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西方、日本各种思想资源在中国的流布，无形中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人们对史学的认知和理解发生了重要转折，包括什么是历史，历史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评论历史人物与事件，如何解释历史等，皆与传统史学分道扬镳，呈现崭新的面貌。经西学的洗礼，一般读书人欲回归传统历史写作模式，用传统的历史观念思考历史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史家在思维层面的急剧转变过程中，哪些域外资源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其转变的样式又如何，先行研究对此讨论不多，尚有深究的空间。^①

众所周知，自从达尔文进化之说兴，历史观念为之大变。进化论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曾依托哪些媒介发挥作用？有关进化论的文本最出名的当然是严复所译《天演论》，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等观念经常被运用于历史解释。^②但是，如果重访中国近代史学形成的脉络，近代读书人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写作方式的转变，似乎与《天演论》没有显著的直接关联。“阐理则易为言，责事则难为力”，^③抽象的理论经过多重转换，用之于解释中国历史，欲达到方法与史料的圆融无碍，实践要比宣称难做得多。《天演论》被史家直接参考引用并不多，反而其他一些不起眼，乃至学术价值不高的西方、日本的译本，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这类文本主要包括：(一)史学专书，如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巴克尔(H.T.Buckle)《英国文明史》等；(二)与史学有一定关系的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译著，如斯宾塞(H.Spencer)《群学肄言》、甄克思(E.Jenks)《社会通诠》、吉丁斯(F.H.Giddings)《社会学提纲》、有贺长雄《社会进化论》等；(三)汉译历史教科书，尤其是东洋史、“支那史”教科书，直接成为读书人叙述中国历史的范本。以上这些译著虽不是专门讨论进化学说，但多以进化论阐述史学，或提出社会进化论，或以进化眼光撰述历史，对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转变产生无远弗届的影响。

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是20世纪初年在中国史学界最为风行的一本史学理论教材，集中阐述进化史观，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受此书的影响最大。对于历史是什么，浮田完全以进化的眼光理解，深刻形塑中国读书人的历史观念。什么是进化现象？“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而生长而发达，是所谓进化的现象”。什么是历史现象？“凡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一见而不再见，而前进而生长而发达者，谓之历史的现象”。因此，“历史者，进化者也，故今日如此，明日即如彼。……历史的事实有发达有生长，为进化之现象，而无循环之现象者也。反之为无发达、无生长、无进化者，决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

关于人类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其肉体则初无进化，其心意之自然的能力则初无进步”，有永久进化之状势是“社会上之知识及道德及组织”，所以“言历史者，必意味之曰人类之历史，而言人类之历史者，必意味之曰社会之历史也”。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即是国家，“国家者，社会之社会也，社会组织之进于完全者也，人间社会之最高等者也”。个人只有存在于社会、国家才有意义，故历史是研究社会与国家的进化历史，而不是个人的历史。

历史不是一堆事实的集合，所叙述的是“事实之变迁进化，非单独孤立，而前后相连络也。在于其能生发事实也，前之事实为原因，后之事实为结果，前后之间，有生长有发达，而无断绝。其现象也，以自单至复，自简入繁，自同至异为原则。其范围也，以进化的现象为范围”。孤立的事实是没有价值的事实，只有那些“能生长能发达能进化之事实，在能联络过去、现在、将来之事实”，才是有价值的事实。

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来自竞争，“夫生存竞争之结果，自禽兽而进于野蛮之域，自野蛮而进于文明之域，有进攻，无退守，由是而有如花如玉如美人如天仙之一新世界”。这是线性历史观的典型表述，历史发展呈现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推进，由禽兽至野蛮，由野蛮至文明，有一个线性向上发展的历程，有进无退，最终导向一个美善的境界。浮田说：“史学者，研究人类进化阶级及法则之学也。”^①不论对社会进步的阶段做何种划分，社会进化论皆强调人类历史存在阶段式的推进，犹如生物由一种形态进化为更高一级形态，井然有序。

进化论原本是从生物学领域中归纳出来的理论，英人斯宾塞把它泛化到社会领域，提出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如同生物，亦存在生长、发展，整体内的各个部分互相依存，一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部分。浮田和民则把历史视为有机体，如同社会、生物，有生长有发达，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环环相扣，由一个阶段发展到更高一个阶段，不断上升。

《史学原论》在同一时间出现五种译本，流传颇广，再经梁启超《新史学》的间接传播，以及其他新派学人的呼应，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和“好古非今”的退化史观，难怪时人惊叹“此等哲理夙为我国所未有梦见……一读之下，只觉思想之奇横，如养气之刺激于脑，议论之警辟，如轰雷之盘旋于顶”。^②足见对中国读书人思维冲击之大。当然，近代中国史家的思维形塑过程无疑错综复杂，《史学原论》只是诸多思想资源中较为重要的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思想输入中国，对史家的观念皆有所改造，但不可否认的是，进化论影响之下的思维构成了近代中国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

中国传统史家缺乏追求公理公例的愿望，故梁启超批评旧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①这种“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历史，王国维视之为史料，不能说是历史。^②那么，历史应该是怎么样呢？历史犹如生物有机体，叙述相互联络的事实，前为因后为果，孤立、单独的事实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历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③1902年王国维的老师日人藤田丰八指出历史乃“有机团体”，强调“人类之史迹前因后果，如连珠之不绝，若不明其中之关系，则数千年已往之陈迹，幻梦耳，浮云耳，何意义之足云”。^④王国维完全接受这种观念，他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⑤1902年梁启超承袭浮田《史学原论》，发表《新史学》，提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⑥历史应讲求因果关系，探寻公理公例，已然成为历史书写的一大宗旨。

历史惟有讲求因果关系，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才能增进人类的幸福。陈庆年明确指出：“近世历史为一科学，序次事实不可无系统。”认为“治史而不言系统，纲纪亡矣”。^⑦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谓：“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 ^⑧1906年汪嵚《中国历史讲义》以为“聚无系统之智识，则不足成为一科学”，故所编之书，“自开卷以讫终编，其系统斠然若一，即每编每节，亦复相联。故于人群之进化，事实之本末，旨一以贯之”。^⑨又如相对保守的张运礼《中国历史全书》主张历史要考察“盛衰兴旺之递变，原因结果之相生”，这样才能避免“断烂朝报之讥”。^⑩吕思勉向来强调史学研究“根本在于观众事之会通，以求其公例”。^⑪近代史家多大程度上能呈现史事间的前因后果，颇可怀疑，但他们至少在宣称以追求公理公例为目标。

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提升为局部的公例，并以此解释历史现象。譬如，梁启超认为“凡人群第一期之进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中国有黄河、长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达之观。^⑫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说：“千古依赖，凡居中国之地者，南人之文化，必高于北人；南人之武勇，必劣于北人。故南人恒为北人所制，此殆地形、民族之公例然哉。”又谓：“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 ^⑬大多数史家视中外历史发展如一，公理公例皆可适用，具有普世性。

中国史家如夏曾佑、刘师培、吕思勉，根据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整理中国历史，从残缺琐屑的史料中作出一个系统的新颖解释。刘师培写有《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指出关于“社会进化之阶级言之最详”的是《社会通诠》，通过解析中国字义，证明亦适用于中国历史。他说“吾闻西儒社会学之言矣，人民进化之阶级，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图腾之民事游牧，宗法之民事耕稼，然图腾之民莫不从事于战斗。及反求之中国古史，则神农以前华夏人民，大抵以游牧为生”，无礼仪法制，因“生口日滋”，地力日蹙，“不得不出于相争”。“种与种战，族与族争，日寻干戈，祸无宁日，死生之机，千钧一发。欲争自存，不得不筹自卫，欲筹自卫，不得不习戎兵。故炎黄以前，民群尚武，与后世流为文弱者不同。”并以“我”字证明古时“个人以尚武为本”，以“族”字证古时“家族以尚武为重”，以“师”、“辈”等字证明古时“社会以尚武为主”，以“国”字证明古时“国家以尚武为本”^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过于信仰西方理论，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中国古书中的记载，与之符合，即足证明中国民族之进化，合乎常态。反之，若中国的历史不与这个臆说相符合，则必中国关于某‘阶段’的史绩，年代悠久，文献无征之故，社会进化论的本身，决不因不能应用到中国民族的进化史上来而稍可訾疑。”其论证的方式经常是演绎的，其表述的程式一般如“社会学家言……我国古代，似亦如此”、“社会学家言……征诸我国书传，亦多可见之”。时人批评吕思勉编著社会史讲义中的《男女篇》，“先拣定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作为纲要，然后再来检查中国的历史，逢到与社会进化论相似或相合之处，抄札下来，作为佐证，著成此篇”。^②

“历史者何？所以载其演进发达之阶级也”。^③进化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犹如有机体，进化历程之中必经种种“阶级”，由一个阶段向上一个阶段不断爬升，向一个更高级的目标挺进，达到美善的境界，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一条线性发展的轨迹，“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步无止境”。^④而人类历史进化是普世的，任何文明必须经过每个阶段，“凡人群进化之阶级，皆有一定……此数种时代(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封建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凡国家必经过此四级时代而后完全成立，缺一不可焉”。^⑤但是，“人类进化先后之秩序，各国皆同，惟各国进化之年代不必尽同”，^⑥文明发展有先后，“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但为时有迟速”，^⑦为“历代万国之公例”，^⑧“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西方各种历史发展图式学说纷至沓来，流行较广的如“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行国——居国”、“渔猎——畜牧——耕桑”等，这种大刀阔斧式地把人类历史划分若干阶段，将纷繁复杂的人类文明简化为公式，呈现出线性进化图式，给人们提供了历史书写的框架。中国史家充分发挥对古代典籍熟稔的长处，按照公式寻找相应的历史材料，建构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进化，以不逆乎人类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

石铜铁三期论可能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历史发展图式^⑩，对后来中国史家的历史叙述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三期论”最早由寓华传教士输入中国，如1873年《地学浅释》已介绍此说。至20世纪初，更多的文本论及三期论，使之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李思伦白(John Lambert Rees)译辑的《万国通史》(His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上海广学会1900年出版)，前编卷一《太古志》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皆经历古石、新石、铜、铁四代，然后渐而成今日之盛”。^⑪时人谓此说“皆华人从未道及”。^⑫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第七节“史以前之时代”专门介绍三期论，“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①然后梁氏引证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必须经过酋长、豪族、君主三期，这是“历代万国之公例”，并以此解释中国历史。新一代史家借用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各种阶段论，撰写了不少新颖的历史著作。譬如，周维翰的《西史纲目》(初函上古史20卷，上海经世文社，1901年)对阶段论有充分的发挥。史前历史按人类使用的器具可分为三级：“铁级”、“铜级”、“石级”，而“石级”又分“精石级”和“粗石器”。古代人类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无衣无食、穴居野处的“初生之世”，渐次发展到“野番之世”、“酋长之世”、“君主之世”。^②这种用阶段论叙述历史，给人印象深刻，“所辟新理多为前人所未言”。^③嗣后，三期论被中国史家广泛用于描述上古社会的演进，取代了以往荒诞无稽的古史神话。

英国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1900)，严复译，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这本小书首次向中国读者展示了西方社会进化的轨迹，即由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逐级向上演进的过程。严复在译序说：“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方其为图腾也，其民渔猎，至于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间，其相嬗而转变者以游牧。最后由宗法以进于国家，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尅灭。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④人类社会(政治形态、产业形态)进化的图式即为：图腾(渔猎—游牧)——宗法(游牧—耕稼)——封建(耕稼)——国家(兵农工商)。此四阶段属先后递进发展的关系，由低级向高级爬升，人类社会毫无例外皆需经历。我国读者相信中国历史演进亦循此轨辙，“据天演之公例，以考社会之阶级；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其所以发明宗法社会者，谓由豢扰禽兽，至于人种群制，再进而为耕稼民族，又进而为工贾行社，虽言我国事绝少，然无一不与我国四千年来社会吻合”。^⑤夏曾佑认为庖牺氏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游牧社会，“为进化必历之阶级”，神农氏处耕稼社会，“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又由游牧社会，以进入耕稼社会”，“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而期有长短”。^⑥

西方学界所提出的社会进化图式并不一定完全被中国学者所采纳，但这些图式隐含了一种观看历史的思维方式，却被许多人所接受。历史应该表现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进，一个时代进化到另一个时代，后者优于前者，一浪推一浪，阐明“社会进化之阶级”。^⑦中国史家热衷于历史分期断代，或受此影响。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强调：“世无一成不变之局，读史者第当识其变迁，以明人民进化之阶级，不必先立一成见也。”^⑧吕思勉说：“历史上社会进化，每呈一动一静之观”，^⑨“任何一个社会，在已往，大都有个突飞猛晋的时期。隔著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晋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⑩中国旧史以朝代分期，在时间脉络中，不易呈现历史的转折、进化之迹，与进化史观的阶段论有本质的不同。“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代，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⑪因此，新史家写作历史经常刻意呈现历史的波澜起伏，一系列的转折构成一幅步步上升的历史画面，给人一种演进感，而不是静止停滞的。

梁启超受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启示，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期，提出著名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层层递进，不断向外扩张。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发明“三世七时代”：传疑时代、化成时代、极升时代、中衰时代、复盛时代、退化时代、更化时代，系于上古、中古、近世之下，着重于各个时代的演化。后来大部分中国历史叙述强调分期，放弃以朝断代的做法，让中国历史呈现出不断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无疑与阶段论的历史思维有渊源关系。

20世纪中西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具体单个人在历史中的隐退，^①这一取向与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纪传史学截然不同。中国近代史学之所以与国际接轨，不能不说受到西方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对晚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西人是英国的斯宾塞。他虽不是史学家，但是他的史学观念却被梁启超称誉为“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②对中国近代史学取向有关键性的作用。斯氏曾暗讽以往旧史近乎帝王传记，提出“邻猫生子”的比喻，在中国史学界流传广远。斯氏《教育论》(On Education)第一章“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识”(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最初发表于1859年《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③，颜永京译为中文，题名《肄业要览》，上海格致书室1882年出版。他反对写少数人的历史，主张历史应该写政府、宗教、阶级、风俗、迷信、法律、习惯、格言等广义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具体个人被群体化，“把人的动作藏在事里头”，^④见事不见人。梁启超对《肄业要览》推崇有加，直接启发他后来提出著名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姓家谱”说法。

王国维同样批评旧史关注于帝王将相事迹，“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疆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⑤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所著的《中国历史》，尤其强调“国民”在历史中应有之地位，批判“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记，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⑥素有旧学根柢的王舟瑶亦同情于新史家的批判，“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旧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之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⑦

斯宾塞的史学思想亦流传到日本，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接受之。浮田引用英国史学家阿诺德(Arnold Thomas，1795—1842)“历史者，社会之传记也”，谓之“颇近真理”。传记与历史“判然各殊”：“盖谓传记者，所以记个人之生活；历史者，所以记社会之生活也。虽所谓社会者由个人所组织，然个人与个人之间，于个人的志望、个人的利益外，更有公共之志望与公共之利益存焉。历史之所宜考究者在此也。故历史云云者，宜认为社会之历史，如文学社会、商业社会、宗教社会之历史云云者。宜认为普通公共之要素所存之历史，如苟无关于历史公共，则谓之传记则可，谓之历史则不可。且约而言之，则可云传记者，个人之历史；历史者，社会之传记焉”。^⑧梁启超无疑承袭了浮田的观点，强调“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⑨所以，单个具体的人物不再是历史书写的对象，群体化的人“事”始为历史的主体。彼时新史家所鼓吹的“民史”，不是为某一人写专传，亦不是为某一群人写列传，而是叙述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等“进化之状”。邓实曾计划写一部民史，拟定目录有种族史、语言文字史、风俗史、宗教史、学术史、教育史、地理史、户口史、实业史、人物史、民政史、交通史，虽谓之“民史”，却见不到具体人物，即使“人物史”一项，已抽象为类别。恰恰是这种没有“人”的历史，被早年梁启超称许为“史裁之正轨”。^①

“人群”、“社会”引入历史，则要求历史书写从单数向复数的转变，不再记载个人、专写帝王将相，应该叙述一个群体发展的历史。历史不是单数个人与事的记载，应该阐述复数人与人、事与事、群体与群体内部的有机关系，进而发现其中的公理公例。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批评传统史书“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所以，他要写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②又如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于“一家一人之事，则无不从略”，而详述“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关乎外国者”、“关乎社会者”。^③曾鲲化《中国历史》叙述“古今人群进化之大势，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为独一无二之主脑”。^④1906年汪嵚的《中国历史讲义》“重社会而轻个人，其不涉于社会者，皆从略”，^⑤这样的历史“使读者展卷而生爱国心，掩卷而滴忧国泪，庶不悖于国史之名义欤”。^⑥

如果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那么传统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确实难以实现这个目标，唯独与章节体相似的纪事本末体或能满足此需要。譬如，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用“区分时代”与“分析事类”的方法，用篇、章、节的方式安排史事，以时间先后顺序叙述同一类事件或问题，纵横交错，增强事件间的联系感，也更易于解析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章节体被广泛采用，正配合了中国史学“人的隐退”取向。纪传史学由中心退为边缘，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进化论引入历史，使史学观念发生革命性的改变，“重事轻人”成为史家之常识，亦成为评判史著高低之标准。1940年代吕思勉出版《中国通史》两册，体裁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论兼顾，但无具体人物，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被赞誉为“极多石破惊天的新理论”。^⑦如此，传统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写作模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群(社会)进化为中心的章节体历史写作模式，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趋势。

“人的隐退”取向，即使没有梁启超的鼓吹，也很难挽回时趋，但并不是说无人反思。1920年代，梁启超的很多想法跟早年非常不同，以前他肆意攻击以人为主的正史，而后来他却主张写“人的专史”，以人物作本位编专史，这是他思想日趋成熟的表现。他说：“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⑧做中国通史可以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时同类的事情和前后有关的事情都摆在一传内，这样分门别类撰写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⑨梁氏主张用传记写通史，是他对自己早年过激言论的一种纠偏。钱穆对历史“重事轻人”取向也有所反思，“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今天我们一切学术教育都学西洋，因此学校讲历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讲楚汉战争，汉高祖怎样打项羽？固然要讲到人，但只以事为主。……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⑩然而，时风已成，“重事轻人”似为学院史学的“预流”。到了抗战时期由于需要改进历史教育，时人才意识到“人”的重要，纪传史学一度有复兴的迹象。

既然历史书写的对象是人群、国家的历史，而不是“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①那么涉及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就不能如旧史家以单个人物和事件的善恶为标准，而应以是否顺应历史进化之大势为准则，顺之者美善，逆之者丑恶。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说：“虽述一奸雄之事迹，然仅以憎恶之情写之，尚未合历史家之资格，必也为之代表其同情乎。……譬如以反于人情之制度，而顾能行之于社会之上者，则当时必曾度其社会之可行与否也亦明矣。故准今日之事情，虽有不可不排斥者，而苟不以社会几分的同情观察之，则终不能谓正当之解释。”^②换言之，孤立评价历史人物之善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安顿于社会进化秩序中才能正确估量其价值。梁启超受他的影响，也有相类的看法：

善为史者，必无暇龂龂焉褒贬一二人，亦决不肯龂龂焉褒贬一二人。……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③

旧史家驾轻就熟以春秋微言大义褒贬历史人物和事件，但以社会进化的眼光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则是陌生的。但是，晚清以来经过进化论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国读书人慢慢地接受、习惯用进化维度评论人与事，从历史发展大势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而对旧史家所特别在意的善恶，不仅忽视，反过来还批判以伦理道德褒贬人物的做法。

1932年胡哲敷已经非常习惯用社会的视角评论历史，他说：“个人是全体社会的一个细胞，集合全数细胞而成一个有机体的社会，牵一发而全身动，个人与社会固是息息相关，不可分隔。个人的美恶，应该完全拿社会做标准。换句话说，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要与全部社群发生好像才能称之为美。所谓与全部社群发生好像者，倒也不一定要在当时当地的兑现。有些言行在当时为旧势力或恶势力所阻碍至后世始见其价值者，则其美的价值仍不稍损，孔子、孟子道不行于当时，功不朽于万世。”旧史家评论历史，多半忽于社会全体，以个人的成败得失计算，所以一篇传记大概记个人得失荣枯之经过，所论列的是非，亦多以此为衡。所以胡氏为秦始皇、隋炀帝平反，认为“万里长城，数千里运河，功用至今不衰，虽当时牺牲了若干人民，但拿整个历史，整个民族计算，这两件事毕竟是值得的。”^④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他不是从普遍的人性善恶角度立论，即旧史讲褒贬，以善人为法，恶人为戒，而是从冷冰冰的所谓“整个历史”、“整个民族”是否受益为出发点，对个人行为“不致有过分的苛责”，^⑤那些“若干人民”的生命、价值、尊严在滚滚历史洪流中皆微不足道。

以秦始皇为例，旧史家对秦始皇所推行的事业，尤其严刑峻法、修长城、焚书坑儒等，颇多非议。然而，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秦始皇所作所为却是积极进步的。日本文明史家田口卯吉曾给秦始皇平反，“秦之苛政，专归于始皇之度量狭隘，则未尽然也。盖开化史者，所以穷历代兴废之由，而详时势变迁之迹，一代之制度法治，有时势使之然，非一人之力所能致者也”。^⑥国内史家亦从“时势”角度为秦始皇辩解。吕思勉肯定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销毁兵器、统一度量衡和文字、迁徙富豪，是“时代所要求”、“时势所要求”，是“变古”，顺应时代的潮流。惟独焚书坑儒，是“复古”的，都是西周以前“学术官守，合而为一”的旧思想，“无道”到极点。^⑦之所以说秦始皇无道，并不在于坑杀多少儒生，而在于“复古”，违背了时代潮流。嗣后吕氏更反对把秦始皇说成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其实这是冤枉的”，“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⑧吕氏之所以有此见，是他一贯主张用进化眼光看历史的结果。^①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也为秦始皇辩护，“盖焚坑之举，原亦时势逼成。世多以此独罪秦皇，非笃论也”。^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秦始皇之所以能做到中央集权，“正因为历史推动他这样做，所以顺利的完成了他的愿望。……汉朝继承秦制，一般儒生却开口就斥秦朝的不是，后世政论家又跟着汉儒说话，其实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到嬴政才转上新的阶段，而这些人又正是这种制度的拥护者。”^③正因为秦始皇的事业推动了中国历史由一个阶段进步到另一个阶段，即使他的行为本身极为恶劣，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则其价值反而是正面积极的。翦伯赞说：“每一个历史上的反动行动单独地或孤立地看来，是反动的；但若把他统一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行程上去看，他或多或少总是具有一些进步性的。”^④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判，与旧史家出入甚大。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淡化人性的普世价值，成为进化史观乃至唯物史观的显著特征。钱穆对此种取向有所批评，他说：“读史而不注重人物，断难把握社会的重心。注重人物，应该能识别其贤奸智愚，人物的贤奸智愚，影响到人事之成败利害。任何一个时期人事的最后责任，即属于其时代之人物，人物应切实负人事之重责。”^⑤注重人物的“贤奸智愚”，恰恰是新派史家所反对的。

以某人某事之所以成败，取决于是否符合进化大势，时常成为人们一种程式化的表述。孙中山有一经典语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吕思勉说：“近人每好言著中国通史，吾不知其所谓‘通’者，其定义若何，若仍如《通志》之所谓通，吾敢决其必失败，以其于学术进化之趋势相反也。”^⑥问题在于，谁来定义“世界潮流”、“学术进化之趋势”是什么？这些好像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放诸四海皆准。谁掌握了话语权，常以历史真理为标榜，对不同声音者采取打压、排斥，形成一种强势论述。吕思勉《中国通史》谓“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学上的定律一样固定，决不会有例外。”^⑦语气如此决绝，此种非此即彼的思维，不能不说受进化论的影响。

借助各种管道，诸如教科书、通俗读物、报纸、学校教育等，与进化论有关的思想元素，传布与扩散到各个角落，形成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或隐或显干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以及行为选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运用这类思维，很多场合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上文所讨论到的，如历史背后有因果关系，历史存在阶段性变化，单独个人的隐退，评论历史缺乏人性维度等，只是思维方式受进化论影响所表现的诸多样式之一，其形式甚为繁复。进化论强调古今相联又相异，“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⑧因为要了解任何事物，必须追溯其过往，“现在是不能说明现在的。要说明现在，必须溯其原于已往。……既然现在的性质，都系从前所赋与，则要明白后一段事情，必须追求其前一段”。^⑨就观察事物的方法而言，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即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的到现在的样子。这种“态度”也是“方法”，即胡适所谓的“祖孙的方法”。同样受进化论的影响，它也会产生另一种“逆时思维”，即从当下现实需要出发(果)，逆推已往，寻找一个似乎合理的“因”。现实社会生活的幸与不幸，都是过去造成的，把责任都推卸给了历史，便会出现钱穆所担心的，“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⑩又因今胜于古，自然难以对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轻蔑传统，对现在和未来盲目乐观和自信，钱穆斥之为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⑪

进化史观强调过去、现在、未来彼此相联，了解过去，是为了知道现在，指导未来，换言之，未来并不是不可捉摸的，而且通过研究过去，可以知道未来的趋势。作为历史学家，具有双重任务，在知识层面，要善于发现“进化之公理公例”，在实践层面，史家的责任是“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史家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①正因为历史为解决现在问题、指引将来道路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梁启超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史家不仅是历史的书写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者不是抽离于历史，而是要探索历史趋势，然后参与到历史过程中，推动趋势尽早实现。这一观念到左翼史家那里又有进一步发展，翦伯赞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②唯物史观一个核心历史架构即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范文澜说史学家的任务，不仅要“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而且要根据法则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阶段，“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乃至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强调“研究中国历史，是每一个进步中国人民应负的责任”。^③这几乎是梁启超所说“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④之翻版。

需要指出的是，受进化论影响的思维方式虽大行其道，但受众所表现的样式则千差万别，或选择性接受，或互相对立，并无同一性。譬如，柳诒徵接受进化论者通常的论述：“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但他又说：“历史的事实，有些是有因果的，有些又无因果。”^⑤对于公理公例，柳氏承认历史有阶段性变化，但他主张“历史只有蜕化，没有甚么进化和退化”，与时人看法不同，曾被嘲笑没有常识，连达尔文的进化论都不知道。“五四”时期德人杜里舒来华讲学，也主张历史蜕化，被他引为同道。^⑥柳氏不仅不认为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价值指向性，而且未必具有普世性。“人类之动作，有共同之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所以，他的治史目标，“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⑦强调中西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是柳氏一以贯之的看法。关于历史应该写复数的国民历史，当年梁启超登高一呼，四方响应，但也有不同的声音。1906年刘乃晟的《中国历史课本》批评：“自新学勃兴，言历史者，动谓吾国旧史，大抵一姓帝王之私谱，于所谓民族史、国史之新义不相合，乃竞取小说杂记之所言，牵引附会，编次成书，求合于历史学之新义，此亦近今之通敝也。”自唐虞以来，皆以国土为君主之所有，故往者史家，皆以一姓统全国，因此《中国历史课本》“皆以帝王为纲”。^⑧关于历史分期，受进化论的影响，大多数史家采用上古、中古、近世区分法，但李泰棻《中国史纲》、陈恭禄《中国史》同受进化论的影响，却仍然主张以朝代分期。因为他们认为上古、中古、近世区分只适合于西欧历史，若用之于中国历史，则削足适履，武断牵强。

总之，经过进化论的思想改造，形成了新的强势话语，而原先那些属于主流的话语，逐渐被边缘化，斥为“异端”，视为落后过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隐而不彰。随着时间推移，当史家自我审视线性思维的不足，有些“异端”声音始被人所注意，彰显出思想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