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9—30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区域文化研究系联合主办的“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大陆的25位学者共襄盛会。地方研究已是学界显学，本次研讨会则旨在从国家建构的维度，考察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着力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等方向展开跨领域对话，试图透过迥异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议题，共同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之历史过程。与会学者分别从政治、文化、概念和宗教等角度切入，或关切知识人的思想世界和社会变迁，或关注不同层级的“地方”和地方社会，或考察社团组织、文化传播和政治制度，或参照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的具体历史经验，描绘出不同时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图景。

当我们讨论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之关系时，先要追问的是：“地方”在哪里？“地方”可能针对“国家”而言，也可能是针对另一个“地方”。“地方”是相对的，这就使得“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处于变动状态。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地方”与国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地方”是从乡村、县、省到南方、北方、东北、西北等地域的动态概念。赵世瑜(北京大学)在《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论文详见本刊第4期)一文中即主张采用“地域认同”这个相对简单、指代明确的概念。“地域认同”是“指人们对生活其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地理空间之认同”，是地方认同继续衍化的结果，也是族群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基础，“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地域认同”无意取消乡村、县、省等具体的地方概念，而是关注“地方”的变动性和相对性，由此或可更历史地考察地方与国家的复杂互动关系。

一般而言，县及县以下的行政单位仍是“地方”的主要落脚点，由此进而观照更大的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科大卫(香港中文大学)、刘志伟(中山大学)等学者立足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展开他们精细而系统的研究，但各个“地方”及其制度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终点。正如科大卫与刘志伟在《“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一文中指出的，“地方”只是一个起点，重要的是通过与其他地域的比较，描绘出一个从下到上的“中国”地图。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对这一进路提出质疑：过度注重地方性因素，是不是一定能对地图的构造形成清晰的认识？他一再提示不能忽略国家层面的中央王朝与大传统从上到下的作用，此间张力或许将一直存在，但只要还心怀对整个地图的关切，不画“地方”为牢，至少可以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和自我封闭，在上下间的双向互动中完善地图。

与会学者为这种地方与国家的动态关系提供了多种案例。罗士傑(台湾大学)在《宗教家庭与地方政治：以浙江省庆元县姚文宇家族为讨论中心(1621—1868)》一文中，通过考察浙江省庆元县姚门教教主姚文宇(1578—1646)的家族变迁，重新梳理了明清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吃斋人教派组织”在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而李仁渊(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在《认同的媒介：闽东山村的文本制作与公共性》一文中，以闽东山村为例考察了明清以来地方精英利用碑刻等公开文本(public texts)制造、维系地方、宗族与国家等不同层次认同的历史过程。山本真(日本筑波大学)在《1930年代—1940年代福建省的国民政府统治与地域社会——以龙岩县的保甲制度、土地调查、扶植自耕农、合作社为中心》一文中，则以福建省龙岩县1930年代—1940年代的行政制度改革为基点，从保甲制度、土地制度、征税制度等方面考察了国民政府如何在传统的宗族组织和种种制度影响下展开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上述三篇文章都是从具体的“地方”切入，同时关联着省乃至跨省的地域，更重要的是都在从不同角度探讨着国家认同的问题。

与此相对，超越“地方”的区域概念也广受关注。村田雄二郎(日本东京大学)的《冈仓天心的中国南北异同论》(论文详见本刊第4期)一文，通过分析日本近代美术家冈仓天心(1863—1913)颇具特色的“南北异同论”，提出了理解近代中国的新视角。金衡钟(韩国首尔大学)的《吴大澂在东北：东北新政的先驱》一文通过梳理1880年代被清廷两次派往吉林的吴大澂(1835—1902)在东北的政治外交活动，从侧面展示出“东北”在清末新政中的历史处境。而吉泽诚一郎(日本东京大学)的《明清以来“西北”概念的变迁》(论文详见本刊第4期)一文则专门考证了“西北”的概念史变迁。他指出：“西北”不是超越历史的地理概念，而是在晚清以来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的互动过程中才真正具有了现代意涵。以上所述，“南北”、“东北”、“西北”等地域性概念丰富了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探讨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维度和可能。

在“地方”的变动性和相对性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历史主体的问题：“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是谁在掌控？或者，是哪些人群在参与、建构着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对此问题的分歧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史学进路和“中国”想象。

在以知识分子和思想史研究见长的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看来，儒家思想乃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相应地，由科举制度产生的士大夫精英以及地方士绅则是经营地方以及沟通地方与国家的重心。由是之故，他在《“土豪”与“游士”：清末民初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士大夫精英》(论文详见本刊第4期)一文中，挖掘出“土豪”与“游士”这对传统概念的现代意涵，考察了近代中国地方主义崛起，以及由“土豪”—旧绅士主导的联省自治到“游士”—新知识阶层主导的党国体制转变的历史过程。与之相应，瞿骏(华东师范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如何联结地方——侧重江浙地区的基层读书人》一文，则以江浙地区的读书人为例，细致地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地方连接的传播渠道、思想内容、接受机制和迎拒过程。另外，金衡钟讨论了吴大澂在东北的政治外交活动；金承郁(韩国忠北大学)在《上海时期(1849—1862)王韬的世界认识：以中华论的变化为中心》一文中，从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传统的连续性角度考察了作为口岸知识分子的王韬在民族国家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处境；石井刚(日本东京大学)的《章太炎和刘师培的方言思想：“多声世界”想象中的民族统一》一文，从“多声世界”之视角考察章太炎和刘师培的方言思想，指出民族认同乃是维系“多声世界”的内部力量，探讨了“诠释方言的相异性和国家的整体统一之间的张力”。

另外，杨念群为了警惕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着力从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中提炼概念来理解历史。他在《“文质之辩”与中国历史观之构造》一文中，试图跳脱现代进步史观的束缚，以“文质”这对中国传统本具之概念来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演进，进而从这种文明史观来思考中国之为中国的内核所在。他并不满足于地方性因素所构建出的地图，而是认为在多样的地方背后存在着中国之为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条件，以此回应“地方国家缩影论”、“从周边看中国”与“华夏边缘论”等看法。以上讨论侧重从王朝制度、儒家传统和知识精英的角度来理解地方与国家的关系，由此看到的是思想与制度的“中国”。

与这个“中国”不同，另一些学者则注目于宗族、祭祀礼仪、民间宗教和地方政治，其中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儒家士大夫阶层，而是诸如道士、僧人以及非僧非道的“业余宗教者”，诸如商会、同乡会的民间组织，乃至社会底层“贩夫走卒”之类的大众。科大卫与刘志伟指出，“以儒家为主导的大一统只是历史上一个特定的时期、由小部分人所推广的历史，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是由很多人参与构建的历史”，他们想要研究的，“不只是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的结构本身，而是形成其结构的复杂历史过程，尤其需要对不同地域历史演变作比较的研究。”由此，基于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礼仪和民间信仰的研究，他们进一步主张从文字使用、师承传统与国家统治等角度探究“正统化”过程。赵世瑜则从地域认同的角度，通过总结有关移民传说的研究，指出祖先移民传说在16世纪—18世纪明清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罗士傑在文中指出，诸如姚文宇这般缺乏儒家教育背景的“非僧非道”的“业余宗教者”所建立的民间教派组织，在帝国政府的管控范围之外提供了社会人群之组织和流动的新渠道；而长久以来被视为主流的“士大夫文化”在地方的场域中必须面对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的民间教派组织的强力挑战，而后者之作用甚至比前者更大。他进而提示，这两者之间的权力互动所构建出的“地方自治格局”，与近代开埠后东南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大有干系。这些研究所描绘的中国不再是制度的、思想的，而是宗教的、礼仪的、宗族的。

溢出儒家精英及其思想传统范围的，除了古已有之的宗族、礼仪和宗教人士之外，还有诸如同乡会、商人、文娱组织等近代产生的新人群，他们也是地方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载体。程美宝(中山大学)在《近代地方文化的跨地域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一文中，通过梳理1920年代—1930年代粤剧、粤乐和粤曲在上海的发展，指出近代都市、新媒体和技术、粤商的地方认同、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等因素对地方文化的塑造作用，进而探讨了地方文化之“超越地方性的地方性”特质，及其与国家文化的互动。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则从地方政治的视角，以同乡会为例，在《“爱国先爱乡”：民初政治冲突与地域结社的工具化》一文中，指出同乡会政治化之四种类型(民族政治、代表政治、救济政治、选举政治)，以及同乡会成为国家与地方政治互动的工具化过程，进而讨论了民初社团政治与政治生态的“僭民政治”特质。传统时代儒家与民间宗教、礼仪的较量在此演化成现代国家力量与形形色色的新社会组织的纠缠，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剧变，其中的断裂与延续仍是有待持续挖掘的研究议题。

无论从地方看中国、从地域看中国，还是“制度的中国”、“叩头的中国”，都是从“中国”内部出发的。与此相对，还存在着从东亚(如日本、韩国)看中国、从欧洲看中国和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由此看到的景象更为不同。姜抮亚(韩国汉阳大学)的《境界人的国家认同：甲午战争时期在韩粤商同顺泰号之故事》一文，通过分析首尔大学所藏的同顺泰文书，探讨了清末在韩的广帮商人在甲午战争过程中对战争的认识和回应，尤其是这些商人在国家认同与商业利益、家族—地方认同之间的紧张和抉择。文明基(韩国国民大学)在《从1920年代韩国与台湾自治运动看日治时代台湾社会认同问题》一文中，通过比较1920年代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的自治运动，指出“中国”因素对两地民族运动的不同作用，以及台湾社会“低中国化”的历史源流，探讨了台湾地区在近代历史中认同的纠葛与危机。村田雄二郎介绍了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理解，尤其注意到冈仓天心的“中国是一种欧洲”这一特别观点，为诠释现代中国与理解中国、东亚和欧洲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以上研究显示出：理解现代中国不仅要从中国内部的地方与国家之关系着眼，还要考虑到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观感，在这种内外兼顾的视角中，或许我们才能看到更加完整的“中国”。

虽然上述论者对“何处是地方”、“谁之地方”、“何种中国”等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但其关切却是共通的，即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由此，作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中国之形成过程及其特征遂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科大卫和刘志伟通过宋朝和欧洲的比较，从中国内在的里甲制度、礼仪制度、土司制度、赋役制度等角度指出明朝已经基本属于民族国家。杨念群进而指出，如果按照血缘、种族、语言等标准，强调夷夏之辨、种族主义的宋朝就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明朝亦如是；相比之下，清朝反而不是民族国家，因为清朝只是将汉族区域作为统治的一部分；从宋到清经历了夷夏之辨的种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向大一统非民族国家的转变；这一双重特征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即对内大一统与对外民族国家。刘昶(华东师范大学)对宋朝、明朝即是民族国家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宋以降的种族与现代的民族(nation)观念并不相同，而古代中国的“宗教”与现代的宗教(religion)概念也迥异，相比之下，反而是冈仓天心的“中国是一种欧洲”的说法更能为我们提供想象力。许纪霖也认为宋明时期的民族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他指出，宋以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类似于宗教礼仪系统中的关系，是象征性的，不具有现代的公民自觉的实质意义。与以上理解路径不同，周武(上海社科院)和石井刚都主张从战争、主权和工业、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的国家建构。周武指出，战争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生活和组织，现代国家是在应对一系列战争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不能忽略的背景，民族国家的形态最早即诞生于企业公司。

综合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种族/民族、地方与国家关系、制度、礼仪、宗教、战争、工业等各种视角下所理解的“中国”，不同的视角与关切所描绘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与特征也各有差异。正如许纪霖所言，大致存在四种理解古代中国的进路：第一种是以郡县制为核心的制度的中国；第二种是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由士大夫连接地方与国家的中国；第三种是施坚雅提出的“城乡联合体”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系统构成的中国；第四种是宗教、祭祀礼仪系统组成的中国。正是这种多重性构成了“中国”的离散性和统一性，形塑了地方与国家的内在镶嵌关系，也是我们展开地方研究与国家研究的双重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