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记忆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准确性。对历史的争议不仅是因发掘出新的史实而起，更是因为个体和民族因其各自的观点和思想对历史进行书写，进而产生迥异的叙述和判断。同时，民族和个体的历史叙述反复地被重写和改写，而历史事件、人物、民族身份的地理也在不同的时代被收入、剔出，以因应时代与环境变迁的需要。由此，不同社会、民族、个体和时代对历史的记忆、记载与纪念也就显得颇具政治意义。某一历史事件和人物在不同时期也常常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指向。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教席戴维·沃克(David Walker)教授合作举办的“争议历史与记忆的政治”(Contested Histo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国际学术讨论会(2015年10月23—24日)即以此为主题，从中国与澳大利亚诸方面的历史问题入手，进而探讨中国与澳大利亚历史同东亚、亚太、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关联性影响。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

1915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首次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最为重要的一次战役即是是年4月澳新军团与土耳其守军的加里波利之役，此次惨烈战事以澳新军团的最终溃败告终。但是在澳大利亚，加里波利一役却在其民族心理意识中被挂上标志着“澳大利亚民族的诞生”的符号。作为独立甫始的澳大利亚，参与世界大战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着国家建构、民族塑造的重大意义。4月25日被定为澳新军团日，具有等同于国庆日的重大象征纪念意义。然而，正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杰拉尔丁·杜格(Geraldine Doogue)所指出，100年来围绕此次战役的哀悼与庆祝表明了历史的复杂性。对加里波利战役的盛大纪念活动一方面强化了长期以来精心构筑的历史神话，同时也激发了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这一历史“迷思”的深层次审视。加里波利之役是一次阵地对峙，但澳大利亚对于其意义的升华远远超过同样发生在一战时期的欧洲战场西线阵地战，其政治意义远超过其军事意义。

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彼得·柯克兰(Peter Cochrane)认为，对于澳新军团的偏执纪念边缘化，甚至于抹除了人民记忆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民间与政府的历史记载。这种纪念把对战争的理解庸俗化，在万众一心的纪念活动中，反而无视了重大的战争与政治背景。

柯克兰将争议赋予“纠正集体记忆的触媒”的重要意义。加里波利一役之后，澳大利亚全国、全民陷入对国家、民族、血统的狂热鼓吹。没有争议的庆典，也引发了之后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与此同时，庆祝其参加一次失利了的国际战事以强化其自身脆弱的国民意识，也表明了当时澳大利亚民族的不成熟性。在这里，历史不再是“注视”(gazing)的行为，而是对“被注视”(being gazed upon)的期待。

日本学者原田容子(Yoko Harada)的研究表明，1914年澳新军团从新南威尔士州阿尔伯尼市的英王乔治岬(King George Cape)远赴欧洲参战，日军驱逐舰“雾雨”号承担了运兵任务，而巡洋舰“伊吹”号则在印度洋海域全程护航。原田指出，日本在一战中的角色长期以来遭到无视，而与澳新军团参战这一对于澳大利亚历史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而言，日本的作用被长期遗忘。新南威尔士大学尤根·坦普科(Jurgen Tampke)则指出，虽然澳大利亚将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自身走向独立成熟，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然而1919年6月签署的凡尔赛合约却对之未予承认。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比利·休斯(Billy Hughes)带领澳大利亚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其所有主张均未得到和会接受，包括对战时澳大利亚大量的伤亡人员的赔偿事宜、对接收德国在赤道以北太平洋属地的要求均遭拒绝，这无疑为当时澳大利亚日益高涨的民族身份与国家意识蒙上阴影。

由此，塔斯马尼亚大学潘尼·埃德蒙兹(Penny Edmonds)进一步提出，对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塑造作用的并不是远在土耳其的加里波利之役，而是自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澳大利亚开始殖民起，欧洲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人民的对峙、对抗、屠戮和战争。1838年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迈尔溪(Myall Creek)的大屠杀事件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纪念。埃德蒙兹认为这是澳大利亚走向文化成熟、种族和解的重要途径，用后殖民的理性看待澳大利亚历史上真正的战场。

二 非殖民与后殖民语境中的澳大利亚

近几十年来，记忆的研究(memory studies)探讨各种社会与人群对于“可用的历史”(usable past)的回忆与重组。研究视角触及各种纪念活动、纪念碑、纪念物、歌曲、仪式以及其他“记忆址”(site of memory)。哥本哈根大学斯图尔特·沃德(Stuart Ward)则将语言作为切入点，他认为语言是最强大的、影响最广泛的对于过去的理解共享的手段。20世纪中叶，欧洲海外殖民势力分崩离析，为因应物质上和政治上的动荡，观念和语义上的创新应运而生。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语言的变化反映出了它们所描述的争议的历史关系。他指出，上世纪中叶德国、英国和法国知识分子倡导的“非殖民化”(decolonisation)正是对欧洲帝国日薄西山的逆向映射。20世纪是反殖民主义、平等人权、自主自决、民族解放思潮勃发的时代。在欧洲，这些潮流汇成了“非殖民化”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前，非殖民化思想影响尚有限，但在佛朗兹·法农的激进推动下，非殖民化思想引发了后殖民思潮。沃德进而指出，在澳大利亚学术界，似乎尚未形成一种对其自身“帝国末日”叙事的观念共识。

拉筹伯大学的葛文达·塔凡(Gwenda Tavan)从移民的角度分析了后殖民时代的记忆问题。2015年是澳大利亚推出战后移民计划的75周年。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奉行“白澳政策”，仅从欧洲引进移民，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充分意识到自身人口稀少、文化单一的窘境，于是开始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引进移民，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变深刻地改变了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的性质。然而这一移民方案一方面催生了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与澳大利亚主流文化对于民族身份的认识与主张相悖。

澳大利亚土著问题是澳大利亚历史中重要的文化问题。近年来，澳大利亚学界围绕土著历史的争议主要因2002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基思·温德夏特(Keith Windschuttle)所著《土著历史的捏造》(The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一书而起。在该部颠覆性的历史著作中，温德夏特指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为迎合现今“政治正确”倾向，尤其是为迎合土著民族平等权利运动而急于篡改历史，捏造出白人殖民者对土著人民肆意欺凌屠戮的“伪史”。针对温德夏特的言论，大多数历史学者在驳斥之余，也承认历史书写的政治特质。他们也对历史上土著—殖民者冲突问题作更深层面的解读。格里菲斯大学马克·芬南(Mark Finnane)指出，如果考察在历史叙事中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的书写，我们往往会发现历史解读的韧性，会发展成为正统叙事的主流。经过历史的争议，历史也受到影响、改写，乃至重写。

名古屋商科大学的镰田真弓则对澳大利亚与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的轰炸事件的记忆与纪念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纪念仪式是强化和构建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工具。纪念仪式选择性地提醒人们过去发生的事件，告诉人们应该记住什么。但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和政治的环境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澳大利亚的二战记忆中，日本对达尔文的轰炸事件原来不占重要位置，最初的纪念主要是每年2月19日在码头上追悼轰炸中遇难的码头工人，以及在达尔文市纪念碑下追悼平民死者。但是自从1992年以后，

纪念的仪式和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澳大利亚追忆其在太平洋战争中死难的国家卫士的活动，进而被定为全国性的纪念日。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专程访问达尔文参加纪念活动，因此轰炸事件的纪念活动具有了加强美澳军事关系的象征意义。镰田真弓进而分析了日本对达尔文轰炸纪念活动的参与。她认为，达尔文轰炸逐渐演化成为澳大利亚军事防卫的重大事件，被不断重塑、重构，成为目前美、澳、日军事同盟关系建制的象征。在这一转变中，原本被追悼的码头工人却不再被缅怀，甚至被忘却。

或许有的人会对日本学者镰田真弓的阐述产生疑惑，历史中的敌友关系本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因时代与环境的变迁，纪念的主客体却可以让位给新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如温德夏特对历史叙事的公然颠覆反而引发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政治本质的反思一样，在历史的构筑和叙事中的确有着明确、清晰的政治因素。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黑格尔关于“承认的政治”的论述是理解历史动力学的一种有效路径。围绕承认的斗争至今依然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就是基于对承认的欲望。

三 亚洲—澳大利亚关系

中国和澳大利亚有着源远流长的往来历史。在紧接会议开幕式后的专场主题讨论中，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著名记者理查德·费德勒(Richard Fidler)主持下，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李熙真(Heejin Lee)、印度加尔各答加达普尔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的尼兰加纳·戴卜(Nilanjana Deb)、日本防卫大学(National Defense Academy of Japan)的福岛辉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弘就澳大利亚研究在亚洲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讨论。戴卜就澳大利亚土著问题与印度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对比，韩国和日本学者则对澳大利亚研究在各自国家的缺失作了成因和对策分析。陈弘对中澳历史作了回顾，他指出，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商人从南洋进行海参进口，其中一大部分海参就是印尼渔民与北澳土著人物物交易而来，从某种角度来看，那也是中澳关系之滥觞。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中，大批华人到维多利亚地区进行淘金，中澳民间交往关系可谓由来已久。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对澳大利亚始终具有的长期、强烈的关注。中澳关系自贸易始，而现在中国又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全球化时代，两国贸易关系的日趋紧密将进一步催生相互彼此的学术研究。

澳大利亚著名智库，独立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本杰明·赫尔斯科维奇(Benjamin Herscovitch)则对比了中澳两国历史叙述中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即中国的“百年国耻”和澳大利亚的“距离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华东师范大学侯敏跃对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与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渊源做了翔实、全面的回顾，并精要地分析了中澳关系中近年来所发生的误读、误解、误判。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Stephen Fitzgerald)参与了中澳外交关系建立的全过程，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澳关系发展历史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在其讲话中，费思棻回顾了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洪文等在中澳建交后的交往。事实上，在当代澳大利亚对外政治理念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澳大利亚秉承着欧美历史与文化传统，认同西方价值体系与政治体制，而另一方面又深知自身地处亚太地区，与亚洲，尤其是中国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经济利益与民族文化关联。费思棻在回顾惠特拉姆的对亚政策时指出：“他[惠特拉姆]认为，要改变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首先必须改变澳大利亚人对亚洲的观念与感受。”确实，随政治与策略改变的不仅是“观念与感受”，而且更是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与书写。

由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办的本次“争议历史与记忆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和亚洲、欧洲、美国多国的70多位顶尖专家学者发言，200余名听众列席。除上文评述观点外，研讨会还对澳大利亚文学中对土著、华人等的反映、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历史、中澳艺术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成果甚丰，被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马克·文莱特(Mark Wainwright)教授誉为“迄今举办的最好的一次澳大利亚研究学术飨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