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百年诞辰。他主要留下了两大类创造性的成果：一是以《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理论论著；二是以两种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研究论著。这两大类成果贯彻了冯契所说的“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①，因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哲学创作是内在心灵的思维活动，在《冯契文集》第10卷中，附有一张冯契的题辞手迹的照片：“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同样和类似的语句，在《冯契文集》中出现了六、七次。最为凸显爱智者本色的，是他把心灵自由思考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心灵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没有心灵自由便没有艺术、没有哲学、没有真正的德性”。^②此话写于1991年10月，当时他的两种中国哲学史著作已经出版，正致力于完成代表其哲学体系的《智慧说三篇》。所以，这句话凝结着他一生的哲学创作的真切体会和理论概括。考察心灵自由如何成为冯契哲学创作的源泉，无疑会给今天的理论创新带来有益的启示。

回顾冯契哲学创作的经历，可以看到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不是毫无目的的四处漫游，而是首先聚焦于哲学道路的选择和坚守。对此，冯契作过这样的自白：“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但丁的话说：‘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话！’(旧译如此)。我年青的时候，就是以此话作为座右铭的。”^③其实，这是他终生的座右铭。冯契对于自己选择和坚守的哲学道路，有过明确的表述：“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④如果说1944年写成的《智慧》标志着他选择这条道路的“起点”，那么在1995年大体完成的《智慧说三篇》，“仿佛又在向这个出发点复归”，^⑤而“复归”的历程就是对这条道路50年的坚守。

冯契在自由思考中“走自己的路”，然而“自由思考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使自己的意识与时代精神、与真理性认识一致起来”。^①他指出，就自身经历而言，中国近代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得“‘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有志之士尤其是青年“都满怀着忧患意识”，为此而“苦恼、思索”，“因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正是在激荡着时代风云的自由思考中，冯契将自己要走的哲学之路确定为“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路子前进”。对此，他在50多年后追忆道：“在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时候，同时又读了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哲学著作，有了比较”“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在‘一二·九’运动中。开始读得很杂，读苏联人写的书，读中国人写的书，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直接读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最使我心悦诚服的，是在抗战期间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前者运用辩证逻辑，指明了中国赢得抗战胜利的必然进程；后者站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高度，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②冯契描述了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论持久战》的情形：“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了，一口气就读完了，后来又反复地读。《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他也谈到在昆明西南联大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时的情形：“这本著作对一百多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从而“使得许多疑问、困惑迎刃而解”。自由思考的心灵倾听着时代的呼唤，由此自愿选择了回答了时代课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著作回答了现实中面临的迫切问题，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学即对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辩证逻辑的阐发使我觉得很亲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学，就应该沿着辩证唯物论的路子前进。”^③这里的“很亲切”，充满着理论的自得感，由自得而自愿，正体现了心灵自由的品格。

“很亲切”的理论自得，在心灵的自由思考中进一步深化为回应时代课题的自己的哲学之路。“时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是通过思想家个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体现出来。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看到了时代的矛盾(时代的问题)，就会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如哲学的某个领域里)，形成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④就是说，心灵自由作为创作源泉，最终是把时代的问题通过个人的感受而具体化。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路子研究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通过自由思考在哲学领域里形成的具体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开篇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不只是指中国政治、经济向何处去，也包含着中国文化、民族精神向何处去。冯契在跟从金岳霖学习《知识论》时，感受到要回答中国文化、民族精神向何处去，就必须在哲学领域解决20世纪以来，在西方和中国存在并发展着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既发扬中国的民族特色，又能够会通中西，使它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⑤也就是使中国在哲学上、精神上站立起来，“智慧说”以解决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为主旨，由此显示了冯契“走自己的路”的时代意义。

在冯契的心灵中，自由思考不仅是革命年代里选择哲学道路的前提，也是在革命之后处于困厄之境时坚守选定的哲学道路的凭借。在1950年代之后，“走自己的路”会遭受那么多的曲折磨难，是他在以此作为座右铭时无法料想的。如同革命在经历了挫折，才能够克服片面性而重新踏上坦途一样，“走自己的路”在遭受重重阻挡之后，心灵自由才会在新的思想高度上展现。这就是认识到保持心灵自由与保持独立人格即“保持独立的德操”的一致性。^⑥1950年代以后，一系列频繁的“左”的批判斗争，“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紧箍咒，强加在人们头上。这明显违背民主的教育的态度，使得学术自由窒息了”，“文革”将此发展到了极点；面对如此处境，冯契说：“我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曾多次反省自己走过来的路，在50年代，我也受‘左’的影响，做过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紧箍咒套在人们头上的工作，而且还多次作自我批判，勉强自己做驯服工具。这样一来，理论工作者失去了独立人格，理论也变成了异化的力量。这虽有其客观的原因，但是也应该责备自己：哲学家如果不能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保持心灵自由思考，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当然，在‘文革’中，就我的当时处境而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是很困难的······不过，我又想起了荀子的话：‘故口可劫而使墨(默)云，形可劫而使诎(屈)申，心而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荀子·解蔽》)就是说，外力可以迫使形体或曲或伸，迫使嘴巴或开或闭，而心灵却不能由外力强迫改变，意志能作自由选择，认为‘是’便接受，认为‘非’便拒绝。所以，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自由选择是可以办到的，我认为这也应该是‘爱智者’的本色。”^①冯契经过这样的自我反省，认识到取消了心灵自由思考，就是丢失了独立人格；或者说，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人格独立的德性要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强调没有心灵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德性。作为独立人格的德性，心灵自由最根本的是荀子上述那段话所体现的意志的自由选择。其实，早在1956年的《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冯契已经表达了这一点。为此在当时遭到了批判。然而，在受到外来强制力量空前未有的压抑束缚的“文革”，他更加认识到主宰心灵自由的意志自由是独立人格应有的德性。冯契依此坚守了原先选定的哲学道路：在“文革”之初，他“确实感到十分沮丧，心情黯然”；后来意识到“只要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还是有条件使自己的探索继续下去。这样我终于比较平静下来了。而且经过心灵的自由思考，经过系统的反思，我觉得自己对祖国的前途、社会主义的前景，都还是有信心的。对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理论，我经过思考，仍然作了肯定的选择”。^②在这风雨如晦处境中的心灵“平静”，蕴涵着将人生理想(社会主义前景的社会理想和继续自己探索的个人理想)寄托于未来的乐观精神。这如同他赞扬的鲁迅小说里的“过客”：尽管彷徨困顿，前途未卜，而且“过客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但他决不回头，也不肯休息，他说：‘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③“不为忧患、惶惑所压倒，深信自己是属于‘来者’的，这是思想家、作家的乐观精神。”^④这意味着意志自由作为独立人格的德性，不仅是指不被强权压服，而且还指困厄中的乐观精神。总之，自由意志成为独立人格的德性，心灵自由就具有了自由人格的意义，就成了为哲学创作的人格依恃。

上述的选择和坚守出自心灵的自由思考，意味着冯契强调选择、坚守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它当作教条加以迷信。应该说，他本身有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性格因子：“我个人喜欢独立思考，甚至可以说喜欢标新立异”。^⑤这使得他偏爱庄子^⑥，因为“庄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起来反对独断论和专制主义的哲学家”。^⑦在《金岳霖〈论道〉讲演录》中也把“独断的迷梦”称作“教条主义迷梦”(《冯契文集》第10卷，第110页)。不过，在不同处境下长期保持自由思考，拒斥教条主义的性格因子就发展为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理论一贯：“我也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不过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对待它。对一种有价值的学说，后继者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而也只有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鸡蛋的营养。”并举出了禅宗喜欢“超师之见”的弟子而盛极一时的例子；尔后，他接着说；“我这种态度当然要被某些人视为离经叛道，但我既然保持心灵自由思考，当然就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教条”。^⑧就是说，选择、坚守马克思主义与反对教条主义对于自由思考的扼杀是统一的两面；否则，选择就是戴紧箍咒式的变相强迫，坚守就会异化为“句句是真理”的僵化盲从。所以选择和坚守“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路子前进”是用自己的脚向前迈进而不是让别人把自己的脚捆缚住。

早在1957年冯契就指出教条主义者，就像郑人买履寓言中不相信自己的脚的人：“教条主义者都是一些迷信‘尺码’(公式)的人，有的迷信古代的‘尺码’，有的迷信现代的‘尺码’，有的迷信本国的‘尺码’，有的迷信外国的‘尺码’。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则是：死不肯相信自己的脚”。^①只有用自己的脚，才能走自己的路，这是心灵自由思考赋予冯契的理论自信。“智慧说”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他既指出“智慧说”受到“毛泽东著作的启发”，同时又指出：“如何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解决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在书本上，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在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只讲知识理论，没有讲智慧学说”；^②毛泽东“没有把认识论作为智慧学说来考察”。^③这意味着“智慧说”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营养又从中破壳而出。把创造性对待马克思主义看作心灵自由思考的题中之义，使得冯契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里，但他从来不是这个行列的附庸，而是这个行列里走自己路的“单一”。总之，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冯契选择坚守“走自己的路”的内在动力。

回顾冯契哲学创作的经历，还可以看到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不是在思想的一片空白上任性驰骛，而是在以往哲学传统中的能入能出。

任何哲学创作都离不开前人的思想资源，就冯契而言，主要是中、西、马的哲学传统。他在简要阐明《智慧说三篇》的内容和观点时指出：“这些就是我在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哲学史，并同西方哲学作了粗略比较后所形成的看法”^④，这里包含了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我当时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认为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合理因素，是能够阐明我的问题，即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的”。^⑤在这出入于中、西、马的哲学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我”的自由思考：“对任何一种哲学学说不能够迷信它，研究哲学，不能依傍门户，不能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对各派哲学都应持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如此”。^⑥这样的独立思考，从哲学创作而言，就是要在以往的哲学传统中能入能出。所谓能入，即对各派哲学“首先要理解它，经过自由思考、自由讨论，经过分析比较，作出肯定的选择，这样才是真正的赞成它。”所谓能出，即不能“以为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中国哲学史从孔子、老子到毛泽东，有那么多的天才，创造了那么多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后人还能有什么创造呢？”要防止“一钻进哲学殿堂，很容易被前人所压倒”的偏向，但也不能“有了一点见解、心得、便狂妄自大”，而是“要有宽容精神、兼收并蓄的胸怀”。^⑦因此，“学哲学就要能入而又能出。大哲学家都是第一流的天才，有其严密的理论体系，所以‘能入’难，‘能出’更难。为要能出，就需要加以分析批判，多做些中西古今的比较。立足点高，眼界开阔，才能做到善出。能入而又善出，哲学史研究便有助于哲学问题的探索，以至于达到用哲学家的眼光研究哲学史，借鉴哲学史来进行哲学创作的较高境界”。^⑧学术界公认，冯契的研究成果具有如此的眼光的境界，这显然是因为他有着上述的把能入善出的自由思考作为创作源泉的自觉认识。

这样的自觉认识萌生在冯契的哲学创作之初。1941年夏，冯契到清华文科研究所学习，这是《智慧》的准备孕育时期。50多年后他在回忆这个时期时说：“我自己开了两个书单子：西方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中国从先秦到‘五四’，按历史顺序选读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读，有的略读。”那时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哲学史上的大家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天才，他们深刻的思想只有通过艰苦的钻研才能把握，但把握了却又易被它的魅力紧紧吸引住，难以钻出来；所以‘能入’难，‘能出’更难”。然而，他在汤用彤先生指导下研读佛学著作时，领悟到了“僧肇就是一个能入能出的典型”，并体会到汤先生的“著作也正是能入能出的典型”。^⑨正是这样的典型，使冯契明白了：“为了从书中汲取智慧，就要让自己的精神始终保持自由活动的精神状态，不受任何束缚”。^①

在哲学创作的实践中，冯契对于能入能出的自由思考是创作的源泉有了更为自觉的认识。这突出表现在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首先，他以“通过—超过—通过”来阐明能入能出的自由思考是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他指出：以往的哲学经典著作，是既成的理论形态，“这些著作对后继者来说，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能入就是“通过它”，即把握其体系，因其是一定阶段理论成果的代表；能出就是“超过它”，即克服其体系，因其包含有否定自己的因素；“不超过它也不算通过它”，^②这个“通过”就是既把握其体系又克服其体系而达到的理论新境界，即辩证的综合。其次，为了实现更为困难的“能出”，他指出了之所以更难的认识论原因。从主观上说，“哲学作为创作的一面，就要求学哲学的人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才能体会到哲学的精髓，才能欣赏其理论的美”，“与自己的气质相近，领会其精神，便觉可爱”，于是容易沉溺于其中，“被其俘虏，反而成了心灵的桎梏”；^③从客观上说，“在哲学史上，那些大哲学家往往是有所偏的”，从而“产生一种偏至之论”，^④偏至之论凸显了其特点，而特点则是集优点和缺点于一身，因而“一个哲学体系所包含的积极因素与局限性也常常是互相联系着的”，^⑤于是容易识其见而不识其蔽，因此，“要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思考，就必须解蔽”。^⑥就是说，冯契对于自由思考的能入能出作为哲学创作的源泉，给予了认识论的自觉。

由于冯契有着这样的自觉认识，因而围绕其哲学创作的根本主题即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知识和智慧的关系，在实践中形成了对于哲学传统入乎其内而出乎其外的特色。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就出入中西哲学而言，其特色是以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为核心，由此来比较中西哲学发展史。要阐明知识和智慧的关系，就必须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因为“智慧学说，既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是最富于民族传统特色的，是民族哲学传统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如果是单纯讲的知识，即客观的事实记载、科学定理等，都是无所谓民族特色。如果讲的是贯穿于科学、道德、艺术、宗教诸文化领域中的智慧，涉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等，归结到关于性和天道的认识，这便是最富有民族传统的特点的”。^⑦冯契写了三大册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著作，贯穿其中的就是“对中国哲学史作一鸟瞰，看中国传统哲学有哪些特点”。对此冯契专门讨论了如何“运用科学的比较法”来进行中西哲学比较，认为其中包含着“类比”和“对比”两个环节。^⑧

如果说，系统考察中国传统哲学是“接着讲”，那么，与西方哲学作比较则是“比着讲”，而这两者都是为了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如此的出入中西哲学的自由思考，在冯契的“智慧说”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冯契说：“我从哲学史研究中作出概括，以为认识论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⑨由这四个问题构成的广义认识论是“智慧说”的基本骨架。这里的“哲学史研究”包括了“接着讲”和“比着讲”：这前“三个问题，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关于‘感性’、‘知性’、‘理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用康德的话，就是纯数学和纯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第三个问题，“用康德的话，就是‘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何以可能？”“不能说中国人不关心前两个问题。而就欧洲近代哲学来说，也不是只热衷于讨论前两个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已经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后两个问题”：但与西方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哲学“较多和较长期地考察了上述后两个问题”，其发端是先秦的名实之辩和天人之辩，而“‘天人’、‘名实’之辩贯串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所以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⑩这就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不占重要地位的流行见解。可见，“接着讲”和“比着讲”相结合的出入中西哲学，给“智慧说”奠定了植根于具有民族特点的哲学史基础，提供了走向世界哲学的可能。

其次，就出入古今哲学而言，其特色是以把握中国近代哲学传统为基点，由此激活传统哲学的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是因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对立而凸显的。冯契指出：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就反映了这样的对立；“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反映了这两种思潮的对立。”^①就是说，中国近代哲学是“智慧说”创作的直接背景。因此，围绕知识与智慧关系的研究在以往哲学传统中能入能出，不得不首先着眼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冯契说：“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这是对待以往传统资源中需要克服的偏向。他接着说；“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数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②当然，这不是弃置古代传统，而是以把握近代传统为基点来认识和阐发古代传统在当代仍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就是冯契经常讲的：“站在发展的高级阶段回顾历史”、“从近代哲学革命回顾传统哲学”。

冯契在完成中国古代和近代哲学史的著作之后，进行《智慧说三篇》的完整构思和写作正体现了这一点。他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肯定了“近代哲学革命的成果”，认为某些成果“可以说是会通中西哲学的创造性贡献”，但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至今未得到全面总结，尤其表现在方法论、价值论两个方面”。^③为了批判总结这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写了《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然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具有共同的依据——“依据在于认识论的原理尤其是智慧的学说。”所以，只有在智慧学说上达到新的理论境界，才能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批判总结。冯契指出：“中国近代在认识论上是很有成绩的”，尤其是金岳霖“以得自经验之道还治经验之身”的知识论原理和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过，“不论是金岳霖还是毛泽东对智慧都没有作深入考察，都没有把认识论作为智慧学说来考察”。^④正是有见于中国近代认识论的得失，冯契提出了把知识和智慧统一于认识辩证过程的广义认识论，这就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于是，《智慧说三篇》的“三篇著作各具相对独立性，又互相联系成一整体，《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其主干，而《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与《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其两翼”。^⑤可见，《智慧说三篇》是以把握中国近代哲学传统为直接思想资源的。同时，这也提升了传统哲学的智慧。这里仅以《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为例来说明。它对于广义认识论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融进了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智慧，肯定感觉的内容(用)和感觉的对象(体)合而为一；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阐发了传统哲学“类、故、理”的逻辑范畴的价值；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则强调《易传》“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体现了思维的矛盾运动的规律；在回答第四个问题时，以传统哲学的“转识成智”来说明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⑥显然，这些传统哲学的智慧在批判总结中国近代哲学传统中得到了更深层的开显。

如此的出入古今传统，借用冯契赞赏的荀子名言“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子·性恶》)，可以概括为“节今而言古”，即从批判总结近代传统为基点，激活传统哲学的当代生命力。冯契对于直接影响他的师辈，也是这般的“节今而言古”。如前所述，在清华文科研究所时期，冯契给自己开了两张学习中西哲学典籍的书单，“通常，有关西方哲学问题，我去问金先生；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我去问冯先生和汤先生”。^⑦对于冯契创作“智慧说”影响最大的是金岳霖的知识论。前者对于后者是“通过而超过”的“超师之见”。而要“通过”金岳霖，须从近代哲学传统着眼。他指出：对于金岳霖的理论，“我们不仅要结合中国古代的‘大传统’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结合中国近代的‘小传统’来认识，因为金先生毕竟是中国近代哲学家，他所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也必然是近代的”。^①从近代“小传统”入手，他指出金岳霖“内心有一个矛盾，有点类似王国维所谓‘可爱与可信’的矛盾”，而且“始终没有解决这个矛盾”，^②他由此尝试解决这一矛盾，最终如他当年的同学赵俪生所说：“从金岳霖身上翻了个身”。^③同时又从“大传统”来理解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传统发展的结果”。^④

从上述不难看到，自觉地把能入能出的自由思考作为哲学创作源泉贯穿于冯契的哲学创作过程。

冯契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典范，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是他哲学创作的不竭源泉。这对我们有哪些启发呢？上述对于心灵自由与哲学道路的选择坚守的考察，首先，使我们认识到如下的三个统一：第一，心灵自由思考与回答时代课题是统一的，没有前者，不可能把后者化作具有时代意义的自己之路；不关注后者，前者就没有明确的凝聚方向；第二，心灵自由思考与独立人格是统一的，哲学理论成果作为自由思考的产物，也是哲学家淬炼独立人格的德性自证；第三，心灵自由思考与创造性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没有自由思考，马克思主义必定被教条主义吞噬，自由思考不只是解除教条主义的蒙蔽，更是要获得“超师之见”。

其次，使我们认识到要做到三个结合：第一，在主体和对象之间，做到“通过”与“超过”相结合，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否则后者是虚妄的；后者是前者的目标，否则前者会沦为被俘虏的“心奴”；第二，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做到“接着讲”与“比着讲”相结合，唯此才能揭示中国哲学富有民族特色的智慧所在，使得当代中国哲学创作发扬民族特色而走向世界哲学；第三，在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之间，做到“节今”与“言古”相结合，以把握近代传统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创作的直接背景，由此来阐释古代传统，当代的哲学创作就有了对以往哲学传统批判总结的意义，传统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给人以新的魅力。

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冯契指出了心灵自由作为哲学创作源泉的根柢，在于哲学创作本身是个性化的。上述的哲学道路的选择坚守和哲学传统的能入能出，其实都表现了哲学创作的个性色彩，即“自开生面，说自己的话”。^⑤前面提到冯契在说了“心灵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之后，特别强调“没有心灵自由便没有艺术、没有哲学”。这是注意到了哲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相似，而与科学发明创造有所不同。心灵自由固然也是后者的源泉，但科学家要尽量在其研究结果中排除自己的个性。但是哲学创作不是这样。冯契说：“在历史上真正有重大影响的哲学体系都是创作。孔、老、墨是创作，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是创作。就创作来说，哲学类似于艺术，尤其类似语言艺术，一切真正的创作都是人的德性(人的本质力量和个性)的表现。《论语》、《老子》、《墨子》都体现了哲学家的个性色彩，文如其人，各有其面目，有其后人不能重复的东西。从第一流的哲学著作都能见到哲学家的个性。”“哲学不仅在于发现事实和规律，而且还是独特的创作。历史上那些大哲学家的体系，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求穷通的一次尝试。一个富于个性色彩的创作”，“哲学著作中所包含的智慧是哲学家个性的表现”。^⑥就是说，哲学创作的个性化决定了心灵自由是其源泉。这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没有对于哲学创作个性化的自觉，就不可能使得心灵自由成为其源泉。

以心灵自由作为创作源泉而形成的“智慧说”，不仅是一种哲学体系，而且表现了冯契的个性。因此，在他去世20年之后，读他的著作，其个性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