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自隋唐定制以来，成为天下士子升阶食禄的主要门径，也是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晚清中国，自李鸿章辈感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甲午战败一变为士人口中的“危局”，至于庚子、辛丑的世纪之交再变为重待收拾的“残局”，这几十年的世局推移清楚地反映出了中国人的“智勇俱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陷越深重①。若从士人升阶着眼，则这一时期内伴随着异途的百样新出，由科举出路以及升阶的常道变得急遽拥挤和狭仄。因此，个人的际遇和命运稍有不慎不幸，其结局便可能天壤有别。本文讨论的是近代最重要词人之一朱祖谋与其友人狄郁在晚清民初交往分合的始与末，同时希望以此二人的前后命运之别延伸出对变动时代士人升阶②的常态与异态的观察，从而更进一步来讨论这种变动导致的个人与时代命运之间的屈从和背离、应和与抗拒。
一 “狄文子”考证与朱祖谋早年诗文交友之始朱祖谋作为晚近一代词宗，叶恭绰辑《广箧中词》评朱词时曾赞云：“彊村(按：应为“邨”，今从“村”)翁词，集清季词学之大成，公论翕然，无待扬榷······彊村翁或且为词学之一大结穴。”③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更称许朱氏“实集天水词学大成，结一千年词史之局”④。故学界关于朱祖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年从王鹏运学词以后的词学成就(加上朱氏后半生留存史料颇丰，生平事迹也较为清晰)。但相较于中年之后，朱祖谋早年的事迹多隐而不显。朱氏去世后，夏孙桐和陈三立分别撰有《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归安朱公行状》和《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文直公墓志铭》，对其早年的交友和诗学成就仅有片断记载，且语焉不详①。而后世的研究，也未能就此问题有新的突破②。而本文的研究则是以朱祖谋辛亥年(1911年)的一首词入手，首次钩沉朱氏早年在河南的诗文交友经历。
辛亥年春，朱祖谋曾作有一首《踏莎行·狄文子客淮南过江见访》的词：
腊雪欺梅，春灰沥酒。过江人落东风后。狂名消与短衣装，离心纷若长亭柳。
燕馆霜繁，梁园月瘦。卅年景物供怀旧。白头费泪与江南，乱花歧路愁时候。③
该词收于朱氏词集《彊村语业》，定为辛亥年第一首。从词中可以得到如下信息：第一，上阕的“过江人”应是词题中的“狄文子”；第二，当日狄文子客居淮南，过江造访朱祖谋，狄氏在江北，朱氏在江南；第三，这首词创作时间为辛亥年春。
然词中的“狄文子”为何人？迄今只有朱氏词集的笺注者白敦仁提出过一种说法：“狄文子未详，疑即狄平子别署。平子名葆贤，字楚青，江苏溧阳人。又名高，名平，字平子。诸生，有《平等阁笔记》、《平等阁诗话》，号平等阁主人。按平子报人，署名多变异，不知文子是其别署否，当再考。”④虽然白说仅是一种推测，但此推测多为后来者沿用，如《朱彊村年谱》便一仍其旧，将白说径搬照引⑤。实则“狄文子”并非“狄平子”别署，在史料中不仅确有其人，而且从该人物和朱祖谋这首词出发，可以钩沉出朱氏早年一段重要的交游经历。
据笔者考证，“狄文子”本名为狄郁，江苏溧阳籍。其存世的文集，名曰《七一斋文诗集类编》，收录《七一斋文集类编》上、下两卷，上卷分为论说类、记序类，下卷分为传志类、寄吊类、附录；《七一斋诗集》上、下两卷，上卷为古体诗，下卷为近体诗。这本诗文集为石印本，其印刷和发行均出自河南信阳文渊石印馆⑥。从文集的自序中可知，出版于“中华民国五年夏时丙辰之岁五月中浣”⑦(即1916年夏)，由狄郁在豫南师范学校学生万凤楼等三人校对整理出版⑧。而狄郁本人在序末也自署“溧阳狄郁文子自序”，其《诗集》中录有两首寄赠朱祖谋的诗，与前文朱氏《踏莎行》一词在写作时间和内容上正好相符，由此可断定这里的“狄郁文子”即是朱词中的“狄文子”。
狄郁诗集第一首是古体诗——《将访朱大古微于姑苏先简以诗仿韩体》：
识君在艮岳，与子俱丁年。遭逢晤言契，结合文字缘。然膏每角艺，排闼时投笺。风诗摧匡鼎，
杂佩贻董弦。吾党二三子，大都群屐翩。气豪隘湖海，行芳撷兰荃。梁苑冬赋雪，金池宵扣舷。
在①虚信陵席，右拍洪崖肩。俊语竞相饷，古心还自鞭。高台缅清吹，精刹悦幽禅。觞政索掌故，
灯谜钩心传。系马以隋柳，窥龙于洧渊。日酣
长承浚姝告，何羡班生仙。白驹瞬征迈，苍狗惊变迁。各牵生世计，屡酲别离筵。云乃与泥隔，
胶徒投漆坚。大名胪唱沸，秘籍词曹研。骥足已千里，
中间历棋劫，同类嗟釜煎。蚩蚩发忿戾，衮衮褒狂颠。妖凭郭京术，毒饱李阳拳。锁钥北门脱，
乘舆西狩骈。苌弘血流碧，杜宇魂泣鹃。奠鳌帝有诏，履虎臣无愆。守官卫钟簴，迎跸驱偓佺。
回甘忆谏果，撤御辉金莲。圣学资传弼，秩宗让夷贤。网珊莅珠海，烹茗怀玉仙。征庸特科异，
汲引微长偏。荐鹗终铩羽，活鲋频分泉。散材近庄叟，执讯疏赵宣。急棹退何勇，善刀藏更全。
士方读疏奏，公辄归园田。吴会师表重，胥潮客程便。从闻隐寄处，倍亿贫交前。会悭道修阻，
俦寡思邈绵。秋访沪轮左，春潮江月圆。(去岁八月抵苏，值公有沪上之行，故此简预约相待，期中和节把晤也。)
宿草凄旧雨，横流痛齐烟。登堂但取醉，莫问霜毛鬋。②
从诗题可知，狄郁作诗对象的“朱大古微”，正是朱祖谋。当时狄郁得知朱祖谋在苏州，将欲拜访。而从诗末倒数第三联作者自注又可知，狄氏写作此诗的前一年八月曾赴苏州拜访朱祖谋，当时朱氏在沪，两人未能碰面。故此次狄郁先寄诗相约，以期在中和节——农历二月初二与朱氏把晤。
所以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为新年二月初二之前，仅写作年份尚未确定。所幸狄郁《诗集》中还有一首近体诗，题为《辛亥人日立春寓邗上得姑苏朱古微覆函再简以诗》：
立春在人日，喜得故人书。雪舞扬州鹤，冰开笠泽鱼。
草堂诗更寄，柳岸景方舒。相访须携手，登台吊阖庐。③
该诗作于辛亥年(1911年)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应是狄郁在邗上(即扬州)得到朱祖谋从苏州复信之后，而这封回信应是回复前文古体诗所谈来年相约之事。故前文古体诗可确定作于辛亥年初，且是正月初七日之前。这首诗的末联“登台访阖庐”一句，“阖庐”即吴王阖闾，春秋时吴国定都苏州，故可知仍是将访朱氏于苏州一事。诗题中“再简以诗”的“再”字，也提示此诗应作于前引古体诗之后。且当时狄郁寓居邗上，正是朱词词题所言“客居淮南”，在时间和地点上均相吻合。
同时对照朱祖谋辛亥年前后的事迹：1904年朱氏任广东学政，“乙巳(1905年)，以修墓请假离学政任回籍。次年，遂以病乞解职，卜居吴门。既而江苏创立法政学堂，聘为监督。”从此之后直至民国去世，朱氏主要“往来湖淞之间，以遗老终”④。从上述可知，朱祖谋从广东学政卸任之后，卜居苏州，而且到民国往来于苏、沪、湖之间，这与上述朱、狄二人的诗词内容也相符合。
故前文朱祖谋《踏莎行》词题提到的“狄文子过江见访”，应与狄郁此诗所言将欲拜访朱氏于苏州为同一事。且据狄诗可知，应共有两次过江造访，第一次庚戌年(1910年)与朱氏失之交臂，故朱词与狄诗所共指的应为辛亥年(1911年)的第二次拜访，而这一次苏州之行朱、狄二人终于晤面。以上通过对朱、狄二人三首诗词往来的时间、事件稽考，可以断定朱祖谋词中的“狄文子”为江苏溧阳籍的狄郁。故在确定“狄文子”的身份，以及庚戌、辛亥二年朱、狄二人诗词往复和晤面的史事之后，应有必要对狄郁身世和生平事迹作进一步考察。据现掌握的资料，狄郁(1855—1932 ⑤)，原名毓乡，字文子，号七一子，又号杏南，江苏溧阳人。其祖为道光进士，累官至甘肃兰州道。其父在清末曾任过河南祥符和汝阳两任知县，故狄郁曾随父寄寓在开封、汝阳两地⑥。据孙履安《京尘杂忆》记载，孙氏兄长曾“摄祥符县篆，延狄司书启。”①狄郁在诗文集亦称自己游幕四方。在清末新政时期，狄郁在河南地方参与过教育、出版等事业，创办过近代河南第一份私人刊物《与舍学报》 ②，并任豫南师范学校教员。到民国时，狄郁还作为孔教会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的主要撰稿人③，并充任孔教会创办的孔教大学教员乃至总务长④。同时又因其诗曲之名⑤，为当时王瑶卿等写过《儿女英雄传》等剧本⑥，与名伶多有交往。狄郁留下的著作，主要有《诗说标新》、《读左抉要》、《七一斋文诗集类编》等。
二 朱、狄交谊的分合与仕途的分叉在明晰“狄文子”大致生平后，则可进一步解析前文所提朱、狄二人三首往还诗词的本事，以钩沉二人自光绪初年开始交游的史事。从内容上看，前引狄郁《将访朱大古微于姑苏先简以诗》一诗最为丰富，可以解读的细节也最多。诗中首联“识君在艮岳，与子俱丁年”一句，所指的便是二人结交的时间与地点，即为河南开封，当时均仅为成丁之年。狄郁时随父任官开封祥符县，而朱祖谋则因浙北太平天国之乱，在咸丰末年举家随其父朱光第游宦于河南。因此，从后来留存文字看，狄郁虽一贯自署江苏溧阳籍，但其成长、活动的经历大多在河南。故很可能当时朱、狄二人因其父均宦游开封，加上朱祖谋与狄郁学行、身份亦均相等，而由此相识交友。朱氏出生于1857年，狄氏出生于1855年，按相识之日以光绪初年计算，二人均为20岁左右，年龄亦极相仿佛。故两人大体应在光绪初年，至少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以前在开封订交⑦。
之后该诗中记载二人自因“晤言契”而结“文字缘”，从此“角艺”、“投笺”、“灯谜”、“风诗”、畅游等等，可见少年意气风发之态与友朋气味相投之乐。而在狄郁《文集》，论说类前六篇，文末均有点评，似为同一时期所作。其中第五篇《冯暖为孟尝君市义论》，末有署名“古微朱祖谋”的评点：“论古不迂，以今日立宪时代专重民权之学说亦复吻合，是为通人之文，其用笔一波三折，伸缩自如，尤开后贤无限法门。” ⑧这篇论说列于文集开首六篇之一，可以作为朱、狄二人“文字缘”的证据。不仅如此，诗中“吾党二三子”一联，更可确定当时同游的应不止朱、狄二人。1996年出版的《古都艺海撷英》收有书画家萧劳父子回忆的《兰陵忧患生其人》一文，其中提到其父祖萧亮飞早年曾参与包括狄郁、朱祖谋在内的诗坛交友圈，原文云：
兰陵忧患生，姓萧，初名湘，继名遇春，字雪蕉、亮飞，后以亮飞为名，别号髯翁、遇园及兰陵忧患生。原籍广东梅县，寄籍河南开封。祖父萧保仁，因战功，于同治年封世袭云骑尉。父萧承恺曾任河南巡抚衙门幕僚，工诗，著有《补目耕室诗草》。雪蕉先生生于河南开封，工诗词、书法。青少年时与当地文人朱祖谋、黎乾、狄郁、何家琪、黎承忠、何鋆、金绶熙、李葆恂、冯瓒等酬唱诗坛，时人称为“夷门十子”。⑨
据笔者所查，狄郁诗集中便留有与萧亮飞交往的史料。《七一斋诗集》录有《乱后喜晤萧髯云，都门饮次吟赠》二首，从诗题的“萧髯云”可推断即是萧亮飞此人①。此诗题名曰“乱后”，诗中狄郁回忆辛亥年二人均在南京遭战乱，几濒于死。故此诗应作于辛亥后不久，狄、萧二人在京城相遇，回忆三十年前交友情形(狄郁于诗中自注：三十年前赠诗)，而诗末作者感叹“夷门旧侣半摧凋” ②。而此“夷门旧侣”正是“夷门十子”，且“夷门”指代的正是开封③。由“二三子”以至于“夷门十子”，更可回想当日朱、狄等人诗文交友的情景。
但是以朱祖谋和狄郁为主的诗坛圈子并未能持续甚久，在科举时代，得获青衿以至天子门生乃是士子前途升阶最重要和常见的出路。狄郁诗中称许朱祖谋“大名胪唱沸，秘籍词曹研”，所指的便是朱氏于光绪九年(1883年)会试中二甲第一名传胪而一步登天④，此外又随王鹏运学词，虽在词学上半路出道，但终成为一代词宗。相较于朱氏科场、词坛所谓“骥足已千里”的双双得意，狄郁的遭遇则并不顺利，“
故从本文关注的士人升阶晋级着眼，则科举一途的成功与否，直接导致了朱祖谋与狄郁二人命运的分叉。晚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直到中进士(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入翰林后，才逐渐认识到科举时文之外还有一个学问的世界⑧，故其在家书中反复关心的均是家中子弟科名早晚一事。曾氏也庆幸自己早得科名，少受科考耗费青春心智之害⑨。考取功名的早晚，在曾国藩看来直接关系士人学术和功业的顺逆。但是在经历了19世纪中期，特别是太平天国内乱之后，科举制度本身以及连带举子晋身的路径已发生巨大变化⑩。首先是因政府为扩充军费鼓励各地报效军饷，其中重要的一个诱饵便是扩大学额，即增加乡试及以下的秀才、举人录取名额。结果，这种加额看似使得考取的机会变大，但造成了更上一级考试的拥挤，毕竟会试名额未有扩大。同时大量士绅的造就，也导致出路更为拥挤。其次，同样是出于军费需求和军功奖励，太平天国的兴起也导致异途出身的人数急遽增加。捐纳和保举不仅导致异途出身人数的增加，而且在获取官位等升阶之路上，往往打破了原来相对稳定的候补时间和任官秩序。因此，对于1850年代出生的朱祖谋和狄郁而言，面临的是一种正常科举制度变态后的新常态，一种异途已成为科举之外又一入仕途径的新局面，其处境与际遇比曾国藩时来得更为艰难。
不过，朱祖谋幸得早得功名，此后沿着进士、翰林、考差、六部流转而缓慢循例升阶。与之相比，狄郁显然没有这样的际遇，其一生命运和经历尤其颠沛而曲折。据前揭狄氏辛亥诗以及其学生万凤楼的回忆，终其一生未得一青衿。故狄郁前半生大多是传统的游幕四方，据其留存的文字可知，曾辗转河南省内多地，北京、天津、镇江、扬州等多处。狄氏在《四十九初度自寿诗》曾叹：“百岁光阴半逝波，知非奈我未能何。壮怀忽忽愁中尽，生日年年客里过。”①据狄郁生年推断，此诗当作于1904年，狄氏感叹半生已过，“壮怀愁中尽”，而游幕四方，故“生日年年客里过”。第二年元旦又作《乙巳元旦》一诗，其中感慨乃是天涯“孤客”②。在游幕经历中虽也曾获得些微称许，但终究如其为老友桐柏宁君所作传文自况，乃是“老大风尘” ③，混迹在官场底层。因此所谓“阔分三十稔，远哉九重天”，也是狄郁自感与朱祖谋身份和距离相隔犹如云泥。
自狄郁与朱祖谋结交，再到二人因前程各异而“阔分三十稔”，这段时间恰是有清一代最为激荡变动的时期。但此三十年间，由狄郁这首《将访朱大古微于姑苏先简以诗》长诗中可以看出狄郁对于朱祖谋的重要事迹了如指掌。朱氏在近代词学上的地位和贡献已毋庸多言，但在政治上的作为也仍有几笔颇值得书写。1900年，时当义和团与董福祥军围攻使馆不下，西太后在明文与十一国宣战之前，召开过数次御前会议。当时和战虽仍在争执，但端王载漪一方极为蛮横高亢，朱祖谋虽仅身为文学侍从之官，却跪奏直陈“不可言战”。狄郁诗中“郭京术”、“李阳拳”二事指的便是义和团之乱，而尤其“回甘忆谏果”一句，本事即为朱祖谋直谏，所幸的是朱氏未遭严愆④。当后来两宫自西安回銮，朱祖谋的直言敢谏反而得到朝廷器重，1902年任礼部右侍郎。因此在1903年清廷重提经济特科旧事时，当时狄郁也由朱祖谋荐举而获征召，似乎获得入仕的新转机。但在陈铭鉴所撰墓表中称：“癸卯，以侍郎朱祖谋荐召试经济特科，已中选，会慈禧太后有违言，不见用而罢。” ⑤癸卯年经济特科，据掌故家高伯雨研究，当时内外大臣保荐的共有三百七十余名，但有不少人才不肯被保举⑥，也有视其为非正途者，故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已无法统计⑦。而狄郁墓表记载的“慈禧太后有违言”，指的便是梁士诒被误作“梁头康尾”的闹剧。同时这次特科的选试，清廷目的虽在网罗人材，但结果是草草了事，所得人才极少，而应试入彀者的出路也不尽人意。不过如上节狄郁生平记载，因清末新政实行，既然士人升阶之路早已花样新出，故在新政的诸多事业中也看到了狄氏的身影。可见，在与朱祖谋不同的阶梯上，在河南，狄郁还是获得了相当的地位。
1904年，朱祖谋放广东学政，其在任上对当时科举纠弊等事务擘画甚多，但由于当时两广总督岑春煊在清末有著名的“屠官”之称，岑氏自命秉性戆直，加上庚子年对西太后有保驾之功，颇受宠幸。朱氏在广东学政任上与岑春煊龃龉而自退，也可见其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因此狄郁赞其乃是“急棹”勇退、“善刀”全藏，得“归园田”也未尝不是善局。最后，狄郁长诗中的“吴会重师表”，指的便是1908年朱祖谋卜居苏州数年之后，任江苏法政学堂监督一事⑧。正由于朱氏急流勇退，后隐居吴会。而狄郁在庚戌年(1910年)也已寄居扬州⑨，二者一水之隔，于是有了再会之期。而朱、狄二人在三十年后的辛亥会见，就狄郁而言，已由年少“气豪”而“老大风尘”；对朱祖谋来说，则是从热心时局到归隐江南⑩。可谓世易时移，沧海桑田。
三 余论由狄郁《将访朱大古微于姑苏先简以诗》一诗可知，朱祖谋早年在河南与狄郁在内的“夷门十子”文字结缘，织成了一张朱氏光绪初年在河南学诗、交游的网络。同时对照辛亥年朱祖谋的《踏莎行》一词，也可探知朱、狄二人三十年交情全落实在二人往还诗词之中。朱祖谋早年原已有一定诗名①，至中年方转为作词。现存《彊村遗书》中的《彊村弃稿》便是朱祖谋晚年手定诗集，其中多为早年学诗的成果。据朱氏传人龙榆生所言：“先生自庚子秋与半塘翁(王鹏运)以歌词相切
此外，细究晚清数十年变局之中朱祖谋和狄郁的交游，以升阶之路和后来的地位计，二人由早年结交的同而变为异，几乎有云泥之别。但到辛亥鼎革，二人际遇则又异而同。其中一方面是二人在辛亥年春山雨欲来、大厦将倾之际的会面，流露出在鼎革未发之前对时局的敏感和担忧。另一方面是辛亥鼎革之后，民初官方开始的废孔废经之举，使得自清末开始的倡议纷纷见诸行事。传统儒学制度化的凭借，如科举、法律、礼仪及皇权，到民国全部消失，造成了士林中部分群体的恐慌和反对，因而有孔教会等尊孔组织的大量出现。而如前言，在民国后，狄郁活跃于孔教会宣传和办学之中，朱祖谋则以遗老自守，更是孔教会最初在上海发起人之一④，由此也可探知二人在民初政教问题上心迹之相合。故后人谈及朱祖谋，尤其晚年心境，则认为“(《彊村语业》)中几乎是每一首词，都隐含家国的深痛”。⑤而与朱氏更为亲近的张尔田在朱氏去世之后，也多次与龙榆生通信讨论朱词之本事，其中有云：“古丈词，故国之悲，沧桑之痛，触绪纷来，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有不待按合时事而知之者，笺注本事，勿以现代之见，抹杀其遗老身分，斯得之矣。” 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