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发展问题，但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经济角度来思考发展问题的。如果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认识发展问题，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会堕落为庸俗经济学理论，即专注于分析表面现象(如需求和供给)，而忽视结构上的价值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理论则是从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生产关系的重构等来思考各国的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不仅西欧资本主义与东方国家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这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关系”产生了两个层次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二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包括宗主国与殖民地、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这两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阶级冲突，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两个阶级的冲突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因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而愈演愈烈；二是生产关系的重组，这一结果主要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生产关系的重组，特别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对东方印度和中国等的生产关系的重组。因此，不平衡发展、阶级冲突、生产关系重构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

客观地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但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资本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衡性首先表现在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上。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内部的发展大致是相对平衡的。但是，工业革命彻底打破了这种相对的平衡，个别国家借助于工业革命而抢占了欧洲经济发展的优势，进而借助于工业文明的技术而成就了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

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各国原始积累的速度各不相同，比较早地获得原始积累基础的国家往往占据发展的先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掠夺土地，强迫大量的自耕农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分离，把他们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土地的剥夺，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全部过程的基础。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封建农奴已经成为自耕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英国是最早将农奴解放为自耕农的，“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①。而在德国直到15世纪末才开始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也就是说，德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要远远落后于英国，因而，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远胜于德国。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也指出，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到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还未完全形成，“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参与。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好处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有对佃户的审判权。他们索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和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除了莱茵河西岸以外，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完全消灭。”^②因此，与英国、法国相比，德国的资产阶级是相对弱小的。英国资产阶级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就已经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在1789年也夺得了政权。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不集中，直到1815年还没有得到这种政治权力。德国工业的落后性，就表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英国、法国要缓慢得多。

但是，英国资本主义领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意味着它一直都领跑当时的资本主义各国。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的经济陷入了停滞，而这个时候德国、美国工业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德国、美国都先后超过英国。这就正如189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刚刚踏进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一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③。英国的停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57年发生了一次重大经济危机，1866年又发生了一次，虽然在1873年英国的工商业有过一次短暂且微弱的发展，但这个发展势头并没有延续下去。结果，到1876年，英国的重要工业部门都陷入沉寂状态，英国经济陷入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状态。因此，“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④。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更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基石。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出现了新的情况，即表现为相互交错的发展态势，原来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后起之秀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所赶超。但这种态势仍然表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

其次，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政策而抢先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随后又通过新的贸易政策来巩固其工业垄断地位。在关于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的争论中，一些人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19世纪的世界霸主，就是因为英国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恩格斯在《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序言》中就指出：“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⑤英国不仅用保护关税制度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而且还用战争来摧毁自己的竞争对手从而确保自己对新工业方法的垄断，到后来又通过自由贸易政策来维护自己的工业垄断地位。“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二十多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南美各殖民地脱离了它们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渐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领土的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消费者。于是，英国在国内市场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战争终了时，即1815年，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①

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还表现在资本主义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衡性。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内部各国的经济实力大致相当。在东西方的对比之中，东西方都处于农耕文明时代，但东方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西方。但是，随着神权与世俗政治的分离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居于修正值的中心，西欧各国开始了一个大国崛起的进程。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文明的格局，使西欧领跑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工业化先是在欧洲内部从英国开始一直蔓延到欧洲大陆的比利时、法国、德国等国，然后从西欧向世界其他地方蔓延。这样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资本主义中心，英国就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的中心，是“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转”^②。后来又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中心区域即西欧资本主义区域，资本主义从这个区域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外围区域，主要是由于外围区域的资本主义非常不发达。正如罗荣渠先生所说：“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结构是逐步形成和扩大的。在初期阶段变革的推动力还十分有限。工业化首先使英国经济发展从第一产业——农业，逐步转向第二产业——工业，并开始把第一产业的某些部分转向其他地区，把拉丁美洲变为自己的热带作物和矿石开采基地，把从非洲到东南亚的边缘地区变成贸易殖民地，甚至变成自己的海外领地，并摧垮当地的手工业。这个殖民化半殖民化的过程，又称为边缘化和半边缘化的过程。”“工业革命第一次拉大了各大文明区的发展差距，形成自农业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大分化：世界的一端是新兴工业国和现代工业文明，那里内源的现代生产力在新技术的高效率基础上持续增长，即形成现代发展。另一端是传统农业国和古典农业文明，被迫形成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那里的农业仍然在原始技术的低效率基础上停滞与徘徊，或是被外来的现代生产力造成扭曲的增长，即低度发展或边缘性发展。”^③这段话不仅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内西欧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不平衡性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呢？没有别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阶级冲突，而且这种阶级冲突不仅反映在一国内部的冲突，也反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上。

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追求资本增殖，从而在内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通过资产阶级的政策把中小业主纷纷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对外则对弱小国家进行殖民掠夺。资本主义的国内竞争导致国内市场的垄断，从而引发对国际市场的争夺。最初，“各国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 ^④。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而引起的阶级冲突不仅表现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商业竞争，而且这种商业竞争最后总是要以战争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的。

既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17世纪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主要集中在英国手中，那么这种集中就给英国创造了一个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英国商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因此，不仅国内的自由竞争必须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例如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而且竞争很快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国际竞争。正是这种国际的竞争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在大工业的巨大推动力之下，资产阶级不断在消灭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的特殊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①阶级对立是阶级冲突的前提。正是由于“大工业不仅是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 ^②，因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同时，“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③。因此，无论是工业发达的国家还是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在大工业的巨大推动力之下都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之中。然而，在这个普遍竞争的斗争中，就一国内部而言，资产阶级尤其是城市大资产阶级占据上风；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言则是发达的中心区域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优势。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事实上是这样一种情形——“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从这可以看出，资本增殖的目的最终使资产阶级国内的阶级冲突发展成为国家间的民族冲突，尽管阶级冲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家间始终存在。

当然，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阶级冲突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在工业进步的同时，工业本身却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资产阶级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引发商业性的危机，工人的生活越来越不稳定。因此，无产阶级就开始从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 ^⑤。不过，这种斗争很快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一是本国资产阶级反对外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它们在商业竞争、掠夺殖民等方面是存在着尖锐矛盾的；二是无产阶级被卷入到本国资产阶级反对一切外国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政治运动；三是无产阶级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联盟的斗争，“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国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相互冲突和斗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 ^⑥；四是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压迫。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通过考察英国伊丽莎白一世以降的殖民掠夺进程就指出，爱尔兰工业的解体和农业生产力的低下正是由英国资本主义引起的，“爱尔兰刚刚准备好要在工业上有所发展，就遭到了迎头痛击而重新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⑦

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不平衡性引发的国家间的阶级冲突，可以通过英国对中国和对印度的战争而得到最完整的证实。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实际上是商业贸易争夺的延续。在合法贸易中，英国资产阶级并不知道东方中国需要什么东西，而是按照英国人的观念错误地认为东方的中国也需要西方式的餐具即刀和叉子，结果这些东西直到生锈了也没有卖出去。与此相反，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却在英国广受欢迎。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资本增殖可谓是梦断东方。商业竞争的失败促使英国资产阶级采用炮舰政策来对付中国。战争把中国的国门打开了，战争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鸦片，而且还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英国对华战争还引起了中国革命——反对本国专制统治和反对殖民侵略的农民革命。马克思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收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 ^⑧后来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有过同样的描述：“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①诚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还保持相对平静，但是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人反对殖民侵略和摧毁旧王朝的斗争很快就遍及中国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在供应香港欧洲人居住地区的面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药。他们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途中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他们绑定和杀死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服的臣民——也进行密谋，突然在夜间起事，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备才压制住他们。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②。当时众多的英国媒体指责中国，认为中国人这种抵抗方法十分卑劣、野蛮和凶残。但是，这种所谓的“卑劣、野蛮和凶残”不正是英国等西欧殖民主义者逼出来的吗？因为面对野蛮的殖民贩子，通常的作战方法根本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因此，恩格斯说：“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民族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③这种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正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不平衡的最直接的结果。

同样，英国对印度的政府与印度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不平衡的结果。19世纪上半期，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按照马克思所说的，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即“破坏的使命”和“重建的使命”。诚然，印度极端缺乏现代交通工具，它的生产力陷入瘫痪的状态。从1850年开始，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但不要以为这是为了印度的发展，而完全是从英国的利益来考虑的。因为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数量和开支。“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用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从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收到情报，而是用几个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和给养一起送到目的地，其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军队可以驻扎在彼此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免得使许多人因疾病而丧身。仓库里的给养也用不着储存得像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减少。” ^④除军事上的考虑意外，马克思还指出：“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 ^⑤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掠夺和西化进程激起了印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极大仇恨，更激化了与印度人民的矛盾。1857年最终爆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虽然民族起义被英国镇压下去了，但英国却面临着如何在印度巩固和加强被大大动摇了的殖民统治的难题。在重重困难的拖累之下，1858年8月，英国议会被迫通过法案撤销东印度公司。这实际上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一大重挫。

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引起阶级冲突，而且通过阶级冲突而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东方封闭的国家因这种阶级冲突而被打开了国门。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不只是在政治上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而且在经济上也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形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关系。当然，这两种关系都是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捆绑的，政治上西方要消除东方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经济上则是不断要抽干东方国家的经济血液——促使落后国家的银币流入西欧殖民主义的国库之中。在此之前，东方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天朝帝国几乎就是“活的化石”^①。印度同样是按照自己的原始秩序在沿袭着一个个古老的传统。然而，在中国，“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将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就必然要解体一样。”^②在印度，不列颠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也隔断了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过去的全部历史之间的联系。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阶级的冲突同样对西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国门，同时又强迫中国输入鸦片，从而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反抗。然而，英国人或许没有想到，中国革命对西欧社会的冲击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在论述中革命与欧洲革命的关系时就指出：“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 ^③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级相联”的具体表现。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直接就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线。马克思对此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桶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结果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 ^④中国革命能够促使旧中国的瓦解，这是毫无疑问的。恩格斯在《波斯与中国》一文中就指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经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⑤但是，中国革命同样也会导致西欧资产阶级政府的倒台。在论述东方革命与英国政府的关系时，马克思就指出：“英国一方面受着印度的重重困难的拖累，另一方面又为防备欧洲战争一旦爆发而进行着武装，所以中国的这场新的、大约是帕麦斯顿一手造成的灾难，很可能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危险。第二个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崩溃，因为该政府是以上次对华战争的制造者为首的，而它的主要成员又曾经对他们现在的首长因他进行那场战争而投过不信任票。” ^⑥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引起的阶级冲突，进而导致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变迁，尤其是对发达西欧的资产阶级本身所造成的这种结果是资产阶级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同样，资产阶级对阶级冲突对西欧资产阶级经济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预料到，但这个结果却是客观事实。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英国殖民者为贸易而对中国开展，其目的本是要扩大对华贸易。但是，当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西欧的对华贸易不增反减，与此相反，中国的商品出口却一直增长。马克思对此在《英中条约》一文中有过分析：“自从1842年的条约使它开放以来，中国出产的茶叶和丝向英国的出口一直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来说却停滞不变。”“1842年以前，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值约为700万英镑，而在1856年约达到950万英镑。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在1842年以前从未超过5000万磅，而在1856年就增加到约9000万磅。” ^⑦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呢？马克思认为至少有这样一些因素阻碍了西欧对中国的贸易增长。一是中国革命。尽管在中国革命的年代里有短暂的进口增长，但“由于最近这次海盗式战争和统治王朝遭到的许多新屈辱，外国进口遇到的产生于帝国内部动乱状态的一切障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⑧。二是西欧资产阶级对华贸易的盲目性，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市场需要什么，也不知道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而是按照西欧人的生活习惯来判断中国的市场需求的，因而导致西欧工业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三是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中国是小农社会，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很难成为西方工业品的直接消费者。“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①在印度也同样是这种社会经济结构阻碍了英国的商品出口印度。“正是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挡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 ^②四是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直接摧毁了中国对西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 ^③虽然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有着较大的顺差，但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由于总额约达700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于严重的混乱。因此，马克思指出：“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还可以逐渐地再多吸收英美商品，数额可达800万英镑——粗略算来这也就是中国对英美贸易总顺差的数目。” ^④但是问题在于，英国的财政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依靠鸦片贸易的不合法性。结果，英国殖民者在鸦片贸易和合法的商品贸易中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对华商品贸易存在巨大逆差，因此就通过战争来试图扩大对华商品贸易，但战争结束后，商品贸易却被鸦片贸易排挤，合法商品贸易的逆差进一步扩大。英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合法商品贸易来获得财政收入，结果由于商品贸易被鸦片贸易的排挤而不得不依赖于非法的鸦片贸易来维持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果，中国政府为了制止自己臣民吸食鸦片的这种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却迅速把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半野蛮人坚持道德的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⑤。这种对抗恰恰反映了阶级冲突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

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的商业战争，而在恩格斯晚年，阶级冲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结成军事联盟，一边是以德奥集团为代表的同盟国集团，另一边是以英法俄为核心的协约国集团，双方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帝国主义战争的烟云弥补欧洲上空”^⑥。恩格斯对可能发生的战争非常忧虑，他在1888年1月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说，战争一旦爆发，“这将是同三十年战争一样的浩劫。”“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二百年未发生过的衰竭。”^⑦恩格斯是希望德国在战争初期就失利并引起内部变革，推翻俾斯麦政权，那么对德国人民来说反而更好一些。他在1891年撰写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到彻底的失败，至少在十五年到二十年时间期内不能复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宁愿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愿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取得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⑧然而，德国的迅速崛起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根据后来保罗·肯尼迪的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国力“不仅是意大利和日本的3倍或4倍，而且还超过了法国和俄国，很可能还赶上了英国”^⑨。在这种情形下，德国在旧的欧洲国家体系中崛起，但已经不满足于在旧欧洲体系中的利益，特别是这种旧体系已经不能为崛起的德国提供更多的收益，因而德国要试图打破旧的欧洲体系并建立自己主导下的欧洲体系。因此，当时恩格斯预测，在俄国因农业歉收而使欧洲获得暂时的和平，但战争确实已经迫在眉睫。虽然对战争深表忧虑，但恩格斯却对战争又怀有另一种乐观。他说：“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毋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相互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致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以后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更彻底的胜利”。^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引发的阶级冲突也表现为社会主义革命。

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重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西欧资产阶级用强制乃至武力的手段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生产关系进行重组。其结果是，一方面，亚细亚生产关系逐渐被消灭；另一方面，在东方国家难以形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派生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

关于如何理解东方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都从土地所有制度入手，认为东方(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不仅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②，而且也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 ^③。那么，东方各民族为什么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甚至也不存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呢？恩格斯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 ^④马克思后来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吸收了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并指出：“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⑤因此，印度人和所有东方人一样，一方面“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所以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⑥ “这样就形成了东方社会独有的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特点。”^⑦东方社会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一直保持到西方殖民者到来。这就正如马克思对印度的分析，“从遥远的古代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 ^⑧但是，当英国来到印度以后，印度原有的社会机体大部分被破坏，甚至归于消失。在印度，“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 ^⑨。但是，“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摧毁了印度的文明” ^⑩。在这种情形下，印度的生产关系就必然发生重大变化：固定不变的、互不相联系的原子现象的社会结构关系，最终被英国殖民者主导的蒸汽机、铁路、公路、电报等联系起来的殖民主义生产关系。

在中国，“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显然，它的稳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性之中”^⑪。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时也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性作用。”“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是用来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①从毛泽东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虽然是小农经济，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商业经济。但是，由于农耕文化的落后性，中国的“农业系统”并没有能够顺利地转化为一个“商业系统”。“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间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②因此，虽然中国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徐光启、宋应星等的科学思想，也出现过黄宗羲等的民主思想，它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但“它们总体上是微弱的，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硬壳”^③。也正因为这种封闭的小农经济的代代相承而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如“活化石”一般地保留下来。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这就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④。问题是，帝国解体的过程是否就是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始呢？

显然不是，因为西方殖民主义摧毁东方社会经济结构的目的并非要在东方发展资本主义，同时东方的自然经济对西方用炮舰政策推销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地有一种抗拒作用，“这种抗拒的顽强性不仅来自传统的巨大惰性，而且来自几亿小农求生存的挣扎”。^⑤在这两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在东方国家很难形成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东方民族在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派生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

在印度，村社制度被破坏以后，但是公社里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碍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借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公社变成纯粹的农场，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之类的原材料和英国货交换” ^⑥。到后来，英国完全控制了印度，把村社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彻底打破了。印度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统治。按照马克思所说的，“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⑦。村社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确是被破坏了，这个使命虽然受到抵制，但也完成得相对顺利。然而，英国对印度的重建工作确实完全是为英国殖民者的利益而开展的。虽然英国在印度建起了铁路、轮船、水坝等现代工业的基础设施，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但是，这一切并不归印度人民所有，而完全是为了英国缩减机构开支，减少工厂成本，降低英国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⑧。印度人民并没有强大的实力来支配英国人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现代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徒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⑨换言之，印度村社经济被摧毁之后，无论英国人带来多么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这一切只会成为奴役印度人民的工具，而不会促进印度社会经济发展。如果它客观上发挥了这种作用，那也只能说是资产阶级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在中国，西欧殖民主义者试图用炮舰政策迅速摧毁中国的小农经济，使中国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材料市场。英国人以为能够像在印度一样破坏村社制度并强迫印度生产鸦片，但是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①。中国封建社会历经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且中国人千年来也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过着落后但十分恬淡的生活。也许，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也将缓慢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正是由于缓慢演进，因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用武力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迅速“卷入”资本的文明进程时而产生了极大的不适应性。结果，“一方面是新生产方式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苦苦奋斗，另一方面是社会在苦难中颤抖不止。扭曲的历史过程使中国人不仅承受了旧生产方式衰落时的痛苦，而且承受了新生产方式发展不足的痛苦”^②。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在中国的侵略不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摧毁中国土生土长的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使之依附西方资本主义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奴役中国的工具。因此，毛泽东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时就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③这种生产方式对中国社会而言，“一方面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④。因此，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原因。西欧殖民者用炮舰政策把鸦片运到了中国，目的是要把中国人民麻醉，但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⑤。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的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这一切直接引发了中国内部的革命。尽管当时的革命并没有提出任何任务和口号，只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⑥，但中国的革命足以让欧洲震撼。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级相联”的原理，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性危机。

世界发展从一个相对平衡走向一个绝对不平衡，这是资本诞生后的一个社会结果。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的发展都相对缓慢，这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的。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注定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进程。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各国的发展都比较缓慢，而且也比较均衡。然而，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资本诞生以后，资本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而在西欧迅速发展起来，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资本家不断地向外拓展，到处奔波，到处寻找市场。结果，西欧在发展进程上迅速超越世界其他地区。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优势，但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和社会化发展的惰性，因而东方国家没有出现工业革命，从而也使得东方国家逐渐被西欧各国甩到了后面，而且这一进程使东方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也构成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矛盾：落后的东方与发达的西方之间的矛盾。

资本的目的就是获得最大的利润。这恰恰是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始动力。为了这个目的，资本不断走出其故乡，发达的西方开始通过贸易的方式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商品贸易关系，同时也给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带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落后国家仍然处于农业时代甚至是前农业时代，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很大的不适应性，因而也就存在着巨大的对抗性。在正常的商品贸易受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抵制之时，西欧资本主义又采用了武力的方式把野蛮和半野蛮的东方“纳入”到资本的文明进程中去。显然，西方对东方国家的入侵，虽然给东方国家或地区带来了资本主义商品、技术、设施和体制，也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基础、社会体制、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一切又给殖民地地区造成了现代化的迫切性，激发一种民族复兴的冲动。以中国为例，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缓慢而自然地发展着，封建社会制度就在这样一个进程中不断地自我演化，自我成熟，又自我革命，一代一代的农民运动用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但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开始察觉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和现代化的紧迫性。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历经了“师夷长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都是抱着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宗旨，尽管都一次一次的失败了，但振兴国家和民族复兴始终是中国先进分子的愿望和实际行动。正是这样的愿望和实际行动，谱写了中华民族抗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英雄诗篇。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的漩涡之中，但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因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却因处于落后和野蛮状态则常常同时又是落后者。结果，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而是认为与封建的生产方式相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仅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成为现实；而且，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性基础，它为更高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