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战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也是国际共运史的一个分水岭。1956年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为开端，以匈牙利事件为结点，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①对英国共产党而言，1956年是“灾难性”的一年，^②是英国共产党历史的“分水岭”，^③也是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元年”。^④因此，对英国共产党1956年危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也可以对国际共运史有较为全面的把握，更可以对苏共二十大、匈牙利事件等的国际影响提供案例佐证。国外学术界对英国共产党1956年危机的研究侧重于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对党内知识分子的冲击，较少关注英国共产党危机的形成过程与应对举措。^⑤国内学界对英国共产党1956年危机的研究则较为薄弱。^⑥基于此，本文以英国共产党危机的形成为切入点，根据英国共产党档案、当事人的回忆、报刊等史料，^①系统地梳理英国共产党1956年危机的形成问题，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英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二战”后影响力增加，缘于其积极参与反法西斯的斗争，以及苏联在“二战”中的积极贡献。^②1953年3月斯大林(Joseph Stalin)逝世，英国共产党期刊《劳工月刊》(Labour Monthly)刊文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称其为“自由世界的设计师”。^③但是，当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抛出“秘密报告”之后，英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批评。

英国共产党派出由英共总书记哈利·波立特(Harry Pollitt)、总书记助理乔治·马修斯(George Matthews)、副主席和党的理论家帕尔默·杜特(Palme Dutt)组成的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在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历时七个小时的长篇大会报告中仅有一次明确提及“斯大林”姓名。尽管如此，他却列举了苏联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随后的大会报告中进一步检讨了苏联实行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了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苏共集体领导制的缺乏，以及苏联过去的外交政策对世界各国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等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去斯大林化”，指出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及其造成的后果，并且进行纠正。^④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并没有起到爆炸性的影响，真正具有爆炸性影响的是赫鲁晓夫在大会即将结束的2月25日抛出的“秘密报告”。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披露斯大林党同伐异、诛杀异己、破坏民主与法制的种种“罪行”：到1938年，参加1934年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历史形势，鼓励个人崇拜；斯大林1934年下令暗杀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⑤逼迫布尔什维克党老一代领导人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okidze)在自杀与被处决间抉择；^⑥斯大林不相信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忽略了相关情报及备战准备，在德国正式入侵苏联后斯大林却从莫斯科逃走；斯大林战后“反犹主义”的暴行，制造“医生阴谋案”；斯大林让赫鲁晓夫跳乌克兰传统舞蹈来羞辱赫鲁晓夫以自娱，等等。^⑦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进行了定义，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与罪行。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混乱，各国共产党不知道应该谴责斯大林还是应该反对赫鲁晓夫。^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使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从神坛跌入地狱。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传奇”曾经是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精神支撑，苏共二十大瞬间使这种精神支撑受到质疑。英国共产党在两个月前还在党报《世界新闻》(World News)的圣诞一期中颂扬斯大林是“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和社会主义的设计师”。“秘密报告”是在没有外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抛出的，因此，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最初并不知晓“秘密报告”的内容，但是随后便得知苏共关于个人崇拜的讨论。然而，苏共二十大公开报告中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也未被英共代表团所重视。3月，在乔治·马修斯向英共执委会汇报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重申斯大林时期的路线得到继承，认为尽管在斯大林时期出现了一些“错误”，但是现在已经得到纠正。英共党员的任务是遵循斯大林路线，而不是讨论斯大林时期的问题。^①尽管英共领导层要求英共党员遵循苏联路线，禁止对斯大林时期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但是，英共知识分子在知晓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的内容后，开始反对英共领导层的做法，要求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英共面临着巨大危机。1956年成为英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所面临最严重和最危急的时刻”。^②

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刊布之后，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Daily Worker)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最初，《工人日报》有选择地刊登读者来信。但是，3月12日《工人日报》主编J.R.坎贝尔(J.R.Campbell)宣布停止讨论苏共二十大，并在3月15日以坎贝尔的一篇文章终止了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讨论，转而讨论即将召开的英共二十四大。^③据统计，从1956年2月29日至3月29日，有将近60封关于苏共二十大的信件出现在《工人日报》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信件支持斯大林，其中一半是妇女写的；另三分之二则批评斯大林、苏联或英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大约总数的十分之一可以确定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写的。^④17日，乔治·马修斯在《世界新闻》撰文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政治重要性，他的评论完全建立在已出版的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之上，而且他的分析明显地是为斯大林开脱，要求人们继续保持对斯大林的忠诚。大约到3月中旬，《工人日报》内部的工作人员已经知晓“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但是《工人日报》仍然充斥着与英共二十四大相关的报道，拒不刊登“秘密报告”揭露的事实及相关的国内外消息。^⑤

直到波立特4月21日在《世界新闻》刊登第一篇文章时，英共党员才知晓“秘密报告”的大概内容。但是波立特没有说明他的文章是以“秘密报告”文本为依据，而且他的文章忽略了“秘密报告”中令人不安的一些细节。尽管如此，对于那些早已问询与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人而言，波立特的文章进一步确认了亟需在党内进行广泛讨论的必要性。波立特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5月5日的《世界新闻》上，试图回答斯大林主义是如何出现的问题。但是党的出版物仍然没有公开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主要问题，党的领导层对苏共二十大在党员中引起的骚乱茫然无知。帕尔默·杜特在5月份《劳工月刊》中写道：“大辩论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不是斯大林。太阳上的黑斑只会让根深蒂固的太阳神崇拜者吃惊。不是对安全机构的滥用。在一个需要不懈努力以应对严峻考验的时期保证了苏联成就的取得。想想看，一场伟大的革命在没有反对意见、苦难、不公正和超负荷的情况下发生，那只是一种幻想，而这种幻想仅适合于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他们需要了解人类进步的道路是荆棘丛生、坎坷不平的，不仅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也会伴有眼泪与鲜血。”^⑥帕尔默·杜特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只是“太阳上的黑斑”，党内知识分子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他们的争论是建立在幻想之上的。帕尔默·杜特的这番话刺激了那些对英共领导层无视苏共二十大揭露的问题而愤怒不满的人士，他们纷纷致信《劳工月刊》，抱怨杜特的出言不逊。在党的会议上杜特遭到诘问，东密德兰选区委员会以15票对3票的表决结果谴责杜特犯的“严重错误”。^⑦迫于压力，杜特在6月2日《世界新闻》上发表老于世故的道歉声明。随后，英共总书记哈利·波立特以疾病恶化原因辞职，英共秘书约翰·高兰(John Gollan)继任总书记。波立特的传记作者凯文·摩尔根(Kevin Morgan)认为，波立特知晓作为党的总书记可能被要求批判与谴责斯大林，这是波立特不愿面对的事情，所以他选择辞职。^①

6月5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秘密报告”全文，10日英国《观察者》(Observer)刊登“秘密报告”全文，《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则以小册子形式将“秘密报告”予以出版。但是“秘密报告”的出版并没有在英共出版物中引起激烈争论。《世界新闻》第一次提及“秘密报告”是在6月30日。英共领导层显然不愿意讨论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故意阻止相关评论，而且开始把工人团结的讨论作为党的主题。^②英共领导层的做法引起了党内知识分子的不满，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求改变之道。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与批评，使世界共产主义国家在理论上处于真空状态，进一步加剧了左派的分裂，而且英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英国共产党领导层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苏共二十大对英共党员产生的巨大震撼，也没有及时进行反思，而是一味地继续坚持斯大林路线，拥护斯大林。但是，当英共党内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党员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国外兄弟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开始检讨自身与苏共关系等问题时，迫不及待地要求英共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广泛公开地讨论，这与英共领导层的意愿相悖，由此引发了英共党内的政治危机。

英国共产党官方报刊自斯大林去世以来，一直赞扬斯大林的贡献。即使在英国共产党党内同志知晓“秘密报告”中苏联领导层开始否定和清算斯大林问题之时，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依然极力避免公开讨论斯大林问题。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共产党党内知识分子积极要求公开讨论斯大林问题的热情日益高涨。特别是党内历史学家通过创办期刊为公开自由讨论斯大林问题提供场所，并着手编纂英国共产党党史，积极参与党内民主改革。那么，为什么历史学家最先站出来反对英国共产党呢？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除了以个人和激进共产党员的身份面对时局以外，还必须发挥自己的历史专业能力。在斯大林统治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那些事情为何遭到了隐瞒，这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问题。至于英共党史上一些悬而未决、未受讨论的阶段性问题，也都与莫斯科在斯大林时代做出的各种决定具有直接关联。^③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自觉，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要求在英共党内公开自由地讨论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党内改革。

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是英共全国文化委员会的下属组织，集中了一批对历史感兴趣的党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历史研究。史学家小组是根据三条原则进行工作的，包括党的宣传与教育；选区可资利用的工人运动史；更广泛地教育作用。^④史学家小组成员身兼历史学家与共产党员双重身份，肩负政治与学术双重使命。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史学家小组调和了政治与学术的抵牾；但是苏共二十大后，史学家小组在政治与学术的冲突和碰撞中开始要求摆脱英国共产党的政治束缚。当西方广泛知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最先积极地要求广泛地和不受限制地进行讨论。^⑤

英国共产党史学家小组讨论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会议于1956年4月8日召开，由A.L.莫尔顿(A.L.Morton)担任会议主席，詹姆斯·克鲁格曼(James Klugmann)带头讨论苏共二十大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史学家小组通过决议，对英共二十四大没有公开讨论苏共二十大对英共的影响表达不满，而且对英共领导层没有对英共过去全盘接受苏联政策和观点的做法而公开声明后悔也表达不满。会议要求英共尽快发起对英共过去所有问题进行广泛而公开地讨论。^①史学家小组随后致信英共领导层，指出党的出版机构没有完全报道国外兄弟党对苏共二十大讨论的声明，并强调这样做对英共党员的重要性。^②乔治·马修斯代表英共予以答复，表示后悔没有完全报道国外共产党对当前局势的看法。^③尽管英共领导层表示后悔，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弥补措施。

1956年7月的史学家小组会议上，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肯定了研究党史和当前历史的重要性。^④英国共产党同意建立一个党史委员会编纂党史，但是党史委员会成员对党史编纂看法各异，最终，詹姆斯·克鲁格曼负责撰写一部可被接受的“官方版英国共产党党史”。但是，这样的党史是不诚实的，是为了保持党的光辉形象的著作。^⑤显然，英共编纂的党史并非史学家小组所期望的党史。英共领导层与史学家小组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迫使史学家小组讨论改变小组的组织形式，希望脱离英共。

英共史学家小组成员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要求在党内出版物上对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公开自由的讨论。最初他们寻求在党的出版物上进行讨论，然而英共领导层禁止党的出版物进行相关讨论，迫使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创办一份期刊——《理性者》(The Reasoner)——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提供一个平台在英共党内讨论相关问题。在第一期中编者解释了为什么要出版《理性者》，强调这是一份讨论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刊物，这些问题包括英共需要什么、英共与工党的关系等。编者强调在当前危机下，充分而公开的讨论是必要的。^⑥然而《理性者》的出版却违背了英共领导层的意愿，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先后被所属的约克郡选区和英共执委会召见谈话。萨维尔和汤普森要求英共保证自由而公开的讨论，而政治委员会则认为《理性者》的出版完全是关乎英国共产党的原则和规章制度。谈判未果，第二期出版。英共执委会9月份会议继续要求萨维尔和汤普森停止出版。萨维尔和汤普森考虑到继续出版《理性者》的后果及他们出版的初衷，最终决定在出版《理性者》第三期后停刊。

面对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揭露的问题，以C.希尔为首的一部分同志则希望通过党的会议进行改革。根据二十四大讨论的结果，执委会成立了党内民主委员会，由15名成员组成，其中10名是党的全职行政人员。9月英共开始在《世界新闻》上讨论党内民主问题。党内民主委员会在1956年9月11日至12月6日间共召开了11次会议，会议总时间超过50个小时，最后由12名成员署名的多数派报告获得执行委员会的接受。而由C.希尔、彼得·卡多根(Peter Cadogan)、马尔科姆·麦克艾文(Malcolm MacEwen)联合起草的少数派报告被执委会拒绝。少数派报告的基本观点是必须兼顾党内民主与团结。党的团结依赖党员对共产主义目标和理想的共同信念。除非允许这种信念通过自由、民主的讨论得以增长和增强，否则团结就会面临危险。少数派报告批评党的官僚化，提倡从寡头政治和不负责任的控制下解放出来。^⑦少数派报告的一个中心点是批评执行委员会至高无上的地位，指出权力过度集中在一小部分职业政治家手中是危险的，对党内民主是有害的。少数派报告还批评了党的等级制和对苏联政策的盲从，“执行委员会不加批评地支持苏联政策使党分裂、败坏党的名声和使党孤立。在英国人民心中将共产主义等同为拒绝个人自由和某些无法辩解的政策”。^①少数派报告要求英国共产党完全独立于苏联共产党，要求全体党员有权自由发表言论。^②少数派报告的被否决证明通过英共党内会议解决党内民主问题是行不通的，希尔等人随后退党。

1956年3月到1957年年中，英共知识分子党员不顾领导层的限制和反对，在英共党内和出版物上对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从刊发在《工人日报》和《世界新闻》上的信件与文章中可以看出，英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要重新检视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思想与行动，重新评判英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党和国家、与苏共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最初，英共知识分子仅仅将讨论限制在党内，并非直接反对英共执行委员会，而是要求党内改革。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后英共的声明，最终迫使英共知识分子党员公开反对英共领导层，与英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1956年底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面对苏军开进匈牙利镇压“反革命”的举动，英共执行委员会在11月4日发表声明，“支持卡达尔(Kadar)政府与苏联出兵阻止法西斯与反革命的胜利”。声明指出，“纳吉(Nagy)政府在谋杀和处决共产主义者之后，公开敌视苏联。苏联不断对反革命力量让步……法西斯主义与西方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因此，“新匈牙利政府和苏联军队在匈牙利的行动应该得到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支持。”^③英共的举动在党内引起了激烈争论，从11月4日到12月15日执委会会议召开之前，共有219份关于匈牙利的决议送往执委会，大多数决议批评英共领导层的立场。争论的主题是共产党与国家主权和独立、匈牙利暴动是反革命还是人民运动、不同意执行委员会做法的同志如何表达自己的批评。^④英共党员的行动迫使英共领导层慢慢地注意到英共面临的危机，但是这是以相当数量且有影响力的党员的脱党为代价的。

在匈牙利危机爆发之前，《工人日报》派遣新闻记者彼得·弗赖尔(Peter Fryer)到匈牙利报道匈牙利共产党“去斯大林化”的举措。弗赖尔报道了匈牙利共产党危机的进展，以及工人运动的情况。弗赖尔的这些文章却被《工人日报》的主编坎贝尔搁置不用。随后弗赖尔返回英国，出版其关于匈牙利革命的见闻，书名为《匈牙利的悲剧》(Hungarian Tragedy)，并且公开反对英国共产党对新成立的卡达尔政府的支持。弗赖尔转而加入托洛茨基(Trotsky)小组，离开英国共产党。^⑤

面对匈牙利事件，爱德华·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在《理性者》第三期要求英共执委会必须立即：公开声明与苏联对匈牙利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要求苏联立即撤兵；明确宣告与波兰工人党团结一致；立即召开选区大会，并在新年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就立即呼吁其他党员公开宣称不受英共的领导，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信仰。爱德华·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的这些言论无疑是对英共路线的公开挑战，英共则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对纪律的践踏，决定暂停二人的党员资格。^⑥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发表了关于暂停党员资格的声明，决定立刻退党。声明指出“英共领导层不允许在党内出现不受他们控制的讨论，因为他们害怕这种讨论可能导致英共‘去斯大林化’——取消党专制的方法和观点，以及对苏联领导权的政治服从。”萨维尔和汤普森拒绝接受英共暂停他们党员资格的处罚，因为“首先，我们认为，在努力推进共产党严肃讨论的尝试中，我们是在捍卫党的原则；其次，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因为党的官方机构在一天天地证明苏联出兵匈牙利的正当性；最后，尽管我们同情那些仍留在党内的人，他们希望在复活节召开紧急大会时影响英共政策和领导层决策的转变，但是我们不相信他们可以在没有重新确立社会主义原则的条件下而改变这台权力机器的运转。”“我们无意造成党的分裂：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员和前共产党员在相互指责中耗费精力。时代号召我们所有人进行一次新观念运动，打破党派的藩篱，把社会主义者团结在基本原则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基础之上。”^①

面对英共对苏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支持，英共历史学家们联名发出一封由知名历史学家签署的抗议函，主要内容是：“多年以来，我们每个人不论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还是工人运动的政治讨论中，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认为，英共执委会无条件支持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是经年累月歪曲事实的结果，也是英共党员不能明了他们政治问题的结果。我们寄希望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来的问题能够促使我们的领导层和报刊媒介意识到，英国工人运动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来自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苏联暴露出来的严重罪行与滥用权力，以及近来波兰、匈牙利工人与知识分子反对虚伪的共产主义官僚和警察体制，一再表明过去的十二年内我们的政治分析是基于错误的事实之上的。但是这并非理论过时的结果，我们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正确性。如果左翼和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想要赢得支持，那么我们就必须彻底否定过去，包括执委会当前对苏联错误政策的支持。”^②由希尔代表签名者将信函寄往《工人日报》，《工人日报》主编却以信中的政治内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为由拒绝刊登。^③这封信最终在《论坛报》(Tribune)(1956年11月30日)和《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56年12月1日)上刊登出来。英共政治委员会迅即给予反击，在《世界新闻》上展开激烈争论，以希尔、霍布斯鲍姆为一方，以约翰·高兰、乔治·马修斯为另一方，争论持续了3个月。^④

从匈牙利革命爆发到苏联稍后出兵干预，即使最盲从、最忠实的党员都再也找不到理由来否定知识分子党员的看法。等到英共高层终于避开前所未有的公开反对浪潮，在1957年重新站稳脚步之后，英国共产党已经流失了四分之一的党员、其机关报《工人日报》三分之一的员工，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残存至今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也多半一去不返。^⑤据《世界新闻》1957年3月9日的调查，英共党员的数量从二十四大之前的33959下降至26742，降幅为21%。^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有约2000名党员脱党，在匈牙利事件后又有5000名党员脱党，1957年4月英共二十五大后又有2000名党员脱党。1956年6月英共总人数为34117名，到1958年2月锐减为24670名，损失比例为27.7%。^⑦英共1956年危机不仅表现为党员数量的减少，还表现为有影响力的工联干部和杰出知识分子的损失。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如爱德华·汤普森夫妇、约翰·萨维尔、希尔等人，还有一些工会运动的领导者，如贝尔·琼斯(Bell Jones)、狄克·西布鲁克(Dick Seabrook)、约翰·霍默(John Homer)、波特·韦恩(Bert Wynn)等。^⑧脱党的英共党员以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普通工人仍然忠于英共的领导。^⑨然而这批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党员的离开，对英共的形象与影响力却造成重大冲击。

1956年危机后仍然留在党内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回忆道，经过1956年危机，他对英国共产党不再抱有政治热情，变为一位英国共产党的同情者。他从一位英国共产党的活跃党员变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精神党员，因为意大利共产党更符合霍布斯鲍姆的共产主义理想。^①1956年危机后，尽管很多英国共产党党员仍然追随苏联阵营，但是他们对苏联体制的绝对优越性不再满怀信心。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与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下，英国共产党开始反思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包括对铁托的诽谤和“医生阴谋案”。^②如果说1956年之前英共党员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盲从的话，那么1956年危机之后，即使英共领导层也开始质疑苏联的做法。

英国共产党作为非执政党，党员数量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七万人。^③尽管如此，英国共产党却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与历史学家。这批知识分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身先士卒，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大大提升了英国共产党的影响力。^④在1956年之前，他们身兼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但是在1956年危机中，这种双重身份彼此对立，形成身份危机。知识分子最初希望在党内解决这种危机，但是，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不允许他们公开自由讨论苏共二十大与匈牙利革命揭露出来的问题，迫使他们最终脱党。脱党的一部分党员成为“新左派”运动的健将，以爱德华·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为代表。^⑤脱党的另一部分党员则加入托洛茨基小组，成为日后社会主义劳工联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的成员。^⑥即使留在党内的同志(如霍布斯鲍姆)也不再关心党的政治活动。1956年危机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反对英共领导层的结果，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英共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盲从。当苏联开始清算斯大林的错误之时，英共却仍然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当英共党员知晓“秘密报告”的内容之时，英共并没有及时在党内媒介公布相关内容或组织开展相关讨论；当英共知识分子党员寻求党内变革之路时，英共予以压制。英国共产党未能及时更新观念，团结党内力量，最终迫使一批有影响力的党员脱党，造成政治危机。

英国共产党1956年危机的形成是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拨乱反正”的附属品，也是西方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共同命运的一个真实写照。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力成为西方国家共产党合法性来源之一，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使西方国家共产党在短时间内难以接受。当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开始进行国内改革之时，西方国家共产党才后知后觉地被动应对。对英国共产党而言，因为知识分子党员接触的信息较快，开始要求英共以斯大林为鉴，讨论相关问题，进行党内改革。经过1956年危机，英国共产党才慢慢着手改革。英国共产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1956年危机不仅是英共历史的分水岭，也是国际共运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