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集资金、技术和政策等优势于一身的央企是我国“走出去”的中坚和骨干。近些年来，央企在OFDI发展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中国石油、中国五矿、中远集团、中国有色集团等已成长为在国际市场上可与世界巨头一较高下的跨国公司。国资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央企境外资产总额3.1万亿元，营业收入3.5万亿元，实现净利润1034.5亿元，分别是2003年的6.5倍、10.5倍和2.9倍。中国石油成功囊获加拿大TYK的100%股权、中国五矿顺利收购澳大利亚OZ矿业等系列成功并购案，甚至激起“中国威胁论”的抬头，少数国家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和资源合作大做文章，采取种种手段阻挠，如中国铝业注资力拓受阻、中海油兵败优尼科等皆出此因。然而，《2012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却显示：2012年底，在央企设立的2700多家境外企业中，盈利和持平的企业占80%，亏损比例高达20%。此外，央企海外投资巨亏的消息也频现媒体，如2008年金融危机中有68家央企被爆出114亿美元的海外业务巨额浮亏；2009年底中化集团在海外投资的3个油气田项目累计亏损1526.62万美元；中国中铁在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折戟沉沙，损失4.47亿美元等。

面对有关央企OFDI莫衷一是的信息，公众很难获得清晰的答案，而数据可获性差则是主要缘由所在。那么，央企作为我国OFDI的绝对主力，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又有着怎样的战略选择？本文将对此进行客观、清晰和全面的分析和探究。笔者长期关注央企OFDI，并通过多种渠道手工收集了相关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201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2011)、《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年鉴》(2004—2012)、各央企网站、国资委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商务部网站、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统计网站、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中国并购网、中国投资网、中国投资指南网、国研网、wind数据库等。为确保样本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我们对上述数据进行了一一匹配；为避免因各国对OFDI不同定义可能导致的可比性问题，我们采用了每个央企2002—2011年每年新增OFDI，最终得到了1784个样本观察值。^①通过梳理并描述央企OFDI的发展轨迹及战略选择，不但可一窥央企OFDI战略选择的真相，以正视听，同时又可为国家政策制定者监管、规范央企OFDI行为及其经营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从而降低或规避央企海外投资的风险。同时，研究我国这样一个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主力央企的OFDI，不仅能丰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也可为蓬勃兴起的我国其他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供指导和借鉴。

二 文献回顾

自2002年以来，随着中国加大OFDI步伐，对中国OFDI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领域。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三个领域：其一，从企业、行业、制度层面及特定交易视角挖掘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Deng, 2004；Song, Yang & Zhang, 2011；Blanchard, 2011；蒋冠宏、蒋殿春，2012；张中元，2013；冀相豹，2014)；其二，从公司战略、海外子公司角色定位及控制、组织结构及设计、东道国关系等视角，分析中国OFDI过程(Child & Rodrigues, 2005；Duanmu & Guney, 2009；Cui & Jiang, 2012)；其三，从财务绩效、目标达成与否、竞争力、创新等视角，评估中国OFDI结果及其影响(Buckley et al., 2007；Lau, Ngo & Yiu, 2010；蒋冠宏等，2013；毛其淋、许家云，2014)。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对中国OFDI的研究在其中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同时也有一些领域还处于探索阶段。总体上看，有关中国OFDI的研究已经由对中国OFDI的统计特征描述性分析，逐渐深入到其背后的激励约束机制、决策过程以及影响上来。

尽管文献丰富，但囿于数据的可获性，目前关于中国企业OFDI的研究多是停留在宏观层面上(Huang & Wang, 2011)。当然，也已经出现部分从微观视角对中国OFDI的研究，如张建红等(2010)运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数据，考察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的因素；田巍、余淼杰(et al)利用浙江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分析了生产率与OFDI的关系，发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OFDI的概率越大、OFDI的量也越大；戴翔(2013)利用江苏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发现行业集聚的分工协作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OFDI成本和风险，而源自行业集聚的企业所有权优势自我加强效应提升了OFDI能力。上述研究为我国企业的OFDI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但仅以并购数据或某单一省份OFDI为研究对象，不具有代表性；且数据存在样本较少、年份较短等问题。准确、可靠数据的缺失已成为对中国OFDI高质量分析的主要约束(Rosen & Hanemann, 2009)，尤其是企业层面数据的匮乏，更是让研究者对中国OFDI微观上的驱动因素、决策行为、过程及影响知之甚少。

基于以上对有关中国OFDI研究的初步概览，结合本文研究主题，我们将围绕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行业分布和进入模式等三方面进行相关文献综述。

第一，区位选择。从微观层面来说OFDI区位选择是企业综合考虑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的最终选择，从宏观层面来看则是母国整体经济发展在对外投资领域的一个侧影。立足母国经济发展和政府作用角度理解中国OFDI行为是目前国内外学者较为一致的研究立场。Deng(2007)指出，中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催生出对能源和资源的极度渴求，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即通过企业资源型OFDI获取海外资源，这也是中国OFDI流向自然资源禀赋丰裕国家或地区的最主要原因。Buckley等(2007)、Huang和Wang(2011)也指出，对资源的渴求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OFDI主要流入到发展中国家。不过，Huang和Wang(2011)同时指出，中国企业OFDI的目的或是学习先进技术或是确保稳定的商品供应，因此推断中国OFDI是为了加强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国际上竞争力强的发达经济体也吸引了中国OFDI。Child和Rodrigues(2005)等也支持中国企业倾向于向发达国家进行战略投资。

也有学者发现中国企业到底是布局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基于不同的目的，其中在发达国家倾向于资本积累，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呈多元化形式，并主要以带动出口、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为目的(Hurst, 2011)。蒋冠宏、蒋殿春(2012)也发现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不同的动机。

部分学者从制度视角考察了中国OFDI的区位。Morck, Yeung和Zhao(2008)关注到接近80%的OFDI流入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现象，指出这类OFDI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避税、隐藏企业财富以及获得贸易和金融机会等；蒋冠宏、蒋殿春(2012)的研究则发现，资源寻求型中国OFDI偏好制度环境好的国家，但并未偏向制度接近的国家，因此不支持Habib和Zurawicki(2002)的制度接近论；Kang和Jiang(2012)的研究证实，与传统经济因素相比，经济自由度、政治影响、FDI限制、双边贸易、文化距离等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大、更复杂，但影响方向则因目标经济体是发达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以及不同时期而变化。

贺书锋、郭羽诞(2009)从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国际地位、政治关系定位等四个方面度量政治因素，发现中国OFDI偏好与中国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定位较高的东道国。Quer等(2012)首次以中国国有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治风险、文化距离等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东道国较高的政治风险对中国跨国公司影响较小，而东道国中的中国人数量与中国对其OFDI正相关，说明中国企业OFDI更倾向于选择文化差异小的主体国家。但是，董艳等(2011)的研究并不支持中国OFDI对非洲国家存在偏好的结论。赵永亮(2012)基于企业层面数据考察研究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但是样本仅局限于广东省，而这种小样本选择的不完整性或特殊性可能带来估计偏误。Amighini, Rabellotti和Sanfilippo(2013)则发现我国国企OFDI倾向于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而忽视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风险。

总体上看，现有关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文献都聚焦到了中国OFDI区位选择特殊性的解释，一方面从企业动机和企业竞争优势两个角度同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将中国OFDI区位选择嵌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框架内加以解释。这一思想被裴长洪和樊英(2010)用“国家特定优势”加以完整阐释。但他们只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拓展，未对国家特定优势如何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机制进行分析，更未区分国家特定优势对不同类型OFDI的影响差异。肖文、周君芝(2013)则在这方面进行了初步有益的探索，通过甄别不同类型OFDI，证实国家特定优势令中国企业在OFDI时偏好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战略资产这三类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

受限于数据，上述研究未对OFDI不同类型、不同主体进行区分，致使经验分析只能使用掺杂其他类型的OFDI(罗伟、葛顺奇，2013)，分析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均受到了约束。

第二，进入模式。由于国企在东道国会面临较非国企更大的制度障碍，其OFDI进入模式通常会选择合资或合作(Cui & Jiang, 2009b)。尽管如此，国企身份也被认为具有特定优势，因为它们更易获得政府支持和激励(Lin, 2010)。

Rui和Yip(2008)指出战略意图是中国企业OFDI的最重要动机之一，但却无法解释中国公司的跨国并购行为(Cui & Jiang, 2009a)，因为他们更偏好以全资子公司进入东道国，并为此面临更严峻的行业竞争；较大的制度障碍也使得国企在OFDI时偏好采取JV方式。Buckley等(2008)用MOFCOM数据、单个项目水平数据SAFE进行了分析，发现全资拥有项目已逐渐取代合资企业成为中国企业OFDI的主要进入模式；带有进攻防御性的OFDI逐渐取代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活动；寻求外国先进技术、品牌及分销渠道源于对战略资产的需求。

第三，行业布局。大多数学者在分析行业对中国OFDI的影响时，会从行业规模、结构、政策、竞争性等方面入手。Niosi和Tschang(2009)检验了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对OFDI的影响，发现行业领先者更倾向于进行OFDI，从而支持了Zeng等(2003)的研究结论。然而Huang和Wang(2011)对2003—2009年中国OFDI行业分布数据的回顾却并未发现OFDI集中在表现好的出口或国内行业。可见，学者们对国内行业竞争态势是否影响OFDI并未达成一致结论。

综上，已有文献对我国OFDI战略选择的三个方面予以了广泛的关注，但同时，相关研究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存在进一步发掘的巨大空间：其一，已有研究的对象或是部分上市公司，或是特定省际数据，或是调研数据，不具有代表性，结论是否可靠尚待检验，而本文以央企为研究对象将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其二，学术界对中国OFDI战略选择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尤其是对不同所有制属性中国企业OFDI的广度及格局等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而本文以特定企业群即央企为研究对象，正好可部分满足这一诉求；其三，现有专门关于央企OFDI的研究寥寥，在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今天，央企OFDI无论是由政府主导，亦或是企业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都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因此，本文将力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

三 央企对外直接投资的演进

早在1980年3月，央企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中国租船公司就率先试水OFDI，与香港环球航运集团合资成立了国际船舶投资公司，总部位于百慕大，项目初始投资额5000万美元，我方占45%，成为当年OFDI金额最大的一个项目。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我国OFDI发展迅猛，虽然近年来呈现出OFDI主体结构多元化的趋势，但国有企业仍占较高的比重，尤其是央企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一直是中国OFDI的绝对主力和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央企”的称谓始于2003年国资委的成立，但其中一些企业在此之前就进行了OFDI。鉴于数据可获性考虑，笔者从历年《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中有关央企的只语片言里，整理出了央企2003—2010年的非金融类的OFDI流量及存量数据(见图 1)。^①

从央企OFDI流量看，2003年央企非金融类OFDI投资20.9751亿美元，占当年全国非金融类OFDI的73.45%。得益于国内经济发展、外储增加等，央企2004年OFDI流量比2003年增加了115.78%，达到45.2517亿美元。尽管如此，2003—2004年央企OFDI规模还是较小的，均不到100亿美元，2005年才突破100亿美元。2007年以后，央企OFDI中海外并购部分发展非常迅速，据统计，2007年央企海外并购只有142.3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357.2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一倍以上，且2008年央企非金融类OFDI流量占全国非金融类OFDI的比例达到了85.96%。截至2010年底，央企OFDI规模达到了424.37亿美元，约占全年中国OFDI总流量的65.17%。

从央企OFDI存量看，2004年为382.876亿美元，占当年全国非金融类OFDI的85.51%。2006—2007年上升趋势较快，2007年央企OFDI存量占全国存量比例高达95.03%。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央企OFDI影响较小，据商务部统计，至2008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36家央企共有117家发生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央企在全球近127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1791家企业，全年OFDI存量首次破千亿美元，达到了1197.41亿美元，但占全国非金融类OFDI存量总额的百分比回落至81.3%。2008年之后尽管央企OFDI存量也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但占全国非金融类OFDI存量的百分比仍呈缓慢下降，这可能是我国OFDI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必然趋势。

此外，从2002—2011年央企OFDI的次数及其年增长率看(见图 2)，2002年仅有24次，而2003年为55次，年增长率高达129.17%；除2005年相对2004年出现减少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了增长。

1983年，国务院授权原外经贸部为我国对外投资开设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和管理主体，当年有两家央企核准在境外新设企业，即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此后，我国央企核准海外新设企业数时有时无，上下起伏，年核准新设企业数均不足10家(2000年除外)，直到2004年才逐渐增多，并于2008年首次超过100家，此后迅猛上升，到2011年高达457家之多(见图 3)。

四 我国央企OFDI的战略选择分析

自本世纪初，央企OFDI规模在逐步增大的同时，OFDI结构也呈现出诸多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央企OFDI战略选择的直接体现。笔者对数据统计整理后发现，131家央企在2002—2011年对六大洲(南极洲除外)135个国家或地区13个行业进行了1784次对外直接投资。

(一) 央企OFDI的产业布局

中国政府当局早就意识到资源的约束会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及规模，因此鼓励企业开展以自然资源寻求为目的的海外投资。据报告，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肩负着国家寻求海外自然资源的重任，仅2009年“三桶油”在全球范围内并购资源类项目就超过100个。对资源的渴求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OFDI主要流入到发展中国家(Huang & Wang, 2011)。从2002—2011年央企OFDI产业分布图(见图 4)可以看出，其产业分布较广，但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其中采矿业是央企海外投资的重点，OFDI多达490次，主要投资方式为收购、合资公司、产品分成、设立办事处等，区域涉及六大洲，并以亚洲、非洲、大洋洲居多，充分体现了我国海外能源投资的国家意图。

建筑业的OFDI次数也高达340次，主要为在亚洲、非洲进行国际工程的承揽并带动劳动力、建筑材料、工程机械等出口。制造业次数314次，投资方式多采用海外直接建厂，或设立办事处、代表处等分支机构，采用收购形式的仅30次。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OFDI次数也超过100次，出于地理因素的考虑，多集中在亚洲，投资形式多为设立代表处、办事处和公司等。

从央企分年度OFDI产业选择看(见表 1)，2008年以后，央企加大了对采矿业的投资力度，海外能源投资的步伐显著加快，投资环节不仅包括能源开采，也涉及勘探等上游和炼油等下游。这与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后石油价格下滑，从而为中国能源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有关；此外，据报道金融危机后，受金融产品价格走低的影响，一些央企也在衍生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进行了试探性的投资，但截至2009年，许多央企在衍生品上的投资都出现了较大的亏损，事实证明金融领域不应成为央企海外投资的首?R虼耍肫驩FDI在2009年中最为显著的成果就是对对外投资方向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加大了对能源、资源行业的投资。央企也加强了对一些技术外溢效果明显产业的OFDI，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OFDI次数增长较快；此外，对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OFDI也有较明显的增速。

(二) 央企OFDI的区位分布

2002—2011年间，央企对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六大洲都进行了OFDI(见图 5)。其中，亚洲占据绝对的核心位置，占央企OFDI总数的45.96%；其次是非洲，占20.24%；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分别占央企OFDI总数的11.55%、10.82%、5.38%、6.05%。

更详细的历年区位选择可见图 6。2002—2011年，央企在亚洲地区累计OFDI数达到820次，是央企OFDI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央企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OFDI数总计为249次，所占比重也较大。在非洲，央企OFDI数累计361次，2006年后央企在该地区的OFDI次数明显增大，非洲已成为央企OFDI的一个重要区域。金融危机后，央企在欧洲的OFDI也有了较大的提升，累计达206次。央企在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OFDI数则处于稳中有增态势。这表明，虽然从数量上说央企OFDI仍然主要集中在周边、长期友好及作为支援对象的发展中经济体，但区位分布更趋广泛和理性。

(三) 央企OFDI的进入模式

央企OFDI进入模式多样，具体包括：出资建新厂或成立独资公司，设立子公司、分公司、办事处和代表处，收购股权、权益、技术、资产、业务，组建合资、合伙或合作企业，以项目换资源，增持股份等。尽管国企在东道国会面临较非国企更大的制度障碍(Cui & Jiang, 2009b)，但央企在OFDI时，45.40%选择了出资建新厂或成立独资公司(共计810次)，而组建合资或合作企业的方式所占比例仅6%左右。当然，这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在进行相互投资时独资企业往往占有较大比重的情况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例，在OFDI时通常有60%是采用独资企业形式。

此外，央企海外收购次数共计253次，其中28次是100%收购。尽管收购进入方式占比只有14.18%，与Cui和Jiang(2009a)的结论不一致，但2008年后上升势头非常迅速，其中，尤以在欧洲的收购次数增长最快(见表 2)，在北美洲、南美洲的收购次数缓慢增长，但在亚洲则下降较多。

(四) 央企OFDI的主体选择

从央企OFDI的主体即投资国家或地区看(见图 7)，2002—2011年央企对135个主体国家或地区进行了OFDI。其中，非洲最多，达43个，占总数的31.85%，这可能与中国长期对非洲援助支持、相互之间信任基础牢固有关，也可能与非洲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市场潜力巨大等有关(Deng, 2007)；亚洲40个，占29.63%，这与地理临近、华人华侨分布较广、文化差异较小等有关(Kang & Jiang, 2012)。另外，欧洲24个，北美洲14个，南美洲9个，大洋洲5个。

各大洲具体的主体国家或地区见表 3。从该表看，尽管央企OFDI的非洲、亚洲主体国家或地区中有一些政治风险较大，甚至存在战乱，但这些似乎并未成为央企逐利的阻碍(Quer, Claver & Rienda, 2012)。对此，Buckley等(2007)的解释是：由于国企获得国内资金的成本很低，加上政府的支持，在OFDI时并不仅仅以利润最大化为投资目标；此外，央企OFDI时多选择跟自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紧密的国家或地区，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往往有较高的政治风险。

更详细的2002—2011年央企OFDI的主体国家或地区分布变化情况，可见图 8。由图 8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央企OFDI的触角在六大洲都在不断延伸；而无例外地，亚洲、非洲成为央企OFDI的主要选择；2005年，央企OFDI在亚洲有所缩减但之后又逐年上升；2006年，央企OFDI在非洲有所缩减，随后迅速反弹，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尽管有一定的缩量，但之后则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并进行了扩张。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并未在海外金融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因而其对中国的冲击相对较小，使之仍有足够的流动性进行OFDI；同时，危机导致欧洲资产价格下降、竞争者减少(谢纪刚、张金鑫，2010：3)，因此，这对央企在欧洲OFDI的环境非常有利，故之后央企在欧洲的OFDI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布局有所扩张，“抄底”之说似乎得到证实。自2008年，央企还加大了在南美洲的OFDI布局；2007年及以后年份，央企在北美洲、大洋洲的OFDI则保持平稳缓慢的增长。

在这些主体国家或地区中，避税天堂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总体上看，央企在这些避税天堂的OFDI数量并不多(见表 4)，2003年仅2次，均为开曼群岛；2007年2次，分别为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到2011年达到14次，主体中又纳入了百慕大。无例外地，OFDI方式均采用了新设公司形式。

五 结论及展望

央企在我国OFDI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囿于数据可获性差，对此有针对性的研究非常罕见。本文独特的数据对于弥补该领域研究的缺失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本文研究发现：央企OFDI侧重布局于第二产业，其中采矿业吸引了较多投资，反映出央企OFDI一定的寻求能源及自然资源的动机；建筑及制造业的对外投资则有利于国内产品出口及国际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央企OFDI进入模式多样，其中建新厂或成立独资公司为主要进入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给央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投资契机。地理临近、华人分布较广及较小的文化差异对央企选择亚洲为主要OFDI区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尽管非洲距离较远、政治风险较大，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加之长期援助所建立起来的良好信任基础，都对央企的OFDI有很大的吸引力；金融危机后欧洲资产价格下跌以及竞争对手减少，为央企投资布局欧洲带来了绝佳契机，其中并购成为主要进入模式。

央企作为我国OFDI的主要力量，其OFDI行为既反映了政府意图，也可能反映了企业自身的扩张布局蓝图。鉴于央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希望本文能开启国内外学者就该领域更广泛深入的讨论。今后随着更多更准确数据的获得，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企业层面深度挖掘影响央企OFDI的主要驱动因素、主要动机、主要制约因素等，以及研究央企作为一类特殊企业群体其对外投资将如何影响我国以及各东道国的经济、环境、政治、就业等，将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同时，还对我们洞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绝对主力的央企OFDI背后的真实动机以及激励约束机制，进而规范央企OFDI行为，增加其OFDI战略选择影响的外部性，最终实现做大做强央企并实现央企OFDI的可持续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大量文献支持中国政府在国企OFDI中扮演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却鲜有文献从实证上予以证实，如能以央企这一中国政府力挺“走出去”的绝对主力的OFDI驱动因素和影响为研究对象，显然可以弥补相关研究的缺失，同时也是对政府干预理论的有力支撑和进一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