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字集中有些记录基本词汇或与传统思想文化特别相关的单位，每每引起人们探源的兴趣。由于上古传世文献经历代传抄未必能反映相关断代文字使用历史真实面貌的缘故，这种探究的视线总是落在上古出土文献上。然而结果往往令人扫兴：它们并未在早期出土文献中被发现。于是学者每每怀疑，这类字只是在目前我们可以寓目的早期出土文字材料没有出现，并不等于它在相关断代文字的字符集中真的没有：
也有可能在将来有新的资料发现，有更充分的证据来说明这些字在甲骨文中或商代其他的文字中确实存在。因为周公说过：“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目前我们看到的殷墟甲骨文还不算是典册，而且刻在甲骨上的文字也非商代的全部文字。也有可能有的字或词存在于商王朝的典籍中，只是目前尚未发现。①
出土文献材料的考古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如果只是期盼着“将来有新的资料发现”来解决这种疑难问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这种遗憾也存在于古文字考释中，但有另有一种表现方式。人们考释古文字，往往会用一种“当有而无”的证明方式，即在新释某字(通常是很常用的字)的考释论证中，首先指出在既有释读的视野里，如此重要的文字居然不存在。其基本逻辑大致是：某种古文字材料中按常理应有某字，但迄今却尚未被认出来，因此把它新释出来就有了合理性。“当有而无”的手法是调动人们常识的论证方式，通常颇具说服力。但细细推敲，会发现这种简单的“当有”判断似乎还缺少一点逻辑的严密性，因为一个字无论多么常用或者重要，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会覆盖各个断代，因为它所对应的语言单位可能是由另一个字来记录的，甚至这种语言单位也可能并不存在于某一断代。显然，如何才能使“当有”的判断更令人信服，同样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由此可见，上古出土文献某字存否的合理判断，对涉及古文字的多种研究的科学性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这个问题的无解，不应该继续延续下去。鉴此，本文尝试运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谋求破解这个难题。
2013年，笔者就出土文献语料特点的判断提出一种思路：“历史文献的语言表达，是通过文献用字的意义组合来实现的，其话题热点的形成，取决于话语表达中语言文字单位的使用状况：谈论农耕之事，必多用稼穑类字词；讨论征战之事，必多涉杀伐兵戎。因此，在对相关文献进行逐字意义认定描述后，将其纳入一个能够全面反映语言交际内容各个方面的意义分类框架，进而凸显相关文献语言的话题热点、话题边缘乃至话题盲区所在，只有话语热点的部分，才视其具有反映相应断代真实语言状况的可能。这样，我们就可以确认特定文献语言的话题类型和语言属性，进而明确其汉语史视角的认识价值和研究意义。”①不难发现，这种思路对于探讨具体文字在某一断代文字材料中是否存在同样有效，这是因为：如果某种文献的相关话题类别的文字运用能否全面反映相关断代的字集实际状况，以及相关话题类别所包含的文字单位及其所可能出现的所有文献语境都能明确，我们就可以把视线收束于要求相关字必须出现(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语境，通过地毯式搜索来确认相关断代之文字系统是否有某字存在。
上述研究思路很可能会受到可行性的质疑。相关文献的逐字意义认定，是这个思路得以实施的基础，而这个基础的打造又会面临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以目前的古文字释读水平，我们能不能全面地确认上古出土文献用字的意义；第二，以目前的古文字处理能力，我们能不能完成海量文献用字分类数据的整理和计算。笔者认为，基于古文字研究以及古文字数字化处理的已有成绩，对这两种质疑，都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
早期出土文献具有较大的释读难度，某些文字确实尚且不识或存在较多释读的分歧。但是，此种释读障碍总体而言却属于小概率事件。在古文字考释研究已取得重大成绩的今天，凡面世已有一定时间长度的出土文献材料，都不存在大面积释读障碍。况且，存在释读障碍的字在文献语言中总是属于罕见者，它们主要是因为罕见而不能被顺利释读；而已释字，多为文献语言中的常见者，越是常见，就越容易被释读。因此，就古文字文献整体释读，即关注每个字在文献中的每一次出现之意义的读解而言，存在释读障碍字的数量劣势又会被几何级数地放大。同时，大多数古文字的释读障碍，表现为字的归属不明，即不能确定古文字某字属于后世字书所收之某字，但其所表词的归属却是清楚的；还有些古文字未识字，虽然字、词的归属都不能确定，但却不难知晓其大致用法，如人名、地名、国族名用字等。而真正属于字、词归属乃至在文献中的用法都不清楚的在所谓“未识字”中只是一小部分。而对于前文言及的文献语料特性判断所要求的文字释读而言，只有这少量“未识字”中的一小部分才是真正的障碍。显然，在以文献用字穷尽式逐字释义为特征的文献语料特点的判断所形成的海量数据的环境中，少量数据的缺失并不会影响整个数据呈现其本质信息。
当然，面对如此海量数据，并需要作各个层次和方面的统计分析，传统纸笔操作的古文字研究手段是难堪其任的。与大数据相匹配的，是数字化的文字处理手段。古文字的数字化处理，虽然在中文信息处理中进展相对滞后，但近年来已有长足发展，仅以笔者目前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出土古文献语料库建设研究”而言，其最终成果即为包含先秦各类出土文献材料的网络公共语料库，该语料库的建设内容之一就是完成文献逐字释义并按意义类别完成字群分类。事实上，立足语料库的数字平台支持，我们已经完成了合理抽样材料的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楚简以及秦简的逐字意义分析归类，进而作出其语料价值特点的初步判断。①
综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在目前的古文字研究成绩的支持下，本文提出的关于“出土文献某字存否”的研究思路是可行的。然而，要把这一研究思路的各种实施细节表达清楚，还需要借助于个案讨论。为此，我们选择近年来被溯源讨论较多的“信”字为例，来具体论述实施这一研究思路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以期为汉字字源探究中的一种难题的破解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略。
二 甲骨文“信”的求索《甲骨文合集》676片反面有辞曰“取
汉字历史悠久，同一字在不同断代或有不尽相同的意义用法及语境。因此，关乎特定文献的某字存否判断，首先需要解决相关语境的合理定位问题。一般而言，对于某字存否尚待探讨的该字存在语境的认定，只能依据后世文献该字的用法和语境来作为参照，而这种参照的确定，应当是就近不就远。也就是说，要确认甲骨文中与“信”字相关的语境，首先需要确定最接近甲骨文时代的文献中的“信”具体意义及其出现语境。“信”之早期用法，最可关注的是《尚书》和《左传》。对于《尚书》之“信”字，学者有专文讨论，认定除了可通“伸”(《盘庚上》)外，分别有“相信”(《汤誓》《无逸》《君爽》)、“信任”(《牧誓》)、“确实、的确”(《金滕》)、“诚信、信用”(《顾命》《吕刑》)等义项。对于《左传》之“信”，我们依据杨伯峻的释读，对时代较早的隐公至僖公九十六年38394个文献用字进行字义描述，确认其中37个“信”字有27例谓“诚信、信用”，“确实、的确”、“相信、信任”、“军队停留两宿”、“取名方式”各2例，“符契、凭证”、“同伸”各1例。
如果仅看上述意义概括，早期文献“信”的主要用法似与后世之“信”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分析其具体语境，则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尚书》中的‘信’思想，带有早期宗教的神秘光环，存留有神灵崇拜的影子，因此，‘信’是产生于神人交通的遗迹。”“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信’是作为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中介而出现的。”③“信”的这种人神沟通准则，在《左传》的记述中有更直接的表达。
《左传·庄公十年》记：齐师伐鲁而齐强鲁弱，曹刿问鲁庄公“何以战”，鲁庄公列举了三个克敌制胜的法宝，其中之一就是“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很显然，这里说到的“信”，是对需要享用“牺牲玉帛”的鬼神而言的。鬼神不能说话，所以人们对他们的奉献之物很有可能被虚报(即“加”)，因而对鬼神也讲诚信便尤其被鲁庄公这样的有识者所关注。《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一段司季梁劝谏鲁恒公的话：“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在这里，“祝史正辞”，即当有所报祭品与事实相符之意，所以是“信也”，而“矫举以祭”，则当含虚报祭品以行祭祀之意，故被认为“不知其可也”。
上古社会人神沟通的基本方式就是祭祀。祭祀行为，可以看成是活人贿赂鬼神以求回报的一种利益交易活动：祭祀方奉献祭品，受祭方给予祭祀方以福佑。然而，在这场交易中，赠予者与被赠予者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赠与方是大活人，利害得失不免斤斤计较；受赠方则并无知觉，无论吃亏还是占便宜都不会有什么反应。很显然，事关利益交易的不对等双方关系，很容易造成有积极主动性的一方做点手脚在利益交换中占到便宜，于是，在祭祀过程中，具有主动性的一方是否有诚信，便不能不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早期“信”字的存在语境既明，我们就应该进一步追究：在甲骨文的文献语言中，这些语境是否同样存在？如果存在，其充分程度又如何？这种追究的理由是：既然我们要探究殷商时代是否有“信”字存在，那么，作为殷商时代主要文字材料的甲骨文是不是具有“信”字出现的充分语境就成为判断的关键因素。甲骨文是一种具有特定用途的文献，这意味着这种文献语言的话题热点也是受到特定局限的，所使用的文字未必能够覆盖当时实际存在的字符集，故甲骨文未见“信”字未见得是殷商时代真的没有“信”字。然而，如果甲骨文中存在“信”字发生的语境，而且其存在的充分程度足以保证这个语境的交际需求所涵盖的实际存在的文字单位都会出现，那么，甲骨文无“信”，也就表明殷商时代确无此字了。
关于甲骨文的文献语境状况，笔者有《基于文献用字分类的甲骨卜辞话题类型简说——以〈小屯南地甲骨〉为例》一文做过专题调查，该文通过“高频集中的义类之观察”①和“语境字义单位数量的关注”②后确定，“祭祀”和“占卜”是甲骨文之语言热点排序最前的两种，进而得出关乎这两种义类的甲骨文文献语言表达“均可较为真实地反映殷商一代相关语言实际，因而作为相关研究门类的研究语料，具有较为充分的有效性”的结论。很显然，根据前文关于早期“信”字具体意义特点的分析，甲骨文既频言祭祀之事，“信”字在卜辞中露脸应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遍观用字数已达100万③以上之甲骨文之祭祀语境，虽然其中多涉及奉献之物之数量、种类、品质、色相的描述，但却从未言及祭祀奉献是否诚实的问题。由此不难想到：既然祭祀之事是甲骨文最集中的话语热点，那么关乎祭祀的语言表达(文字使用)理应涵盖甲骨文时代的文字社会使用的实际，既然从中无由见“信”，那么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甲骨文时代似乎还没有祭祀鬼神需要诚信的意识。那么，是不是殷商时代人们并不忌惮鬼神报复？当然不是，在甲骨文另一个话题热点——占卜记录中，有大量关于鬼神是否作祟为祸时王时臣的记载，而在这种记载中，鬼神不利于时人的行为均未见与时人的失信于鬼神之举有任何联系。既然祭祀鬼神必须诚信的意识无由呈现，表达这种意识的“信”字并不在甲骨文祭祀语境中出现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甲骨文“占卜”话语热点中，则包含着“信”的另一个不能不现身的语境，那就是对预期结果的描述语境。卜辞的程序由序辞、命(问)辞、占辞和验辞四部分组成，而验辞就是对时王的吉凶预判进行结果验证的语言表达。表述预期之事是否变为现实，“信”的“确实、的确”义项当然是不能不使用的——如果真有“信”的话。而验辞作为卜辞的程序表达，其出现的极高密度又排除了导致意外发生的任何偶然因素。然而，我们观察的结果是：卜辞占卜记述中确实有很多“确实、的确”的表达，但所使用的却并非“信”而是“允”字。在《甲骨文合集》范围内，有962条卜辞有“允”字出现，而其语境都是对预期的实现做出判断。
综上，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在甲骨文最具热点性质话语范围内，有着“信”字现身适合语境，而“信”字或因没有产生的意识形态土壤而了无踪影，或由其他字替代履职而没有产生的必要，由此可以认为，甲骨文中确无该字，我们也不必期待未来发现的甲骨文中会出现“信”字。
三 西周金文“信”字求索在目前已公布的所有西周青铜器中，仅有一器的铭文出现了被释为“信”的用字，这就是1973年在陕西蓝田县草坪出土的“ 
隹(唯)□正月
弔(叔) 
于文且(祖)考。
弔(叔)眔
值得注意的是，铭中被释为“信”的字作
既然这个从“人”从“口”的人名用字可以排除，那么我们还是要转换视线去观察西周金文中有没有“信”字既存就一定会露脸的语言环境。调查表明，西周金文偶有“确实、的确”的表达，但所使用的是“允”而非“信”字，这可以视为继承了甲骨卜辞用字习惯。而相对甲骨卜辞，“诚信”之“信”则有更接近后世通用之“信”的出现语境。“信”字归属“性质状态”义类，而这一义类，乃是西周金文的话语热点之一。①而西周金文存在这一话语热点，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青铜器铭文发展到西周，篇幅大大增加，内容趋于丰富，附于彝器的铭文多用赞美之辞夸耀作为祭祀对象的先祖，这便是金文中的所谓“嘏辞”。仅以“牆盤”铭文提及诸先王、先祖以及时王的表述为例：
宖(宏)魯卲(昭)王。
青(靜)幽高且(祖)。
每位先王(或时王)先祖先考之前，各以两字夸美之：“強圉”，威德刚武；“ 
而具体夸赞的内容，一是功烈，二是德行。功烈姑且不论，对于道德品行的赞美，按照我们一般对传统的认识，无非要关注“仁义礼智信”这所谓“五常”，如果这样，“信”就应当频繁出现，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将西周金文嘏辞用字汇聚分类，并逐字加以意义描述，①所得结果如下：
1.美善类：
霝：美也、善也，典籍亦或作“靈”，“令”；
善：用如本義，嘉也、美也；
懿：美也，善也；
魯：用爲“嘉”，美也、善也；
盄：讀“淑”，美好也，善也；
休：美也、善也；
叚：用爲“嘏”，美也、善也，或作“魯”；
光：形容詞，榮耀，顯赫。
2.恭敬类：
敬：慎重，嚴肅；
穆：穆穆，嚴肅恭敬；
虔：恭敬；
義：合乎禮儀規範；
龏：敬也，恭敬，典籍作“恭”；
異：敬，恭敬，典籍作“翼”；
各：用爲“恪”，表恭敬；
襄：讀“讓”，謙讓；
堇：讀“謹”，謹慎、慎重；
靜：假爲“敬”，恭敬；
廷：讀“侹”，敬也。
3.明智类：
明：形容詞，明智，賢明；
通：通達，窮通，顯達；
敏：捷疾也，敏捷；
聖：聖通，聖明，乃由聰聽引申爲思慮叡智，多用於頌詞；
慎：聖明，明智，賢明；
粦：粦明，耳目聰明，賢能精幹之義；
智：名詞，智慧，智謀，謀略；
哲：聖明，明智，賢明；
盟：假爲“明”，明智，賢明；
明：
4.修养类：
淵：淵克，指德性修養；
舒：讀“舒遲”，安適閑雅；
淵：睿哲；
惠：順也；康惠，安樂撫順；
朁：讀“肆”，直也，正直；不肆，即丕肆，偉大正直，美譽之詞；
正：正直，正當，不違常法，合於準則。
5.威武类：
剛：剛強，堅毅；
威：合乎禮儀規範；
武：威武，武勇也；壯武；
遽：剛強；
很显然，在如此强调人之品性道德评价的语境中，“信”这样的关键词如果确已存在却不出现，无疑是不可思议的。同时，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也找不到表达“诚信”意义的其他字，那么，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信”，或者其替身，并不存在于西周断代语言文字中。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金文夸人而不及“信”之褒奖，与甲骨文祭祀而不思取信于鬼神看似出自不同观念意识的基础，但实际却有底层的共通性。诚信的意识，在当时并未成为一种为人所注重的观念，不管是在人事亦或神事的层面，概莫能外。
关于“人言为信”观念迟至战国时代才突显，笔者早在上世纪就作过这样的分析：“‘信’的这种造字思维的形成, 还有其他深刻复杂的文化成因:春秋以降, 周室衰微, 礼崩乐坏, 原本依靠周王权威和礼仪规范建立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 于是, 新的秩序每每需要靠人们之间的诺言来维系。《左传》记载中俯拾可见的盟誓及交换人质活动, 即为当时形成的为保证人们言而有信的社会机制。当然, 这种机制在相当程度上会使人们不敢轻易出尔反尔、违背诺言, 从而有力地强化‘人言为信’的意识。”①类似观点，在以后讨论传统诚信观念的论文中亦所见：“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战事不断的时期，国与国之间、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不停地订立盟约，同时也在不停地撕毁着盟约。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信’字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或许因为这一时期太缺少诚信，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社会需求。‘信’字的产生及其得到广泛的应用，所反映的恰是其对立面。”②如果这种意见不错，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信”字不见于殷商西周文字，根源于当时并不存在相应思想观念的土壤。
需要说明的是，实际生活中是否讲信用这件事应当是在人际交往的任何时空都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任何断代，人们对于“信用”这件事的感知都不可能是空白。但是人们对于世界的关注却是有所选择和抽象的，而这种选择和抽象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语言系统乃至文字系统中相关单位的确定。
另外，西周金文呈现给我们的上述信息，并不能得到传世文献的支持，因为确定无疑为西周作品的《吕刑》、《顾命》等篇中确实有“信”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如下两个事实：相对经过历代传抄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更能反映成书时代文献用字原貌；目前公布的西周金文文献用字已达10万，这个数量大大超过确定无疑为西周作品的传世文献用字数量。基于上述两点，笔者以为，在西周时代某字存否这个问题的判断上，西周金文具有更大的可信度。
四 结语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条理一下前文的讨论。
“信”字不但是迄今所可寓目之甲骨文西周金文未见之字，而且不可能存在于殷商西周时代的汉字中。这种判断立足于如下逻辑关系：既然我们能够确定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信”字应该出现的语境，而这种语境又属于“信”字若有便一定会出现的文献话题热点，那么，现有甲骨文、西周金文不见“信”字，则意味着该字在殷商西周文字系统中也不可能存在。
前文“信”字研究过程呈现了某字存否之否定判断的两种逻辑依据：其一，虽某字依据语境要求当见而未见，但却有同义它字填补缺位，则表明某字因其前身尚在而没有存在的理由，而其以后的现身则是因其前身被文字系统的自然选择炒了鱿鱼而雀占鸠巢而已；其二，依据后世观念某字在相关文献语境中当见而未见，又没有与之同义之字替代其履行记语之职，则意味着某字的缺位源自相关文化观念的缺失或者被关注程度不够。
对于本文论述的上古出土文献某字存否研究之方略而言，文献语料特点判断起到了类似GPS定位的作用，依靠这种目标锁定，我们才能确定相关文献能够反映断代文字使用实际的话题热点分布状况，以及在这种分布与某字的出现语境的相交集点。而只有找到这种交集点，本文的研究方略才能有效实施。
毋庸讳言，对于“上古出土文献某字存否”这个研究课题而言，本文提出的研究思路并非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上文所说的“交集点”如果并不存在(并非没有这种可能)，本文的研究思路或将失语。所以，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尚有待进一步努力。
本文的讨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逻辑推理，但其基础却是对现有材料的全面占有和梳理。如果有新的材料发现而动摇了这个基础，笔者将很乐意修正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