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重新成为中国官方的主流话语，这既是当时民众社会生活和发展愿望的内在需要，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对发展目标不懈追求的一种生动回应。国家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可能条件。当前，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刻变迁之中，传统社会日趋解构，现代社会日渐形成，社会结构呈现出多方位、多层次、多向度的变迁路径，^①即正在由总体性、单一化、均质化社会向着个体化、多元化、异质性方向发展，并在阶层结构方面表现出了某种“分化”与“断裂”的特征，多元主体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利益失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大都市作为展现现代化的载体，社会经济结构与职业体系加速分化，社会不平等加剧，产生了一个数目庞大、生活拮据，具有相似诉求的底层群体，且在都市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流动受阻、表达缺失、博弈乏力、发展无望的社会情境中，这一群体日益固化并逐步演变成为一个“底层社会”。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发端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为社会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多元化、异质性的社会结构中，底层群体因其自身的脆弱性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一路升至2008年的0.491，尽管在随后国家一些惠民、利民措施的推动下，2009年基尼系数开始回落，2014年下降至0.469，但也远远超出0.4的警戒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拢，社会资源在社会大众间的不均等分配更为严重。截至2014年底，我国仍有8248万贫困人口(按照每人每天收入6.3元人民币的国家扶贫标准来计算)，如果参照国际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消费1.25美元的标准来计算)，贫困人口规模已经扩大至2亿多。^①贫困人口规模之大、问题之深已经构成转型社会的显著特征。此种剧烈的人口分化在大都市中则更为明显，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是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经济作用下，文化、产业、交通、科技、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聚集的结果，是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产物，其在国家转型和地区发展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与一般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大都市具有以下显著的社会特征：1.职业分工细密，人口流动频繁，社会分化剧烈，贫富差距较大。2.各类资源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地位突出，功能齐全，与农村社会相比具有显著的优势。3.城市户籍管理严格，落户门槛高，各种限制性条件多。4.社会心理排斥明显，“体制性吸农”与“体制性排农”相互叠加。^②因此，在大都市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空间秩序内，激烈竞争与贫富分化不言而喻，相当一部分人群不可避免的在竞争环境中处于劣势并成为大都市生活的“淘汰品”。转型期大都市既彰显出了与现代化形影相随的繁华景观，又成为生产底层群体的重要场域，被建构为一个“二元”甚至“多元”结构的矛盾体：

首先，大都市分工细密的职业体系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分化，从而为底层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大都市作为现代化、城市化和国际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城市地域形态，拥有优越的产业结构和完善的分工体系，是现代性语境下的“多元—异质”型社会的缩影。但是，以社会分工为动力的专业化、精细化、高效化生产为大都市带来丰盛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分化的产生提供了原始动力。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里，产业加速更新，新生产出的职业往往与现代科学和技能密切相关，传统职业被现代职业所取代，劳动者必须不断充实自身、提升技能才能适应新的职业需求。但是，大都市原来的部分企业职工、无技能或低技能工人、失业人员、残疾者、低收入老年人、进城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等群体，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及时充实自我并与新兴产业进行有效对接，在新一轮竞争中往往会被甩在了社会分工的边缘位置，成为职业体系的“附属品”，从而最有可能沦为大都市的底层群体。此外，由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使得大都市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现象更加凸显，尤其公共资源的聚敛不仅让底层群体生活拮据，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他们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因此，大都市底层群体的形成是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个表征，也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一种社会后果，更是难以从本源上予以消解的一种客观存在。

其次，大都市落户门槛高、限制多，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歧视性制度封堵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向上流动渠道，从而加速了底层群体的扩散。在长期的“二元”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一系列“城乡分治”政策下，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与市民相比，他们在适用城市基本制度方面有天壤之别，要么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要么直接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同工不同酬”、“同行不同利”、“同城不同权”等歧视现象屡见不鲜。而对于大都市而言，外来务工人口数量占城市总人口比重非常大。以上海市为例，2014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425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29.26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96.4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41%。^③尽管近年来，部分城市放宽了外来人口落户的限制条件，但是新增的附加条件仍然让多数外来人口无法承受。以上海市为例，外来常住人口需要持7年之久的居住证才有申请上海市户籍的资格，但是也需要不断累积分数才能实现身份彻底转换。这些附加条件显然对于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不仅如此，建立在“二元”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歧视性制度还固化了外来务工人员在社会空间上的分布，使得他们被迫选择在大都市与外埠的空间夹缝中生存，并加速成为大都市底层群体的主体组成部分。

再次，大都市社会心理排斥严重，“体制性吸农”与“体制性排农”相互叠加，从而使得底层群体的社会区隔更为显著。所谓“体制性吸农”是指市民在原有体制内自我“贵族化”心理暗示而人为造成大量蓝领工作无人问津；“体制性排农”是指市民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排斥，并且阻止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社会生活。^①在“体制性吸农”与“体制性排农”的相互叠加效应下，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里，市民就业结构呈现出了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相称的畸形“白领化”现象，绝大多数的体力工作被专门安排给外地民工。比如，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在大都市里从事着“脏、苦、累”且职业健康风险高的工作，他们实际上处于低端职业岗位吸纳与社会文化排斥的尴尬地位，难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城市的彻底融入，而且还呈现出城市越发达，农村与其差距就越大，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可能性就越小，裂痕也就越深的现象。^②与此同时，原市民在这一过程中错失大量的就业机会，显性与隐性的失业率在上升，处在“悬空”型的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之中。此外，行业垄断、投机倒把、暗箱操作、腐败寻租、盗窃国有资产等非法行为攫取了大量的公共资产，社会资源在大众之间的分配更加不均等并向上层社会聚拢，加快了生产底层群体速率。^③

毋庸置疑，在当前快速转型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大都市社会正在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无论是“内生型”的群体还是“外来型”的群体，他们正在都市化进程中陷入了各种结构性壁垒、社会排斥与不断边缘化的处境，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他们的生活样态和利益诉求也急剧嬗变。更为重要的是，底层群体在利益诉求、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日益趋同并且向底层阶级凝聚。可以说，一个以低收入群体为主、具有社会形态的底层群体沉淀在大都市社会结构的底部，并正在从“底层群体”向“底层社会”的方向演变。对此，笔者将通过对当前上海市低收入群体的调查分析，^④来初步揭示大都市底层社会的形成过程、基本样态和社会影响。

大都市“底层群体”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底层社会”，这首先需要从“社会”的内涵及其特征说起。在不同的历史情景中，“社会”具有颇为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态。^⑤但从本质上讲，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是现代性的产物。^⑥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个体化主体意识的增强，公共领域的自主化以及公共文化精神的去魅化。不仅如此，现代性多元维度之间的内在张力会促使时间与空间的分割与重组，从而催生出人际互动之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说，“社会”在传承中不断地变化和异化，结果导致社会学家对“社会”概念的认知也在不断地发展。^⑦尽管当今社会学所指涉的“社会”通常被限定在“民族国家”的视野里，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仅仅停留在宏大层面，类似于“网络社会”、“上流社会”、“街角社会”、“底层社会”等等一些具体而又具有明确指向型的“社会”概念在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广泛出现。本文重点讨论的“底层社会”是指一定规模的贫困人口通过相互之间持续的社会互动，建立起“底层”习俗、规范与文化体系，有着明确的生活边界和利益诉求，社会资本匮乏但又急切渴望改变窘迫生活状况的社会共同体。对此，笔者将从人口规模、生存空间、利益诉求、文化意识、发展前景和制度安排等六个主要方面对“底层社会”的内涵与特征展开详细讨论：

第一，一定规模数量的底层群体构成了底层社会的人口基础。社会转型期底层群体的人口学特征主要体现为成分复杂、数目庞大、变化迅速。以上海市为例，从底层群体类别上看，主要包含内生型和外来型两种，即上海市户籍贫困人口和外来流动贫困人口。前者包含：1.国有、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2.从事临时性劳务工作的人员；3.传统意义上的三无人员；^①4.社会保障不足的老年人口；5.特殊困难群体(如残疾人、遭遇重大灾难而难以恢复的人群等)等等。而外来群体主要包含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滞留于郊区务农的“农民农”^②等。从规模数量来看，截至2014年末，上海市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25.63万。^③在近千万的外来常住人口中，逾七成为农民工。从变化速度来看，2014年上海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0年上升了0.7个百分点，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④2014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数量约为2004年的两倍。^⑤在过去十多年中，他们不断从全国各地流入到上海生活，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劳动力资源，但同时又最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⑥面临“被底层化”的危险。因此，上海底层群体规模不仅已经非常庞大，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动向。

第二，底层群体生存空间的聚合性为底层社会形成提供了地域条件。伴随上海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职业种类的扩充，社会分层现象的加剧，城市社会空间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异特征。^⑦新一轮的旧城改造和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为城市人口居住区位的转移提供了条件，从而呈现出在特定地理空间的聚集趋势并通过住房消费最终体现出来：一方面，一些亏损或破产的国有企业职工区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并与工业布局相对应；另一方面，贫困人口集中在城市外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城乡结合部。^⑧例如：各种“棚户区”、“危房改造区”、“浙江村”、“新疆村”、“河南村”等已经成为贫困区位化的真实写照，并与大都市现代化的繁华景观形成强烈对比。在我们调查的对象中，26.9%的被访者仍然居住在公房中，^⑨21.7%的被访者生活在动迁安置房中，27.3%的被访者在租房生活(包括公共租赁房、一般性租房和廉租房)，能够买得起商品房的人不足一成。“当然想在上海买房子，但是我们既买不起现在的商品房，也不是政府保障房的对象，只能租这种价格便宜、环境差的房子；这里卫生环境很差，一到下雨天，都是各种垃圾泛出的臭味，非常难闻，外来人在上海生活确实不容易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的凑合吧，有个地方住就已经不错了，对于我们这样没钱、没势、没地位的人还敢指望什么呢？”^⑩面对高昂的房价，底层群体只能生存在交通不便、租金低、品质差的城市地域中，上海社会空间分异与贫困区位化现象已十分明显，而由此带来的各种“城市病”也日渐发酵。

第三，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底层群体向底层社会演变的基本动力。生活在大都市里，底层群体不仅要面对价格日趋高涨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要直面住房、医疗、子女上学、养老等现实性问题。在多重压力叠加的效应下，基本经济权益和保障就成为底层群体最为现实的利益诉求。^①然而，底层群体的利益诉求与企业福利待遇和政府的相关社会政策及政府的“不作为”之间时常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一方面，政府的相关社会政策是一个制度实施的过程，由于某些制度上的刚性规定使得底层并不能完全享有自身的权益或者是以牺牲某些权利来换取一些权利的方式实现；^②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在某些环节上确实存在以损害职工的某些福利待遇为依托来换取最大限度的收益，主要涉及企业改制导致的下岗失业和职工安置、企业拖欠员工工资、工资水平过低以及企业违反劳动法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等问题。调查显示，当问及对民生政策的满意情况时，超九成被访者认为与民生相关的政策存在不公正现象。“就业创业”、“医疗卫生服务”和“养老为老服务”成为被访者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而且69%的被访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应该提高工资待遇，提高生活水平，解决好子女的上学问题；94%的被访者认为如果这些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会导致社会矛盾，甚至会引发社会冲突，破坏社会秩序。而对于利益维权，70%被访者认为“当经济利益受损时，群体性维权行动的作用大于个人行动”。“我们也没什么要求，就是希望工资能够多给一点，能够按时发放，生活好一点就很知足了。但是一年到头，我们也攒不下多少钱，一是我们的收入本来就少，二是上海的消费水平实在太高，处处都要花钱。况且有时候老板还会拖欠我们的工钱，有时候三五个月才发一次，这样发到手的钱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年因为工钱的事情我们也没少闹，老板找过，政府也找过，但是效果就一般，闹得急了给一点钱，闹得不急就一直拖欠。所以我们都是一起去找，这样还能起点作用，毕竟集体的力量大一些嘛。”^③尽管底层社会采取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但追其根源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基本的经济利益受损或福利待遇无法保障引起的，在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中渴望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同情。

第四，“底层亚文化”生产是底层社会形成的根本标识。与“贫困文化”^④相比，“底层亚文化”的涵义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更为广泛，它主要是指底层群体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行为逻辑与生活方式。具体体现在：1.价值观方面：听天由命的宿命观；安于现状的生活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生活观；疏于合作的社群观；盲目排外的人际观；重视眼前的功利观；消极等待的时间观。^⑤2.身份认同方面：自我生存与发展的主观满意度评价偏低，发展信心不足；“仇富心理”、“仇官心理”和不公正感强烈；认同“社会底层”的身份标签并自觉地将自我与其他群体进行区分对待。3.生活方式方面：“搓麻将打牌”、“看电视”和“闲聊”等成为主要休闲娱乐活动，内容单调、形式较为单一；以“亲朋好友”等熟人群体为主要交往对象，偏爱于小圈子交往，社会交往封闭，外部支持性资源匮乏；聚焦于以日常生活必需品为核心的基础消费项目，发展型消费项目十分短缺。4.社会活动方面：低度期待和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对居委会选举和社区治理漠不关心；缺乏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热情。底层亚文化的存在既是底层在社会强加的价值规范下无法获得成功，而采取的种种应对挫折和失望的不得已选择，也是一部分底层完全心甘情愿生活于自己的文化圈的后果，是主观贫困的反映。^⑥底层群体在提高收入无望、向上流动受阻、悲观情绪强烈的情况下，采用这套“自我设限、自我减压、自我适应”的“底层文化”对于消解生活烦躁，寻求心理解脱，实现自我“精神慰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也可能扼杀了他们奋斗的动机和潜力，并且还有可能对其下一代的教育与发展失去信心，制造文化传递和代际贫困。底层社会长期处在“自我否定与社会排斥、自我鄙视与社会抛弃”的多重困扰之中。

第五，非持续性发展加深了底层社会的断裂。在实际的人口统计方面，社会底层可以分为“暂时性底层”与“永久性底层”。尽管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二者均符合阶层理论解释中的底层人群，但是却存在很大区别。“永久性底层”犹如被固化在社会底部的泥浆，缺乏足够的资本挣脱“贫困粘合力”，长久性的被锁定在社会空间的底部。例如，进城农民工、城郊农民农、企业下岗失业职工等群体。而“暂时性底层”是指尽管目前从收入、资本、阶层角度观察，可以被划分为社会底层人群，但是他们拥有潜在的社会资本为其挣脱贫困创造了可能性条件，具有向上流动的潜力，例如，大学生“蚁族”就属于这类情况(这种“暂时性底层”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缺乏自我发展的资本，主要依赖于外部资源补给，属于非持续性发展类型；而后者具备自我发展的资本，只是资本没有立刻产生效应才短暂性的沦为底层，具有自我可持续性发展能力。通过数据调查，可以将底层社会非持续发展主要方面操作化为以下几点：1.从就业状况看，以“企业职工”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为主体。并且已经就业的多数被访者缺乏正规的劳动合同，临时性、短暂性就业者居多数，从业风险较大。非正式就业成为底层社会从业状况的显著特征。2.从受教育水平看，绝大部分被访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高中(中专)及以下教育水平的人数占到样本量的78.6%，并且主要集中于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3.从参保情况看，多数受访者仅局限于基本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而对于商业保险的参保状况，仅为2.9%，还有11.3%受访者没有参加任何保险类型，参保形式单一，抵御社会风险能力十分脆弱。“我的户口不在上海，是从安徽过来的打工的，虽然单位也给我们交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但是我们将来很大程度上不可能留在上海，还是要回到老家那边生活，可是这些社会保险跨省办理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如果将来用不上这些保险，那就等于这些年白交了这么多钱。”^①4.从社会资本方面看，底层群体由于社会交往封闭，社会活动常常在熟人群体内部自发组织。“平时也基本不关心社区里的事情，除非像居委会选举这种必须参加的事情，否则不会去参与社区的事务。因为我们都是做体力工作的，每天下班回来感觉非常累，即使休息也更喜欢在家看看电视、上上网，偶尔会和一起工作的朋友打牌、吃饭，主要还是和圈子里的同事来往的较密切。”^②如前文所述，“搓麻将打牌”、“跳广场舞”和“聊天”等非正式活动占据了底层群体闲暇生活的主要方面。

第六，制度性安排强化了底层社会的运作逻辑。对政府而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势必要充分考虑到贫困人口的现实生存状态，需要依据实际的资源承载力与人口构成状况做出“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正如印度底层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查特吉(Partha Chattelilee)所言，“一整套亚法律安排可能被发展出来，以向居住和生活在法律之外的人口提供市政服务和福利······尽管其与法律性事物相比的含混和补充性的地位，却不是落后现代性的某种病理状态，而是大部分世界的现代性的历史构成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③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区别对待下，外来务工人员与市民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主要涉及子女上学、看病就医、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等内容。为了有效的解决外来流动儿童上学难的问题，从2008年开始上海市率先规划建设了一批民办农民工子女小学。虽然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学环境和师资力量在不断的完善，但是这些学校无论是教学水平还是学校设施环境都远远不及市属学校，他们享受着有别于市民子女的教育资源。2012年上海市对异地高考问题又一次进行了改革，其中有10类非上海户籍考生可以在上海市参加全国高考。主要包括：持引进类人才居住证人才的子女，市外在沪工作人员的子女，在沪高校、科研机构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的子女，支内支边知青的子女等。^④尽管此项规定扩大了非上海户籍考生在沪高考的类型，可是对照规定不难发现，生活在底层的大多数务工人员，包括农民工子女依然被排斥在外。相应的制度性干预既可以推进公共服务共享的进程，也可能制造出新的不平等，底层群体在部分的制度化干预下继续延续着底层的历史。

总体而言，大都市底层群体长期沉淀于社会空间底部，人口基数、生存边界与活动空间、利益诉求、价值观与文化认同、发展前景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底层不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群体，而是拥有自我规范与运作逻辑的社会学意义上“小社会”，其日常生活虽然相对困难、社会保障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差，但利益诉求强烈，且有大体一致的社会文化认同，这充分体现了当前大都市的底层社会已经形成，并成为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奇特景观。

底层社会的形成无疑成为当前大都市底层群体现代转型的时代特征，尽管自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底层”(subaltern)概念后，学术界对“底层”概念长期缺乏统一的认识。这主要缘于“底层”在社会分层理论中并非明确指向某个阶级、某种职业和身份，而是泛指那些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比较匮乏，处于社会分层底端的人群，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元维度建构的复合型概念，也是一种笼统型的社会分层结果。因此，“底层”的指向性非常模糊，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但是就上述底层社会的基本样态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生活贫困、经济诉求为主、持续性发展能力弱等等。这些基本共识也被视为底层社会的一些突出性特征。然而，如果挖掘底层社会的内在机理，可以看出以上这些基本的共识内容对于深入了解底层社会还是远远不够的。从内部来看，底层社会生活贫困，内部分化严重，各群体之间的裂痕明显，“内生型底层与外来型底层”、“中老年底层与新生代底层”、“单身型底层与已婚型底层”等多重“二元”结构型构了底层社会的“分裂”样态；从外部来看，底层社会与其他社会阶层的鸿沟日趋加深，阶层流动微弱，底层内部认同形成，并对主流文化形成抗拒之势，加深了社会结构的断裂性和僵硬性。都市现代化之要义，不仅仅关乎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科技创新，更在于社会大众之间的公平发展与社会和谐。底层社会的形成已经成为以经济改革为主导的转型社会中一个悖论，并佐证了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性。^①当前，在社会持续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底层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又会给大都市社会治理带来哪些挑战？

首先，从文化角度看，底层社会因其亚文化的生产加大了大都市协调难度，从而为都市社会治理带来困境。大都市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各主体之间文化上的统合、心理上的信任与行动上的协调。文化上的统合是基础，心理上的信任是依托，行动上的协调是关键，三者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作为大都市转型后果的“底层亚文化”，既与现代文明相伴而生，也吸纳了中国传统文明以及外来文化思想，是多元文化体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一种客观结果，同时也是底层社会适应社会生活的主观选择。不容忽视的是这套“自我减压、自我慰藉、自我保护”的底层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②在与现代要素之间的互动中产生了颉颃下的并存与融合。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取，迷信与科学，价值与理性等“文化抗拒”^③的现象正成为大都市最突出的时代景观。然而，“不管人性的天然构成因素是些什么，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文化在它们的安排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决定着任何团体、家庭、氏族、民族、教派、党派、阶级活动的样式。”^④换言之，文化对于社会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上的抗拒极有可能会带来行动上的对抗或冲突，因价值信仰、种族、习俗或意识形态产生的差距给社会行动协调性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底层个体与社会组织、企业、政府之间的协调问题又直接影响着公共治理的效度。但是，底层亚文化构成了底层社会与其他阶层和组织的天然隔离带，使得处于同一情景中的底层有着相似的感知与共识，并为后续行动提供一致的价值导向，构成了底层社会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基础。由此，底层亚文化固化底层社会于空间下端，封闭了底层社会的交往圈，弱化了底层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以及对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的信任度，增加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与仇视。所以说，统合各主体之间文化差异尤其是消解底层亚文化的消极抗拒作用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任务。

其次，从行动角度看，底层社会中的政治无序参与为大都市社会秩序带来诸多挑战。长久以来，“政治”意味着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追求权力的分享和影响权力分配的斗争，被看作是精英阶层的专属品。^①底层似乎只会寻求经济待遇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对政治采取冷漠的态度。直到印度底层学派在南亚底层研究中摆脱主流话语对底层社会的“病态性”认识，重视和强调底层社会的现实性与自主性，使底层政治(subaltern politics)回归学术界的视野里，开启了底层政治研究的先河。事实上，政治与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大都市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空间内，公众的权利意识与主体意识普遍较强，信息技术的飞跃和层出不穷的新传媒手段拉近了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时空距离，这种网络空间的符号化、去阶层化为底层社会带来了无限的虚拟“平等”与“公平”幻觉，同时也为其进入政治场域提供了新的途径。2015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5次调查报告显示，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打工者以及失业、无业等人群中的上网者已占网民总数的49%，呈现快速上升趋势。^②尽管一套亚文化体系有利于底层自我疏解与安慰，但是对生活的悲观绝望情绪以及“仇富”“仇官”等敌视心态依旧在底层社会蔓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③在精英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里，底层不仅是利益的直接受损者，也往往被贴上“能力低下者”、“失败者”的刻板标签，成为制造民粹情绪的催化剂。^④与此同时，底层社会的非正式就业以及外来民工的“人户分离”状况导致了底层生存的分散化、原子化和弱组织化，自身的利益诉求与心理不满难以通过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释放出来，无疑加剧了底层社会在虚拟空间内的极端化倾向，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序利益表达以及带有敌视的诉求声音。一旦被动员起来，网络泄愤情绪极有滑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为大都市社会秩序带来了多重威胁。

再次，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底层社会流动缓慢，趋于固化，降低了对大都市的认同感，部分行业已出现“用工荒”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阶层固化现象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少，社会流动的阻力加大。很多学者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制度设计不合理。其实，在大都市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即使是将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完全破除，由于底层个人的能力素质因素，他们要想真正实现在社会地位的蹿升也是相当困难的，^⑤某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又催化了阶层固化。社会阶层的固化与机会不平等的交互效应对底层社会生活的幸福感以及城市参与的热情和认同感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⑥调查数据显示，87.9%的被访者认为自己虽然生活在上海市，但是上海的繁华却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并不认同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上海人”。“当时来上海工作的时候就是村里的人帮助介绍的，说这里机会多、收入高、环境好，但是来了之后感觉并没有之前说的那样好，虽然就业机会多一些，但是换来换去就是那几样工作，好的工作还是很难找，孩子上学就更别提了，并没有感觉到上海城市的发达给我带来了多少福利，生不生活在上海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将来还是要回去老家，回本村的可能性也不大，最有可能是去离村子不远的城镇里生活。”^①大部分外来民工越来越意识到融入大都市生活与实现社会流动的困难，自己仅仅是大都市的过客而已，最终无法安居于此。在悲观情绪的弥漫下，“退出”大都市的心理逐渐萌发，开始逐渐向中小城市流动。近几年，来上海的外来劳力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尽管部分企业提高各种福利待遇吸引民工，但是仍然无法化解严峻的“用工荒”难题，^②以至于很多服务行业无法正常运转，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建构一个良性的社会流动环境与氛围对增强底层发展的信心以及大都市的现代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中，“非西方被殖民国家里不断生产着诸如发展滞后或追赶现代化的现代性历史”。^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降，当以科学技术进步与物质生产能力提高为核心的现代化再次被锁定为国家行动目标之时，大都市也被赋予了市场经济改革试验田的重任。然而，大都市发展带来的一个未预期的后果是，其也首当其冲成为了贫富分化最为明显的场域。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不乏对底层的研究，主要持有消极的底层、寻求生存的底层、组织都市运动的底层、日常抗争的底层等理论视角，涵盖了底层的生活特征、社会行动、制度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然而，对于“底层群体”与“底层社会”的使用则较为随意，常常将两组词汇等同使用。^④其实，“底层群体”与“底层社会”并不存在天然的对等关系；一方面，“底层群体”是构成“底层社会”的主体，另一方面，“底层社会”又不仅仅局限于“底层群体”，同时还包含了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社会性方面的内容。

对于底层社会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借用数学科学中的“集合”概念来进一步解释。具体来说，如果将整个中国社会看作一个“大社会”的话，那么底层社会就犹如是这个“大社会”中的一个真子集。相应地，我们可以将“社会”的概念分为完全型社会(whole society)与限定型社会(limit society)，“完全型社会”类似于“大社会”，“限定型社会”类似于“小社会”。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完全型社会是指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以人与人的关系为纽带，具有社会文化联系和主动创造能力的社会共同体，比如：“中国社会”、“西欧社会”、“东亚社会”等；而限定型社会却并不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指“完全型社会”内部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拥有共同爱好或者文化观念上相似的个体构成的集合体，并通过持续互动，建构起一套自我共享的亚文化体系，包含价值观、习俗与规范。比如：“底层社会”、“网络社会”。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具有“社会性”。当然，“限定型社会”内部也会有相对应的“子集”，并且同样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不同的是“限定型社会”内部出现的子集与“限定型社会”本身具有某种继承与一致的特性，并且这种子集可以被看作是“限定型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一点不同于“限定型社会”与“完全型社会”的关系。举例来说，“中国社会”可以看作是完全型社会，“中国底层社会”可以看作是限定型社会，而大都市底层社会是中国底层社会内部的一个子集。大都市底层社会可以看作为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缩影，但是中国底层社会却不能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限定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区隔性、排他性和稳定性。区隔性是指限定型社会内部的成员与外部的成员之间具有明显的特征差异，而内部成员之间同质性却较强。排他性是指在一个“完全型社会”内部不会出现两个性质完全相同的“限定型社会”。比如，在中国社会内部，不会出现两个性质相同的“底层社会”。稳定性是指“限定型社会”因其亚文化的生产不易被外力打破，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会保持相对的连续性，这主要得益于亚文化对成员内部的整合作用。

依据对“限定型社会”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宏观上再来审视底层社会的特性。就生存状态而言，贫困性是底层社会最直观的特征。尽管“底层”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并非单一维度所能给予充分解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经济资源的多与寡往往成为社会分层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指标。甚至部分学者直接用“经济资源”作为界定“底层”的依据，将“底层”作为对低保人群、贫困人口、下岗失业产业工人等概念的抽象表达。有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挑战丰裕》中指出，“底层阶级是由永久性失业、无就业能力者、低度就业者组成的弱势群体，他们越来越无望地脱离国家的主流生活。”^①陆学艺认为底层主要是指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②在市场经济时代，贫困性无疑成为底层社会最突出的表征，这也是本文在做实证研究时选取低收入群体作为实际调查对象的重要原因。

就内部特质而言，底层社会在收入、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爱好、兴趣、社会交往等方面逐渐趋于一致。随着资本市场的崛起，底层社会生存状况的恶化或多或少与利益的“相对受损”或者“绝对受损”有关。^③众多的维权抗争行动表明，底层最关心的“社会公民权”^④时常在日常环境中无法得到保障。这种公民权的利益诉求也会呈现多种样态并不断地发展。围绕社会公民权益方面的趋同性增进了底层社会个体之间的信任感，是黏合个体的内生动力，并构成了底层群体升华为底层社会的重要基础。

此外，底层社会的现实生活样态不易被外力打破，缺乏主客观条件实现向上流动，呈现出稳定性与区隔性特征。底层亚文化包含了一套较为定型的话语体系、价值信仰、行动逻辑和制度规范，并能够获得群体内部的高度认同，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和传递性，是底层社会长期陷于贫困的主观因素。而且这与物质因素引发的贫困还有所不同，主观上的贫困不仅不易消除，还会对外部人群进行横向与纵向扩散。犹如一种“底层向心力”，即“越靠近底层的群体，其越容易进入底层，且脱离底层需要的能量越大，难度也越大”。^⑤亚文化生产的另一个结果是底层社会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区隔性。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全新的视角展现了阶级或阶层的文化之维，用“品位圈”锁定了特定阶级的文化符号，隐性的揭示出阶层之间的内生差距。

总之，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底层叙事既被书写为勤劳、勇敢，充满正义的化身，也成为屡遭利益盘剥的对象，更被刻画为社会治理的失语者与被动者。然而，在大都市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底层社会在“反叛”精英权力的同时，也激发了社会治理的原生动力，对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施加的影响逐步显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社会不再仅仅是社会转型的被动“受力者”，而且能够担当起社会治理中积极的“施力者”，但是能否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得到一个新的转向，既是社会治理需要面对的难题，也是实现大都市社会和谐发展与良性运行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