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城市休闲化是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形态，一般是指一座城市在人均GDP达到3000—5 000美元阶段以后，就将进入一个在居民生活方式、基础设施、城市功能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快速发展的城市休闲化时期。从国际经验看，欧美发达国家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起逐步进入人均GDP 3000—5 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由此揭开了城市休闲化快速发展的序幕，如今，其城市休闲化已进入相对成熟的发展时期。以美国为例，基本形成了“1/3的土地面积用于休闲娱乐，1/3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2/3的收入用于休闲娱乐”的发展格局(徐海春，2001)。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城市休闲化的发展揭示了城市基本价值诉求的变化特征，即由工业化时期突出以生产(制造)为核心功能向后工业化时期凸显以优化居民生活(生存)为核心功能的转变，这一城市功能内涵的转变，既反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城市在自身发展中基本功能由生产向生存转变的演变趋势，又顺应了当今世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内部与居民休闲生活休戚相关的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产业结构等要素也逐渐协调，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新态势。

从国内看，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大关，借鉴国际经验可知，自此我国在整体上进入休闲化发展的快速阶段。必须指出，因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目前中西部地区一些大中城市处于人均GDP 5000—8000美元的发展时期，而在东部地区的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大城市则已经进入15 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我国城市休闲化在区域结构和水平层次上必然呈现出高度不平衡的发展特征。

在国外，对城市休闲化的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初期工业城市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代表性文献是《雅典宪章》(1933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政府在城市休闲化过程中的作用(Weiermair & Mathies，2004；Henry，2001)；二是城市休闲功能特征(Godbey，2006)；三是城市休闲产业特点(Godbey，1997)；四是城市休闲质量与生活满意度关系(Iso Ahola，1980；Kelly & Godbey，1992；Christopher，2009)。国外学者的研究文献为我们的研究深化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近年来国内有关城市休闲化的研究逐渐趋热，并主要关注城市休闲化水平的评价和模型的构建(郑胜华等，2006；闪媛媛，2005；魏小安，2007；王琪延，2010；吕宁，2010)，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休闲化之间的关系(楼嘉军等，2012)等内容，这些研究成果客观上有助于推进我国城市休闲化的建设，但也显示在城市休闲化要素协调方面的探索还略为薄弱，从而使得研究的理论影响力和实践指导意义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根据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城市休闲化水平与城市内部休闲相关的各要素融合协调发展的程度相关，协调发展度高，城市休闲化水平就高；反之，则低。从研究方法角度讲，协调度衡量的是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合作、互补、协同等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而使系统呈现出的协调的结构与状态(石培基、杨银峰，2010)。本文尝试采用协调度的研究方法，对一个城市中与休闲发展相关的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休闲相关产业等要素的协调发展状况及配合得当的关系进行测度(隋映辉，1990)，从而对该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客观的勾勒。

本文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周期相对较长，统计数据比较完整。1997年上海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可知，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逐步进入城市休闲化发展时期。2014年上海人均GDP超过15000美元，意味着城市休闲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对上海30多年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和剖析，有助于判断和把握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阶段和特征。二是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休闲市场发展相对成熟。对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过程进行实证研究，既有利于在理论层面加深对中国城市休闲化进程的科学认识和深刻理解，也能够在实践层面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城市休闲化和谐发展与质量提升提供经验借鉴。

二 指标体系和模型构建 (一) 指标体系

基于对城市休闲化的认识，本文对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分析主要从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休闲产业三个维度进行考察。基础环境是城市休闲化的载体，良好的城市基础环境对居民的休闲生活质量有积极作用(Valerie Vandermeulen, et al., 2011)。居民休闲消费是城市休闲化的核心内容，消费结构优化与居民生活幸福感程度密切相关(Thomas DeLeire et al., 2010)。休闲产业是城市休闲化的基础，完善的休闲产业体系是满足本地居民日常休闲需求和外来游客旅游活动需求的重要支撑。可见，一方面，三者的发展始终都围绕城市居民这一核心主体，并在互动发展中不断提升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三者互动发展的协调度又推进了城市休闲化进程，决定了其水平的高低和发展节奏的快慢。在此基础上，本文按照指标构建的全面性、可行性和科学性等原则，尝试建立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共涵盖3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31个三级指标。其中，在基础环境方面，包含交通运载量、公园景区数量和城市环境状况等指标；在居民消费方面，包含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等指标；在休闲相关产业方面，包含产业结构、文化娱乐业、零售业和旅游业等指标。见表 1。

(二) 模型构建

城市休闲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协调发展是一种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和内生性的聚合发展，即不注重单个要素的增长，而是更强调多个要素在和谐一致、良性循环基础上的综合发展。据此，本文构建城市休闲化基础、消费、产业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设正数X₁，X₂，…，X_m为描述基础环境的m个指标；正数Y₁，Y₂，…，Y_n为描述城市居民消费的n个指标；正数Z₁，Z₂，…，Z_r为描述休闲相关产业的r个指标。

$ f(X)=\sum\limits_{i=1}^{m}{{{a}_{i}}}{{\hat{X}}_{i}} $

(1)

$ g(Y) = \sum\limits_{j = 1}^n {{b_j}} {\hat Y_j} $

(2)

$ \mathit{h}(\mathit{Z}) = \sum\limits_{k = 1}^r {{c_k}} {\hat Z_k} $

(3)

式(1) (2) (3)中，f(X)为城市基础环境综合评价函数，g(Y)为城市居民消费综合评价函数，h(Z)为城市休闲相关产业综合评价函数，a_i、b_j、c_k为各指标权重，${{\hat X}_i}$、${{\hat Y}_j}$、${{\hat Z}_k}$分别为X_i、Y_j、Z_k标准化后的数据，这里采用极值法标准化。从理论上讲，f(X)、g(Y)和h(Z)的离差越小，城市基础环境、居民消费和休闲相关产业协调程度越高，即：

$ Cv = \frac{S}{{\frac{1}{3}\left[ {f(\mathit{X}) + g(\mathit{Y}) + \mathit{h}(\mathit{Z})} \right]}} = = 3 \times \sqrt[3]{{1 - \frac{{f(X) \times g(Y) \times h(Z)}}{{\frac{{f(X) + g(Y) + h(Z)}}{3}}}}} $

(4)

(4) 式中，Cv为离差系数，S为标准差。Cv越小越好满足条件：

$ \sqrt[3]{{f(\mathit{X}) \times g(\mathit{Y}) \times \mathit{h}(\mathit{Z})}} \le \frac{{f(X) + g(Y) + h(Z)}}{3} $

(5)

所以，若要Cv越小，则：

$ C = \sqrt[3]{{f(\mathit{X}) \times g(\mathit{Y}) \times \mathit{h}(\mathit{Z})}}/[\frac{{f(X) + g(Y) + h(Z)}}{3}] $

(6)

(6) 式中，C为协调度，0≤C≤1，且C越大越好。C值越大表明城市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与休闲相关产业之间越协调；反之，则越不协调，表明系统处于失调或无序状态。

进一步，尽管C可以表现两组指标间的协调发展状况，但并不能区分某些差异，譬如城市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休闲相关产业均较高带来的高协调度，或三者均较低带来的高协调度，从而使结果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此，引入协调发展度概念，以体现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整体高低。

$ \mathit{D} = \sqrt {C \times T} $

(7)

$ T = \alpha f(X) + \beta g(Y) + \gamma h(Z) $

(8)

其中，D为协调发展度，T为城市休闲化综合评价指数，α、β、γ为权重。

三 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1978—2013年为样本区间。数据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统计资料》(1949—2000年)；二是1997—2013年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三是1998—2014年的《上海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1978—1979年的上海交通事故发生起数的数据缺失，本文采用相邻年代数据均值替代。

(二) 结果分析

1.协调度等级划分。利用公式(1)—(8)，可以计算出1978—2013年上海城市内部与居民休闲生活相关的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休闲相关产业的综合值以及三者的协调发展度，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度趋向良好。当然，为了进一步分析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阶段特征，本文结合上海城市发展的实际状况以及协调发展度的梯度变化，将协调发展度大致划分为5个等级。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度尚未达到最高等级。见表 3。

2.协调发展阶段特征。根据表 2和表 3，得到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度及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休闲相关产业综合值的变化特征，见图 1。

(1) 协调发展度低(1978—1982年)。这一时期上海城市休闲化整体水平很低，主要原因是：第一，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经济处于恢复和建设阶段，生产力水平尚低，恩格尔系数大概维持在56%—58%之间，居民用于教育娱乐文化服务支出在5%—8%之间，消费结构主要是生存型消费，与休闲有关的消费能力较弱。第二，这一时期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很大，占75.80%，第三产业仅占20.52%。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产业中的旅游业正处于从外事接待型向创汇导向型转变之中，入境旅游刚刚启动，与之相关的住宿、餐饮、文化等休闲产业都还处于发展初期。

(2) 协调发展度较低(1983—1992年)。这一时期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休闲相关产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其综合值与基础环境的差距渐小，与居民消费的差距渐大，主要原因在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1983年，上海第一次明确提出转变经济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为休闲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数据显示，这一时期上海第二产业占比均值为65.66%，较之1978—1982年下降约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均值为30.40%，较之1978—1982年上升约9.8个百分点，二三产业比重的变化反映出上海产业结构的变动。与此同时，居民休闲消费水平也出现了缓慢但比较持续的发展势头，1983—1992年，上海人均生产总值均值为4950.8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均值为1786.7元，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由1983年的14.15%上升到1992年的14.99%。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变动度由1980—1985年的0.3%增加到1985—1990年的2.7%，是服务性消费支出结构变动度中最大的一项(陈启杰、田圣炳，2005)。

(3) 协调发展度中等(1993—2007年)。这一时期发展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休闲产业发展指数要高于基础环境和居民消费指数；二是基础环境指数“凹性”增长。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读。第一，产业结构调整。1992年上海确定“三二一”产业发展战略，截至2007年，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变为0.8:46.6:52.6，第三产业规模化的发展直接拉动旅游、文化娱乐业的快速成长，一方面各种休闲文化场馆大量兴建，如上海博物馆、歌剧院、东方艺术文化中心和图书馆等；另一方面都市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出现了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农业旅游、商务会展旅游等新型业态，促进了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市场的强劲增长。第二，人均GDP水平提升。从1993年起，上海人均GDP呈现“跳跃式”增长，1997年超过3000美元，2007年达到8159美元。值得关注的是，上海人均GDP步入3000美元阶段后，城市居民娱乐教育文化消费支出增幅明显。这一特征与国际经验比较吻合，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居民的消费类型与行为会发生重大转变(楼嘉军，2009)，追求精神生活的消费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城市安全环境改善。1994—2003年，上海的道路、车辆及交通流量均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上海交通事故数大幅上升。鉴于此，相关部门加强了交通安全管理，2004年后，上海的交通事故数明显下降，城市基础环境水平回升趋势显著，整体的协调度持续增长。

(4) 协调发展度较高(2008—2013年)。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基础环境、居民消费和休闲相关产业发展指数逐渐接近，呈“平行”式发展态势。首先，从基础环境数据看，人居环境更加优化。2008年起，上海体育休闲、生态休闲、低碳休闲等新型功能性设施绿地加快兴建，居民休闲环境质量显著提升。与此同时，上海交通布局网络化，居民外出休闲便利性增强。其次，从居民消费数据看，2008年上海人均GDP跨入10000美元发展阶段，物质财富的极大丰裕催生了居民更加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消费，带来了值得注意的两个现象：第一，2013年居民消费综合值略高于产业值，预示着休闲消费将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新支点、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第二，2007年后上海居民的文化娱乐教育服务支出增幅缓慢，而交通和通信支出超过了文化娱乐教育服务支出，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交通通信工具日渐时尚导致的结果，尤其是以汽车、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交通通信工具逐渐成为大众居民新的闲暇娱乐设备，比如“带着手机去旅游”已蔚然成风。最后，从休闲相关产业数据看，2013年，上海第三产业比重已达62.24%，其中休闲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可以预见，休闲产业会成为上海经济的新增长点。近年来，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为上海休闲产业发展提供了后盾与支持，如2009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为上海城市休闲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上海大虹桥枢纽工程、京沪和沪杭高铁、欢乐谷与迪士尼项目、“大会展”项目以及自贸区等建设机遇，都对完善上海休闲产业服务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显然，从整体上看，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度呈现出稳中有变、持续上升的趋势，这是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休闲相关产业的各指标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走势与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基本吻合，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休闲化不断协调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从现实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城市基础环境的改善，推动了城市居民休闲消费能力的提升，推进了城市休闲产业结构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基础环境、居民消费、休闲相关产业的各指标趋向协调，有效提升了城市休闲化水平。当然，也应看到，在城市休闲化发展中，“非典事件”或其他突发事件也会对若干指标产生干扰，从而造成特定时期城市休闲化协调度的波动。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上海城市休闲化大致经历了从低协调发展到较高协调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海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特征会有所不同。在人均GDP 3000—5000美元时期，城市休闲化发展会呈现比较快的发展特点，而突破了人均GDP 10000美元的发展关口后，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协调性会进一步突出，这一发展特点与发达国家城市休闲化发展进程具有相似性。第三，现阶段，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协调程度较好，其中居民消费指数从1978年的相对最低值跃升至2013年的相对最高值，这一特征回应了本文提出的城市休闲化的根本点，即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是促进城市休闲化协调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促进上海基础环境、居民消费和休闲相关产业朝向协调有序发展，提升上海城市休闲化水平，本文认为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一是把握居民休闲需求，提高休闲消费水平。城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生产和供应符合市场规律和消费者需求的休闲消费品，不断提高居民休闲消费力。二是完善城市公共基础，优化居民生活空间。城市要营造一个适宜和安全的人居环境，顺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宗旨，让更多的民众享受休闲权利。三是重视休闲市场发展，拓展休闲产业体系。城市要制定休闲产业发展战略，形成一个完整的休闲产业发展规划和标准，引导休闲产业的规范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