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在不同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这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反映，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经济研究》作为国内创办最早同时也是专业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专业学术刊物，它所刊发的学术论文及其体现的研究重心、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试图以1978—2010年《经济研究》上刊发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轨迹作一个高度概括性的勾勒。

对1978—2010年《经济研究》上刊发的论文逐一阅读、分类、总结显然是不现实的。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刻画和研究。

词频统计与分析是文献计量中的一种基本分析方法，包括使用聚类分析、共词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词频统计结果(谢松，2014；杨绎，2012)。这方面的一个著名案例是红学家利用计算机对《红楼梦》前80回和后40回的使用词汇进行统计分析并判断《红楼梦》120回的作者是否为曹雪芹一人的研究，它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一种崭新的手段。

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是，在中国知网上，首先将研究的样本期间内《经济研究》发表的所有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①信息作保存处理，再对上述文本保存的数据采用中科院ICTCLAS2011汉语分词系统进行中文分词，然后采用iLab词频统计和共现分析软件统计高频词。从词频统计表中筛除那些不能较好地反映经济研究主题的用词，例如结构、经营、资金等，得到能较好地反映特定时期经济研究主题的高频词，例如按劳分配、所有制等。但这样得到的高频词仍然太多，所以，另一方面通过浏览特定时期内该刊发表的论文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采用人工识别的办法从中提炼出若干使用频度较高的词与前述的经过甄别的词频统计表中的高频词作对比，以达相互补充和拾遗补缺之效。最终，确定若干排列位前的频度较高的词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上的“主题”和“篇名”等项下分别输入，得到本文中的相关各表。这样就可以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学术环境，基于相关表格的内容和信息进行解读、分析。

为了使分析较为清晰地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本文基本上按照10年一个时期的自然年份将1978—2010年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上个世纪的80年代往前推进了2年，即1978—1989年为一个时期。这是因为1955年创刊的《经济研究》，在1966年因“文革”原因只出了4期而停刊，于11年后即1978年1月复刊，而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所以本文研究的时间起点设定为1978年。上世纪70年代在这里只有2年，因此将其归于80年代所在的时期。

二 1978—1989年：研究重心——为改革呐喊；主要研究方法——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1978年1月《经济研究》复刊的社论名为《把经济理论战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实际上点出了该刊复刊初期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揭批、清除“四人帮”和“文革”在经济理论界的余毒。“四人帮”当初散布的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左思想如果不清除，经济理论研究很难轻装前进。《人民日报》等媒体虽然发表了许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但毕竟受限于媒体自身的性质，不能在理论上作专业性很强的论述。复刊后的《经济研究》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方面的拨乱反正的理论任务。

该刊发表的论文“篇名”中直接表明揭批“四人帮”或其中某一成员的论文^①共计16篇，其中1978年14篇，占该年发表的论文总数的11%；1979年和1980年各1篇。全文在理论论述中直接提及“四人帮”一词的论文，1978年为112篇，占该年发表的论文总数的91%；1979年为118篇，占该年发表的论文总数的63%；1980年为15篇；1981年为2篇。这表明，就该刊而言，1978年和1979年是在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的高峰年份，其中，1979年更多的是在论述其他经济理论时顺带批判“四人帮”的。

由于这一时期处于改革开放的思想准备期、起步和发动期以及快速推进期，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较快，所以我们将这一时期再细分为1978—1984年和1985—1989年两段时期，以便更好地刻画经济理论研究风貌的变化。这一时期的论文数量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中的检索词相互之间都有极强的内在逻辑联系。在当时，理论界对于体制改革的讨论更多地是借助于所有制、公有制、生产关系等的概念进行的，认为体制改革是要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利用“价值规律”，解放“生产力”，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而且由于改革首先是从农业部门和农村开始的，所以对改革的理论讨论也常常是以农业和农村为例。“经济效果”、“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在当时的讨论指向都是强调不太重视成本问题的国家所有制企业要有成本意识，要通过改革使其重视投入产出的比较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研究》在1979年还专门增发了一期主题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专辑。

1982年9月初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要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并阐述了其要点：(1)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2)部分产品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进行调节；(3)实现计划经济的方式，一是实行指令性计划，二是实行指导性计划，但都要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进一步细致检索发现，1978年至1982年8月底“主题”和“篇名”下检索词为所有制(包括公有制)的论文就分别达到68篇和36篇，可以说，经济理论界为中共十二大的召开作了较为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又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研究工作，也即在经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力量。也许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在经济理论上具体是以对所有制改革的探讨作为一个重要突破口的。

表 1显示，1978—1984年，讨论农业、价值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文较多。而在1985—1989年，直接讨论体制改革和商品经济方面的论文明显增加，这是因为经过前面的讨论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理论认识又上了一个层次，不满足以价值规律来描述市场调节问题，而是把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来研究。

这一时期特别是该时期前几年的研究中，论文作者习惯于从马克思等人的著述中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使用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更多的是诸如所有制、生产关系、价值规律、生产资料、再生产这些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例如，1978—1989年在“主题”下检索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资本论、生产资料、再生产的论文分别为433、71、66、44、58、104、190、110篇。

这一时期《经济研究》聚集了一批思想深刻、犀利的论文作者，如孙冶方(15^②)、于光远(32)、薛暮桥(18)、吴敬琏(16)、董辅礽(12)等。他们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呐喊呼号的标志性经济学家，他们在当时提出的不少理论观点至今仍促人深思。

三 1990—1999年：研究重心——国企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主要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有企业的问题日渐突出，主要表现为90年代前期的相互拖欠的三角债，后期的企业冗员的处理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战略中的攻坚战。表 2显示，论文篇名中包含国有企业一词和企业改革(当时论文谈及的企业改革主要是指国有企业改革)一词的论文相加有75篇检索词分别为国有企业和企业改革的论文有部分重叠，例如文中出现“国有企业改革”一词。经过剔除重叠论文后的相加，“主题”项下该时期国有企业和企业改革的论文共有182篇，“篇名”项下的论文共有46篇。之多，而前一时期这方面的论文数只有5篇。

实际上，这一时期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远不止表 2所显示的数量，其他许多阐述国有企业改革的论文只是在论述过程中没有使用“国有企业”、“企业改革”这样的词。例如，周其仁(1996)、张维迎(1996)、杨瑞龙和周业安(1997)等许多学者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论述了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并产生了较大的理论影响，只是他们论述的角度和分析的工具是诸如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人力资本等。

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青睐和重视，人们在这一时期喜好以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等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也使得“主题”和“篇名”中包含体制改革这一检索词的论文数量比上一时期明显减少，而“篇名”中包含制度一词的论文急增到106篇，占这一时期论文总数的7.06%。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国有企业改革表现出来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状，理论界终于开始正面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

而弃用了过去的商品经济的提法，从而使得市场经济方面的论文数迅速增加。经济理论研究从80年代以呼吁和论证经济体制改革为重心转向了90年代以关注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为重心。

金融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问题的重要性愈发显示出来。人们关注银行对于企业改革的支持和银行资产质量问题。1990年底，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并开业，股份制、证券、股票等关键词也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但总体来看，尽管证券市场在90年代成为了一个社会经济的热门话题，占用了许多报刊杂志的大量篇幅，但相比之下，《经济研究》刊发的这方面的论文并不算多。这大概是因为，由于市场数据库和研究者对计量技术运用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当时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方面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比较稀缺。

在对传统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物价上涨，所以与通货膨胀相关的论文数量也比上一时期有所增加。伴随着经济过热，政府的宏观调控在理论研究上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对“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数量虽比上一时期显著减少，但还是占据了较大的比重。

另外，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明显增加。对此，将在下一部分一并分析。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在总体上占主导地位的话，90年代《经济研究》刊发的论文所体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表明，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经占主导地位了。从在“全文”项下对博弈、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科斯、一般均衡、边际、预期、产权、委托—代理、内部人控制、乘数、菲利普斯曲线等词的检索表明，这一时期学者们已经大量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许多论文的论述过程也显示了作者对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已经较为得心应手，从而产生了一些很有理论价值和理论影响的优秀论文，不少论文至今还经常被提及、引用。如中国知网显示周其仁(1996)、张维迎(1996)发表的上述两篇论文的被引频次至今仍分别高居国内经济学界第一位和第三位。

纵观20世纪90年代《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不少论文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分析角度和分析技巧常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例如上面提到的周其仁(1996)的那篇论文，从企业合约的特殊性质和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切入分析，通过逻辑较为严密的理论阐述，进入对企业所有权的剖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激励性契约”是企业制度的关键，企业制度设计中必须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激励；在分析中水到渠成地发问：“没有发达的劳务市场、经理市场、企业家市场和财务资本市场，没有这一系列市场的通畅和联成一体，哪里可以‘创新’出一个现代企业制度来？”该文几乎没有正面讨论企业改革问题，但却留给人们关于企业改革的许多思考。

20世纪90年代较为活跃的作者大多为“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七七级、七八级本科毕业生和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毕业的博士生，如樊纲、洪银兴、张维迎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之后的10年时期内甚至直到现在仍是经济理论界的活跃分子。

四 2000—2010年：研究重心——经济增长与金融市场；主要研究方法——数理方法

表 3和前面的表 2显示，经济增长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论文进一步显著增加。其原因除了经济增长在理论上和现实经济社会中是一个某种意义上带有归属性的重要问题外，可能还与研究技术有关。因为经济理论研究越来越讲究和重视研究的范式，重视数理分析和模型框架，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有许多现成的模型可以借鉴、改造，为数理分析提供了较大的施展空间。

进入21世纪后，经济理论界除了继续关注各个具体领域的制度变革外，对金融领域的研究明显增强。从表 3可以发现，如果在“篇名”项下将金融、银行、股票、公司治理(基本上是指上市公司治理)、股市、证券等方面的论文相加，发表的论文数多达223篇^①。这其中的原因，一是金融问题尤其是证券市场向来是备受关注的，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次贷危机更使金融问题吸引了理论界的注意；二是相对而言，证券市场(包括上市银行)的有关数据比较容易搜集，对此比较容易进行实证分析。

除上述主题外，这一时期对其他经济问题的关注度较为分散。诸如收入分配方面的论文虽然比上一时期有所增加，但似乎集中度还不明显；对国有企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关注度有较为明显的下降。原因可能是，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等问题已经不再处于社会舆情的中心，其理论上的一些问题也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清楚了。在分析技术上，直接、正面讨论这些问题也存在一定困难，因为对诸如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较难进行模型化处理，而更适合进行思辨性论述。从另一方面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在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有关体制改革的大量的宏观角度的正面论述后，经济理论界开始以更为冷峻、平和的心态来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问题。

进入21世纪后，经济研究的范式和表达形式已经越来越与国际接轨，模型分析和数理分析受到青睐。表 4中的检索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论文对模型分析和数理分析的运用情况。由于实证和模型这两个检索词经常被用于论文题目中，而表 4中的其他检索词一般在“主题”中不能得到很好反映(如一般不会进入摘要，作为工具性的用词一般也不会作为关键词列出)，所以在这里再选择在“全文”项中进行检索。变量、方程、参数等词由于很少进入论文题目，故“篇名”项下具有这几个检索词的论文都极少。

表 4反映了随着三个时期的推移，论文中的模型分析和数理分析迅速增多的情形。中国知网上显示2000—2010年《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数是1774篇，剔除每年的《经济研究》总目录，论文数是1764篇。实际上这其中还包含一些非学术论文的条目(如评奖公告等)，假设这些条目每期为1条，则共为120条。于是，得到论文数大约为1644篇。如果说实证、模型等检索词很好地反映了模型分析和数理分析的运用的话，则在“全文”项下这两个检索词反映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69.7%和81.7%。还有些论文，其中出现了诸如实证一词，但可能没有出现方程或参数等词，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运用数理分析和计量模型的论文数量还要多。当然，数理分析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论文抛弃了上一个十年大量运用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它们之间是相容并存的，甚至可以说，完整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就包含了模型分析和数理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2000—2010年对数理分析的大量运用使得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在中国的运用更加充分和完善了。

但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学界目前有一种过于追求数理形式的倾向，一些论文不必要地使用越来越复杂的数学技术，其合理性却有所欠缺，而其中蕴含的思想常常较为贫乏。这是值得注意的。

在数理分析越来越多的同时，论文中的不同观点的论争却越来越少。由于理论论争方面的论文一般都会在论文题目中出现商榷或者兼评等词，通过在“篇名”项中输入这两个检索词可以发现，前者1978—1989年、1990—1999年、2000—2010年的论文数量分别是58、28、5篇，后者则分别为6、20、5篇，可见，在这三个时期不同观点的论争有明显减少的趋势。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存在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即往往是各谈各的，一团和气。实际上这不利于问题研究的深入和理论本身的进步。

五 简略结语

作为中国经济理论界颇有代表性的专业学术期刊，《经济研究》自1978年以后刊发的论文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轨迹，展现了中国经济学人对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因此，可以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窗口。中国经济研究的进步和不同时期存在的问题在这一代表性的历史长廊中得到了较好的反映。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分析方法，试图为大家提供一个简洁、清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研究的历史演进画卷，经济学界或许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迪，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