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因战争原因一度被迫回到美国去的范天祥(Bliss Wiant)夫妇，终于又回到了他们魂牵梦绕的燕京大学。夫妇俩受到校园里全体成员的热情欢迎，并在众人的帮助下，很快将曾经被日本人占据了的房子——范寓·忆春庐恢复了旧貎，并安顿了下来。范天祥回到学校二三周后，就重新接管了有150人规模的校合唱团，准备在圣诞之日演出燕京大学的拿手节目：圣曲《弥赛亚》①。
但是，范天祥回来的日子，恰好是中国内战全面打响之后。原本占据优势的政府开始显露出种种危机的迹象。在感恩节当日，范天祥在写给他在美国的朋友的信里，就特别描述了这种紧张的气氛。他写道：
这里的气氛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情绪。自从去年昌黎被攻打后······北京市民无不感到极度恐惧。最近，一个约距这儿二百哩、有点规模的城市(按指石家庄)被共产党占领了，距离少于一百哩的省会保定府也正在抗争。食品物价急速上升使气氛越趋紧张。由于商人囤积居奇，我们很难买到面粉。无人知道将来会发生甚么事情。最坏的情况是终有一天，我们会被共产政权所统治。②
作为传教士，范天祥有着极为虔诚的宗教信仰，过着严格的宗教生活。他在音乐方面的特长与他的基督教信仰相结合，使他对宗教音乐的传播和发展充满了热情。燕京大学会成为他准备托付终身之所，就是大学的基督教氛围和他所从事的音乐教育及圣曲演唱工作令他满足。与此同时，像不少基督教传教士一样，他也对自己在提高中国教育质量方面所做的工作充满自豪感。他特别满意基督教教育的素质，称“这激励我们无论是什么代价和后果，都要坚持下去”①。正因为如此，范天祥对校园里不同宗派的基督徒们能够互相配合，共同工作，非常满意；而他对中国内战形势所造成的学生中现实诉求明显地强过对宗教的热情，也会感到忧心忡忡。
范天祥对共产党的印象来自于个别亲历者的讲述。这些讲述透露出的多半都是破坏的信息。比如，范天祥担任校董的河北昌黎汇文中学，就在北戴河附近，被共产党占领后，美国传教士的房屋就遭到抢掠和焚毁。但是，相反的信息也同样会传到他的耳朵里。比如，他清楚地注意到，身边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认为：“即使共产党进一步取得控制权，也不会比那腐败的蒋介石政府更差。他(蒋)在北方差不多已尽失人心。”②因此，范天祥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很矛盾。他一方面反感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不断挑起事端，相信他们中确有滋事和蓄意破坏者；一方面却又反感政府动辄逮捕学生，在他看来，“部分被列名的学生其实是无辜的，他们只是真心希望帮助国家的好青年”③。事实上，他和多数燕京教授一样，不喜欢甚至于厌恶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并且反感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政权的作法。他在一封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明白地写道：“延长、维持或支持蒋介石政府继续像今天般执政，总会是个悲剧。”④
1948年9月，国共在东北的大战打响，锦州、长春相继落到中共手中。10月底，国民党在东北最后一座省城沈阳被围，东北全境失守已不可逆转。美国国务院据此通告在华美国公民，表示愿意为准备撤离的美国公民提供海路运输的便利。北美基督教国外布道部远东联合办事处中国委员会也致函在华各差会，要求他们回答，在华传教士要否撤离，需要全撤吗？对留在解放区的事工应采取什么政策？⑤
这个时候，多数美国在华差会都对撤离华北传教士问题感到犹豫。11月4日，北平卫理公会致电卫理公会华东年议会会督黄安素(Ralph A.Ward)，要求为需要离开的教士提供资金帮助。黄安素当即复电表示，北平卫理公会切勿单独行动，应与其他差会，特别是应与会督江长川等商议而定。他声称，美国领事关于美国公民应从华北撤退的建议只是劝告性质的，不能简单地将此解读为在华传教士都应马上撤离⑥。而北长老会宣道部更是明确告诉其在华北的传教士说：如果他们愿意继续留在已经或即将被中共控制的区域，宣道部将支持他们的选择。它甚至告诉它的传教士称，根据中共9月下旬占领济南以来的经验，他们对美国人是有礼貌的，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新任市长本人就是教会学校毕业的⑦。同样表示没有撤离计划的，还有安息日会等差会。
11月初，在美国专门负责为燕京等在华各基督教大学募款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托事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变化及其应对的办法。执行秘书麦克米伦(Robert J.McMullen)在会上一方面断定国民党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一方面也特别强调说，不管未来可能发生什么，都应该争取让我们在中国的这些大学存在下去⑧。北美基督教国外布道部远东联合办事处委员会随后在有7家在华主要差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也一致做出决定宣布说：基督教在解放区存在下去是有希望的，除年老体弱和带小孩者外，宣道部理应鼓励并帮助愿意留下来的传教士，使他们能够继续在原地区工作下去⑨
住在北平西郊的范天祥早就清楚地意识到形势正在发生巨变。事实上，这一年夏天，离燕京不远的枪炮声就常常突然炸响，最近的一次共产党的军队甚至突进到了燕京附近。而进入到11月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部分退出西郊，共产党开始可以公开派人到燕京和清华校园中来活动了。
向来不关心政治的范天祥在1948年变得责任重大，非关心政治不可了。因为他在这一年6月受邀担任了校财务总监，管理着200个职员，负责保管大学的所有基金及相关固定资产。同时，他还一度署理了校长一职。他读过共产党在苏联对东正教实施压迫和剥夺政策的相关书籍，他当然担心正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但是，受到燕京大学他所信任的中国同事的乐观情绪影响，他这时还并没有恐惧感。他的好朋友，时任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主席的陆志韦就坚定地宣布说，即使北平被共产党占领，“大部分中国人肯定要留下来，我们的一些西籍教职员也会留下来。”因为我们“应当坚持到底，目前仍有一线可能，在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来尝试实行某种变通的办法。如果我们成功，即使是冒着很大的危险，我们对于国际间的和平和谅解一定有很大的贡献。”①
11月下旬，范天祥就听说共产党已承诺会善待燕京大学，并希望所有的教师，包括西方教师都能够继续留下来工作的消息。而且他听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不少就是燕京的学生。这使他对未来虽持观望态度，却逐渐变得乐观起来了。他开始写信告诉他在美国的友人说：“目前燕京内部相当团结、稳定，形势鼓舞人心。······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够生存下来。······只要可能，我们就应该尽我们所能地，坚持燕京‘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服务于中国人。我相信，我们是唯一具备有这种服务精神的。”②机会是存在的。1949年1月，范天祥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铁幕在十二月十五日傍晚降临······但铁幕里却有一些没有紧闭的地方。”③他曾解释称：
中国的内战已转移至南方，军队绕过北方朝南京推进······看来中央政府即将崩溃或投降。假如属实，我们将会受到中国共产党朋友的统治。(但)共产党阵营中有很多青年领袖都是在燕京大学受教育的。他们是拥有追求社会公义和改进这些崇高理想的青年，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长远而言，南京政府不能改善中国的民生。他们的态度也有部分真理，但反宗教和无神论是共产党特性，无疑会为人类带来灾难。······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教职员离开校园。我们决定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坦然面对，因为我们觉得上帝叫我们留下来，并为它作见证。······如果燕京大学的人可以保持镇定和团结一致，并抱有具建设性的态度，我们或许能在重新诠释基督的信息上大有作为。④
“铁幕”一词，最早出自于丘吉尔1946年3月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杜鲁门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演说中，是强烈批评苏联严密控制东欧国家，使之与欧洲隔绝的一种说法。此一演讲，引发了斯大林的严厉谴责，加速了美苏两大敌对集团的形成和国际冷战的开始。范天祥的这一说法清楚地显示出他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也是同样看待共产党在中国的这种占领行动所带来的后果的。只是，其信中透露出来的情况就像他此前的看法一样颇具戏剧性。因为，他发现，中共的控制似乎并不像苏联人那么严密。
1948年12月13日，战争就在燕京大学周边打响了，西郊机场上空腾起滚滚浓烟。许多为外国人工作的中国人，由于害怕败兵抢劫，不仅全家躲进外籍教师的大房子，有的还把重要家什，包括粮食，也都运了过来。一些国民党士兵一度闯进学校构筑枪炮掩体，被组织起来的外籍传教士和学生巡逻队连推带劝赶出了大门。15日，共产党的军队开进到颐和园地区，次日即控制了整个海淀镇。让所有紧张的外国传教士们感受到希望的是，燕大只停了一周时间的电，便在中共军队的帮助下重新恢复了发电。为了便于管理和动员民众，中共竟然还聘请了325位燕京大学的学生或毕业生帮助工作。同时，中共干部不止一次地对燕京校园的安全和需求表示关心，明确告诉校方：他们有不得损害校园的特别指示，并愿意为燕京大学提供帮助。结果，整个这场发生在北平西郊的争夺战，燕京大学只停了三天课，而且随后的圣诞节活动和往年一样仍然能够照常举行⑤。
直接负责燕大财务的范天祥每天必须要出面解决大量涉及燕大生活及运营方面的问题，因此，他不能不经常派人去与共产党的干部打交道。他对共产党人的这种态度自然深感庆幸，他尤其高兴许多燕京大学的学生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去。他甚至不无兴奋地写信告诉美国友人称：
共产党现时聘请了三百二十五位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或旧生，这样会形成一批支持我们的人。而我们昨天得知，当中两人现正在校园谈判。我个人与他俩都相熟，大部分教职员亦然。个人的师生关系就是如此意义重大。中国人服膺道理、尊重这些人际关系，现在是时候开明地正确评价这对立的双方。和解实在是当务之急。①
12月18日，范天祥第一次直接见识到共产党干部的“风采”。他在日记中写道：“下午5点我被叫去贝公楼见一位鲁先生。他是共产党13军的宣传部部长，一个不错的家伙，35岁的样子······他讲了几个小时······鼓励我们提问，然后一一回答。”范天祥再度听到对方讲，中共会保证学校享有充分的自由，并可以予以多方面的帮助。当有学生问共产党过去为什么会有一些令人恐怖的做法的时候，演讲者笑着答复说：革命的过程中类似的做法是难以避免的，但“现在已经放弃了”②。
果然，共产党没有食言，不仅军队不进校园，而且帮助学校解决了不少问题。除了帮学校恢复了供电外，还批准学校架设自己的电台与外界联系。中共在海淀的管理机构和新建的人民银行也相继开始借款给燕京大学，帮助它渡过经济来源暂时中断所面临的难关。
从范天祥这一段的日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燕京大学，还是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外国人，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以下是他从中共军队进据到圣诞节约10天日记的摘录：
12月16日，“共产党士兵接管了海淀，发行了新的货币，价格像平常一样。······唱诗班准备今天及下周的礼拜，整个团体都放松下来了，但战争在4—6点钟变得异常激烈，不断地听到剧烈的爆炸声。”
12月17日，“今天复课。在真空状态下工作很开心。没有钱，无事可做，教职工开会讨论形势。有400名学生去了碧云寺，那里到处是受伤的士兵。”
12月18日，“从下午4点到晚上10点我们有灯光了。下午5点我被叫去贝公楼见一位鲁先生······”
12月19日，“一名共产党员在贝公楼向拥挤的人群讲了一个半小时的话，说明我们能做什么，将要面临什么。他是个湖南人，讲话很难听懂。国民党的飞机不时地飞过，震动了整个房屋。大约5点钟的时候，传来消息说，飞机投落的炸弹轰炸了清华附近的一些地区，包括临近我们东部的村庄。······”
12月20日，“电话和哨所都在水塔上设立起来了，但是飞机没有来。”
12月21日，“严景耀去三家店，了解共产党是否允许我们设电台，他们表示没问题。他们还给我们恢复了从15日就中断了的电力，并承诺可以提供一些财政上的帮助。”
12月22日，“做礼拜，做演讲，为音乐会装饰贝公楼的舞台。”
12月23日，“装修房子，从海淀商人那里借了15万元······安排明天给大家支付一些现金，使所有人能买一些蔬菜。明天6点准备表演的唱诗者很好地彩排了，一切似乎很平静。”
12月24日，圣诞夜。“光荣的一天。以一个演讲开始，然后利用从海淀商人那里借来的钱，给每个人发了10磅大米。······晚饭我们吃了台湾菜，还有一只赵送来的鸭子。他还带来了123磅猪肉，并分给了很多人，很好的猪肉。”“我们一起去了贝公楼，看7点钟的表演······”
12月25日，“一个白色的圣诞节，这个季节的第一场雪！”“打开我们的礼物······早上接了很多电话，下午我们又有15位访客······晚上7点，学生们开始来敲门。······这可以说更接近一个基督徒的圣诞节，而不是一个‘标准’的美国圣诞节：因为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机会花钱。”③
由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到来，使燕京大学部分学生离开了学校，整个经济状况也因战争的原因变得比较困难。这种情况使负责财务工作的范天祥感到了一些压力，因为难以足额及时地发放教职员的工资，且货币种类变得五花八门，学校虽然有美元，也未必买得到粮食，结果是一些教师吃饭发生了问题。但是，就整体情况而言，在燕大的外国人的生活和工作，都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临近1948年最后一天时，范天祥不无感慨地写信给他的美国朋友说：由于共产党方面的帮助，燕京大学的一切都在顺利恢复中，在战争环境下，“我们能拥有如此的和平和宁静，实在令人惊讶。”①
为留下而挣扎美国基督教各差会明显表示尊重传教士自己的选择，多数差会虽鼓励自己的传教士留在中共解放区，同时也十分顾虑由此引发的种种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这个时候各种劝告、建议和信息表现得十分矛盾。12月4日，19名中国基督徒联名致信西方差会及外籍传教士，强调中国教会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传教士，因为他们的领导能力、奉献精神都会给中国教会以鼓舞和勇气。如果传教士从中国撤离，将会沉重打击中国教会和信徒的士气②
几乎与此同时，长江下游地区卫理公会领袖却密电卫理公会上海宣道部称，所有美国传教士都应在新政权建立以前离开中国，以避免给中国教会带来尴尬和困难③。这时中国北方，包括华东地区许多美国传教士也纷纷在撤离中国，或去香港，或去台湾，或去菲律宾，还有的则直接回美国了④。按照美国政府的劝告，截止到12月3日，在北平的600位美国人中已经有250人撤离了；在天津的160位美国人中已经有45位撤离了⑤。
选择留与不留，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是留下来有没有意义？没有谁能确定，留下来还能正常继续并开展传教工作。因此，还在1948年11月26日，纽约联合托事部麦克米伦就代表各教会组织和资助人致信时任燕京大学行政委员会秘书艾德敷(Dwight Edwards)，提出了近20个问题，要求在燕大的美国传教士们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有：
1.铁幕落下后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将处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我们应当做什么？
2.基督教机构恪守最初信念的前提下，还有继续经营的可能吗？
3.你们还享有多少学术、宗教或其他自由？
4.联合托事部应该继续支持共产党政权下的教会大学到什么程度？
5.用什么方法才能在不帮助共产党政权的情况下帮助这所大学？
6.共产主义威胁改变了教员对基督教目的、内容和你们事工的态度吗？
7.由于害怕共产党接管，你们减少了多少教师和学生？
8.你认为你们的机构应该为适应共产党政权做多大的调整？
9.如果不放弃或至少不严重损害大学基督教目的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你有什么计划来中止这项工作并关闭大学？⑥
很显然，联合托事部及资助方对在共产党新政权下能否继续保持基督教学校的独立性，特别是能否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自由和学术自由，抱有强烈的担心。
由于艾德敷这时去了上海，范天祥即组织外籍传教士研究回答了来信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的答复同样不可能有太多底气。当然，他们告诉纽约说，就目前和共产党政权接触的情况看，传教士们还没有遇到任何威胁和可怕的事情，燕大总共失去了7名教师，但只有一对夫妇是因为不愿生活在共产党政权下面，其他都是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退休或离职的；学生中只有大约20人是因为过去反共的缘故无法留下来，有差不多100人是应父母要求而不得不返回南方去的。从目前情况看，继续像过去那样进行宗教生活、开展社会服务、保持学术自由，是完全可能的。理论上，他们相信新政权应该会欢迎来自美国的有组织的支持，但考虑到无神论的共产党不会允许学校突出其宗教特色，故他们已准备取消公共崇拜活动，只在团契组织内继续保持宗教生活①。
与燕大的外籍传教士们比较，行政委员会主席陆志韦这时的答复显得要有底气得多。他告诉麦克米伦说：燕大的宗教生活没有受到干扰，“没有任何燕京的教师会因为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抑或政治倾向而被除名。”我们也不打算为了任何政治制度“调整”我们一直在做的宗教和学术的工作。“有些人过分担心他们说过和做过的事情，但共产党人似乎并没有把这些看得很严重。”国民政府曾强迫我们进行党义教育，我们不确定共产党是否也会重复同样的蠢事。无论事情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还能撤退到什么地方去吗？”他表示：对于我们这些曾历经磨难的人，“深信上帝将会再次怜恤我们，我们已经准备好承受更严峻的考验。”②
燕大行政委员会还在陆志韦的领导下，通过了一项政策性建议，主张纽约托事部应该考虑基于如下原则来决定今后要否继续支持在华基督教机构的问题：
a) 在大学能够继续保持开放，并自由地在保持基督教特色的条件下开展教育工作时，联合托事部将乐于继续他们的支持。
b) 如果任何机构被政府接管和或被要求与政府的机构合并，或被置于一种压力之下，或有其他阻止它在明确的基督教观点下执行完善的教育计划，联合托事部将不能继续支持大学。
c) 如果情况变得暧昧，处于上述“a”和“b”两种情况之间，我们希望我们在中国的同事能给出最好的意见，但是我们必须重申，学院的创立者和支持者交给我们的责任，是要确保机构是在有充分学术自由和完全的基督教立场上运行的。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我们不能随意地继续支持。③
共产党在夺取北平城前对燕京大学展现出来的友好态度与善意，明显地让包括范天祥和陆志韦在内的所有中外基督徒都看到了希望。即使开始有军队宣传队入校宣传，也没有让他们产生任何反感。这段时间，在燕京校园里的贝公楼礼堂，每周都会有军队宣传队来做演出活动。影响到“进步学生已经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合唱、演戏和讨论、宣传等等”④。这些演出有的还具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比如，范天祥的儿子雷登就观看过一场长达4个小时的共产党人的演出。他的印象是：“主唱有高亢的嗓音，乐队其他人员技术也很高超，表演非常出色”⑤。
对此，范天祥也有自己的评价和看法，他在通信中特别提到了这种宣传工作带给他这位音乐教师的印象。他写道：
至今，对共产党当政的观感主要透过其政治宣传，包括上演很多的话剧和戏剧等，描述人民在蒋介石政权下的困苦，然后在共产党底下被解放的喜悦。文化方面，这些想法早已存在于平民阶层，因为这被假设为农民运动。然而，情绪上的感染因此被广泛传开。人海般的群众被这些表演所吸引。大量学生怀着热忱前往农村，并期盼当时机来临时向城市作广泛的政治宣传。音乐也是表演中的一部分，主要都是简单的歌曲，伴随简单的舞步，还有一些乐器和合唱，大部分都是齐唱。①
一直到1949年2月初，亦即北平已经被和平解放，共产党已经完全占据了华北，开始向长江一带推进的情况下，从在燕大的美国人，到在美国的基督教差会，似乎都对下一步继续留在中国发展传教事业颇具信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范天祥等美国传教士不断地在送回乐观的消息。
如“我们惊讶于所享受的自由。你可能早就已经收到我们的无线电台一个月前发送的消息了。仅仅花了几天时间建立了一个广播电台，就送出了未经审查的消息，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写给你并能够发出去的信，也是最不寻常却具有象征意义的情况。这种自由能持续多长时间是谁也猜不到的，但我们估计这将会持续下去。”②
如“附近村庄里新政权的士兵都有良好的纪律和出色的表现，他们显得友好并乐于助人，也急于与学生和其他普通民众交往。”“所有人都同意，他们在中国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全副武装的人。”各种公共服务都在很快恢复中，商品价格也一天天恢复正常。“我们有均衡的食品种类和足够的日用必需品。这是老市民记忆中最暖和的冬天了。”③
正是鉴于美国基督教组织在中国举办得最成功的燕京大学能在与新政权“保持距离”的同时，又能与新政权“友好合作”，联合托事部也变得比较有信心了。它于1949年2月公开声明：“尽管共产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并且在华中、华东击破了国民党的防线，······只要他们允许充分的学术和宗教自由，所有计划就将依照基本的基督教目标继续推其工作。”④
坚持中的困惑1949年1月1日，元旦，几个月来第一次听不到枪声和炮声。整个燕园又恢复了往日宁静的气氛。范天祥头天晚上和同事们欢度新年晚会，唱歌唱到凌晨2点半，早上8点才起床。用过早餐，处理了一些杂事后，他又去同事处打了一圈牌，然后去宁德楼为刚学会骑车的太太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并为唱诗班买了地毯。下午和唱诗班的朋友们在一起。他自共产党到来后，第一次有心情用打字机打下了多于平常两三倍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发出无限的感慨，感叹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上帝！”祈望：“如果每天都像今天这样平静、美好、充实和幸福的话，那么，1949年一定是伟大的一年。”⑤
整个1月前半月，到处都盛传着守卫平津的傅作义将军有可能投降共产党的消息。但是，北平周边的战火却始终没有真正停下来。14日，忍无可忍的共产党一举打下了天津，傅作义已经再没有什么想头了。第二天，所有来自西方国家的教授们聚集在一起，专门进行了讨论：“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大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整个政权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下一步如何与具有反西方色彩的共产党政权打交道，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鉴于国民政府此前即已表现出很强的民族主义态度，多数外籍教师这时都明白，新政权在中国大学办学问题上只会比国民政府表现得更加强硬⑥。故范天祥已明确表示，不能继续由自己署理校长职务了，必须要由中国教授来担任校长，以方便与共产党政府打交道。当晚，他乘校行政委员会主席陆志韦夫妇来串门的机会，委婉地询问了陆对这件事的看法，陆明确表示认同①。
17日，范天祥召集全体西籍教师商讨了校长人选的问题，与会者“一致同意让陆志韦成为真正的校长”②。燕大创办人、前校务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随后也来电询问了陆志韦的意见，陆明确表示有信心办好学校的事情③。
1月22、23日，一连串的消息让整个燕京人感到兴奋莫名。首先就是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待蒋下台”，就连范天祥也是一样，相信“战争就要结束了，北平的城门就要打开了”，今后“一切就会像平时一样发展了”。其次是傅作义和共产党合作的消息，同事详细地告诉了他傅作义如何秘密地在和共产党谈判，准备倒向共产党。最后更让范天祥相信战争即将结束的消息是，英国BBC电台广播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已经答应了毛泽东要求的八项条件”，国共之间的和谈就要开始了④。
1月24日，范天祥召集并主持了校教职员会议，正式提议请陆志韦担任大学的校长。由于教职员会议没有任命陆志韦的权力，会议提议任命陆志韦为名誉校长，并请范天祥报请纽约联合托事部批准任命陆志韦为正式校长⑤。
27日，范天祥将此一情况转告给了纽约方面负责人。他在信中说明：艾德敷11月16日去上海转去美国后一直没有回来，库金汉姆(Cookingham)小姐月初又回国，自己已经不堪重负了。“好在陆志韦则是中流砥柱，我们一起工作十分默契。上周我召集了一次会议，要求他们推荐他为委员会的主席，以便成为有全权的大学校长。大家一致投票同意。我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和合格的头儿。我希望他将成为本校所有事务的主管者，并且承担起与你和受托人联系的责任。”⑥
1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大批燕京同学进城加入了欢迎队伍。范天祥当天也进城目睹了民众欢迎共产党的热烈场面，并从周边的教师和学生中听说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正面传说。很显然，他对新政权同样抱有更多的好感和期望。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曾目睹两次游行，其中一次估计约有二十万人参与。这是对新政权真诚的欢迎，尤其是学生，他们特别感到前任政权的压迫，工人也同样极为期盼好日子的来临。
无人说得准目前的政权能否站稳阵脚，领导者的经验与长处会是重要的因素，至少就目前而言，政权看来是由一群光明正大的人掌握。如果这政府能保持光明正大就会有希望。年轻人都走在前线(面)，因为他们渴望见到一个新的社会出现。⑦
除了耳闻目睹解放军和共产党的作为外，他特别看重中国人中间的关系作用。他再度告诉他在美国的友人说：
由于我们燕京大学的群体一向都关系密切，并且明显地表现出基督徒团契和互相协助的精神，我们并没有遇到丝毫的麻烦。目前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维持这种精神。我们的校长陆志韦博士(全体教职员在我的推动下，表明希望他被正式任命为校长)在政府高层当中有一些挚友，其他学系的成员亦同样与政府高层有联系，看来没有其他私立大学能有像燕京大学这般的良好待遇。再者，燕京大学因为其独特的地位，它的影响力可以算是相当广泛和重要。⑧
当然，范天祥也并不是不了解注定会存在的问题和麻烦。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就记述了他看到的正在显露出来的种种让人忧心的现象。
比如，燕京大学派卡车去城里拉汽油和医药用品，负责关卡的解放军拦车例行检查，却不会用原来岗亭里的电话向上级部门请示，而是把学校开具的通行文书拿过来，一屁股坐在地上仔细检查，实际上他完全看不懂上面列举的物品名称。
比如，范天祥和负责学校总务的负责人进城去银行申请借贷和询问兑换外汇等问题，银行的负责人不能负责，只能领他们去见中共派来的接管干部。而中共干部对所有业务问题全都不能给出答复，这让他很是怀疑从农村来的这些共产党干部能否管理城市。
最让范天祥等人感到忧心的，还是宗教自由和对基督教的影响问题。还在北平被围期间，附近清华的学生就发生了群起和校方作对，坚持要暂停学业，以便参加共产党的宣传工作的情况。燕京的同学虽然没有大规模离校，但也同样有许多同学加入到共产党的各种工作中去了。以至于，因为“许多学生进城去宣传共产主义，唱诗班也搞不成了。”而新政权一个随大军南下接管政权的号召，就有100多学生报了名①。共产党占据北平后，北平25个基督教会的领导人马上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处理与新政权的关系问题，但会下大家议论得最多的话题却是：“年青人为什么被共产党吸引，和教会为什么缺少这种吸引力？”有个别原来信教，并且和传教士关系不错的学生，这时却开始在校园里宣传无神论，鼓动劝说信教的同学放弃基督信仰了②。
发生变化不仅是学生，就连范天祥身边的一些教授其实也潜移默化地在发生着改变。比如，担任校行政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法学院院长的严景耀教授，就明显地开始对共产党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倾向表示理解。他告诉范天祥说：“这个政权首先重视的是完全独立，不依靠外国的任何一种帮助。”同为校行政委员会委员的翁独健教授，共产党进入北平刚半个月，他的女儿们就已经能在晚会上高唱歌颂毛泽东英明伟大的赞歌了③。
听了几场新政府组织的报告之后，范天祥意识到，就是学校的教育方向也注定要发生改变了。过去经常能超过百人的唱诗班，如今只剩下10个人。青年们以及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对继续演奏西方音乐也明显地开始抱以反感④。范天祥告诉他的美国友人说：
教授的课程重点必然会有所转移。我们现有的工业训练肯定会被扩展与强化，音乐系将来处于甚么位置则仍然不明朗。外国人至今仍被排拒在外，因为这场运动是要强化本地人的领导和尊严。他们希望在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底下，仍能维持自己的高水平。这是一个我们全都赞赏的志向。⑤
连范天祥最佩服的中国基督教领袖人物，抗战中被日本人抓进监狱也没有屈服过的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很快就对过去那种依靠西方差会发展中国基督教的做法表示异议了。在宗教学院教师们讨论教会前途时，他甚至说出了“教会已死，终将被(新政府)清除”的丧气话来，引起与会信徒的极大争议⑥。当然，这个时候的赵紫宸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对中共的理想追求颇抱希望，相信中国社会必须再造，基督徒应该努力加入到这一宏大的革新事业中去。因此，他认为，中国教会只要能够重新检讨事工，做出改革，是能够因应当前局势的⑦。
但是，对范天祥等西方人来说，更麻烦的还是新政权对他们越来越明显的排斥态度。
学校总务想要为燕京的汽车办理进城的通行证，却屡屡受挫，海淀镇上机关里的办事人员似乎故意躲避燕京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燕京大学的西籍教师们，全都被警告不要离开校园。他们明显地感觉到反美的情绪正在高涨起来，燕京作为一个美国差会在中国创设的文化机构，自然首当其冲。
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范天祥曾努力让自己相信：这种情况与战争没有结束有关。因为确有大量国民党潜伏特务人员仍在活动，有人甚至会往学生游行队伍中扔炸弹，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也还在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所有在北平的西方人“都被怀疑充当间谍”，会受到监控，是必然的。新政府对外侨也确有他们的顾虑，它告诉燕大相关部门说：这是为外侨好，以免“遭受暴力对待，以及引起国际纠纷”。当然，范天祥多少还是觉察到：“反美的情绪似乎已开始了”①。
有一天，范天祥就亲身体验了一回这种紧张。那天，按新政府规定，他坐车进城想把旧币兑换成人民币，跑了一上午也没有换成。等到下午乘车出城时，竟被警察拦下来反复盘问，还被带去附近的警察局进行检查。范天祥不得已提到陆志韦等学校同事认识的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警察马上让他自己给北平市长叶剑英打电话证明。双方僵持许久，范天祥坚持要他们直接与燕京大学校方联系，这样折腾了三个小时，警察才去和燕京大学校方通了电话。晚上，校方派人前来，他这才得以离开了那个警察局②。
1949年2月底，几乎所有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新政权对西籍人士的敌视心理了。陆志韦告诉范天祥，政府明令限制学校的西籍人士进城，明显地是要控制西籍人士的行动，并表现出明显的反西方的姿态。范天祥也告诉陆志韦，他感到情绪低落，因为“我们曾经被命令留下来，我们也可以被命令滚出去。”从共产党的政策可以看出来，一个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兴起，“运动中所有的外国人都将被看不起”③。
燕大的中国教授大都不愿看到西籍教师回国。这一方面是因为燕京大学内部中外籍教师的关系一向比较好，有些相互间感情还很深；一方面是因为燕京大学原本就是一所美国人在中国举办的学校，它无论如何离不开美国基督教会的支持，西籍教师离开，这所大学的西方教育背景及其财政支持就没有了。因此，陆志韦和严景耀都劝告范，“必须留下来”，只有留下来，中国才可能保持一种国际性的东西，而且很多事情还必须要等到事情越来越清晰时才能做决定④。
事情又似乎出现了转机。
1949年3月7日，中共北平市政府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辗转来到北平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参观颐和园和燕京大学。范天祥和几位燕京大学的西籍教授也一同受邀参加了这项活动。范天祥不仅见到了中国的一批重量级的民主人士，如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以及鲁迅和冯玉祥的夫人等，而且北平市负责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当面答复他们说，几天后就会给他们这些外国教授发放通行证，他们将不会再受到不能进城的限制⑤。
但几天后，一些熟悉的中国朋友就告诉范天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共青团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担任过周恩来秘书兼翻译的陈家康刚刚做过报告，宣布说：只要中国还有外国人和外国基督教，那么清除帝国主义影响的日子就会被延迟⑥。
一切都是那么复杂且混乱。
3月15日，北京市外事负责人的承诺落实了。范天祥等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西籍教师顺利地拿到了自由出入北平的通行证。
另一个好消息几乎同时降临。那就是，3月12日，正式任命陆志韦为燕京大学校长的通知已经送达并正式生效了。纽约托事部曾就燕京大学集体推举陆志韦担任校长职务一事征求了司徒雷登的意见，司徒雷登也毫不含糊地表态支持。并声称：“我从各方面得到的意见是，他已经赢得了全体教师的支持包括那些迄今为止批评他最多的人。他的勇气，加上建设性的、委婉的工作方式，使他能应对这一新形势。他向我保证，他会保持燕京的原则，我也相信他会。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已经成为更活跃、更公开的基督徒。”⑦。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陆志韦是燕京大学中最主要的几位与中共高层有关系的教授，让他成为这所美国教会学校名副其实的领导人，理应能够改善这所学校岌岌可危的生存条件⑧。范天祥在4月3日给纽约托事部的信中还表示说：陆志韦得到全校从上到下一致推举担任校长一职，这在燕京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显示他已经赢得了我们所有人的拥护，也正是因为他和其他人一直以来所做的努力，“我们在燕京的这批西方人尤其受到了很好的礼遇”。“传统的燕京校园的国际化的生活，因为他们在这一特定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就看起来是有充分保障的。”①
前景显露光明基督教原本就提倡教徒要有受难精神，因此，即使面临再多的困难、挫折，哪怕是苦难，多数传教士也未必会退缩动摇。何况中共占领后燕园里无论是宗教生活，还是学术研究，都还保持着相当自由的状态，并未受到明显的冲击和限制。因此，再多不确定的情况都难以动摇他们想要留下来的愿望。他们不了解的是，由于新政权已经坚定地选择了和苏联站在一起，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来自苏联敌对国家的侨民，尤其是美国在中国的教职员等，看成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1949年2—3月，新政权相关部门就秘密展开了对所有高等院校的内部调查。对燕京大学一系列内部调查报告主要是中共燕京党支部根据上级要求完成的。其中的一份报告就着重介绍了燕京大学受外国人控制的情况，以及中外教职员里面政治态度和可疑人员的情况。在所列在校主要骨干，华籍26人，外籍21人的政治态度的表中，他们按照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把外籍教职员的政治态度划分为“进步”、“中立”和“反动”三类。其中肯定为“进步”者不足10%，“中间”者为23.3%，列为“反动”者则接近半数，占42.8%。至于另外23.8%看不出明显政治倾向的外籍教职员，则被列为“可疑”人员，亦即怀疑他们可能有特务嫌疑②。
新政府对在华西方人中存在大批特务间谍这一点显然是坚信不疑的。早在1948年11月中旬，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就告诫过中共沈阳军管会要提防美国总领馆可能藏有间谍电台，据此，中共沈阳当局很快围困了美国驻沈阳总领馆，中共中央随后亦通过决定，要求所有新解放区要警惕美国外交官的活动，并开始实施新闻封锁，严格限制外国记者，包括美国驻北平的新闻处直接对外发布新闻③。1949年2月下旬，中共更是成功破获了一个受到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中以外交人员身份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支持的，专门针对苏联和外蒙的地下情报组织④。故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不久，就明令要求美国总领馆关闭了设在北平的美国新闻处这一机构。
外籍教职员中真的会有受西方国家政府指派的“可疑”分子吗？关于这一点，就连范天祥也拿不准。这时的中文报纸上曾报道称，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组织了一所训练特务的学校，有一部分原本是作为传教士派遣来华的人员，重新被训练成为商人，准备充当间谍。对于这样的消息，范天祥显然一时也难辨真伪。身处复杂境地的他，唯一的表示就是遗憾：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在日记中不无忧虑地写道：“这种事是(新)政府所决不能容忍的。”⑤
关于新政权正在慢慢走向“封闭”这一点，范天祥在2月间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美国总领馆北平新闻处被勒令关闭，美国总领馆的外交地位得不到承认，未来难以存在下去，他也一清二楚⑥。但是，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私人电台均被禁止，这时不经过美国驻北平总领馆与美国取得联系实在过于困难，一封信差不多要走两个月，一封电报经香港转，也经常要走两三个礼拜。而燕京大学的经费只有17%来自学费，其他大部分都来自美国，因此通讯上太长的周转期很容易造成经费上的危机①。作为美国侨民，又负责财务工作，范天祥得到通行证后，自然要经常出入美国驻北平总领馆，以便通过领事馆来加速与纽约联合托事部等美国金主联系的速度。因此，他及陆志韦等也就不免开始与柯乐博(Edmund Clubb)总领事以及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武官有了较多的往来与聚会。注意到这种情况，严景耀甚至受命提醒他说，外侨得到通行证，只是当局客气的一种表示，不说明外侨被“解放”了②。
但是，外国教会学校要生存，就必须要和国外的教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要得到它们的支持和资助，这种情况恰恰会与新政权民族主义的政策方针发生冲突。尤其是教会组织一定会干预教会学校的运作，这就不免会带来严重的麻烦。
4月上旬，一贯严格按照梵蒂冈罗马教廷旨意办学的北平辅仁大学开始陷入到一场危机中。范天祥在城里吃饭时偶然碰到了辅仁大学的校董，对方告诉他，因为北平军管会文教部明令禁止在大学讲授和传播宗教观点，双方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辅仁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一向反对教会把持校务主导权，在新政权出面支持后，他们自然多站出来与学校管理层公开对抗。范天祥很清楚，辅仁大学坚持把宗教与教育合一的作法只会把这所教会学校逼上绝路：要么停办，要么被接管③。他甚至预见到：燕京大学继续接受外国经费也将会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因为这是“来自于帝国主义的美国的资助，(肯定)是不受到欢迎的。”④好在新政权这时财力有限，凡经费可以自给，政治上又“不违反我们的教育方针”的私立学校，包括燕京大学这样的基督教大学，当局的态度是：“暂听其照旧办下去，不多加干涉”⑤。
因此，一直到1949年头一个学期结束时，针对燕大的改造工作还几乎没有被提上日程。5月初，一位美籍教授还写信告诉联合托事部说：“新当局一直对大学非常友好。”⑥5月中旬，范天祥也还充满乐观地写信给在南京同属卫理公会的毕律斯(Elsie M.Priest)，致以热情祝福：“恭喜你们得到解放！”他特地向毕律斯介绍了燕京大学几个月来成功的经验。他写道：
我们有两个人，一是陆志韦博士，一是严景耀先生，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新政权的负责人有私谊。他们一直与这些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通过这种密切的联系，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领导人的雄心和目的，并尝试着将我们的雄心和目的与他们的协调起来。陆、严两人都是基督徒，他们这样做毫未动摇他们的基督教精神。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会非常欣慰。目前还看不到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他甚至告诉毕律斯说：一些回国去的美国教员，也已经返回或在返回的途中了。因为形势“看起来一片光明”。“我们已经电告纽约托事部请送来替换的传教人员，我们非常需要他们，且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不会受到政府的欢迎，政府高度认同他们的到来。”⑦
6月初，注意到燕大竟然有三人，即陆志韦、雷洁琼、张东荪，成为新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范天祥的信心和热情进一步被激励起来。他充满感情地写信给托事部的埃文斯等人，不无赞叹地表示：“陆先生和严夫人(按指雷洁琼，她是严景耀的夫人)的声音都将被倾听和重视。他们的意见也很有分量。我们能够依靠他们去做正确的事情。陆志韦是我们学校生活的勇敢而正直的领导者，公开的基督徒和极具强烈批判性的人物。他和现任的领导人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并不断地被号召提建议和意见。他过去的历史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因此他发言公正并且不受政治实体的束缚。你完全能够确信燕京大学将在新中国教育生活的奠基中起到重要作用。事实就是燕京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学校，给予了我们的校领导一种自由的精神，这是政府控制的学校所不能拥有的。”
这大概也是范天祥第一次在政治上明白肯定中共新政权正在开展新的建设事业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甚至委婉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的作法，称：由于美国还在帮助国民党政权，这里的人不免会有一些反对和憎恨美国政府的情绪。但是，如果美苏在中国都能同样通过商贸与新政权打交道的话，作为一所美国支持的机构，燕京大学一定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假如美国不这样做的话，美国就将错过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这一历史巨变所带来的重要机遇。因为，
在中国，一个正在到来的建设性的时代是极其伟大的。下一阶段的生活方式正在被创造着。处在这座建筑的底层会是终生难忘的一种经历。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中国正在沿着具有前瞻性的路线被塑造成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正尝试着摆脱帝国主义制度的束缚，而这种制度曾束缚了潜在的创造性力量。太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依赖、软弱、贫乏，许多年来是列强强加给他们的贫困与挫折造成的。①
1949年6月10日，范天祥再度通报了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组成情况。联合托事部以“燕京大学发来令人鼓舞的电报”为题向董事们转发了这一消息。内称：“校务委员会由陆志韦校长、严景耀、翁独健、于世胄、陈芳之，路易斯·沙拉、赖朴吾、范天祥和一个下级员工、一名学生组成。课程有细微变化，授课内容要由教员和学生协商，然后可能会有进一步调整，但学术的自由是充分保障的。(学校)至少需要更换8名教授，且急需卫理公会的代表。······请联系班威廉(William Band)，劝其立即返回。”
让董事会感到无比安慰的是：燕京大学还在忠诚的基督教徒的控制之下。转发消息的人评论说：“从这些我们所熟知的人来看，这个委员会可以被认为在思想上是自由的，并没有被共产党人所控制。在1946年，陆志韦博士强烈主张在校园内建立一所大学教堂。严景耀在校期间便是学生团契发展的领导人。翁独健博士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也是团契的活跃分子。于世胄和陈芳之博士也被认为与校园里的宗教生活有联系。三名西方人都是传教士，其中赖朴吾博士多年来在牛津组非常活跃。”②。
在得到董事会的认同之后，纽约托事部执行秘书麦克米伦告诉陆志韦：只要“能在共产党的国家办基督教大学，则联合托事部准备在经济上尽可能地支持燕京”。关于学校所需要的传教士，他则建议：“最好先把本年夏季将要退休的一些传教士留下来，帮助你们继续工作，一直到能够找到别人来代替他们为止。”③
设在纽约的燕京大学委员会美国办事处负责人甘博也转达燕大美国董事的称赞道：“我们很高兴看到行政理事会的高级成员都是基督教徒。三位传教士在理事会中还要求公理会差会立即派出八名新的传教士。这都是十分重要的。”“燕京大学仍然有机会进行它的重要工作，它的所有的朋友有理由为此感到高兴。”④
希望飞来去中共新政权直到1949年暑假才开始真正着手从政治上干预大学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问题。
1949年7月初，华北高教会议做出决议，所有高等院校，不论公私，都要设置共同必修的政治课三种，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含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新民主主义论(含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上来讲的就是反基督教的观点：“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即不是上帝造人①。这一规定对准备坚持宗教自由原则的燕京大学及其支持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挑战。
陆志韦在和校委会成员研究商量后，决定不做任何争辩。他的想法，大概就像他此前已经告诉过纽约托事部的那样：当年怎么应付国民党的党义课，今天就怎么应付共产党的政治课。只是，由赵承信、严景耀、雷洁琼、陈芳芝、齐思和、翁独健负责组成学习委员会，马上就做出决定，请沈志远负责组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工作，由严景耀负责组织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授工作，由赵承信负责召集相关教员讨论进行办法。这些重要措施表明，陆并不能像当年应付国民党的党义课那样虚与应付，敷衍了事。他很清楚，新政权目前采取的还只是最初的一步，下一步恐怕是要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全面贯彻政治化的方针。这种方针将不可抗拒，而一旦实施，势必会对大大强化学生非基督教倾向的形成，从而对燕京大学的命运造成极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不能不让他开始感到有些紧张②。
果然，继7月初华北高教会做出开设政治课的决定之后，8月16日，在华北教育委员会和教育部召开的高教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规定：一、各大学学生必须修政治课；二、所有文法学院各系都要废除反动课程，增设马列主义课程，同时逐步改造其他课程③。
就在会议做出上述决定的第二天，陆志韦在校委会上传达了相关文件的精神，并明显地情绪沮丧。他甚至宣称自己不是政治家，对最近的政策变动颇觉迷茫，常想辞职不干了。范天祥等也因此感到不安，他和赵紫宸、齐思和等开会商量，一致认为支持陆志韦干下去是最重要的，大家应该团结一致想办法渡过难关④。
和当年国民党在高校强行推行党义课时受到多数师生质疑和抵制不同，这个时候北平的高等院校里共产党的威望影响极大，师生中群众基础极强。上面一声令下，燕京大学各院系几乎马上行动，开始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主动重新修订课程，几乎所有教师不论真懂假懂，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专业课教案与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内容相联系。就连宗教学院也在赵紫宸的主持下，开设了“基督教与马列主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新课程。
政治或形势报告接连不断，各种宣传演出与游行应接不暇，加上有组织的定期学习，如今又通过课程天天灌输，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信教同学开始抱怨说“很难坚持信仰”了⑤。有些教徒已经动摇了，有些教徒南下走了，也有个别教徒忍无可忍，学王国维投湖自尽了。几位美国籍的教授也开始考虑要不要回国去了⑥。
1949年秋季的学期刚刚开学，新中国就宣告成立了。连续经历了北平解放和开国大典之后，众多学生愈加意气风发，充满了战斗激情。就连为练习唱歌报名参加音乐系歌唱班的学生们，也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忱。上课的时候，按惯例是要用“弥赛亚”作为声部练习的训练歌目，而学生们却和指导教师发生了尖锐的争执，他们不管指导教师会不会唱歌颂毛泽东的歌，也不管这歌适不适合做分部合声的演练，就是“坚持合声部先唱三十分钟歌颂毛的歌，再唱弥赛亚。”⑦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情绪发展到教会学校最为隆重的节日庆典——圣诞夜的时候，燕京的师生之间会发生怎样的问题。
圣诞节，对于虔诚的基督徒来说，是他们宗教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于燕京大学的传统来说，则是张扬基督教大家庭兄弟氛围最具象征性的日子。按照燕京的传统，圣诞夜当晚，教师们家家都会敞开大门，欢迎学生们结伴来家里拜年和过节。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将近二十年之久了，但是，共产党领导的学生会却想要打破这一切。他们决定要把圣诞节办成一个具有国庆意义的庆祝日，要求每个院系当晚各开各的晚会，希望能够改变这个传统节日所具有的基督教色彩。
这一消息让身为基督教传教士的范天祥受到极大的刺激，他第一次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情感上受到的打击。他近乎绝望地写道：“恶魔再次抬起头来了！”①由于校方和学生中的反对意见，学生会最后总算做了妥协，同意开放日的传统仍然继续，只是开放的时间是晚7点到9点，以后的时间留给各院系组织自己的晚会。
为了庆祝圣诞，范天祥极为崇敬的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司徒雷登，也特别募了一些钱来为全校学生添置节日用品。范天祥和总务处商定用这笔钱买240斤苹果供学生们在圣诞午餐时食用。想不到的是，陆志韦因为担心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刚刚在报上受到官方的点名批判，让同学知道苹果是这位老校长送的，可能会惹出麻烦来，特别提醒他们说：一定不要告诉学生这些苹果是司徒雷登募款买的。范天祥听了自然也是忿忿不平，他在日记中写道：“政治使我们的想法变得多么可怕啊！”②
为了圣诞，范天祥精心组织和训练唱诗班的成员，认真准备着每一项传统的节目。在他的指挥下，唱诗班在圣诞日的头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在宁德楼烛光礼拜上清唱赞美诗，“一轮明月，数点寒星，映照羊身色如银”，美妙的合唱声使宁德楼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晚饭后，他又带着150名同学照例用驴车拉上风琴，一路排着队，秉着烛火，齐声吟唱着赞美诗去了救济院。歌唱一直到晚上10点40分才告结束③。
圣诞当天，唱诗班的成员像往日圣诞节一样，上午在贝公楼爆满的礼堂里举行了礼拜和圣歌演唱。晚饭后，他又和女儿一起去与其他唱诗班的成员过节，他们一同去了清华大学音乐系的礼堂，和数百名学生唱歌和吃东西。他在当晚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对于基督徒和庆祝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生日来说，在共产党中国这已经是非常美好的一天了。”④
当然，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刚刚过完新年，范天祥就听说了北京市军管会单方面决定收回美国总领事馆控制下的原外国兵营用地的消息。紧接着，广播里就传来了美国政府宣布撤退驻华领事人员的新闻。在范天祥看来，美国政府的反应未免有些“过激”。因此，他听到广播后第二天专程骑车进城，去美领馆探望了总领事柯乐博，并表达了他的看法。柯乐博也转告了美国政府希望美国侨民听从领事馆官员的安排撤退回国的通知。回到燕京后，范天祥与陆志韦交换了看法。陆明确表示，美侨的撤离不应该影响到燕京的美国教师，他希望范天祥等不要撤离，继续坚持下去。政治上表现非常进步，已经被新政府聘为北京市文教局局长的燕大教授翁独健也告诉范说，在新民主主义的原则下，教会学校存在下去应该不成问题。他相信，以后会有充分的宗教自由⑤。
1950年1月17日晚，范天祥和在燕大的美籍教师，连同4名外籍学生，总共二十余人，专门开会讨论了总领事和美国政府的撤离通知。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对前途感到迷茫和悲哀。不要说理想中的宗教自由不敢去想，就是学术自由也明知不可为西文系前主任包贵思教授这时在日记中就记述了她在教学及学术上所受到的冲击，称她所讲授的现代西方文学课因为被当局钉上了颓废的标签，虽然学生们还愿意继续上这门课程，却没有获得批准的可能。⑥，但与会者仍一致决定继续留在燕京。次日，陆志韦向学校中共党支部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建议党支部能出面安抚一下这些美侨，以便让他们安心工作和学习。对此，北京市委学校支部工作科听说后，明确要求学校支部对此事不要发表任何意见①。不得已，为安抚外籍教师，陆志韦组织校内西籍教师进行了一次座谈，表示相信他们都是安全的，认为中国政府和燕京是需要他们的②。可以肯定，北京市相关部门对燕京大学是高度关注的。有报告就特别注意到美国总领事撤退前与燕京大学人员之间的密切往来。称：
美领事馆闭馆前后，总领事柯乐博与燕京往来频繁，曾与陆志韦、范天祥(总务长，美籍)、周学章太太、陈意(家政系主任)、陈芳芝(政治系主任)、赵萝蕤(赵紫宸之女，外语系教授)等相互邀宴。又将美国新闻处图书七千册送给燕大。③
对于教会学校的问题，中共中央进城后一直忙于各种更重要的工作，没有制定出明确的工作计划。到1950年春天，毛泽东首次对解决教会学校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称：“教会学校基本上是收回的问题，一定要收回，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外国人在这里办学校的。但目前国家财力人力不够，还不能收回。大体看以不理为妙。······要争取教徒，不要把他们逼到反动方面去。······思想阵地要一个个地逐步占领，不要一下子全面占领。”④
由此可知，范天祥等美籍教授所以能够在燕京大学留下来，并不是他们坚持自身意愿的态度在起作用，更不是因为陆志韦等与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密切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对教会学校的既定原则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暂时难以一举实现，必须一步步量力而行罢了。
眷恋的生活范天祥之热爱燕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有宗教情感的背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感到这里需要我们，没有东西比这种感觉更快乐”了⑤。一个原因是他们夫妇都不喜欢过度的工业化社会，因而，他们对在中国简单而更多手工劳作的生活更感兴趣⑥。
尽管中国已经由无神论的共产党所掌控，尽管人人都看得出，在美苏冷战的条件下，新政权的“一边倒”政策，终会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人断难继续在中国生存和发展，但是，范天祥却总是怀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万一。因为他实在是太享受这里的生活了。
范天祥在北京最美好的“享受”主要是什么呢？在这里不妨让我们来读一下他1949年11月上半月的日记片段：
11月1日，美好的一天，气温达到华氏60°以上。上午10：15在办公室财务管理层开会，没做成什么事，但谈话涉及其他部门的一些情况。和卡彭特讨论了圣坛的问题，我让他先用镶板来解决。因为没有风，我骑车去了镇上。我们在门廊下吃午饭，沐浴着阳光。随后我去了祖海看钢琴，有一架很漂亮且很有气势，其他的不怎么样。之后去东安市场，花8美元买了个望远镜，并去看了圣餐杯，去绸布店订了一些做长袍的布料。我的长袍已经做好了，周四就会与蓝布大褂一起寄出。接下来去看了供应的木料，用的都是樱桃木和菲律宾木。5：30往回走。物价上涨很可怕，小米要330元一斤，但美元还是没变。所有中国人都在西直门被喷洒DDT，身为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燕大的人，我得以幸免。
11月2日，我用去年二月买来的笔筒换了一个漂亮的祖坛，在木制的底座上立有一块坚实的木牌，只售5美元，相对于我原来那个笔筒，只多出3美元。我还花80美分买了一个梵钟。今天的校行政委员会会议非常乏味。赖朴吾一句话也没有讲。我决定要求陆志韦让我的助理石文博代我出席所有委员会的会议，希望他能够同意。志韦写了一封5页纸的信给托事部的麦默伦，非常好。唱诗班有90人了，状态极佳。
11月3日，下午坐公交车去城里，因为这样可以免得去登记和检查等等麻烦。在西直门，他们给每一个人注射预防针，但我没有，因为我保证我已经在燕京注射过了。先去了东安市场，在那里我退了一个象牙鼻烟壶(4美元)，这下会留下一个记录。之后去绸布店谈窗帘布料，又去和门(Ho Men)等王汉章。我花5美元买了4个镶嵌有石头的硬木凳子，花60美分买了10个酒杯，花40美分买了一个漂亮的荷叶台。许勇三商量用日本人留下的两把大号换一架大钢琴和一个竖琴！只要多添很少一点钱。
11月4日，吟唱者在教堂演唱赞美诗《Rise Up》。去看了准备离开的斯通——她仍旧希望他们不会走——试试看吧！以600元一斤的价格买了20斤牛肉。擦拭我们新的可爱的凳子。多么美好、温暖的白天和皎洁的月夜。
11月5日，骑车去镇上——好天气。上午11点约好和萨姆·李一起午餐，我们和陈去了街上一家小饭店，花了80美分吃了一餐可口的饭菜。之后我去了城门东边的几家古玩店，买了一对葫芦做的笼子。从那里我去哈德门看一位朋友，得到一个订购银质圣餐杯的想法。他有一个18美元的山西箱子，外加一把很好的红木椅子。从那里又去了和门，但什么也没买。6点钟往回走，晚上老沈带来有着金银龙图案的“砖”。裁缝送来了第一件唱诗班的演出服——很好的做工，值25斤小米。汉章晚上和我们一起欣赏了各种小物件儿，那个蛐蛐罐是同治年间的。
11月6日，阳光明媚的一天，除了晚上有雨，因此月亮周围有很大的云团以外。唱诗班来了12个人，史威尔作了布道。
11月7日，几个朋友来家里吃晚饭，然后去姊妹楼听音乐会，非常棒，人都挤到门外面来了。彼得掌握了很好的发音法，声音低沉浑厚，学生们情绪高昂。
11月8日，我因参加宗教学院的会议缺席了今天的财务委员会的会。中午招待了彼得，他和我们用过午餐后坐公交车离开。之后读书，再后来送自行车去修车房修理车轴。晚上在读书中度过。天气很冷但很晴朗。
11月9日，早上气温达到华氏35°，但没有结冰。整天都在修锅炉，还没有完工。终于把窗户都封好了。行政委员会说，如果委员们都同意我辞职，那我就可以辞去主席团成员的职务了。大约有56人出席了今天的唱诗班，很惊讶一下来了那么多人。
11月10日，汉章和我去城里为学校买杂物，所有东西价格都很高，但美元的兑换价还是一样。检查了预订的银质圣餐杯和做面板用的木头等，但都太贵了。花1.3美元买了两个非常小的蟋蟀罐，又花了70美分买了一个铜制的盘子。晚上和几个朋友一起晚餐。唱诗班那里挤满了人，排练了为圣诞节准备的节目，包括赞美诗《By the Waters》。总算固定好了火炉，点火试了一下。今天相当累。
11月11日，宗教学院全体成员在沃尔夫会面并一起用餐——味道还不错。外面飘着细雨，看起来像是冬天已经来了，只是天还是阳光明媚。司徒雷登来电说美国不可能承认新政权，因为瓦尔德事件影响太大了。在香港的航空公司倒向共产党的行动还没有成功，只有少数飞机过来了。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会收到更多的航空邮件。小米已经涨到500元一斤了，但美元比价没变。
11月12日，小米今天猛涨到1000元一斤，美元还是没变。我11点骑车进城买了两个光绪时期的碗给两个孩子，给太太买了一个漂亮的铜制的盘子，还买了三个象征丰收的石榴。碗花了1.7美元，盘子花了1.1美元。我还用50美分给章文颖的小孩买了一张唱片，花了1.75美元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画，用一美元买了一张丝瓜图。花2.5元买了爆竹，花1.3元买了一个木刻的铁拐李。在和门遇到了柯尔博夫妇和汉章，我们一起从那里出来，在常新得买了一张对开的中国画和几本列宁和斯大林写的小册子。
11月13日，8：30志韦叫我到翁独健的房间去开会，讨论财务问题。他们两个和严景耀都在那里。结束后，他们进城去考察。唱诗班有13个人来，赵紫宸布道。之后我们试图将圣餐桌上的帘子挂好，没能成功。为了这块25英尺的丝织绸锦，花了16万元。午饭后，两个孩子要睡觉，我也休息了一下。下午有几位朋友来谈工作的事情。然后去参加章文颖女儿的满月会，唱诗班的人也在那里，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晚饭后太太去把院子里最后的花摘了下来，以免被霜冻坏了。
11月14日，昨晚和今早花园里结了冰，白天稍微暖和了些。汇率1美元比7000元，小米降到了750—800元一斤。工资指数为795。老郭和我进城借钱——10天的借贷，以4%的利息借了1.04亿元人民币。因为纸币太多了，因此我们只带回来一半，这样还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吃上午饭，而且明天还必须赶去把剩下的钱取回来。我花1美元又买了一只银质的花瓶。
11月15日，为了剩下的纸币又跑了一趟城里，花将近2美元为女儿买了一磅驼绒。美元比价没有变，市场价格小米降到850元一斤，但折实却上升了。应付给厨师人民币10万元，或125斤小米，或14.30美元，实际却应付17.7285万元人民币，或25.32美元。老黄中午过来卖给我们：
两枚乾隆年间的印章，0.7美元
一对一体铸成并镂有鹭鸶和梨花的葫芦形的蟋蟀罐，0.7美元
一只花盘，0.6美元
一只御用岁寒三语的盘子，0.85美元
一只黄底青龙茶壶，没有买。①
范天祥对中国传统小物件儿的喜好，在他的日记里时时可见。他常常会挤出各种时间，不是到处跑去购买，就是自己或和朋友一起欣赏把玩。这种爱好与北京城里许多晚清遗老遗少的爱好非常相同，也因此，他结识了很多这样的朋友、古玩店主，以及精明的淘货者。战争、革命、反美宣传、物价波动，乃至中美关系日渐恶化，都没有能够改变他生活在北京才能得到的这种乐趣和享受。范天祥一家1951年4月21日搬离燕园动身回国时，带走了31个大木箱和8大件随身行李，其中不少箱子里装的都是这些今天可以称之为古董的小物件儿。
对于范天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热爱，他的大儿子范燕生有过具体的介绍与说明。他特别提到其父最初兴趣的由来，说：
在范天祥(1923年)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早上，他就留意到在给一幅幅墙围着的窄巷中的小贩叫卖声，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叫卖工具。那天，他就买下了他首件中国乐器。数年过后，他开始为另外一些中国生活用品所吸引，例如用葫芦做的蟋蟀笼、图章、鼻烟壶、徽章、文房用品······
在范天祥收集的中国古董中，最重要的一件，是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他常去的北京东安市场的一家店铺中偶然发现并购得的。那是清朝为1743年祭天仪式而制的一套十六个铜钟中的一个。“美得无与伦比，每一个设计细节都是精心及按比例地绘画出来，好让工匠能按图铸造出来。所有绘制的图都收入到一套也记载了历代帝皇史的百科全书中。这套铜钟是最后一套在祭天仪式上被使用过的，并于一九一一年后收藏在故宫博物馆其中一个藏馆里。”范天祥有幸在1924年底1925年初的冬天，在天坛祭天仪式的乐器展览中一睹其真容。想不到，抗战爆发后，这些精美的铜钟多半都失踪了。其中的一个钟就这样在1941年元旦被范天祥在东安市场发现并凑钱买了下来②。
范天祥当年随美侨撤回美国时，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偷偷地把这件镀金的铜钟运去了美国，并到处展示给对中国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几乎毫无所知的美国人看。光是看到一个个参观者惊奇赞叹的眼神，他就会感到无比的满足。
也正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爱，夫妇俩最终回美国定居后，将自己收集保存的中国古董全部捐献了出来，希望能以此来鼓励美国年轻人了解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化。它们被命名为“范天祥夫妇中国艺术珍藏”，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开展览，包括有书籍、锦缎、筷子、钱币、蟋蟀笼、扇子、吊饰、葫芦、润手露、象牙、玉器、上了漆的雕塑、中式牌匾、乐器、绘画、瓷器、唱片、念珠、拓印、图章、米雕、鼻烟壶及文房用品，总共有25个大类500件之多①。
失望与绝望进入到1950年春天，燕京大学已经明显地不再像一所教会大学了。除了教堂以外，当局明令学校中任何地方不可以举行宗教仪式，就连日常的祈祷也不行。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张世龙在大会上公开讲：政府并不反对信教，但在学校里，基督教徒走还是留，关键取决于他们今后的生活方式，按照过去那样肯定是不行的②。
当局若坚持这样的政策，美国基督教会肯定会停止资助，这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名传教士和教徒，范天祥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宗教生活方式；作为一名热爱燕京大学，不想看到燕京就此消失的燕大的教授和员工，他又不能不考虑做最大限度的让步，以求解决燕大的生存问题。很显然，这两者不仅是矛盾的，而且是不可能兼顾调和的。范天祥这时也不能不感到困惑不安起来。他在日记中自问道：是不是已经到了必须要走的时候了，“我们要不要走呢？谁告诉我们呢？陆志韦曾预言说一年以内燕京性质不会改变，但如果美国不能来钱了呢？”③
美国方面的捐款问题还没有爆发，天主教辅仁大学的经费问题却突然爆发了。
1950年6月15日，作为天主教罗马圣言会代表，负责管理辅仁大学的芮歌尼，收到在美国募款的泰肯神父的电报，说明美国教友捐款热情下降，现在每月汇款需要减少三分之一。芮歌尼借此机会通知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校委会，圣言会将拒绝支付它所不能接受的唯物辩证法及无神论课程的费用。为解决这一问题，以陈垣为首的校务委员会与芮歌尼反复交涉，毫无结果。芮歌尼还函告陈垣称，学校重大事务要由校董会决定，校董会必须由教会选任，教会并有权通过教会代表决定校务委员会的人事任免。芮歌尼及罗马教会的强硬立场，引发了辅仁大学中国师生，乃至新中国政府当局强烈不满。经过将近4个月反复冲突和交涉，最终，罗马圣言会宣布停止继续经营辅仁大学。中方教育部则于10月12日正式宣布接管。中国几乎唯一一所由罗马圣言会创办的天主教会大学就此寿终正寝了④。
就在天主教会为辅仁大学捐助项目和人事控制及管理权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中美关系意外地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冲突。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政府两天后不仅宣告出兵朝鲜，而且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阻止退去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大陆共产党政府之间爆发战争为由，事实上将已陷于灭亡边缘的国民党政府保护了下来。这件事一下子将原本就已经互不信任的两国政府，推向了全面对抗的敌对状态。
6月27日，即美国政府宣布干涉政策的当天，范天祥就听到了广播。他不能不想起刚刚过去的世界大战，因而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朝鲜局势的后续消息很不妙。我们希望无论如何情况将能够得到解决，不要把全世界都卷进去。”⑤
第二天，哲学系的美籍教授司徒大卫跑去见陆志韦，要求向董事们去电，请他们吁请美国国务院派船来接运仍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人。陆志韦当即拒绝，并劝告他没有必要恐慌。他认为，有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再加上蒋介石也公开宣布不会主动进攻中国大陆，和平的希望反而比过去还多了一些⑥。
很显然，在最初几天，有同样的推测的中外教授很不少。范天祥记述了与唱诗班和扶轮社成员交谈的情况，说“人们似乎都认为战事只是局部的，几天之后就会结束，苏联人必定会撤回北方。”① 《范天祥日记》，1950年6月29日条; 1950年7月25日条; 1950年10月1日条。因此，虽然当局发动了抗美运动，范天祥在燕园里却感觉不到反美的情绪和压力。唱诗班照样活动，范天祥也照样一有空儿就骑着车进城去逛市场。他甚至注意到，一些刚刚张贴出来不久的反美海报，又被上级命令撕掉了②。
10月1日，在范天祥看来，战争真的就要结束了，因为“朝鲜已经被联合国军解放了”。这让他感到轻松了许多，他写道：就像是搬掉了心里面的一块石头③。
但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中国基督徒发动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已经在发起，围绕辅仁大学的冲突也很快落下帷幕，这些都让范天祥感到压力。只是他认为，燕京是不同的，不论是历史，还是今天，都不应该让它消失。他在给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万花筒，反对我们这种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就在我们的门外，真是糟透。你只须从字典中找出人性中每一个最差的特质——我指在字面上——并列成一张清单，那么你就会得知这里每时每日的海报、报纸、演说，以及电影的观点。我们校园贴满这些观点，还有山姆大叔政治讽刺漫画。除了这些以外，每一个人都一如既往的亲切友善，这看来不可思议，但却是真确的。④
为什么会这样？他相信，还是燕京自身的历史及文化的力量使然。他说：
不论是教宗或是美国天主教会，停止提供资金支持其运营，拒绝的理由部分都是因为校园内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内部斗争。幸而，我们燕京大学从没有这样的斗争。司徒雷登的根本想法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公平对待中国与西方的教职员，这想法能令我们团结在一起。因此，即使每当有如同当前一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歧，我们仍能和平共处及互相尊重。在现今的光景底下，我们仍能美满地在这个和平而美丽的校园里生活。⑤
他并且非常自豪地告诉美国友人：
昨天，我们校长召集了校内所有教授和行政人员，并讨论关于校内外国人的问题。他用了大部分时间表达对我们的欣赏。这是一番叫人体贴窝心的话，并营造了一种极佳的气氛。⑥
10月，是位于北京中南海里的中共领导人秘密准备出兵，抗击逼近中国边境的联合国军，以挽救北朝鲜失败命运的重要历史时刻。绝大多数外国教会的传教士早就从北京撤离了，就连范天祥所属的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也只剩下4名女性成员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范天祥和燕京大学的基督徒们相信他们应该承担起宣传基督信仰的责任，因此会继续出现在中南海附近各处的教堂，进行传教活动。范天祥的通信记录了他们是怎样用行动来填补其他教会传教士撤离北京后所留下的那些空白点的。他不无自得地告诉美国的同行：
上星期日，我们与歌咏团去了一个在鼓楼西的长老会小教堂，献唱一系列在《普天颂赞》里的中文歌曲。在歌咏团唱过多首诗歌后，席文荫负责带领会众同唱，会众的反应良好。我们之后到了位于繁忙的市中心珠市口的卫理公会，会众来自附近的平民，他们都听得着迷入神，连小孩也都全神贯注地聆听着。一位老人家站起来，并开始摆动双臂鼓励别人一起唱。即使他们不认识那些歌曲和不识字，也都闭上眼睛一起唱。牧师说这间教会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并恳请我们日后再来。我们大约在晚上十时回到校园，虽然感到疲累，但有机会服务平民大众，让他们认识上帝，为此非常感恩。⑧
不论范天祥如何估计未来和对燕京抱以怎样的期望，10月下旬，整个形势已经向他不想看到的方向急速滑下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秘密出兵，北京抗美援朝的政治形势也日渐高涨起来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被告知，帮助朝鲜抵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是必须之举。陆志韦也不得不找到范天祥，告诉他形势紧张，要求他们保证今后无论在任何场合下，都必须保持中立的态度，不能讲任何不利于中国政府或亲美的话，否则他们将无法继续留下来①。
11月4日，中国出兵朝鲜的消息公开见报。5日清早，燕大党总支就在图书馆门前贴出了各民主党派支持政府出兵的联合宣言。当晚，燕园里举行了反美游艺晚会，当场就有一百多个学生报名参加志愿军。
范天祥们还想坚持。他在日记中记述了6日开会讨论的情况，说：今天“在陆志韦家里开会，讨论将来前途。政府说我们可以待下去，而且陆志韦也愿意我们待下去。但当战争到来时谁能说会发生什么事。无论如何，我们愿意待下去，虽然回去的刺激很强烈。”②
两国交战的情况下，呆在敌国的侨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安全的。终于，在和家人反复商量后，所有美籍教师还是认定暂时离开的好。
11月下旬初，范天祥把这个意见告诉了陆志韦。这个时候，燕大全校师生已经全面动员起来，天天开会进行反美宣传，就连老校长司徒雷登也开始受到激烈批判。在这种情况下，陆志韦也相信，美国教职员离开燕京的时刻来到了。中国已经在排除西方的一切影响，它尤其不会让美国人留在这里了③。
眼见剩下的美籍教师一个个都开始想办法预定离开的船票，范天祥内心里依旧十分纠结和难过，他不止担心燕大不保，而且担心整个基督教事业在中国将难以继续。他在给美国友人的信里写道：
我们都感到有些难过。我非常肯定，假如我们离开，将是美国人总撤离中的一员，至于差会的基金亦会被收回，预料不会只是燕京大学，其他基督教大学也一样。④
范天祥理智上仍旧相信，西方基督徒中坚分子继续留在中国重点大学里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有一线可能，就应有少部分人坚持留下来，“作为新旧交替的联系”⑤。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情，一个月后，注意到政治压力没有11月那么大了，范天祥的想法又动摇了。
12月11日，他在集体祈祷仪式结束后，又和还没有决定离开的外籍教师进行了讨论，还没有订到船票的同事都表示：只要陆志韦愿意支持我们，我们也愿意留下⑥。
然而，陆志韦什么也决定不了。中国出兵朝鲜后，中美关系只能朝着全面敌对的方向前行了。就在范天祥等又想留下来不过几天后，即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就首先对中国新政权采取敌对行动了。它公开发表新闻公报宣布：鉴于共产党中国已成为敌对国家，美国将全面管制其在美资产并对中国大陆实施经济禁运。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自然要还以颜色，而它首先就内定了应尽可能将外籍教职员送回国去的处理办法。规定：
一、愿意回国者，让他们回国。
二、查出有犯罪行为者，由政府法办，驱逐出境，并公布其罪状及证据。
三、查出有反动言行，经群众与之斗争，不肯承认错误者，使学校解除其职务。
四、有反动言行诚恳承认错误而仍欲留校工作者，公布其承认错误的声明，并可调动其职务。承认错误不诚恳者，继续揭露之。
五、有意识地留下少数好的(政治上积极反美者，或确有学问技术专长者)但须得其本人同意，并须给以经济上的一定待遇与政治上的保护。⑦
可以肯定，范天祥在新政府眼里不属于第五类，即“政治积极反美”和“确有学问技术专长”之类，但也不属于第二类，即有犯罪行为，需要被驱逐者。如果他不主动做第一类，即申请离开中国，他只能被排在第三或四类。无论第三类，还是第四类，他都不会有好结果。
当然，范天祥并不清楚这一情况。他依旧像往年一样，在临近年关之际，再度认真地筹备和组织着庆祝圣诞的活动。圣诞前夜，他和17个唱诗班成员一起吃了晚饭，并游戏到9点钟。接着，他们照旧全部坐上驴车唱着圣歌去宁德楼，家家都有人出来，大家一边唱着歌，一边往各家串门。总共串了53家，最后才回到范家吃糖果，并喝茶聊天①。
有学生这样记述了燕京大学最后一个圣诞节的情景：
12月25日圣诞节，清早师生们便三三两两笑逐颜开地来到宗教楼，参加这里举办的圣诞节活动。“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声誉满寰中······”的歌声响彻校园中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那首誉满遐迩的《圣母颂》，每次听到她都是那么撼人心弦，都要勾起人们圣洁灵魂的颤动。下午在冰冻的未名湖上还举行了滑冰表演和冰球比赛。晚上，许多同学被邀请到教师家中共度圣诞良宵。②
在看似平安地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之后，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报复性措施就正式宣布了。1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政务院令，正式宣布管制和清查美国在华资产，冻结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次日，副总理郭沫若宣布全面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部门、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③。燕京大学自此再不可能和美国保持关系并接受美国基督教会的资助了。
刚一听到这一消息，陆志韦还心有不甘，他告诉范天祥说，即使完全由政府资助支持，也不是不可以保持私立性质的。进入1951年的第三天，即新年刚过，他就组织教职员展开讨论：是争取让学校变成公立好，还是继续保持私立好？但除了陆志韦和范天祥等少数教师外，大部分与会者显然都相信“由政府资助前途会光明些”。鉴于清华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经费不再成问题，范天祥也自认“说话没了底气”④。
再没有任何可能和理由留下来了。1月8日，陆志韦告诉范天祥：燕京由私立改为公立的商谈已经启动了。美国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的两所重要学校，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都将正式由政府接收，另立为公立大学了。
就在这一天，范天祥告诉陆志韦，他辞去财务总监的报告已经纽约托事部批准同意了。次日，他清理了办公室，想到燕京宗教学院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政府接收改为公立，或许还需要为它募款，故他顺便去陆志韦的办公室想和陆商量办法。让他不解的是，陆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说：“他们(按指政府)绝对不会要任何外国人的钱。”而在刚刚交出了权力的范天祥看来，陆志韦其实是在说：你已经不是燕大的领导人了，你无权再插手该我们管的事情了。这显然让范天祥很不痛快⑤。
不过，这似乎并没有马上影响到两人的关系。1951年1月15日，范天祥去公安局填写了出境申请表，决定回国。就在13日晚上，范天祥夫妇还和陆志韦夫妇、严景耀夫妇等一起聚过餐。
再度让范天祥气愤起来的，是2月12日当天教育部领导人到燕大来宣布燕京大学由政府接管，和任命陆志韦为公立燕大校长时发生的情况。据在场的教授告诉范天祥说，陆志韦在会前刚刚接到一封来自纽约托事部的电报，里面特别表示，托事部对燕京大学正在遭遇的财政困难十分关注，希望听到他的意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陆志韦在他发表就职演辞期间，在众来宾面前蔑视地举起那电报，质疑美国帝国主义为何继续设计陷害中国人，表明中国人不需要这些间谍的帮助，侵害中国人的生活。他接着说，燕京大学不仅会恢复已往的高峰，而且会进步得超过美国人过去所能够想象得到的。”⑥
在范天祥看来，陆志韦此举无异于是对长期以来一直努力资助并支持燕京大学，也给了陆志韦很多信任的联合托事部的羞辱。这是对自信一生都在从事着同样工作的范天祥的极大刺激。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他曾经那样信任并为之自豪的陆志韦，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不是所有人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自保。在范天祥即将离开中国的那段时间，有两位教授的做法让他意外，且感动。一位是“左派”教授严景耀，在几乎所有中国教授都担心和美国人扯上关系的时候，他是唯一在范天祥临走那天赶去送别的资深教授。另一位是与范家人并不熟悉的张东荪，他不仅是哲学系主任，而且是身居高位的中央政府委员。他听说范可能会带一些古董装箱离开时，托自己的亲戚在一个深夜悄悄来到范家，“拉下所有百页窗帘，轻声谈话”，提醒他们如何避免麻烦①。
范天祥无法了解到一年后陆的悲惨遭遇，因此也就不可能理解陆这时为什么会对美国钱及美国人一下子避讳、敌视如许之深。他在随后写给刚刚离开不久，还打算回到燕京去的美国同事夏仁德夫妇的信中，第一次表达了其内心里极度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情绪。他写道：
燕京大学的过去就有如一本已合上了的书，而未来的燕京大学将会配合政府的计划，陆志韦是政府的中介人，因此必定使一切服从之。假如你回去燕京大学，你也必须这样。就算你声称愿意遵从这种理想和目标，你的动机亦毫无疑问会被怀疑。你的言行会被严密监视，你的动机会容易被误解，你的言论也会被误引，而且不会有任何自辩的机会。北京政权是百分之百极权的，且寸步不让。②
范天祥看到了燕京大学的过去已经结束，但他没能想到，一年以后，燕京大学的“未来”也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
1952年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一分为八：机械、土木、化工调整去清华大学；教育调整去北师大；民族系调整去中央民族学院；劳动系调整去中央劳动干校；政治系调整去中央政法学院；经济系调整去中央财经学院；音乐系调整去中央音乐学院，其余各系调整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美丽校园也从此成了北京大学的所在地了③。
范天祥一家人于1951年4月21日离开北京，经天津、青岛、香港、台北，之后经欧洲返回了美国。以后，范天祥曾一度应邀到香港崇基学院任教，但是，他再也没能重新踏上他所魂牵梦绕的北京和燕园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