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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Vol. 47 Issue (5): 167-1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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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王元化, 夏中义. 王元化“文赋讲义”笺疏[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7(5): 167-1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17.
${authorVo.authorNameEn}, XIA Zhong-yi. Annotations on WANG Yuan-hua's "A Lecture on 'Wenfu'"[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 47(5): 167-17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5.017.
王元化“文赋讲义”笺疏
王元化 , 夏中义     审校     
(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0)
摘要:关注王元化(1920—2008)思想学术的海内外同仁,皆晓元化曾在1960年代著书《文心雕龙创作论》,却很少人知道元化更心仪陆机《文赋》。将元化2002年那个“文赋讲义”(据现场录音整理)校勘成文且笺疏,目的有两个:其一,郑重打捞及披露这篇未被《王元化集》所辑录的佚文,意在表明它实是系统评估元化文论演化时不宜疏略的学术史文献;其二,从讲义对《文赋》“伫中区以玄览”的现代释义,可见元化即使到新世纪初,他凝视文艺创作心理时的路子,并未真正走出他在“文革”前诠释《文心雕龙》时所遵照的苏联理论模式。
关键词王元化    《文赋》讲义    笺疏    
Annotations on WANG Yuan-hua's "A Lecture on 'Wenfu'"
XIA Zhong-yi     审校
Abstract: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ho are interested in WANG Yuan-hua's thought are familiar with his Creation Theory of Wenxin Diaolong written in the 1960s, but few of them know his favor of LU Ji's "Wenfu". There are two reasons to transcribe the recordings of his "A Lecture on 'Wenfu'" in 2002 and make annotations: first, this lecture, which has not yet been included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Yuanhua,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evolution of WANG's literary theory; seco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ntence of "taking his position at the hub of things so as to contemplate 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 in "Wenfu" tells us that even in the new century, WANG's literary theory has not been free from the Soviet model, which he followed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Keywords: WANG Yuan-hua    "A Lecture on 'Wenfu'"    annotation    

【笺疏小序】2009年秋至今,因中国美术学院聘我为南山讲席教授,逐年为该校博、硕研究生主讲“文艺心理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专题”课程,故有幸觅得王元化2002年春为该校师生讲授《文赋》之讲义。此讲义据现场录音整理、校勘而成。讲座用时有限,故讲义仅言及《文赋》开篇。然将讲义视作衍射王元化在新世纪的文学观的文献之一,意味不薄。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今年首次披露此学术史文献,更是意蕴有三:一是元化1937年考取大夏大学读经济学专业,当为华东师大著名校友;二是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郑重刊行《王元化集》十卷本,几近搜集了作者一生的重要著述,惜未辑此文;三是2015年恰逢元化冥诞九五之尊(1920—2015),谨以此举作心香一瓣,敬献给王老的在天之灵。

先跟各位谈一点背景。

我兼职华东师大教授,专业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从上古至近代(清末)。实际上,按过去的说法,是叫中国文论。过去大学有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两大部分。把中国文论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晚一点,这是由于郭绍虞先生。他是系统研究中国文论最早的人,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抗战前出版的,战后由商务印书馆继续印行。这就是说,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大学课程,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的,在1949年前就有了。

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课程,最近并入了文艺学。把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都包括进文艺学,不是太妥当。当时很多教授跟国家教委提过意见,没被采纳。所以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归入文艺学。文艺学这个概念,长年来是以文艺理论为主,1949年后,是指苏联那套体系。八十年代初,国家教委组织了一个讲师以上的训练班,让我去讲这方面的问题。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不要用西方文论来硬套中国文论的概念、思想。当然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不乏共性,但中国文论是中国的艺术论,它有它独特的系统,很多概念都不同。假设用西方文论去附会,变成一种比附,那就恐怕“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对中国文论不利,对西方文论也不利,都弄混乱了,所以应该有各自的独立性才好。1981年,国务院成立学位委员会,我是学位委员会第一届评议员,当时的工作是审定哪个大学可设立某课程点,哪个教授可担任某课程的博士生导师。那个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当时有王力、吕叔湘、钱钟书、吴世昌、朱东润、萧涤非等专家。当时我年纪大概最小。我的分工便是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典籍。作者陆机,东晋时人,陆逊的孙子,他的父亲是陆抗。吴被司马懿灭了后,他就成了吴的遗民。到东晋做一些事,做武的。后来他弃武学文,花了多年时间研究文化艺术。据说《文赋》是他二十岁做的。杜甫后来有一首诗说“陆机二十作文赋”。这是很出色的。这是在中国文论中非常灿烂夺目的一篇文章,我很喜爱。陆机的时代比刘勰早,跟贺拉斯的《诗艺》相差三百年。不知道各位是否读过《诗艺》,它在中国有译本,在西方很有名。贺拉斯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寓教于乐。中国也有类似说法,恐怕贺拉斯是最早提出这观点的人。贺拉斯的《诗艺》,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之后。贺拉斯是上古的末期,陆机是中古的早期。大概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有个学者曾经做过一篇论文,用贺拉斯《诗艺》与陆机《文赋》做比较研究,可能还有汉译。大家在图书馆可以查到。

要读通《文赋》,必须明白中国艺术的特点主要在写意,不重写实。亚里士多德《诗学》谈到艺术的自然模仿,他强调模拟、模仿,这就是写实理论。中国最早的艺术理论,是《周礼》的“六诗说”和《诗经》的《诗大序》的“六义说”。“六诗”“六义”,都是指风、赋、比、兴、雅、颂。关于《诗经》,在我们的观念里,自古有“诗之体”这一说。到唐代《五经正义》,用孔颖达的说法,有所谓“诗之用”。认为“风”“雅”“颂”是“诗之体”;“赋”“比”“兴”是“诗之用”。似乎一个是讲诗的文体,一个是讲作诗的方法。这未必恰当。魏晋南北朝就没有这样分,到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才分了。但中国艺术的写意特点,又确实自古与“比兴”相连。从《周礼》“六诗”到《诗大序》“六义”,都讲“比兴”。

读《文赋》,假使不知“比兴”,你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因为它用的都是“比兴”手法。“比兴”就是写意,不是写实,不是自然的模仿,而是用此事来比喻彼事。比如齐白石画鱼,他不画水,留一片空白,但从鱼的扭动姿态,又好像鱼在水中悠然自得地嬉戏,游得很高兴。这都是从鱼本身的姿态显露的。那个水就省掉了。这就是写意。中国的京剧表演亦然,骑马没有马,只有一条马鞭;开门没有门,用手的一种程式化动作来虚拟。它也是写意。所以我说京剧是一种虚拟性、程式化、写意性的表演体系。它同前苏联著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表演体系不同。“所以,再回到《文赋》,它用比兴手法来表达意思,跟中国戏剧表演的虚拟性程式,基本上都可用“写意”一词来概括。说《文赋》也是写意的,是指它不像近现代学术,只用严格界定的术语来演绎思考。相反,《文赋》词语没有非常准确、科学的含义,却有点像朦胧诗,需要你从比喻里来体会它的旨意。

粗读《文赋》,似乎写的都是一些具体事情,其暗含的喻义你要慢慢地去发掘。前面有个小序:“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我发给各位的是明代的汲古阁本,最好的一个版本。这儿注解下边的小字是李善注的。李善注《文选》是历代最有名的。《文选》注,前人主要有两种:一是李善;一是“五臣”。一般都用李善注。但要注意,后来也有人批评李善注的缺点,是只讲事,不讲意;只讲它的典故、出处,不讲它的义理。但作为注,它仍很重要。中国古书比较难读,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注解有时它不释义理,尤其像《文赋》那样有很深刻的文学思想,没有剖析出来,就更需要我们自己慢慢发掘。

我先释这段《文赋》序言:我每观才士所做的文章或作品,我以为可以体会他的用心所在。他是怎样构思、怎样表现的,我以为我的研究可对此有一些理解。“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立言、遣辞用语,变化很多。“妍蚩好恶,可得而言”:他的立意,构思,表现,是好是坏,是美和丑,可以把它讲出来。“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每当我自己来作文的时候,我更能体会写作心境,为文之道。“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我常常感到困惑的是,我的构思、想法,跟我所要表现的东西不能符合。“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这些道理我都懂,但要我自己写出来,怎样把它写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我往往做不到。“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所以我写《文赋》,是把以前作者写的美丽文章,用来谈谈作文的利弊是怎么形成的。“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等到成文后让别人来看看,大家共同讨论,可以更细深地体味作文之道的奇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是说你要砍一棵树,做一个斧柄,尺寸多大,就在近旁。“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但文章不是这般机械,不是有了几条法则就可随便提笔作文的。写作有基本规律、法则、方法、道理,但要用来做文章,变化无穷,没有人能将这些门道完全讲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写法,今人不同于古人,未来还会有发展。这个发展中的为文之道很复杂,很难用言辞来表达。“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我所能够讲的,仅“具于此”。什么“此”呢?就是《文赋》将论述的那些内容。

首先是,“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概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这一段是写文章的构成,以及形成文章的最基本原因是什么。

“伫中区以玄览”:“伫”,是站立;“中区”是区域之中,站在一个地方,很仔细地去看周围,不是浅观,是很仔细、很深入地观察。作文,必须跟外界有接触,有体验。此外界包括大自然(山水)、社会与各种不同的人物、各种人的心灵。“玄览”,就是深入观察。《老子》有“涤除玄览”。《文赋》的“玄览”跟老子的不同,是深入观察的意思。“伫中区以玄览”,这是写文章很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颐情志于典坟”:“颐”,是培养、培育;“典坟”是古书、三坟、五典。合起来,便是说作者为文,还得从先人典籍、文化传统去吸取知识,培养情志。这个“情志”很有意思。

“情志”是黑格尔《美学》曾用的一个希腊词语,大概来自亚里士多德《诗学》。这词的含义,后来被黑格尔《美学》发挥了。朱光潜在翻译黑格尔《美学》的时候,将“情志”翻译为“情致绵绵”,这不大对。“情志”可谓是一种连缀成词。中国文字造一个词,往往把两个字或者三个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具概念含义的一个词,可称之为连缀成词。“情志”,本是两个字:一个情,一个志。情是人的情欲,passion,或者一种感情;志,我们称“心之所至”为“志”,是志向、意向、志趣。所以“情”偏重于感情,“志”偏近于理性。西方人把情感和理想连在一起,称为“情志”,这不仅是指感情,里面还含有理性。我不主张朱光潜用“情致绵绵”来汉译黑格尔的“情志”。“情致绵绵”,表达不出“情志”一词所蕴藉的那份理性和感性的中和或交融。

陆机或刘勰都用了“情志”一词。什么叫“情志”呢?托尔斯泰曾经写了一本《艺术论》,说艺术是人和人的感情交流的手段。后来普列汉诺夫就批评他,说艺术不仅是感情和感情的交流手段,也是思想和思想的交流手段。那时就引起了争论。我认为托尔斯泰的本意,不是讲简单的感情。他其实是情志的意思。因为艺术感染人讲究潜移默化,它的理性思想内容融汇在感情里,所以受众在接受它时,主要不是通过理智,而是通过感情、情感,在不知不觉中受感染。所以有人称艺术为“感人速”,感动人很快。“感人速,入人深”。能够“入人深”,这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感性,它有很多理性成分在其中。这就是“情志”。所以用“情志”来概括艺术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最恰当的。

再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随着四季时光流逝,你看到外界万物的各种变化,你的思绪会纷纭交织。中国文论讲人的感情变化,思想形成,大抵源于外界、外景的启示或启发。陆机、刘勰都如此。“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这是刘勰笔下的春夏秋冬,也无非是解释陆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这两句话。见落叶在“劲秋”,总感觉一些悲凉;看到春天万物生长,又感到很喜慰。秋天总有一种萧瑟,万物凋零,令人不由畏惧;一旦看到碧蓝的天空,云彩悠悠地游走,你的心志会觉得高远。这都是用比兴手法来写的。春夏秋冬引起思想感情的变化,无非是一个比喻,并不是那么机械,似乎到了秋天就一定“怀霜”。不要去死解它,死解会很单调。底下是“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看到前人功业,感到他们品性清芬,而吟诵不已。“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这依然是讲应从前人遗产、文化传统中吸取养料,在文章的宝库中遨游,看到美丽的词句而发赞叹。“概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等我因感慨而提起笔来,自己的各种感触亦就可在这篇《文赋》中说出来。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己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段说明作文的过程、情境。

写作开始,“收视反听,耽思傍讯”:能够看的你收起视线不看,能够听的你凝神不听,就是你在视觉、听觉上排除了外界干扰,完全沉浸在构思之中,静静地思考,四面去推敲。“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但你的精神、心思非常活跃,非常广阔。《文赋》用的是骈文,讲对仗,散文诗一般。因此用“比兴”手法去写,而不用精确的理论性的严密逻辑去写。这就与现代学术不同。比如看《庄子》,也有很多比喻,它不是从概念、范畴、逻辑推演出来。所以中国文论的这种写意性,只有了解了中国艺术、中国艺术思维的写意性特点,才能了解。

“其致也,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写作情境之极致,就是开头情思内容表现得朦胧,后来越来越鲜明、清楚,各种“物”纷至沓来,从各方面簇拥而至。“情瞳胧而弥鲜”,这些都是作品的一种比喻、一种比兴的东西,因为很多前人很好的著作,积累了大量的词汇、文艺的意象,于是把各种精华说出来,“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曾说中国的长句子中最长的就是这句话。“沉辞怫悦”:是说刚动笔时话很难说出来,找不到适当的字去表达,一旦豁然开朗,这个字就出来了,好像“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若借弗洛伊德的“深蕴心理学”,而把人类心灵视作由“意识”“潜意识”“无意识”三层次构成,那么,对奇妙灵感的自动突发现象,亦就可解读为是某种与“自觉创作”相平行的“无意识创作”的随机喷发。若此灵感所内含的,是作者曾苦苦寻觅而未得的一个词,当它还潜伏在“无意识”层,这就近乎陆机所谓的“沉辞怫悦”。当此词伴随灵感喷涌到“意识”层,这也就是陆机所描绘的“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是指美丽的辞藻接踵翩然而至,好像“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形容得非常好。当今文坛谁能把创作过程,表达得像《文赋》这样微妙?这是不得不令人佩服的。接着是“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己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写得漂亮极了!“收百世之阙文”是说你写文章,百世阙而未述的,都被你说到了;“采千载之遗韵”:千年所遗忘的音韵,亦被你的文章所蒐集。“谢朝华于己披,启夕秀于未振”:别人已经有的,不要去重复,强调独创性,强调为文必己出,切忌陈词滥调,要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意。这样“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你的文章就很有气魄。

末了,我再讲一段《文赋》谈灵感:“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这就是中国最早写inspiration的一段非常妙的文字。柏拉图在他的《文艺对话集》也谈到了灵感。可以作一个对比。灵感丰富了,文章就通了。“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灵感来了,思绪非常活跃,要阻止它都不可能。

“背景”:2002年4月,中国美术学院聘王元化(1920—2008)为荣誉教授,王赴杭州于刘庄为该校部分师生讲授《文赋》。当时在座者有舒传曦(中国美院中国画系前主任、教授)、唐玲(舒夫人)、王赞(现任中国美院副校长、教授)、刘正(现任中国美院教务长、教授)等。

“兼职华东师大教授”:1985年王元化在华东师范大学始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生。先后师承王而获得博士学位者有蒋述卓(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曾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陆晓光(现任华东师大教授)、吴琦幸(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胡晓明(现任华东师大图书馆馆长,教授)、傅杰(现任复旦大学教授)。

“郭绍虞(1893—1984)”:复旦大学教授,1960年代兼任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所长。1961年,王元化因“胡风案”(1955)而蒙冤,栖身该所,始撰《文心雕龙创作论》。

“文艺学”:无论作为概念,还是二级学科命名,出处皆在前苏联。前苏联师范学校统编教程设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文艺学由三个主要部门组成”,即“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见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罗叶、光祥、姚学吾、李广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页。这表明王元化等专家不认同国家职能部门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归入“文艺学”,颇具眼光。同时表明此学科归类,客观上是回到1950年代“全盘苏化”套路。

“陆机二十作《文赋》”:见杜甫《醉酒行》。然清人何焯质疑此系杜甫误读李善所引臧荣绪《晋书》所致。也有近人据陆云《与兄平原书》第八书提及《文赋》,“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乃定《文赋》成文于301年。时陆机(261—303)41岁。见张少康:《文赋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187页。

“陆机的时代比刘勰早”:六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辉煌期,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堪称一对高峰。尽管刘勰曾轻言“陆《赋》巧而碎乱”,“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然清人章学诚却慧眼如炬:“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倡论文心。”此当属公道。今人张少康直白,“《文赋》的每一个论点,在《文心雕龙》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又曰,《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篇关于创作问题的专论,虽然不能与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龙》相比,但从具体地全面地分析创作过程来看,又为《文心雕龙》所不及”。见张少康:《文赋集释》,第187、7页。在笔者眼中,《文赋》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文艺心理学潜质的诗性论文。另,学界大体认为刘勰《文心雕龙》成书于五世纪末,今人周振甫推定在496—497年间。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前言,第1页。比《文赋》晚近200年。

“贺拉斯(Horatiue,公元前65—公元8)”: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讽刺诗人和抒情诗人。《诗艺》是他给古罗马贵族庇梭父子一封论诗的诗体信。

“六诗”“六义”:皆诗经学术语。《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以此为诗之“六义”。据其释,“风”重在讽谏,“雅”写政事,“颂”则赞美统治者“盛德”。然其旨归一,皆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为目的。即使遭逢“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政异,家殊俗”,其诗作也要“发乎情,止乎礼仪”。参阅《辞海·文学分册》修订稿,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134页。

“孔颖达(574—648)”:唐经学家。曾奉唐太宗命主编《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唐代以其书作科举取士之标准。“五经”,五部儒家经典,始称于汉武帝时。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比兴”:文学写作的两种技法。“比”为譬喻,朱熹说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为寄托,即“托事于物”,朱熹又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参阅《辞海·文学分册》修订稿,第134页。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前苏联戏剧家,创立体验派表演体系,撰有《我的艺术生活》《演员自我修养》等书。自谓“是用简明的形式来阐明演员在实践中所必需的心理技术手法,主要是演员体验和再体现的内部技术方面的手法”。有人称其体系“竭力使演员摆脱‘匠艺’而走向创造,他竭力使演员摆脱那些束缚他的个性的‘刻板公式’而妨碍他在舞台上觉得自己是活的人、妨碍他进入形象有机生活的那式戏剧‘程式’”。见托波尔科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中》,文骏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第4页。

“李善注”:《文赋》曾被南朝梁萧统(昭明太子)辑入《文选》,世称《昭明文选》。此集选录自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也略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文字,已初步意识到文学与其他文类的区别,故在形式上侧重骈俪,华藻。史称唐显庆间学者李善注《文选》更为可观。李以讲《文选》为业,学生都自远方来,传其学,号“《文选》学”。撰《文选注》六十卷。唐开元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合注《文选》,称“五臣注”。宋人合两本为一,称“六臣注文选”。参阅《辞海·文学分册》,第65、163页。

“《文赋》有很深刻的文学思想”:若论《文赋》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思想影响之深远,恐数今人张少康的研究较为全面而且细深。要点至少有六。A.齐梁之际声律派的基本美学思想源于陆机。沈约强调四声八病,旨在让诗语平仄相间,造成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此原则与陆机提出的“暨音声之选代,若五色之相宜”为一致。B.萧统《文选序》对“文”的概念性认知,也脱胎于陆机。陆机论文,不涉经、史、子,《昭明文选》亦不收经、史、子,把政治、哲学、历史著述与文学相区分。C.《文赋》重视创作过程中外物对人的情绪、情感影响,这对刘勰、钟嵘启发甚大。D.陆机强调“诗缘情”,这对钟嵘提倡自然清新也有直接启迪。E.陆机提出创作要“因宜适变”,顺其自然,包括对诗语音节也务必自然流畅,这对钟嵘提倡自然清新也有直接启迪。F.《文赋》所论述的“构思”“灵感”“继承与创新”“风格”“结构”诸命题,对后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遥深辐射,更不言而喻。见张少康:《文赋集释》前言,第7—8页。

“伫中区以玄览”:这儿有一对关键词,“中区”与“玄览”。所以说“一对”,而不说“两个”,是为了注重彼此间的逻辑关联,即对“中区”的释义,将牵涉对“玄览”的界定。这儿拟有两条路径。一是遵循唯物论反映论的路子,将“中区”释为主体所处的体外物理—社会空间,那么,“玄览”也就随之被界定为对外界的细深观察。二是尊重《文赋》上下文语境,即把“伫中区以玄览”,解读成陆机想以此来回应小序所提及的、为何“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创作心理之缘由所在,是恐其写作心境不够“虚静”所致。这就颇接近文艺心理学的路子。这当然不是说,陆机在公元四世纪初已有“文艺心理学”水平的先知先觉。而是说,文艺心理学作为注重经验解析的现代美学分支,它近乎“本能”地会对《文赋》中的相应潜质衍生专业敏感。若此,则陆机“中区”一词,也就不宜被释为主体所处的体外空间,而应读作主体所怀的心灵空间(近乎“脑中枢”),于是,“玄览”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读作屏蔽了世务俗趣的审美性凝神内观。也因此,“伫”,与其说指肢体站立状,毋宁说是隐喻心灵的“聚精会神”(近乎心理学的“兴奋灶”)。如此,则陆机之“玄览”,与老子的“涤除玄览”,也就无大异。

“情志”:王元化说“情志”一词很有意思,当别具含义。此含义是,早在1976年,王已借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情志”一词,来转译黑格尔《美学》所用的παθοζ这一古希腊语。能把《文赋》讲疏,自然地导向主讲者曾深究过的娴熟语境,当属快事。故“很有意思”。

“汉译黑格尔的‘情志’”:王元化不认同朱光潜汉译黑格尔《美学》时,将παθοζ译为“情致绵绵”的“情致”,是因为认定此汉译有悖原旨。王认为,与παθοζ对应的英译名Pathos,作为一种动情力(激情驱动力),含有悲怆意蕴,略近似于雅科布·伯麦的Qual(英译Qual作torment;inteuse suttering),恩格斯《反杜林论》曾释Qual的语义是苦闷,是一种促使采取行动的痛苦。其价值含量显然比绵绵“情致”来得凝重。鉴于刘勰的“情志”,正是把情感因素的“情”与作为志思因素的“志”连缀成词,以示情感与志思的互渗;有鉴于刘勰所谓“志思蓄愤”,更在言说“情志”本就内含一种能打动人们的悲怆心弦的动情力——无怪王对“情志”一词,不仅特有心得,且一往情深。见王元化:《读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札记》,《文学沉思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144—145页。然需补白的是,当王用“情志”来汉译古希腊语παθοζ时,似有疏忽彼此语境的微妙差异之嫌:刘勰(陆机亦然)是把“情志”用在作者心灵构成层面;黑格尔是将παθοζ用于人物性格造型层面。

“《艺术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一部美学论著的汉译书名。原题为《什么是艺术》,作者为此书酝酿了15年,于1897年完成。此书将“艺术”定义为:“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注意到作者还主张,艺术所传达的感情的价值是根据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而加以评价的;又说宗教意识表现着某一时期的人们对生活的最高深的理解——故“艺术”所表达的“感情”,在作者心中,当蕴含理性、思想成分。见王智量等主编:《托尔斯泰览要》,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

“再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数句:王元化对陆机、刘勰为标志的中国文论的讲疏,似暗含某种解读—表述之间的微妙差距。一方面,说刘勰“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是对陆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的形象详释,这一解读合乎思想史实。但另一方面,当王将“悲落叶于劲秋”之“悲”,“喜柔条于芳春”之“喜”,也归纳为“大抵源自外界、外景的启示或启发”这类表述,总不免让人联想反映论的思维惯性所致。列宁讲反映论,本是针对科学认知语境而言,旨在强调科学认知对物质的对象性依赖,与人对世界的情态感应无涉。故当陆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这与其说源自外物启示,毋宁说是植根于人类生命对时节、景物演化的诗性敏感,较为恰当。因为若让温度计与摄像镜去反映外界“启示”(实为信息),虽更为精准,却无悲无喜。

“收视反听,耽思傍讯”:这是让写作心境转为“虚静”的必要心理前提。应把此“视”、此“听”、此“思”、此“讯”,读作功利性世务俗趣。与世务俗趣隔开一段布洛所谓的“心理距离”,作者才可能凝神于内心,静观灵感之可能发生。《文赋》在此所述,与现代文艺心理学所关注的,实是同一现象或命题。古今差别仅仅在于:陆机是用描述性诗语,布洛是用概念性术语。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数句:惜王元化对“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四句,语焉不详。笔者试释如下:“当作者沉潜于写作情境,他曾博览的浩瀚群书就会泻其涓滴(词语或意象),他所承袭的六艺精华就会释其芳泽;他的整个文思也会无处不至,既浮天渊之高苍,又濯黄泉之渺深。”

由此可判,《文赋》确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恐怕也是唯一一篇最具文艺心理学潜质的诗性专论。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最早一篇对话《伊安篇》即专论灵感。此篇借苏格拉底为喉舌,反复追问一个叫伊安的说书人,其诵诗和做诗,究竟凭的是技艺?还是灵感?柏拉图的论断是灵感。他把灵感譬作磁石:“磁石不仅能吸引铁环本身,而且把吸引力传给那些铁环,使它们也像磁铁一样,能吸引其它铁环。······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如此。······因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8—9页。与陆机相比较,拟谈两点。一是柏拉图论述灵感的非自觉性心理形态(所谓“迷狂”),似比陆机生动。二是当柏拉图将灵感归结为神力附身,这又近乎荒诞,远不如陆机“朴学”。当陆机表白:“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这是真正的学术坦诚。所谓“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果然。故由此信陆机可能尊儒,因为他也像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