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由于近年CEO的学历普遍较高，多数CEO都拥有或正在攻读MBA、EMBA学位，导致学历间的差异性缩小。另外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多数没有高学历的CEO也转变思想、与时俱进，通过自学和参加一些社会教育机构的培训不断提升自己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CEO任期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原因可能是：通常研究取的CEO任期是指CEO在该职位上的累计年数。关于CEO任期对研发投入的假设是基于管理者生命周期理论，如前文所述，“在任职初期，处于职位任务的知识积累阶段，对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可能并不是很熟悉或者不能较好地掌控，还不能强化或者贯彻组织战略的变革”。但事实上，CEO在本企业甚至本行业积累的其他工作经验也能够对研发决策产生影响，其学习期不仅包括担任本公司CEO的年限，还应包括作者在整理样本数据的过程中发现的担任本公司副总裁、研发部门或市场部负责人以及同行业内其他公司相关职位的任职年限。因为对于这类CEO而言，他们对于新岗位的适应都比其他CEO更快。而苦于CEO“学习期”(CEO从业经历)数据的难追溯性，本文只能采取其他研究者的做法，以“在本公司担任CEO的年限”作为替代变量。

2.控制变量。公司规模平方的回归系数为负，与预期的方向相同，支持Kamien等(1978)的公司规模与研发强度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表明随着规模的增大，研发强度增加，但当规模到了一定的程度，由于替代效应的作用，研发强度开始降低。财务杠杆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与预期一致，说明负债水平越高的公司，由于资本的约束，缺少相应的经济资源，不能开展更多的研发活动，因而研发投入强度也越低。公司上市年数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与预期一致，说明上市年数越久的公司，其创新的动力就越弱，研发强度越低。而新上市的公司为了迅速建立起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往往更加注重创新活动，增加研发投入。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拟合结果在不同的情况下保持一致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考虑到样本量的实际情况，本文首先为了克服极端值观测值对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1%以下和99%以上的分位数进行了去尾处理；其次从变量出发，将个别变量换成替换变量来对实证中回归系数的敏感程度进行检验。由于工作背景(Exp)、两职合一(Duality)、政治关联(Political)是二分变量，本身具有唯一性，故不需要用其他变量来测量。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本文将受教育水平由原来的1—6“六分法”改为0—1“两分法”，即本科以上为1，本科及本科以下为0；将持股比例改为是否持股的虚拟变量，即如果持股取1，否则取0，对模型重新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 5所示。

与之前的回归结果相比，本次的回归结果并没有显著性差异。由此可以得出，本文研究的CEO特征变量与公司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稳定性。

五 结论与建议

本文就我国2009—2011制造业上市公司CEO特征对R & D投入的影响作用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CEO的技术和销售类职业背景、CEO的政治关联和持股比例与R & D投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有着技术背景的CEO由于其职业原因，更加关注技术前沿方向，能够及时捕捉创新的机会，同时对创新项目的风险和机会有着更加清楚的认识；有着销售类职业背景的CEO，对市场、对消费者的需求、对公司自身及竞争对手的产品有着清晰的认识，希望通过创新实现产品差异化，进而保留和获取客户，增加其市场份额。相对来说，拥有技术和销售背景职业的CEO更加注重企业的研发投入。因此，对于研发属于其核心战略的企业，在高管选聘上应了解他们的职业背景，观察他们对研发活动的态度，考核他们发现创新机会、辨别投资风险的能力。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政府对经济参与度较高，导致企业有强烈动机利用政治关联作为获取外部资源的一种手段。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减少企业通过政治关联进行寻租的机会，避免社会资源的分配被暗箱操作，从而营造企业开展研发投入的良好秩序。

CEO的持股比例是衡量CEO与股东利益一致性的一个参照物。CEO持股比例越高，其自身利益与企业价值的关联度越高，且这种关联度会在资本市场得到体现。持股比例高的CEO，会更加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进行更多的R & D投入。提高高管持股比例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激励措施。因此，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实施高管激励，将管理者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其实施创新的积极性，将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竞争力。

从本文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情况的分析看，我国企业整体研发强度远远没有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应加大研发投入，逐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获得持续竞争的优势。

人力资本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一个企业若没有人，就没有创新，就没有区别于其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发展壮大。未来关于研发投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分析CEO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和产出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公司治理因素全面剖析CEO特征对投资效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