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237)
城市人口、经济、社会等空间演变的机制与规律一直是城市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等最为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其对城市治理、公共政策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城市数量增多，人口规模扩大，城市空间重塑，其中大都市的空间组织扩散与变动是最受关注的现象之一。在全球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大城市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地位、收入、住房上两极地位凸显，高尚社区、别墅区与移民村等伴随城市空间扩张过程迅速发展，形成新的大都市居住分异格局，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居住分异与隔离研究中，聚居群体的社会特征包括了阶级阶层、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多个方面。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自殖民时代起，境外人口、跨省迁入人口、本地居民之间就已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居住空间隔离，因人口来源地不同而形成的居住隔离成为这座移民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上海市民中至今仍有这样的流行语：“内环线以内说英语；内外环之间说普通话；外环线以外说上海话”。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大量省际迁移人口涌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其中大部分省际迁移人口已成为迁入城市的常住人口。在经济社会转型、跨省人口迁入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化开始了新一轮剧烈调整。
跨省迁入人口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问题和其集中分布地区的聚落形态，以及对城市社会和城市空间的影响等方面受到关注和研究。顾朝林和克斯特洛德①探讨了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现象，认为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变、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巨大的农村流动人口潮是社会极化的动力机制，而别墅区和棚户区形成北京城市空间分异状况。柴彦威等②、刘贵利等③分别研究了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在城市内部迁移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异质社区问题。顾翠红④等基于住宅开发项目的空间区位数据对19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住区的区位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上海内外围分明的圈层状居住隔离并不是以空间距离形成的同心圆，而是由建设时间不同形成的四个不规则的同心圆状住区环带，近郊区各种类型住区混合分布，内部形成微观的居住隔离，这里也是外来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带。
对社会区的因子生态分析研究表明，跨省人口迁入、城市发展历史等是各大城市社区类型变化的重要原因。郑静等⑤利用第4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广州的社会区进行了因子生态分析，初步分析了5年中广州社区类型变化的原因，即城市经济发展政策、城市规划、住房制度、城市发展历史和城市自然背景。冯健⑥基于第三次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法，分别做出了北京市1982年和2000年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图，并总结出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2000年的5个主因子分别是一般工薪阶层、农业人口、外来人口、知识阶层和少数民族、居住条件，而1982年的5个主因子分别是工人干部人口、农业人口、知识分子、采矿工人。李志刚⑦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广州中心城区的居住分异度直接进行测算，发现外来人口是空间分异度最高的社会群体。袁媛、许学强⑧基于1990、2000年人口普查广州市街道镇数据的研究表明，外来人口居住隔离程度在城市核心区没有明显变化，而在外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外围区则有较为明显的增大，形成散点状的空间集聚模式。李志刚、吴缚龙⑨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街道和居村委数据对上海城市空间重构与分异进行研究，发现上海不存在明显的以社会经济属性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但在空间上存在6类社会区，其中包括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陈杰、郝前进⑩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和居村委数据分析上海居住分异与隔离状况，发现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居住隔离指数处于中等水平，接近美国2000年亚洲移民与白人之间的居住分异指数水平。
户籍制度分割等因素的持续影响下，以人口来源地为特征形成的居住分异与隔离模式仍是当代中国大城市空间上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对城市管理形成的挑战也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陈钊等基于上海市居民调查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在户籍身份差异维度上的居住区空间隔离仍然存在，非户籍家庭的居住条件明显更差，对小区的评价更低，更少在小区内进行互动，对邻居的信任感更低，并提出城市公共管理政策应尽早重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居住区分割现象，避免与户籍身份相关的收入、公共服务等差距在空间上定型，从而产生群体效应，危害城市的和谐发展。陈云⑪认为，居住空间分异不仅体现各阶层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权力资源、文化价值的差异程度，也反映出政府和社会对待贫困人口、少数民族、外来移民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安排。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发现了中国大都市外来人口相对集中居住的特点，2000年之前外来人口空间集聚模式与演化特点，并指出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现象对城市管理的冲击与挑战。2000年以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市管理服务都在不断转型调整中。大城市人口管理模式由管理为主转向以服务促管理，更加注重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撤销或减轻了外来人口来城市居住就业的多项限制措施。同时，城市产业升级与布局调整加快，这必然会使得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相应变动。二元社会结构尚未完全解体的背景下，中国大都市社会空间结构在演化中呈现何种模式，城市移民的居住空间形态是走向集聚还是分散，各类人群之间居住隔离的程度是减缓还是加强，移民群体聚居社区的空间分布呈现何种趋势，境外人口及其聚居区对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作用和影响是否仍在延续，上海这座移民城市是否至少在居住区空间分布的表象上实现了社会融合度的提升等问题都有待探讨。以下采用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数据，基于上海全市街道镇以及部分居村委统计单元数据，采用空间集聚度和居住隔离度指数等来分析上述问题，并探究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
二 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变动特点 (一) 省际移民空间集中度及变化在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同全国其他特大城市类似，上海的省际移民迁入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十年期间增长了591.96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1.4%。在总量增长的同时，其居住空间集中度也有所变化。以下采用社会群体空间集中度的分析方法，对省际移民的空间集中度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首先计算出上海全市各街道镇的外来人口占全市外来人口比例，再设置人口集中度门槛，计算外来人口占比大于特定门槛值的所有街道镇的外来人口总量占全市外来人口总量的比例，户籍人口空间集中度的计算方法相同。计算结果汇总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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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10年省际移民与户籍人口的空间集中度及其变化 注：图中数据来自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门槛值1代表人口占比为0.3%及以上，2代表人口占比为0.6%及以上，······10代表人口占比为3.0%及以上。 |
图 1中两个年份曲线的变化可以分为两段。其中第一段是门槛值6至7，这一段的变化表明省际移民占比较大的街道镇的移民总量及其占比有所上升，反映出省际移民在空间上持续集聚的现象。第二段是门槛值3至4，这一段的曲线变化表明省际移民占比相对较小的街道镇的省际移民总量及其占比也在提升，这表明上海省际移民潮同时也在向那些省际移民占比较小的街道镇渗透，意味着并非所有省际移民与户籍人口的居住区空间距离均在拉大。从2010年的数据来看，省际移民空间集中度门槛值6至7、门槛值3至4所涉及的街道镇主要分布在浦东、闵行、宝山、嘉定、松江等区县，位于郊区地带。
此外，图 1还显示，2000、2010年户籍人口的空间集中度有所提升，但均明显低于省际移民。2000年，省际移民占比达到1.5%及以上的街道镇中的省际移民占全市省际移民的比例共计达到25.5%，然而同一年份所有街道镇的户籍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比例均未超过1.5%。2010年，省际移民占比达到1.5%及以上的街道镇中的省际移民占全市省际移民的比例共计达到23.8%，然而同一年份户籍人口占全市户籍人口的比例为1.5%及以上的街道镇的户籍人口占比仅达到3.1%。2000—2010年期间，户籍人口的空间集中度缓慢提升。
(二) 跨境移民空间集中度及变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境外人口的文化程度总体上明显高于常住人口，延续了其一直以来作为上海大都市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境外人口以经济型原因迁入为主，因就业来沪的境外人员达5.68万人，比重为27.3%，其次为商务，人数为4.75万人，比重为22.8%，两者合计共10.43万人，比重高达50.1%；劳动年龄段人口占比达到72.2%。在沪境外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显著高于跨省迁入人口以及本市常住人口总体水平，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重达到七成，跨省迁入人口当中相应比例不到15%，常住人口总体相应比例不到25%。换算成平均受教育年数，境外人口为13.2年，跨省迁入人口仅为9.9年，常住人口为10.6年。境外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达到大学水平，而跨省迁入人口仅达到高中水平。
在沪境外人口延续了历史上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的特点，同时随着城市外向蔓延扩张，境外人口聚居区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也变得更加分散。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心城八个区的境外人口总量达到10万人，这意味着约有一半的在沪境外人口居住在土地面积占比仅为4.6%的中心城区。中心城的静安区、长宁区、徐汇区以及近郊的闵行区、浦东新区较多一些，这五个区的境外人口数占全部境外人口比重达到75.6%。这说明在沪境外人口的居住地区仍延续了旧上海时期相对集中的特点，空间上呈连片分布。但相比较而言，如今境外人口集中居住区已经拓展到闵行、浦东等新建城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旧上海时的租界范围。
以第六次人口普查各街道镇的境外人口数占全市境外人口总数的比例为指标来进行统计，占全部境外人口比例在1.00%及以上的街道镇共计有31个，这31个街道镇以人民广场为中心呈东、西向分布，主要都位于外环线以内以及附近区域其境外人口占全市境外人口的比例共计达到70.1%，如图 2。将境外人口数达到1000人及以上的居(村)委作为集中居住社区的典型代表来进行分析。据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全市有37个居(村)委的境外人口数达到1000人及以上，境外人口总数64740人，占全市境外人口比例为31.1%，这些社区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布大体上都处于图 2所标示的境外人口占比较大的街道镇当中；83个居(村)委的境外人口数达到500人及以上，境外人口总数95662人，占全市境外人口比例为45.9%，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境外人口集中居住在2.3%的居(村)委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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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市境外人口的空间分布 |
随着上海新一轮大规模省际人口迁入浪潮的到来，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现象凸显。社会分化伴随而来的是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新动态，这是当前上海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最重要表现之一。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省际入迁人口选择的基本空间模式总体较为稳定，都是主要选择迁向郊区特别是近郊区，迁入都心部和城区边缘部的强度相对较小，这与总人口的分布相比有一定差异①②(朱宇，2004；王桂新，2008)。如图 3、图 4，基于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上海全市各街道镇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与省际迁入人口构成，发现2000年常住人口当中省际迁入人口的规模与占比较大的街道镇主要分布在紧邻外环线的近郊几个区，而中心城各街道镇的相应占比明显较小。2010年同类街道的分布向外环线以外迅速拓展，郊区街道镇的跨省迁入人口占比大幅上升，若干街道镇还出现了“人口倒挂”现象，跨省迁入人口数超过了户籍人口数。此外，同时期在强大的人口迁入浪潮压力下，中心城部分街道镇的跨省迁入人口占比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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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年上海全市各街道镇的人口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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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年上海全市各街道镇的人口构成 |
用局部分异指数来测度不同社会群体的居住隔离现象，可以发现城市内部居住隔离程度的空间差异性特征。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别计算2000、2010年上海全市各街道镇的局部分异指数得到结果如图 5、图 6。2000年，上海二元社会下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呈现三圈层的特点，由户籍人口相对集聚的中心城(主要在中环线以内)、省际迁移人口相对集聚的近郊区以及户籍人口相对集聚的外围郊区共同构成；2000—2010年期间，二元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逐步演化为主导模式，户籍人口的相对集聚区由城市中心向外缘推进(拓展至中环线与外环线之间区域)，同时省际迁移人口相对集聚的外围郊区环带向远郊方向撤退并“弥漫”到整个郊区地带，局部分异度指数较大(意味着省际迁移人口相对集中)的街道镇数量明显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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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年上海局部居住分异度的空间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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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0年上海局部居住分异度的空间差异
注：局部分异指数计算公式为： |
城市二元空间结构中，省际迁移人口集聚的郊区地带也是上海城市化推进的前沿，处于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这里采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居村委统计单元的数据，进一步分析城市化推进前沿地带的省际迁移人口集中居住社区的空间分布特点。选取嘉定、松江、青浦、奉贤等四个郊区新城，对新城规划范围内共计446个居(村)委的人口数据进行统计汇总。计算结果显示，郊区新城省际移民居住社区较为集中，省际移民比例达到60%及以上的社区所居住的移民数占五个新城移民总人数的比例达到70.5%。将省际移民比例达到60%及以上的居(村)委界定为“省际移民集中居住社区”，这类社区大多数分布在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村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省际移民是大城市的“新农村人”。如表 1，除松江新城外，其余三个新城的省际移民集中居住社区都以村委为主，集中村委的跨省迁入人口占比都在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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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郊区新城省际移民集中居住社区的类别及人口统计 |
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认为，城市社会和城市空间是一个双向连续的互动过程。这个互动过程暗含了城市社会地理的三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①。这三个维度分别是空间行为、社会群体居住分布、建成环境。其中，空间行为指空间认知、空间偏好和可见的个体迁居行为；社会群体居住分布指人口统计所显示的社会群体空间分布模式与特点；建成环境指居住、商业、公共机构等各类土地利用和分形属性及特点(如道路安排和建筑物高度)。社会分化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过程后投射到空间上形成居住分异与隔离。精英主义论者认为，城市政治实际上掌握在数量相当有限的一小部分官员和工商界巨头手中。社会利益在政府和经济活动家的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理解特定社会中的社会动力和权力关系对于城市研究异常重要。上层社会将那些权力较低的群体排斥在自己想得到的空间和资源之外。
也有一些学者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机制持不同观点。斯通认为城市政治不是一种零和游戏，应该将城市看成一个无序世界，它以一种非正式的合作方式来实现运转，实际的决策是通过一系列的磋商、有选择性的斗争和对一些“微不足道的机会”的把握来作出的，而正式的制度安排对于城市的实际运转作用甚微。奥罗姆指出，在分析宏观社会力量的运作时，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力量在特定环境中的运作方式，每一座城市都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环境，而这些特质往往和其他更为一般的模式一样，对居民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城市二元社会空间结构的形成是精英政治、制度分割、发展历史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1990年代以来，上海旧城改造速度明显加快，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新建大批住宅小区，被中心城所“淘汰”的产业大批外迁，城市居民由中心城核心区域迁往近郊区和中心区边缘区域的新建居住小区。在上海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中，通过公共资源“向心”(向中心城集中)、“趋高”(向优质服务机构集中)的空间配置调整(这些与人口城市化拓展的步伐明显不相符合)，使城郊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格局继续强化。中高收入阶层重新迁回中心城区居住，在市中心城区凡是大面积开发高档楼盘的区，进驻的高收入人群就越多，这其中也包括了境外人口。
事实上，殖民历史对上海的影响持续存在，当时的租界所在地—“上只角”发展成为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今仍被认为是单中心城市的核心和精华所在。新一波的全球化大本营扩张背景下①，城郊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得到强化。与纽约、东柏林等地类似，跨国公司和机构以及金融部门在城市最理想的区位建起由顶级建筑师设计的新办公楼，办公楼垄断或侵占了宜人的环境，老的城市中心区逐渐被上层社会所占据，开始“绅士化”发展过程。中心城便利的生活设施配套和丰富的就业机会不仅吸引了境外人口，也对城市本地居民(户籍人口)形成强烈吸引力，趋“洋”(境外人口)避“外”(省际迁移人口)的居住区选择偏好比较明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地居民的择居偏好也是受到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强烈影响所形成，是在结构性安排下的个人(家庭)理性选择。
地方政府对全球化的迎合态度也是城市二元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被纳入全球经济网络并受到外部资本的影响，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和空间上的流动性使得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加剧。与全球城市网络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前景。甚至有人断言，全球城市体系之间和城市体系内部的激烈竞争将成为未来10—20年全球城市发展的主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就必须要有主动进取的姿态。这种姿态反映在现实的城市发展中则是对城市软硬环境的改善以及提升自身知名度的一些行为，旧城改造、完善交通与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共设施建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般而言，对全球化所持有的欢迎与抵制两种态度在大城市中同时存在，地方政府必须同时控制和管理这两个相互抵触的过程②。对全球化特别感兴趣的、在地方占主导地位的行动者不得不向其他社会成员展示全球化政策的合理性，例如对公众隐藏冲突，并以根源于本土的“社会和谐”来掩盖这些矛盾冲突。
四 结语与讨论中国大都市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居住空间关系与空间模式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主题，可以为城市规划与治理、公共政策改进等提供参考依据。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上海这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根据人口来源地而形成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同时也随着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和城市空间外向蔓延而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在沪境外人口的居住区位选择明显比较偏好中心城及其邻近区域，同时其集中居住区域也随着城市开发建设的拓展而外向蔓延，其居住区分布不再局限于狭小的“上只角”。境外人口的择居偏好导致城市空间上围绕若干新的涉外社区、高尚社区形成了一些新的城市地标，进一步对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产生影响。上海的省际迁入人口居住区分布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外围的郊区环带，这个环带持续向郊区方向撤退并在空间范围由窄而宽地持续演化，省际迁入人口在郊区的聚居社区大多位于城市化发展前沿区域，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生活配套设施缺乏。与此同时，在强大的人口迁入压力下，省际移民浪潮正在向那些户籍人口占比较大的居住区渗透。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全面阐释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城市政治、正式制度、非正式合作与协商、独特的城市历史、特定社会背景等因素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
社会空间隔离导致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产性。某些社会群体处于社会资本不断弱化和贫困加剧的境况中，进而导致“永久的下层社会”问题。城市居住分异导致贫困居民在空间上与其他社会阶层活动区隔离开来，其聚居区在环境品质、公共配套设施、物业管理水平、住宅价格等方面表现出相对较差的状态，城市社会公平性下降，社会对立加剧。从国外的成功治理实践来看，根据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化态势来适时调整公共政策，对于减缓城市社会隔离、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比如，在公共产品以地方财政支出为主要来源的情况下，美国大都市居住隔离带来了公共服务不平等的问题，尤其体现在教育等方面，这些不平等问题催生了大量公共政策，包括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为学校资金平衡计划而付出的教育支出①。
自“十五”规划将推进城市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中国步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城市化和郊区化双重引擎推动下，中国东部沿海大城市空间组织与形态急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大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问题与危机，城市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被视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一轮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从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与治理的角度出发，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要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空间模式，更要关注微观层面的空间分布特点，从“微小”处着眼，不断提高政策的精细化程度，使政策调整与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动态相匹配。这无疑也需要更为精细的数据为支撑，构建出辨识度更高的空间分析框架。
数据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美国大都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已经走向碎片化的时候，美国社会各界仍保有大都市二元空间结构的刻板印象，其在公共政策、城市规划以及媒体等领域占据主流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传统的数据组织和分析方法存在缺陷，在人口普查中基本上都按照中心城与郊区的二元划分法来粗略地统计数据②③。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统计也存在一些缺陷，中心城与郊区的空间范围划分不是依据城市化发展的实体界线，而是按照行政区划的界线，城与乡的统计口径模糊，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与模式分析结果的失真和遗漏。在本文研究中，如果能够基于上海全市地方数据(例如居村委一级统计单元)，或许能够发现二元城市空间结构下更为清晰的居住分异与隔离特点。前文基于四个新城居村委的省际迁入人口集聚社区分析已经初步证明了这一事实。在未来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中，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地方数据的支持下准确掌握空间模式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化动态。
【点评】 中国大都市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居住空间关系与空间模式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研究主题，可以为城市规划与治理、公共政策改进等提供参考依据。在全球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在户籍制度分割等因素的持续影响下，以人口来源地为特征形成的居住分异与隔离模式成为当代中国大城市空间上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其对城市管理形成了巨大挑战。王春兰等的论文以上海市为例，采用2000、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空间分析方法，基于上海全市街道镇以及部分居村委统计单元数据，采用空间集聚度和居住隔离度指数等来分析上述问题，并探究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的影响因素，为中西方学术界了解正在急剧转型的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与机制提供了样本案例。同时，从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变与治理的角度出发，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要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空间模式，更要关注微观层面的空间分布特点，不断提高政策的精细化程度，使政策调整与城市社会空间演变动态相匹配，因此，王春兰等人论文为新型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启示。当然，在未来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中，需要在更微观的数据支持下准确掌握中国大城市空间模式的基本特点、演化趋势、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并借鉴国际治理经验，提出中国新型的城市治理策略。
——点评人：吴瑞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