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反思既往研究中的封闭性、独断性、教条化的同时，十分强调研究的开放性、多样性、个体性等等理念，及其对于维护和保有哲学生命力的重要性。与之相应，“平权地”地研究或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①，受到并为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所重视和追捧。我们不否认这类研究理念和研究视角，对于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容、范围、风格、层次的独特价值。但又必须承认，千人千面的解读模式和理解结论，不可避免地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核和理论本质。这种“质疑”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又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削弱和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质的片面性。因此，如何实现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的辩证统一，便是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这里的“理论基质”，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核和基本价值。这里的“研究异质”，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内容、范式、风格、层次等等的多样化和个体性。

纵观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并不存在以研究的多元化为由，否定或取消主流价值观引领作用的现象。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有一种以中立化的价值取向，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核，以学术研究的自由性和包容性为由，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研究引领作用必要性的现象。

这里的“价值中立”(Value free)，即认为哲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不能带有任何价值立场，而应当保持中立态度，按照客观资料的引导做出自己的结论。这一最早源于休谟^②，后被韦伯^③详尽阐述的研究原则，被当下一些主张哲学研究应当“纯粹”的学者，视为合理的研究意识和基本原则。

无疑，“价值中立”倾向的出现，与学界乘着改革开放之风，反思和矫正我国学界过去长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严重政治意识形态化，以及与之相伴的思想启蒙和“自我救赎”分不开。如同苏联哲学曾经被政治绑架而窒息了其生机一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在政治高压和政治“呵护”下步履维艰。今天，当学界以开放心态，深度反思哲学的这种曾经“被绑架”，承认它一方面具有通过制度化传播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话语走进基层民众的积极意义同时，又对其在被教条化、政治化的过程中，所形成和导致的压制思想探索、扼杀理论创新，有着更为深刻和痛彻的感受。出于对曾经备受政治权利的支撑和呵护，一旦失去这一切便瓦解崩溃的苏联哲学尤其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命运的回望，出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前景的担忧，学界自然产生出希望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强烈愿望和一致吁求。愿望和吁求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思考的独立性、研究的创造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这种认识走向极端，并以“价值中立”为由完全拒斥或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研究的任何价值导向作用时，它便不能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常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当下，“价值中立”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潮流。受它影响，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赋予任何立场。于是，或东拼西凑或原封不动照搬照抄各种西方哲学观点，在“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容中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或意识形态中立或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尽量避免涉及一些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或尖锐分歧的问题，在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性和价值取向中，抹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裂隙；以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学术眼光或“传承创新民族文化”的知识谱系，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需要的内容和方法，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和代替其研究方法；以或普世价值的超验性或个体价值的实用性，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否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存在的必要性；以知识分子或应抵制御用哲学追求人格独立或尖锐批判现实政治的精英之态，力图疏远和摆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束缚等等“幽灵”，便不断纠缠或附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体。

表面上看，“价值中立”的观点，并不涉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导向问题，因为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否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质，是避而不谈或不置可否的。然而，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理论内核和理论基质本身就表明了其鲜明的价值指向性。而以“价值中立”为基本取向的无价值立场，实则同样是一种理论导向。而这种疏远或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基质的做法，将导致的却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关切的淡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导向作用的背离。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哲学的本质，以便由此进而认识它的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的关系。

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其与现实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于任何社会现实(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都既对哲学的生存发展提供相应的条件，又需要哲学为其提供精神引领和理论支撑，因而现实离不开哲学；由于任何哲学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形式，都要反映现实并服务于现实，哲学要进入社会领域发挥实践功能，都必然要经过现实的过滤并获取“入场券”，都必然受到现实的干预而打上“世俗”的烙印，因而哲学离不开现实。因此，当一种以代表相应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以“国家意识”的面貌现身于哲学面前时，哲学不可能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当哲学力图“不仅就内容而且就其形式”(马克思语)向社会发挥其能量，显示其能耐时，以“国家意识”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也不会等闲视之或放任自流。在哲学与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上，任何以“国家意识”之名，行以意识形态取代哲学的“哲学研究”，或者任何以哲学“思考自由”之名，行以哲学拒绝“国家意识”引导的“哲学研究”，在现实社会中都是不存在的。

与之相应的，便是哲学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哲学虽然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但又具有意识形态性。但这种“意识形态性”又与诸如政治法律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有别。比如，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法律理论的意识形态性，在与社会物质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就有依存和反映的直接与间接之别；在与社会阶级利益的联系上，就有代表和体现的价值性的强烈与淡化之别；在与理论的学术性关联上，就有形式的重信念还是重思辨之别。哲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疏远的关系，使其理论呈现出双重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它归根结底要表现一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愿望，要关注现实、联系实践，这是哲学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作为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体系，哲学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映，在研究方式上却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之分，“学术性的关注是把对现实的诠释、反思和引导联系起来进行深邃思考，而不是流于对政策和流行观念的单纯辩护和庸俗图解”^①。因此，强调哲学的学术性，不是让哲学研究远离政治、疏远意识形态，而是要让哲学研究，回归对来自社会现实的各种具体问题，对来自理论领域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文本，作长期的、广泛的、纵深的探讨。同样，强调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不是让政治成为哲学的太上皇，哲学变为政治的传声筒，而是要让哲学研究在从学理层面剖析现实问题、实践问题的本质中，发现其运行规律，发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引领作用。

哲学与意识形态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哲学中的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哲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哲学的科学性”即要求哲学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则既包含哲学的现实批判性，又包含哲学的阶级性，即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归根到底体现着社会的阶级利益并为此服务，并强调自己哲学的宗旨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为其服务，因此自己的哲学本身就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无产阶级与革命理论之间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是“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关系的理论，就已经提出了哲学的阶级性问题^②，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新旧唯物主义立脚点的比较，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哲学的阶级性^③。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哲学意识形态性中的“派别性”概念与“阶级性”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具有认识论属性，它作为划分哲学基本派别的标准，不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不再存在；后者具有政治属性，它作为为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与阶级社会相连并随着阶级的消亡而不复存在。因此，在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中，如果将哲学的“派别性”仅仅作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标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意识形态性与哲学科学性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哲学的“派别性”无非是说，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时，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反映世界而不能根据主观臆想，要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立场而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这种“派别性”的贯彻，不仅不会妨碍哲学的科学性反而倒是达到后者的保证。就此而言，哲学意识形态性中包含科学性，哲学科学性中具有意识形态性。然而，如果将哲学意识形态性中的派别性，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阶级划分标准，将哲学意识形态性直接等同于哲学阶级性时，哲学意识形态性就难免沦为打倒政治对手的工具，哲学思维就必然由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科学思维，蜕变为一种政治化的哲学思维。

这样，哲学中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便直接体现为如何认识和处理哲学与意识形态、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等等问题。由于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哲学能否在理论上获得研究的激情和活力，能否在实践中有效发挥理论的社会功能，因此，它们是任何形式的哲学研究中一道绕不过的坎，而无论其如何变换和翻新研究中的概念、术语、辞藻及其范式。

哲学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在哲学研究中还通过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的关系表现出来。它的具体体现，便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理论导向的一元性与研究异质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无疑，我们反对以所谓理论导向的一元性，代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研究，反对以所谓哲学研究的同质性，取代哲学研究的异质性。因为这只能扼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生机。这一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谓教训深刻。但是，若以后者否定前者，同样会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危机。这一点，我们从作为哲学研究形式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一些哲学基本特性，便可说明。

从存在方式看，哲学研究是同质性与异质性的统一。就整体而言，作为一种现象而存在的哲学研究，以复数形式展现其研究形态的异质性、多样性。就个别而言，每一具体的哲学研究又因处于复杂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中，因而“极端相反的性质能在同一事物里相互结合”^①，而致其在异质性研究中，体现着研究的某种同质性，使在异质的哲学研究中寻求同一的理论基质具有可能性。这种具有共性的理论基质，虽然因其舍弃对现实世界杂多事实的展示而具有抽象性，而使异质的哲学研究有陷入空洞思辨的危险，但其由思维抽象所构筑的理论方法，却又有避免使异质性的哲学研究陷入“鸡对鸭讲”窘境的价值。这一点，对于作为哲学研究理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亦是如此。如同研究马克思的文本时，西方解读者们可以从各自的视角、知识背景、历史环境、研究方式出发，得出人本的、结构的、分析的、生态的、解构的、后现代的等等“异质马克思”，却又不约而同地认为反思批判性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品质一样。而国内外学界之所以将这股流行于20世纪的西方思潮定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异质性、个体化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品性，都能够基于或旨归于马克思哲学的这一理论基质。

从研究方法看，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渗透，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也在影响哲学研究的同时，使哲学日渐显露出对价值导向的淡漠，似乎价值导向对于哲学研究可有可无。但是，社会科学研究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两者在与价值判断的关系上，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外在的(因为科学家必须根据自然现象的客观本性，作出纯客观的研究)的话，社会科学因其研究对象本身包含价值属性，而与价值判断的关系则是内在的。因此，即便是具有纯粹学术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存在着运用何种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做出判断的价值取向问题。这一点，也为即便是强调“价值中立”的韦伯所承认。在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时，韦伯在继承康德思想的基础上，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认为自然科学运用工具理性的思维形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要使用一些诸如禁欲主义、责任、正当性等等包含价值含义的术语，因而其研究方法中，不仅有工具理性的思维形式，还有价值理性的思维形式^②。可见，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其研究方法同样跳不出价值取向的窠臼。而以人类解放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和注重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作为基本方法对研究结果的举足轻重作用，更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研究方法蕴含的价值指向的重视。

从研究层次看，哲学研究有学术层面与应用层面之别，两者在研究的学理性程度上又有深浅之分。但是，以何为立论基础？以何为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以何为价值取向的问题，仍然是两个层次的研究中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由其理论本质和理论目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不可能回避这一问题。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而且必须具有学术性，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学术性研究，就看不清其理论的本来面目，也就无法用以引导实践，更无法真正坚持和推进其理论。但是，强调研究的学术性，不等于否定研究中的基本价值取向，不等于应以“不偏不倚”的中性立场，去回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问题，也不等于应以绝对主义的态度“吸取”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更不能以此作为拒斥马克思主义理论基质的理由，否定后者对于学术层面研究的引领性价值。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高科技、新媒体等等，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学术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双重挑战。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变动、利益调整、阶层分化等等问题，在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更大程度上面对现实的同时，也导致了其面临着来自整个社会层面的是坚持还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国际挑战和国内问题的现实状况，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中国的命运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转型在促使和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经历了从政治意识形态对哲学从“指手画脚”到“束手无策”，哲学对政治意识形态从“小鸟依人”到“分道扬镳”的转变过程后，形成了无论从理论视角、切入路径，还是从研究范式、价值标准，都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局面。转型的正向效应和显著成果，是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其负面影响和消极效果，却是一股以相对主义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基质的思潮，正在学界流行和蔓延。由此，承认还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价值和影响力？坚持还是拒斥它的引领功能？以及能否以研究的多样化、异质性，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便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个复杂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说它“复杂”，只因在马克思主义仍然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大背景下，学界自身却因不休的争论而不乏怀疑和否定之音，而“价值中立”的理论倾向，则在助推这股怀疑与否定的声浪中“告别”马克思主义。说它“不得不面对”，只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求学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质的同时，使理论在更“接地气”中，能够切实发挥引领学术研究、指导现实实践的作用。而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内部的质疑之声，则向我们表明，正视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思考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坚持理论基质与研究异质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促使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彻底性、成熟性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真正担负起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引领重任，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们而言，已经迫在眉睫。

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样化、个性化已然成景，“千面马克思”更是让人眼晕。“满庭芳花”在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繁荣景象的同时，也潜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否应当坚持、以及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质的问题。无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鸣放”不应成为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性的理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进一步繁荣，但“繁荣”不是在人为圈定的个人学术领地信马由缰，更不应成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和价值导向的依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继续存疑存异，但“疑”与“异”不是照搬未经反思的西方价值观，更不是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如果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核中和理论基质上探索和思考问题，便谈不上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显示不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理论整体所具有的理论魅力，难以实现这一研究的内部异质观点的交锋对话，无法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张的“思想力求成为现实”与“现实本身应当力求思想”的统一。^①

无疑，我们必须仍然对于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作用的发挥，视为只能靠意识形态化了的政治方式才能实现的观点，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时至今日，在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官员心目中，仍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无非是解释领导言论、解读政治文献、提炼宣传口号、总结形势经验，即为政治服务。如若照此发展逻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难免重新沦为权力鼓手、政策工具，从而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批判、人文意识、理想超越等等特性。而且，事实上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这类现象并不少见。但是，当我们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即社会功能的发挥，简单等同于政治的宣传、灌输、鼓动、革命，而强调哲学的思维和观念变革，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使命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和承认，无论是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现实政治都对哲学产生着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任何哲学研究哪怕是最远离现实的纯哲学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挣脱或避开意识形态的“纠缠”而“独善其身”，因为当它在做出某种结论时，就已经内蕴某种价值取向了。承认这一点，不是肯定政治意识形态对于哲学研究的价值，更不表明可以以理论引导的一元代替哲学研究的异质多元性，而无非是表明一个基本事实而已。至于作为理论引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鲜明的政治性更是无容置疑。如今，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就因明显的政治意图性，而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政治哲学^①。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思想建设之基，正是这一为党纲和国法所确定的特性，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上了“先天”的政治烙印。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国家意识”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导向，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又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因此，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而言，坚持理论基质即坚持理论导向的一元性，自是题中之义。可见，这一“坚持”本身就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政治的联系。而承认这一联系，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非学术化，更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质多元化研究，只有回避现实政治和现实问题，才能回归理论研究的学术本性。

这里，有必要重提苏联解体的原因问题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问题。苏联解体距今已经20余年，如今，在浩如烟海的分析和寻找苏联解体原因的资料中，国内一些学者多将其归咎于：是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放弃，才导致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失控。依笔者所见，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本末倒置之嫌。因为一国的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变，首先与其经济基础的改变直接相关。经济基础变化了，观念上层建筑作为它的反映，便不能不发生相应的改变，而无论其时间的早与迟。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观念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巨大反作用。这一点，在苏联剧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苏联理论界就在痛彻反思“闻政起舞”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弊端中，打开了将马克思主义彻底人道化之门。随之而来的，便是理论界多元化思潮的潜流涌动。“潜流”既是苏联理论界思想解放的福音，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质的消解，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上层统治者在主流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界限模糊和立场摇摆^②；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以“戾换式”思维模式解读马克思主义^③和对其理论价值的淡化和抹杀；民众对僵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淡漠和对国家意识形态管控的反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苏联主流意识形态持之以恒的“铁幕打洞”······，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冲垮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堤坝的滔滔洪流。其中，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在近40年中奉行的“去马克思主义化”，无疑在成为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长达8年的时间里，的确既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更没有一种为全民认可和遵守的统一意识形态。在八年的国家意识形态真空中，尽管俄罗斯社会的精神、道德的危机无时不在，但却没有影响这个国家的继续存在。俄罗斯社会的这一现实似乎向人们表明：统一的国家意识真的为一国之生存所必须？进而言之，靠国家政权支撑的统一哲学真的具有引领思想文化的价值？然而，我们只要看看苏联哲学的“终结”和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曲折起伏^①，便可以明白，哲学虽然绝不能充当政治的附庸陪衬，但也决不是社会精神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哲学已经不再坚持先前那种公开否认理论研究导向性价值的做法，而是在继续秉承多元化、自由化理念的同时，通过反思历史虚无主义从理论界到整个社会的蔓延，而导致的信仰危机；通过反思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在理论研究中的盛行，而导致的理论信誉的丧失；通过适应社会之需和应和官方倡导的“国家观念”，而为传统的俄罗斯思想、欧亚主义、宗教哲学注入时代元素；通过再版马恩列斯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而重新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众说纷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重新评价，而体现出的另类研究动向；通过重新启动包括苏联哲学在内的俄罗斯哲学史研究，而日渐明显的历史客观主义态度，从而在整个哲学研究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种回归“国家观念”导向的理论倾向。而这一切，都无非出于为“强国梦”寻求新理论资源的动机。因此，尽管在表面上，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决无受制于任何“理论导向”之意，但在实质上，它又通过“国家观念”的无形制约，表明了理论导向与哲学研究，两者之间如影随形的关系。21世纪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现状，当代中国社会与当代俄罗斯社会在国情上的诸多差异，已经向我们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今日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领域，不仅必要而且举足轻重。

如今，主张思想文化的一元而非多元，正在成为一些西方国家奉行的思想导向。例如，以“自由”观念为立国之基的美国，虽然在思想文化上坚决反对一元化而奉行多元化，但在现实中，却总是在否定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因为它的主流文化、它崇尚的美国精神，是绝对不容置疑的。而在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其领导人近来都在宣布“在他们的国家‘多元化已经结束’，甚至说‘多元化已经死亡’”^②。即便是一度极为推崇西方思想文化“多元化”观念的俄罗斯，如今也对西方的这种文化理念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对此，普京就明确表示，多元文化论虽然承认了不同文化的差异，但同时又因承认文化的平权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的实质，在于矛头直指政治权力的中心，要求国家政府权力部门承认不同文化群体的政治权力，因此，“这种论点正在把‘少数人享有特权’绝对化，但是却没有同等地考量这种权力的责任，即当地居民和当地社会应当承担的民事、行为和文化方面的责任”^③。这里，我们无意通过与“国际接轨”来为中国何以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进行辩护，更不希望以此去提升自己坚持国家意识引导的理论底气，而是旨在说明，即便是在一向标榜信仰自由的西方国家，也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而主张一元。既如此，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核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便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没有理由不自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