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史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内独步一帜，1949年以后的当代史尤是。意识形态左右下的革命大叙事是中国当代史唯一的叙事路径和方式，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也是这个框架内的一部分。革命叙事以既定的价值取向为基准，将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截然两分。
从1990年代初起，由美国历史学家发起的对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再阐释，对革命大叙事提出了挑战，1949年的鸿沟已经不再是不可逾越。
1990年柯伟林(William C.Kirby)教授发表的关于1943年至1958年经济计划和政治运作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连续与变化的开拓性研究成果，打开了重新解释1950年代中国的研究之路①。此后，许多学者转向从国家建设与现代化渐进过程的角度来思考20世纪的中国，开始探究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之间的延续性，主张重新讨论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开始打破政治学研究的一统天下，在美国史学界渐成热门。
此后，越来越多的论著以重建1950年代中国历史复杂性为旨趣，试图打破革命史的一统天下，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转型与延续(或断裂)的视角观察1950年代的中国，业已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学术取向与兴趣所在。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集权主义论”和“现代化论(或现代性)”相继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者普遍采用的叙事路径或分析框架。尽管这两种叙事之间存在冲突，但对于革命史而言，都具有批判性，大有颠覆革命史之势。
从上述柯伟林那项开拓性的研究起，“集权主义论”颇具影响力。持这一主张的学者从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出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延续着的党国体制迈向顶峰的开端”。如孔飞力(Philip A.Kuhn)所言：“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20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他所论述的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则是这个故事中的“最新篇章”①。
虽然包括持“集权主义论”看法在内的许多学者并不主张以此为唯一的分析框架，但是，“集权主义论”的观察视角还是被一部分研究者推向极端。这种被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概括为“压迫叙事”的历史书写②，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激烈批评者中甚为流行。他们又回归到1950年代初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代西方学者的看法，倾向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一个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国家”③。革命史的红色书写被“集权主义论”颠覆为黑色的“压迫叙事”。
涉及1950年代中国的“压迫叙事”，目前集中在土改、统购统销、反右、大饥荒等方面的研究④，似乎与上海史研究较少直接关联。然而，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叙事框架。
“集权主义论”导引下的观察点都在对“国家”否定性的历史事件或场域中，叙述的是国家“吞噬”社会的过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成了唯一的、能动的主角，社会空间和“私”的空间迅速消失，“国家”之外的历史话题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经国家强力统合和改造后，所谓的“地方性”、“地方经验”和“地方文化”迅速走向同一性，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史、地方史也就失去了特指的问题意识。1950年代上海史的脉络只是在“党国”的场域内展开。曾经光怪陆离、纷繁多姿的大都市——上海的历史忽而变得线性而单调。
由此，“集权主义论”所导致的困境，是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只知有“中央”而不知有“地方”，其结果，则由相反的价值判断出发，与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史学异曲同工，导入一部全能国家的政治史，如此，上海史将不再有独特的研究意义，有再度沦为国家注脚的危险。
当然，“警惕”并不等于抛弃，“集权主义论”叙事中的国家脉络仍然是研究1950年代中国必不可少的路径。否认或低估了国家集权因素显然抛开了国家空前强势这一基本的时代特征，也无法解释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为何如此深刻剧烈，无数的个人命运际遇又为何如此起伏跌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另一个有影响的叙事路径是近世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尽管现代化叙事十分强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连续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自晚清以来现代国家或现代化连续进程中的一环，不具有与此前完全断裂、全新开端的意义，但论者充分关注1950年代在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特殊作用。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越来越感兴趣，研究和探索当时关于中国社会基本政策和不平等的争论、社会阶层的形成与流动、不同群体对政治制度的态度，甚至包括非正式的社会联系。现代化叙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画成一个动态的、四分五裂的社会，不同群体不得不就重要的政策达成妥协”。虽然在1950年代中共采取了“暴力手段”进行大量的必需的经济社会改革，但总的来说，19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领导阶层决心创造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化中国的故事，而镇压、暴力、恐怖仅仅是个注脚”，195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⑤。持“现代化论”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1950年代—1970年代中国国家在基础医疗保障、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入，很难想象中国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政权必须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来评价①。还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现代派，他们决心赶上西方②。
作为近世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大都市，现代化叙述对于上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同是现代化叙事，恰在如何理解1950年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1949年是否标志上海都市现代性断裂的问题上，尚存歧见。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叶文心的《上海繁华》是都市社会文化研究具有标杆意义的两部著作。尽管两著都着墨于1949年以前的上海现代性，特别是都市社会文化的鼎盛时期1930年代，但不约而同地将学术旨趣置于跨越时空的现代性叙述。
李欧梵揭示：蕴藏于“老上海风尚”之中的那种“神秘”，“是不曾被历史和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尽管它表征着特定时期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但这种“神秘”构成了上海与香港之间互为“她者”的文化关系，并在双城之间“建立起某种超越历史的象征性联系”③。叶文心强调：她关切的并不是“上海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个常有争论的问题，而是设问在“上海是否只是上海史上的上海，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上海？”在她的叙述里，《上海繁华》这部“平常人的城市史”改写了“近代中国无数平常人的命运”，“上海经验并不一定非在上海才能体验”，上海史也不只是表征各种事件发生的“一个地点”，而应该有其“特殊的内涵”④。
超越时空的现代性叙事为重新建构上海史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其中当然包括重新审视1949年在上海史上的命题意义。由此或可发问，1949年是不是以往官方史书中那个新上海的开端？近世中国到底有过几个新上海？如果说，1930年代是上海摩登与繁华之鼎盛时期，那么，1949年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结构下，上海都市现代性及现代化是延续还是被阻断？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李、叶的回答与“延续性”以及“黄金时代”的现代化叙事颇有歧义。两著都认为1949年是上海都市现代性断裂的开始，此后的“新上海”或可等同于“去摩登”与“去繁华”的脱胎换骨。
《上海摩登》的后记论述了1950年代以后上海都市文化在殖民地香港的空间内持续发酵，指出上海始终是香港临摹的样板与怀乡的精神家园。甚至到1980年代以后香港不仅代替而且超越了上海，但老上海仍然成为香港“流行的想象”。而上海本身却在1949年—1979年的30年间，“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徐娘”，只是从当年租界的某些街区，才能“发觉这个徐娘风韵犹存”，凭着这“一丝余韵”，在那些幸存的旧书和杂志堆中，“重新发现这个当年摩登少妇的风姿”。所谓“上海复兴”则是在中国再次加入世界之后，且30年后这一次的“复兴”，是上海“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 ⑤。这似乎在说，只有香港在延续上海摩登的历史并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让上海仿效。
《上海繁华》虽然认为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代表“全然的断裂”，尚有争议，但也肯定地表述，在共产党政权下，曾经作为城市骄傲的一代繁华沦为上海的“汙点与政治包袱”，被一一洗尽。直到1990年代，上海才开始“怀旧”，“平静而又明确地唤起了那些曾被压制和摈弃的革命前的记忆”，中国又回到上海找寻现代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上海成功地追求了全球化的发展，摆脱了革命史观的历史重负。上海不再有大历史，上海脱离了上海故事在中国革命史中被划定的地位” ⑥。
1990年代以后，上海史研究大多与文化史、社会史研究转向同步，“摩登”和“繁华”成为上海史研究的主旋律。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被认为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断裂，充满着革命的大历史，在现代都市的意义上可以忽略。
“集权主义论”、“现代化论”与革命史三者彼此作用的结果，“革命大叙事”被摈弃，革命史因此一度受到冷落，上海史和城市史研究亦如是作。
二 唤回革命史无可否认的是：革命主题从未离开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革命史是无法回避的叙事路径或方式。所不同的是，“集权主义论”将革命史的红色叙事完全颠覆为黑色的压迫叙事，两者关于“革命”的价值取向截然对立；“现代化论”则从史观角度将革命视为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异己力量。然而价值取向和史观的歧义可以挑战“正统”的革命大叙事，但决无可能“告别”革命史。
暂且撇开压迫叙事的价值判断来看现代化叙事的史观，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尺度，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叙事不但不能在1950年代的中国与上海历史中“断裂”，而且还与中国革命的尺度难舍难分。无论是“黄金时代”的赞誉，或是“半老徐娘”的叹息，所涉有关共和国早期都市社会文化、国家与社会微妙复杂关系、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延续”或是“断裂”的讨论，既包含了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理解和估价，也不可回避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所不同的是对革命与现代化两者关系所派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解读。也就是说，上海史固然要摆脱叶文心所指的“革命史观的重负”，但不应当跌入缺乏总体史观或大问题意识支撑的“无意义境”。正如董玥所言：“中国革命虽然普遍认为是农村革命，但是其领导者与对未来的想象、构建与实践却是与城市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性的”，“而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则是大家一直忽视而值得进一步论述的问题”，将这两个方向联系起来的思考，“或许既能为城市史提供一个可能的出路，也能为革命史加入一个新的维度”①。
十分巧合的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有“重写”革命史的态势，若用《新史学》第7卷的专题来概括，谓之“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②。这股革命史的研究热，明显地超越官方意识形态左右的传统革命史的“藩篱”，“试图对革命进行纯学理的实证探讨”。尽管这种探讨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与方法路径，但“新革命史”的基本主张大体一致，即将20世纪的中国革命视为一个“高山滚石”般的“连续与递进”的过程，上限始于1894年兴中会成立，下限止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1949年之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非但一场接着一场，没有终结，而且每场运动都席卷全国，都是全民性的革命，目标从政治革命进于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范围从中国革命扩展到世界革命③。
显然，新革命史观也是跨越1949年鸿沟的尝试，中国革命应当是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不可回避的叙事路径或逻辑。“新革命史”之兴起为毛泽东时代的上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尽管有各种歧见，但中国革命连续性以及革命多重释义的看法无疑为革命“回归”上海史研究提供了可能。
依照中国革命连续性的看法，上海无疑是毛泽东时代独占鳌头的革命的城市空间。谁都不会否认，1949年后的30年间，上海在“革命”这个大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极为特殊，任何一个中国城市都无法替代。不仅如此，上海的每一个“革命”举动，都会以各种方式牵动全国。有学者曾用“影子的政治中心”来比喻1949年以后上海的政治地位，不无道理。因此，从实证、学理的治史方法与态度出发，重新发掘与阐释“上海革命”的意义，并非要让上海史摆脱“大历史”而进入“小历史”的孤独“碎片”，而恰恰是要以大关怀去拼接这些“碎片”，从而去改写“大历史”。
与革命史的“官方大叙事”不同，新革命史关照下的上海史开始质疑执政党在这个大都市空间内不断革命的正当性，感兴趣于革命带来的各种相互矛盾与复杂纠缠的“成果”，探讨革命与执政合法性之间的持续张力。与“压迫叙事”也不同，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连续性的看法不仅要关注革命的暴力、血腥和混乱的那些颠覆性、毁灭性的传统在共和国时期的延续，而且不能忽视革命时期中共那些“翻身”、“民主”、“当家作主”的承诺在共和国时期的承续与变化，更不能将革命在和平与建设以及追求国家统一强盛的目标规定下所具有的限度与转型置诸脑后。总之，在“新革命史”的框架内，中共在城市空间内所进行的革命，既有暴力与非暴力两种传统的交替，又有张力与限度之间的掣肘。
涉及中国革命的另一个讨论与“解放”有关。根据历来的官方大叙事，新中国最主要的标志是人民的解放——翻身当家做主人。“压迫”叙事对此进行了颠覆性的种种研究，将中共执政后的政体视为对“解放”的“背叛”。周锡瑞则提出了“革命是一个创造新的统治结构的过程”的观点，主张必须从革命和自由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法国革命的“原初模式”中摆脱出来。他认为：“与其将革命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远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统治结构被创造出来，去对抗、击败、取代另外一种统治结构”。为此，“共产党自然要赋权于新主体，动员新的社会力量。他们同时打破了旧的统治结构——铲除、驱逐、羞辱、恫吓旧日的精英。然而那些逃离了旧日精英统治的人们并非简单地获得了解放，他们同时被卷进一个革命进程里，受恩于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顺从于一个新的革命的政体”①。
尽管我们还可以对革命与解放的历史内涵提出更多不同的见解，但较之单向度地将革命统统打入“黑色历史”的书写，周锡瑞提倡的革命多重释义显然对重新理解中国革命在1949年以后的延续与转型具有启发意义。我们的确不能为任何目的论的“解放”或“背叛”叙事所左右，而要继续关注各种形式的革命为何能在中共执政之后连续发动，发动者的目的是什么，是“打江山坐江山”思路的延续，还是向现代国家建设转型中的探索；是控制民众，还是革新社会？参与者的动力又来自何方，是对新秩序和规范的迫切需求，还是翻身做主人的强烈愿望？
在“延续与断裂”的史学命题之下，“新革命史观”、“现代化论”以及“集权主义论”都提供了有效或部分有效的观察与解释路径。
三 探寻1950年代上海的叙事新路径当聚焦于1950年代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内，这几种路径当然不会泾渭分明。因为它们催生的问题往往不是来自一条路径，大量丰富的史料也不允许仅在某一种叙事框架内裁剪与拼接。
我们还需谨慎地对待“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这个社会科学概念。如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所提醒：“‘路径依赖’法则有益于鼓励社会科学家从事历史研究以解释当代制度及实践的起源，但它有一个很不幸的副作用，那就是它严重地局限我们的历史想象力”②。这固然是对社会科学家而言的，可能对历史学者并不适用。但事实上，在可见的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史学研究中，“路径依赖”并非完全不搭界。比如，在“集权主义论”和文化宰制的“路径依赖”下，1950年代上海都市文化领域里的体制变革和思想改造都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一条上溯延安整风，经由反右，下至“文革”的笔直的路。如果说，目的论和决定论是将丰富的史料削足适履，去印证“规律”、“必然”的线性因果关系，那么，“路径依赖”则是将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捆在了一条直通车的轨道上，貌似非常清晰的“前世今生”，实与简单的线性因果异曲同工。
概言之，新的叙事路径既促进了一系列有关毛泽东时代上海研究的问题之重构，也再次提醒我们尽最大努力去接近历史真相，从各种充满矛盾的历史文献中认真甄别，以唤回1950年代上海的真正价值。
从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之关系出发，1950年代的上海提出了一连串激起人们强烈的探究欲而又一时难以穷尽的问题。如同周杰荣、毕克伟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一个个鲜活的个案研究时的发问：“1950年代初期到底是一段相对和平的‘蜜月期’，还是一场灾难来临前的征兆，抑或是一个言而无信、希望破灭的时代？”这些多样性的历史案例“使这一问题不太可能有确定的答案”①。
第一，是对传统革命史“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质疑。1950年代的新上海确乎是革命性的脱胎换骨，但那个“老上海”，或过去所称的“旧社会”是否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共新政权创造的“上海奇迹”是否与1949年以前的上海彻底决裂？或者说，上海是否成为中共所要塑造的城市？在驱逐了西方殖民者的年代里，上海作为世界都市的历史是否完全中断？
第二，在贯穿近世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之“根本性问题”上②，1950年代中共新政权与上海社会的互动产生了何种结果？是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社会被国家所吞噬，还是国家以原来的底层社会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社会，因此而构成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或者说，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是否在中共执政之后顺理成章地转化为政权的合法性？
第三，在国家与地方关系问题上，上海的地方性是否延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谱上，上海处在什么方位，是完全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存在，还是残有独特的都市形象？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发祥之地与聚集之地，上海在中共合法性的表述上，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第四，如果承认晚清以来的上海历史中有过若干次的“摩登”、“繁华”的新上海的喧嚣登场，那么，经历了1950年代天翻地覆改造的新上海与之有何关联，有何不同？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和中国最具现代性的上海，在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下，是否断绝了与世界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是否完全失却了昔日所有的全球性的文化资源？
第五，从都市基本生活变迁的社会文化角度看，国家与革命如何进入上海城市生活的日常空间？国家“入场”与都市“在场”怎样互动？非常的革命与日常的秩序如何冲突与调和？从旧的统治结构中走出来的都市精英与社会大众如何从革命的巨变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新场域？
第六，倘若从整个毛泽东时代或更长的历史时段内去观察，1950年代的上海有没有不同于其他时期，如1960年代、1970年代的特殊涵义？换言之，1950年代的上海是毛泽东时代继续革命一条通衢的起点，还是显现过多重发展的可能性？
……
如同问题的发掘难以穷尽，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大有文章可做，且大有引发新问题的余地。本文仅从“劳动人民”、“知识人与文化人”以及“小市民”三个研究主体出发，对1950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的叙事路径做一个概要的描述。
1950年代的上海，确实称得上天翻地覆。国家的动员与掌控能力前所未有，一个统一有序的上海社会奇迹般的出现。曾经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摩登都市突然远去。
在强大的政治发动与统合之下，1950年代的上海行走在革命、国家与社会三个逻辑之间，依然充满活力与诸多的不稳定，都市并未逝去。
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呈现出空前高涨的政治参与激情。潜藏于下的，则是保持原有利益空间与抓住机会改变命运的双重驱力；这一巨大的“群众”集合体以“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角色与新政权进行较量与博弈。
可以进一步发现的是，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人民”是一个徘徊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多元的庞杂集合体，与中共的阶级理论并不合辙。面对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中共新政权既不完全依靠，又不丝毫忽略，在发动和利用的同时，不断地进行着运动式的清理整顿，不断地产生着“阶级敌人”和不可信任者。无论是革命运动场景，还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场景，1950年代的上海底层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执政者可全心全意依靠的“劳动人民”群体。
但“当家作主”又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所捏造的空话，而是在新民主主义的最初年代新政权对人民的一个承诺。国家与底层社会双方都要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新执政者要彰显与旧国家、旧制度的决裂，将革命的正当性转化为执政的合法性；底层社会则将其视为翻身解放的无限可能性。
这两个目的在1950年代的上海既相容又相悖。惩治社会邪恶势力、革除社会弊病、建立正常健康的社会新秩序，底层民众生存基本保障的获得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确属双方的共识与契合点。但中共不希望因此而演化成任何威胁政权的群体行动；而被“翻身”激发起来的“主人翁”感觉与想象，则常常演化为扩大社会运动的各种激进行动，也提高了社会底层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热情，从而偏离了国家预设的当家作主的轨道，双方又在此较量和冲突。
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问题所演绎的历史，是“国家主人翁”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不断摆动，“何谓当家作主”？“谁是主人翁”？官方的形象塑造与底层民众的自我认同之间，在毛泽东时代形成了持续的张力。1950年代的上海虽然作为新社会的典范被大力宣传，但能够充任“国家主人翁”的，则须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
在新民主主义的感召之下，即使徘徊在“当家作主”的边缘，都市知识人与文化人在思想改造的洗礼下发生了政治的集体转向，“听话、跟走”迅速成为政治常态。而在常态之中仍有个体命运的不同走向与结局，这既取决于个人的背景、性格和经验，更是当革命、变革成为人们的日常时，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小环境和人际网络中，所取的不同应对方式与生存策略所致。这种个体的能动性，一方面为都市大众文化和教育体制的顺利转型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共和国早期新政权与都市知识分子的共处关系中各种复杂面相以及多重发展的可能性。
借助关于老上海的“灰色记忆”与有限的媒体空间，小市民在隔绝的状态中想象外部世界，由此而构成了独特的街头流行与时尚，以此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透过集体历史记忆和想象，可见上海的地方性在延续，摩登上海的小资文化贴上各种红色标签仍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的空间，上海历史与上海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戛然而止。
因此，尽管1950年代的上海迅速摘去了“十里洋场”、“冒险家乐园”等政治帽子，但在中共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图谱内，上海的形象仍是模糊不清、游移不定的。“香风毒雾”、“糖衣炮弹”为喻的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留存于集体记忆中的资产阶级情结以及大众文化的尚存空间，都使得上海无法御去“资产阶级”的历史重负。在国家与革命强力书写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上海的历史并未断裂。
都市迅速远去，但未逝去，摩登依然在场，这是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