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理论认为，现代性带来稳定性，现代化则导致不稳定性。现代化进程中，主要边缘群体是否能够被整合进公共政治，即实现主要边缘群体的政治一体化，是社会能否保持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逐渐承认并赋予主要边缘群体政治上的权利是促进其政治一体化的有效方式。1830年代初，尽管英国实际上已经“位于刀尖之上”，但由于“政府的有力镇压和适时的妥协最终使英国度过了1789—1850年暴风骤雨的年代”。^①“适时的妥协”即是指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这次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选举权有限程度的扩大。在短期内，它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政治局面；就长期来说，它构建了妥协的政治意识，为以后英国的和平改革提供了典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如何整合边缘群体进入公共政治的难题。当前，如何通过对一些重要边缘群体——如新生代农民工等的政治赋权，以促进其政治一体化，对维护稳定的政治局面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可能因各种干扰而导致现代化进程的延缓或中断。实现主要边缘群体的政治一体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体化对现代化的意义在于，它能提供某种凝聚力，提高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从而将现代化推向前进。实现政治一体化的途径有很多，承认和赋予主要边缘群体应有的政治权利则是实现其政治一体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政治一体化(Political Integration，也译作“政治整合”)一般指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采取各种手段，将其他社会政治势力纳入到主流政治框架中的过程。梅因·温纳区分了五种政治整合(政治一体化)的种类，其中一种便是以民族国家和区域为单位的政治整合(Territorial Integration)，意思是指“将不同政治单位整合进一个共同的拥有施政权威的区域性框架”。^①这一定义包含了一国之内各部分之间的整合，也包括国际政治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合。

政治一体化(政治整合)按照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横向一体化，主要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一般认为，政治一体化理论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学者们对国家和国际方面联合与合作的关注。在冷战背景下，学者和政治家们设想将区域一体化等同于巩固集体化的一个条件，这种观点随政治局面缓和而淡化，理论家们的视野也逐渐开阔，一体化理论出现诸多流派。如“联邦主义、职能主义、新职能主义、政府间模式以及多元主义”。^②在一些联邦主义者看来，一体化的最好方式是采取直接走向国际政治联合的步骤。联邦主义者有一个非常激进的论调，即认为一体化就是要使若干“原来拥有主权的国家组成一个超民族的国家”。而一些“功能主义者”则相对缓和，他们主张采取渐进方式，即从经济和社会的合作逐渐自然地形成政治上的联合。因此，“一体化有时被看作是一种过程，有时也被看作是一种条件”，也就是说，“一体化既可看作是实现目标的过程，也可看作是实现目标的条件”。^③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卡尔·多伊奇为一体化作了一个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定义，他认为“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④在多伊奇那里，一体化主要是指不同单位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不同单位之间相互依存，并共同产生出它们单独时所不能具备的系统性能。可以看出，多伊奇的定义属于横向一体化范畴。

另一类是纵向一体化。随着一体化概念的扩展，其不仅被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也被应用于群体或个人与政治单位之间的关系上，意指占有政治优势的力量对所在区域内的其他力量进行整合，其主要研究的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政府如何通过消除次级群体“狭隘的忠诚”(Myron Weiner，1965)，以使其获得民族国家意识的过程。就此意义而言，一体化意味着公共政治与某一群体或公民个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或者说一体化意指边缘群体被有效整合进主流政治之中的过程或是状态。国内有学者以政治一体化(政治整合)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为视角，从两个层面论述政治一体化的内涵：就政府角度来说，“所谓政治一体化，是针对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言的，简而言之，是指政府获得人民的认同和信任从而形成政府在人民的支持下启动和组织现代化进程，人民经由政治过程参与现代化建设的格局”；而“就人民而言，政治一体化是指人民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⑤本文所采用的，正是纵向意义上的政治一体化。

政治赋权与政治一体化具有密切关联。经济社会的发展催生出一些新兴群体，一个政权要想维持稳定的统治，则必然要求将主要群体，尤其是一些新兴群体整合进主流政治。李普赛特对工人阶级政治的考察为政治赋权与政治一体化的关联提供了最佳范例，他考察了工人阶级政治到底是走向激进主义还是改良主义的原因，提出两个命题：一是一国之内的地位分界线越是僵硬，则越有可能产生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激进主义政党；二是统治阶级对新生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反应方式决定着工人阶级的政治倾向。在那些工人阶级被剥夺了所有政治和经济公民权的国家，更易于发生强大的革命运动。反之，如果一国的工人阶级能够较为顺利地被纳入政治和经济秩序，那么他们的意识形态将不会那么激进。^⑥李普赛特的观点可从桑巴特那里得到回应，桑巴特在解释“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时，其中重要一条即是政治上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的选举制，使得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能够在民主秩序中得到反应和部分的满足，导致其激进主义也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对资本主义持友善态度则成了美国工人阶级的主流。

1830—1832年的英国离革命很近，但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镇压和妥协)，终究渡过了难关。其间，1832年6月4日议会改革法的最终通过为1830年代紧张政治局面的缓解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选举权的改革。研究此次改革法中的选举权扩大对缓解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的作用，能够更好地认识政治赋权(扩大选举权)对政治稳定的意义。

英国的议会的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起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议会与国王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168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更进一步从法律上限制国王的权力。但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的妥协结果，使革命后的议会主要为贵族地主、金融寡头所实际控制。新贵族虽然已经资产阶级化，经济上与工商业资产阶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他们不愿意与后者分享政治统治权。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积聚了大量财富。经济上日益强大，但政治上却无权的状态，使他们感觉争取政治权利的必要性。到19世纪20年代，工业家们正式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希望将那些衰败选区的席位逐渐让位给一些大城市，最终取得选举权。但事与愿违，1826年，议会将东雷特福和彭林两个镇的选邑权给了乡村，点燃了工业资产阶级心中的怒火，议会改革运动爆发。之后，辉格党领袖格雷勋爵组阁并下令起草法案，且于1831年3月1日公布改革方案，其大体内容为：一是取消衰败选邑，把原属107个镇的席位转让给大城市和各郡；二是扩大选举权，实行财产资格制，除原有选民外，农村增加年收入10镑的公簿持有农和50镑的租约农，城镇选区则统一标准，使年值10镑的房产持有人都得到选举权。到1832年6月法案最终为上院所通过，并于三天后由国王批准，其间经历了三个回合^①的复杂争斗，改革法最终成立。

1832年的改革方案与1831年的相比，虽稍有不同，但没有原则性的改变。有人认为1832年英国的这次议会改革中选举权受到财产资格的严格限制，工人阶级在这次改革中一无所获，甚至认为工人阶级只是资产阶级在改革中的附庸；而就资产阶级夺权来说，有人认为它也只取得了局部性胜利。尽管如此，它仍然“将其选民总数从全国人口的2%增加到4%”^②，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终究开始了贵族政治瓦解的进程，为英国现代民主制确立了方向。它证明改革在英国是可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改革对于英国的历史进程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性，可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③因此，有必要探究1832年英国选举权扩大的原因。

第一，无权阶级和下层阶级不愿照旧生活下去是英国议会改革及选举权扩大的首要原因。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通过海外殖民扩张、奴隶贸易等一系列侵略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国内由圈地运动而导致的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存在，使英国率先进行了产业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他们再也无法容忍政治上的无权状态，工业家弗赖尔大声疾呼：“五十年前我们不需要议会代表，现在我们需要了。因为那时我们几乎完全为国内消费而生产……现在却大不相同了——我们现在为整个世界生产，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议员来促进和扩大我们的贸易，我国商业的伟大纪元就结束了。”^④为争取政治权利，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英国中等阶级先后组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如伯明翰政治同盟、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汉普登俱乐部、全国政治同盟等激进团体，这些团体在与旧贵族进行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不仅“有钱但无权”的中等阶级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提出了改革的呼吁，下层阶级更是不满自己的生活。萨托利曾就此评论道：“对于引起普选权的扩大和英格兰1832年改革法案的许多力量，没有再评论的必要了。毫无疑问，来自下层的压力越来越大。”^①可见，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实现普选权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

第二，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是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和选举权扩大的重要原因。19世纪30年代英国各派政治力量中，除代表贵族地主和金融寡头的托利党贵族反对变革外，其他的阶级包括辉格党贵族都对改革表示支持。从某种意义说，1832年议会改革和选举权的扩大，具备一些“来自上层的革命”的味道。一方面，1830年代，公众反对贵族的情绪越来越激烈，工会罢工风起云涌，农业工人的斗争到处蔓延。格雷勋爵清楚地认识到，改革的目的在于“把社会的中间阶层联合到上层中来，共同热爱并支持国家的制度和政府”^②，而给予中间阶级以一定的政治权利的好处在于，能够使他们维护现存制度，瓦解无权阶级进一步联合而可能形成的革命趋势。格雷坚持认为，“不做点什么是不可能的，但做得不足以满足公众的期望……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③正因为格雷的这种认识，使得这次改革中，辉格党贵族对中等阶级的要求作出了非常大的让步，几乎满足了他们所有的要求。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上层之间的斗争也影响到选举权的扩大。萨托利认为，选举权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议会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使得选民开始卷入。虽然来自下层的压力越来越大，但就改革本身来说，“这一过程却是从上层肇始的。也许议员感到如果他们的代表性少一些推定因素而多一些选举因素，他们的声音会更有分量”。^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这一内源性发展，获得了外部动力。此后，越来越多的议员需要选民的投票以支持自己的合法地位，议会内部的政党——贵族党越来越需要向外伸展触角，需要选举党的加入，甚至自身向选举党转型。

第三，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是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和选举权扩大的外部原因。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对海峡另一边的英国的实际政治生活和思想界不断产生着影响。法国革命一开始在英国受到欢迎，英国人将1789年革命与一百多年前的英国革命相比，认为它是对后者的效仿，并因此而自傲。政治实践中，作为反对派的辉格党则希望借此机会推行温和的议会改革方案，以同托利党夺权。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其血腥和恐怖吓坏了英国的统治阶级和保守分子。面对大革命后英国国内工人激进运动的高涨形势，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政府对激进改革运动进行全面镇压，取消言论和集会自由，并于1799年和1800年颁布禁止结社法，迫使工会转入地下活动。为了稳定国内政局，皮特甚至不惜使用恐怖手段压迫和流放那些同情法国革命的人士。到1819年8月，由于“彼得卢的突然打击”，将一部分人推回到革命道路上去。同时，与法国的战争导致英国国内经济严重衰退，骚乱、罢工不断，致使这一时期与1832年一样，都有发生革命的可能。对法国革命的恐惧在思想界也有所反映，埃德蒙·伯克甚至“被这场革命的爆发震惊了”^⑤，一旦醒悟过来，1790年10月，他便迅速地以《法国革命沉思录》作为回答，极力对法国革命进行诽谤和攻击。一海之隔的邻居所发生的恐怖事件使得英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思考应对之策，以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1832年“离革命很近”但革命尚未到来时，精明而有远见的辉格党人总算做出了最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选择。

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及所带来的选举权扩大，起到了将边缘群体整合进主流政治中，对维持政治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第一，从短期来说，1832年选举权的扩大，有助于实现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等阶级的政治一体化，从而缓解了英国当时“刀尖上的生活”，有利于政治局面的缓和。马克斯·韦伯曾经在评论德国的选举权和民主制时说过，人民大众的全部力量都指向他们在其中只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国家。也就是说，那些长期被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群体，尤其是一些“有势力的群体”最容易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现有政权，与现存体制发生冲突。而就一些比较弱势的群体所组成的信任网络来说，查尔斯·蒂利考察了民主化进程中“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他认为信任网络可能采取七种方式(包括隐藏、掩饰、委托、掠夺、收编、讨价还价和解散)以逃避公共政治对信任网络的整合^①，从而导致去民主化。英国1832年的议会改革通过满足工商业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等的诉求，实现了将中间阶层联合到上层中去的基本目的。有人认为，这次改革是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不无道理。改革法关于城镇的10镑房产持有人有选举资格使整个资产阶级都有了选举权。按照萨托利的说法，议员们也因此更加认真地倾听资产阶级的呼声，更加卖力地反映他们的愿望，以争取资产阶级手中的选票，而这必然地提高了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工业资产阶级从此做了现存体制的卫护士，而对革命敬而远之，最终使英国解除了19世纪30年代一触即发的革命的威胁。

第二，从长期来说，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以及通过赋予选举权实现以工商业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等阶级政治一体化的过程虽不乏政治斗争，但也充满了妥协，这种妥协意识为英国后来的历次和平改革提供了典范。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两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即革命与改革。就革命与改革的关系而言，尽管学者们各持己见，有些学者认为改革可以替代革命，另一些学者则坚持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亨廷顿则认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在有些情况下逐渐变革或改革可以产生更大的稳定；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却可能增加混乱并导致暴烈的根本性变革”。^②西方近代史上，法国是改革成为革命催化剂的典范，英国则是改革成为革命替代物的师表。两国如此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原因当然很多，但政治妥协意识的有无则是一个关键因素。追溯法国革命如此暴力和血腥的原因，当然绕不开“政治中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相信不受阻碍的人类‘理性’(只要它能被运用)是政治活动绝对可靠的指南”。^③1789年那些革命家们，他们相信理性正指导着他们去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理性建构主义使他们对传统没有半点宽容、妥协之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正因为如此，对历史和传统怀有深深眷念之情的伯克“对法国革命的批评的核心是他对社会之建构方式的看法，以及他对革命者的行为如何违背社会结构之本性的看法”。^④在伯克那里，认为可以用和演示或建构数学证明相同的方式来创造一种关于政治的科学，或者说合乎理性地创造出一门政治科学，肯定是荒唐无比的。而1832年的英国议会改革以及选举权的扩大，充分体现了辉格党灵活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妥协精神。正是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赋权而实现了他们的政治一体化，使工商业资产阶级能够利用手中的选票，通过“竞争——退出”机制，当现存体制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上的绩效表现不佳时，在两党之间选择绩效更优者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也由于这种“退出”选择的存在，使得他们“呼吁”更有份量，也更加愿意以“呼吁”的方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政府组织绩效的恢复。

第三，从英国工人运动史的角度来说，19世纪30、40年代出现的主要以争取普选权为目标的“宪章运动”，以及后来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改良主义倾向，从反面证明了政治上的赋权促进边缘群体政治一体化的积极意义。学者们对工人阶级在1832年议会改革中的作用及改革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结果有不同意见^⑤，有的认为工人阶级在改革中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也有的认为改革可以被看作是工人阶级争取自己权利的一次尝试，甚至可以说是宪章运动的预演。但有一点毋庸置疑，1832年改革工人阶级在政治权利上确实算得上是“一无所获”，正因为如此，改革几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工人阶级于1836年成立伦敦工人协会，并于第二年拟定了一个争取普选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年满21周岁的男子拥有普选权、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议员支薪、设立平等的选区及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等六项要求，于1838年5月8日以《人民宪章》的形式发表，宪章运动因此而得名。宪章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有着重大意义，它是英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的政治斗争。马克斯·比尔分析说：“经过30年的殊死斗争之后，宪章运动终于结束了。它并不是一个平民要求与贵族平分掠夺和奴役其他阶级和民族的权利的斗争，而是一个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置生产、分配和交换于合作基础之上的阶级斗争。”^①列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②正是政治上的无权状态，迫使英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激进政治运动的道路。而当1867年议会改革，统治阶级主动将一部分工人纳入资本主义的政治圈子，1884年议会改革相当程度上扩大了工人阶级的选举权时，工人阶级尖锐的政治意识被彻底钝化了，改良主义成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最大特色。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曾经这样评价英国的改良主义者费边派，他说费边主义者“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③或许不是害怕革命，而是统治阶级对下层阶级政治上的赋权，使得在改良主义者看来，革命不再是必要的，不需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体制，而只需要在保留现存体制前提下，通过点滴改良即可实现他们的目标。统治阶级通过政治赋权，成功了实现了对立群体的政治一体化，保持了自己统治的稳定。

政治上的赋权有利于钝化边缘群体的政治意识，使他们认同现存体制，实现边缘群体的政治一体化，从而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运行。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正是通过给予当时处于主要边缘群体地位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以议会选举权，实现了将中等阶级联合到上层中去的目的，使得工商业资产阶级从作为现存体制的批评者转变成现存体制的维护者，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政治局面。而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政治赋权对于弱化阶级意识，整合边缘群体的实际作用。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创造出许多新富群体，也催生出一些边缘群体，新富群体由于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当然地成为了现存体制的维护者；而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则最易于成为现有体制的批评者甚至是反对者。对于党和政府来说，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利益受损者和改革中的边缘群体的正当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利益受损者和边缘群体在政治上的赋权，使这些人能够通过正当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使他们能够通过“呼吁”以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从而相信和信任现存体制的正当性。也就是说，政治上的赋权，将有利于实现对边缘群体的政治一体化，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