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西方、日本各种思想资源在中国的流布,无形中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人们对史学的认知和理解发生了重要转折,包括什么是历史,历史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评论历史人物与事件,如何解释历史等,皆与传统史学分道扬镳,呈现崭新的面貌。经西学的洗礼,一般读书人欲回归传统历史写作模式,用传统的历史观念思考历史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史家在思维层面的急剧转变过程中,哪些域外资源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其转变的样式又如何,先行研究对此讨论不多,尚有深究的空间。①
一 《史学原论》众所周知,自从达尔文进化之说兴,历史观念为之大变。进化论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曾依托哪些媒介发挥作用?有关进化论的文本最出名的当然是严复所译《天演论》,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等观念经常被运用于历史解释。②但是,如果重访中国近代史学形成的脉络,近代读书人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写作方式的转变,似乎与《天演论》没有显著的直接关联。“阐理则易为言,责事则难为力”,③抽象的理论经过多重转换,用之于解释中国历史,欲达到方法与史料的圆融无碍,实践要比宣称难做得多。《天演论》被史家直接参考引用并不多,反而其他一些不起眼,乃至学术价值不高的西方、日本的译本,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这类文本主要包括:(一)史学专书,如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巴克尔(H.T.Buckle)《英国文明史》等;(二)与史学有一定关系的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等译著,如斯宾塞(H.Spencer)《群学肄言》、甄克思(E.Jenks)《社会通诠》、吉丁斯(F.H.Giddings)《社会学提纲》、有贺长雄《社会进化论》等;(三)汉译历史教科书,尤其是东洋史、“支那史”教科书,直接成为读书人叙述中国历史的范本。以上这些译著虽不是专门讨论进化学说,但多以进化论阐述史学,或提出社会进化论,或以进化眼光撰述历史,对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转变产生无远弗届的影响。
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是20世纪初年在中国史学界最为风行的一本史学理论教材,集中阐述进化史观,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受此书的影响最大。对于历史是什么,浮田完全以进化的眼光理解,深刻形塑中国读书人的历史观念。什么是进化现象?“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而生长而发达,是所谓进化的现象”。什么是历史现象?“凡今日如此,明日如彼,一见而不再见,而前进而生长而发达者,谓之历史的现象”。因此,“历史者,进化者也,故今日如此,明日即如彼。……历史的事实有发达有生长,为进化之现象,而无循环之现象者也。反之为无发达、无生长、无进化者,决不能属于历史之范围”。
关于人类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其肉体则初无进化,其心意之自然的能力则初无进步”,有永久进化之状势是“社会上之知识及道德及组织”,所以“言历史者,必意味之曰人类之历史,而言人类之历史者,必意味之曰社会之历史也”。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即是国家,“国家者,社会之社会也,社会组织之进于完全者也,人间社会之最高等者也”。个人只有存在于社会、国家才有意义,故历史是研究社会与国家的进化历史,而不是个人的历史。
历史不是一堆事实的集合,所叙述的是“事实之变迁进化,非单独孤立,而前后相连络也。在于其能生发事实也,前之事实为原因,后之事实为结果,前后之间,有生长有发达,而无断绝。其现象也,以自单至复,自简入繁,自同至异为原则。其范围也,以进化的现象为范围”。孤立的事实是没有价值的事实,只有那些“能生长能发达能进化之事实,在能联络过去、现在、将来之事实”,才是有价值的事实。
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来自竞争,“夫生存竞争之结果,自禽兽而进于野蛮之域,自野蛮而进于文明之域,有进攻,无退守,由是而有如花如玉如美人如天仙之一新世界”。这是线性历史观的典型表述,历史发展呈现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推进,由禽兽至野蛮,由野蛮至文明,有一个线性向上发展的历程,有进无退,最终导向一个美善的境界。浮田说:“史学者,研究人类进化阶级及法则之学也。”①不论对社会进步的阶段做何种划分,社会进化论皆强调人类历史存在阶段式的推进,犹如生物由一种形态进化为更高一级形态,井然有序。
进化论原本是从生物学领域中归纳出来的理论,英人斯宾塞把它泛化到社会领域,提出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如同生物,亦存在生长、发展,整体内的各个部分互相依存,一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部分。浮田和民则把历史视为有机体,如同社会、生物,有生长有发达,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环环相扣,由一个阶段发展到更高一个阶段,不断上升。
《史学原论》在同一时间出现五种译本,流传颇广,再经梁启超《新史学》的间接传播,以及其他新派学人的呼应,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和“好古非今”的退化史观,难怪时人惊叹“此等哲理夙为我国所未有梦见……一读之下,只觉思想之奇横,如养气之刺激于脑,议论之警辟,如轰雷之盘旋于顶”。②足见对中国读书人思维冲击之大。当然,近代中国史家的思维形塑过程无疑错综复杂,《史学原论》只是诸多思想资源中较为重要的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思想输入中国,对史家的观念皆有所改造,但不可否认的是,进化论影响之下的思维构成了近代中国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
二 “公理公例”中国传统史家缺乏追求公理公例的愿望,故梁启超批评旧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①这种“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历史,王国维视之为史料,不能说是历史。②那么,历史应该是怎么样呢?历史犹如生物有机体,叙述相互联络的事实,前为因后为果,孤立、单独的事实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历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③1902年王国维的老师日人藤田丰八指出历史乃“有机团体”,强调“人类之史迹前因后果,如连珠之不绝,若不明其中之关系,则数千年已往之陈迹,幻梦耳,浮云耳,何意义之足云”。④王国维完全接受这种观念,他说:“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⑤1902年梁启超承袭浮田《史学原论》,发表《新史学》,提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⑥历史应讲求因果关系,探寻公理公例,已然成为历史书写的一大宗旨。
历史惟有讲求因果关系,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才能增进人类的幸福。陈庆年明确指出:“近世历史为一科学,序次事实不可无系统。”认为“治史而不言系统,纲纪亡矣”。⑦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谓:“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国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 ⑧1906年汪嵚《中国历史讲义》以为“聚无系统之智识,则不足成为一科学”,故所编之书,“自开卷以讫终编,其系统斠然若一,即每编每节,亦复相联。故于人群之进化,事实之本末,旨一以贯之”。⑨又如相对保守的张运礼《中国历史全书》主张历史要考察“盛衰兴旺之递变,原因结果之相生”,这样才能避免“断烂朝报之讥”。⑩吕思勉向来强调史学研究“根本在于观众事之会通,以求其公例”。⑪近代史家多大程度上能呈现史事间的前因后果,颇可怀疑,但他们至少在宣称以追求公理公例为目标。
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提升为局部的公例,并以此解释历史现象。譬如,梁启超认为“凡人群第一期之进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中国有黄河、长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达之观。⑫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说:“千古依赖,凡居中国之地者,南人之文化,必高于北人;南人之武勇,必劣于北人。故南人恒为北人所制,此殆地形、民族之公例然哉。”又谓:“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 ⑬大多数史家视中外历史发展如一,公理公例皆可适用,具有普世性。
中国史家如夏曾佑、刘师培、吕思勉,根据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整理中国历史,从残缺琐屑的史料中作出一个系统的新颖解释。刘师培写有《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一文,指出关于“社会进化之阶级言之最详”的是《社会通诠》,通过解析中国字义,证明亦适用于中国历史。他说“吾闻西儒社会学之言矣,人民进化之阶级,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图腾之民事游牧,宗法之民事耕稼,然图腾之民莫不从事于战斗。及反求之中国古史,则神农以前华夏人民,大抵以游牧为生”,无礼仪法制,因“生口日滋”,地力日蹙,“不得不出于相争”。“种与种战,族与族争,日寻干戈,祸无宁日,死生之机,千钧一发。欲争自存,不得不筹自卫,欲筹自卫,不得不习戎兵。故炎黄以前,民群尚武,与后世流为文弱者不同。”并以“我”字证明古时“个人以尚武为本”,以“族”字证古时“家族以尚武为重”,以“师”、“辈”等字证明古时“社会以尚武为主”,以“国”字证明古时“国家以尚武为本”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过于信仰西方理论,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中国古书中的记载,与之符合,即足证明中国民族之进化,合乎常态。反之,若中国的历史不与这个臆说相符合,则必中国关于某‘阶段’的史绩,年代悠久,文献无征之故,社会进化论的本身,决不因不能应用到中国民族的进化史上来而稍可訾疑。”其论证的方式经常是演绎的,其表述的程式一般如“社会学家言……我国古代,似亦如此”、“社会学家言……征诸我国书传,亦多可见之”。时人批评吕思勉编著社会史讲义中的《男女篇》,“先拣定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作为纲要,然后再来检查中国的历史,逢到与社会进化论相似或相合之处,抄札下来,作为佐证,著成此篇”。②
三 “进化之阶级”“历史者何?所以载其演进发达之阶级也”。③进化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犹如有机体,进化历程之中必经种种“阶级”,由一个阶段向上一个阶段不断爬升,向一个更高级的目标挺进,达到美善的境界,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一条线性发展的轨迹,“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步无止境”。④而人类历史进化是普世的,任何文明必须经过每个阶段,“凡人群进化之阶级,皆有一定……此数种时代(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封建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凡国家必经过此四级时代而后完全成立,缺一不可焉”。⑤但是,“人类进化先后之秩序,各国皆同,惟各国进化之年代不必尽同”,⑥文明发展有先后,“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但为时有迟速”,⑦为“历代万国之公例”,⑧“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西方各种历史发展图式学说纷至沓来,流行较广的如“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行国——居国”、“渔猎——畜牧——耕桑”等,这种大刀阔斧式地把人类历史划分若干阶段,将纷繁复杂的人类文明简化为公式,呈现出线性进化图式,给人们提供了历史书写的框架。中国史家充分发挥对古代典籍熟稔的长处,按照公式寻找相应的历史材料,建构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进化,以不逆乎人类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
石铜铁三期论可能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历史发展图式⑩,对后来中国史家的历史叙述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三期论”最早由寓华传教士输入中国,如1873年《地学浅释》已介绍此说。至20世纪初,更多的文本论及三期论,使之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李思伦白(John Lambert Rees)译辑的《万国通史》(Histo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Nations,上海广学会1900年出版),前编卷一《太古志》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皆经历古石、新石、铜、铁四代,然后渐而成今日之盛”。⑪时人谓此说“皆华人从未道及”。⑫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第七节“史以前之时代”专门介绍三期论,“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①然后梁氏引证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必须经过酋长、豪族、君主三期,这是“历代万国之公例”,并以此解释中国历史。新一代史家借用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各种阶段论,撰写了不少新颖的历史著作。譬如,周维翰的《西史纲目》(初函上古史20卷,上海经世文社,1901年)对阶段论有充分的发挥。史前历史按人类使用的器具可分为三级:“铁级”、“铜级”、“石级”,而“石级”又分“精石级”和“粗石器”。古代人类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无衣无食、穴居野处的“初生之世”,渐次发展到“野番之世”、“酋长之世”、“君主之世”。②这种用阶段论叙述历史,给人印象深刻,“所辟新理多为前人所未言”。③嗣后,三期论被中国史家广泛用于描述上古社会的演进,取代了以往荒诞无稽的古史神话。
英国甄克思(Edward Jenks,1861—1939)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1900),严复译,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这本小书首次向中国读者展示了西方社会进化的轨迹,即由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逐级向上演进的过程。严复在译序说:“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方其为图腾也,其民渔猎,至于宗法,其民耕稼,而二者之间,其相嬗而转变者以游牧。最后由宗法以进于国家,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独至国家,而后兵、农、工、商四者之民备具,而其群相生相养之事乃极盛,而大和强立,蕃衍而不可以尅灭。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期有迟速,而不可或少紊者也。”④人类社会(政治形态、产业形态)进化的图式即为:图腾(渔猎—游牧)——宗法(游牧—耕稼)——封建(耕稼)——国家(兵农工商)。此四阶段属先后递进发展的关系,由低级向高级爬升,人类社会毫无例外皆需经历。我国读者相信中国历史演进亦循此轨辙,“据天演之公例,以考社会之阶级;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其所以发明宗法社会者,谓由豢扰禽兽,至于人种群制,再进而为耕稼民族,又进而为工贾行社,虽言我国事绝少,然无一不与我国四千年来社会吻合”。⑤夏曾佑认为庖牺氏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游牧社会,“为进化必历之阶级”,神农氏处耕稼社会,“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又由游牧社会,以进入耕稼社会”,“天下万国,其进化之级,莫不由此,而期有长短”。⑥
西方学界所提出的社会进化图式并不一定完全被中国学者所采纳,但这些图式隐含了一种观看历史的思维方式,却被许多人所接受。历史应该表现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进,一个时代进化到另一个时代,后者优于前者,一浪推一浪,阐明“社会进化之阶级”。⑦中国史家热衷于历史分期断代,或受此影响。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强调:“世无一成不变之局,读史者第当识其变迁,以明人民进化之阶级,不必先立一成见也。”⑧吕思勉说:“历史上社会进化,每呈一动一静之观”,⑨“任何一个社会,在已往,大都有个突飞猛晋的时期。隔著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晋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⑩中国旧史以朝代分期,在时间脉络中,不易呈现历史的转折、进化之迹,与进化史观的阶段论有本质的不同。“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代,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⑪因此,新史家写作历史经常刻意呈现历史的波澜起伏,一系列的转折构成一幅步步上升的历史画面,给人一种演进感,而不是静止停滞的。
梁启超受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启示,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期,提出著名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层层递进,不断向外扩张。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发明“三世七时代”:传疑时代、化成时代、极升时代、中衰时代、复盛时代、退化时代、更化时代,系于上古、中古、近世之下,着重于各个时代的演化。后来大部分中国历史叙述强调分期,放弃以朝断代的做法,让中国历史呈现出不断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无疑与阶段论的历史思维有渊源关系。
四 “多数之历史”20世纪中西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具体单个人在历史中的隐退,①这一取向与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纪传史学截然不同。中国近代史学之所以与国际接轨,不能不说受到西方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对晚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西人是英国的斯宾塞。他虽不是史学家,但是他的史学观念却被梁启超称誉为“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②对中国近代史学取向有关键性的作用。斯氏曾暗讽以往旧史近乎帝王传记,提出“邻猫生子”的比喻,在中国史学界流传广远。斯氏《教育论》(On Education)第一章“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知识”(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最初发表于1859年《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③,颜永京译为中文,题名《肄业要览》,上海格致书室1882年出版。他反对写少数人的历史,主张历史应该写政府、宗教、阶级、风俗、迷信、法律、习惯、格言等广义上的文化史或文明史。具体个人被群体化,“把人的动作藏在事里头”,④见事不见人。梁启超对《肄业要览》推崇有加,直接启发他后来提出著名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姓家谱”说法。
王国维同样批评旧史关注于帝王将相事迹,“二十余代载籍如海,欲藉此以知一时之政治、风俗、学术,譬诸石层千仞,所存疆石不过一二,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状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⑤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所著的《中国历史》,尤其强调“国民”在历史中应有之地位,批判“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记,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⑥素有旧学根柢的王舟瑶亦同情于新史家的批判,“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旧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之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⑦
斯宾塞的史学思想亦流传到日本,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接受之。浮田引用英国史学家阿诺德(Arnold Thomas,1795—1842)“历史者,社会之传记也”,谓之“颇近真理”。传记与历史“判然各殊”:“盖谓传记者,所以记个人之生活;历史者,所以记社会之生活也。虽所谓社会者由个人所组织,然个人与个人之间,于个人的志望、个人的利益外,更有公共之志望与公共之利益存焉。历史之所宜考究者在此也。故历史云云者,宜认为社会之历史,如文学社会、商业社会、宗教社会之历史云云者。宜认为普通公共之要素所存之历史,如苟无关于历史公共,则谓之传记则可,谓之历史则不可。且约而言之,则可云传记者,个人之历史;历史者,社会之传记焉”。⑧梁启超无疑承袭了浮田的观点,强调“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⑨所以,单个具体的人物不再是历史书写的对象,群体化的人“事”始为历史的主体。彼时新史家所鼓吹的“民史”,不是为某一人写专传,亦不是为某一群人写列传,而是叙述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等“进化之状”。邓实曾计划写一部民史,拟定目录有种族史、语言文字史、风俗史、宗教史、学术史、教育史、地理史、户口史、实业史、人物史、民政史、交通史,虽谓之“民史”,却见不到具体人物,即使“人物史”一项,已抽象为类别。恰恰是这种没有“人”的历史,被早年梁启超称许为“史裁之正轨”。①
“人群”、“社会”引入历史,则要求历史书写从单数向复数的转变,不再记载个人、专写帝王将相,应该叙述一个群体发展的历史。历史不是单数个人与事的记载,应该阐述复数人与人、事与事、群体与群体内部的有机关系,进而发现其中的公理公例。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批评传统史书“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所以,他要写历代政体之异同、种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纲、社会进化之阶级、学术进退之大势。②又如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于“一家一人之事,则无不从略”,而详述“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关乎外国者”、“关乎社会者”。③曾鲲化《中国历史》叙述“古今人群进化之大势,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为独一无二之主脑”。④1906年汪嵚的《中国历史讲义》“重社会而轻个人,其不涉于社会者,皆从略”,⑤这样的历史“使读者展卷而生爱国心,掩卷而滴忧国泪,庶不悖于国史之名义欤”。⑥
如果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那么传统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确实难以实现这个目标,唯独与章节体相似的纪事本末体或能满足此需要。譬如,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用“区分时代”与“分析事类”的方法,用篇、章、节的方式安排史事,以时间先后顺序叙述同一类事件或问题,纵横交错,增强事件间的联系感,也更易于解析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章节体被广泛采用,正配合了中国史学“人的隐退”取向。纪传史学由中心退为边缘,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进化论引入历史,使史学观念发生革命性的改变,“重事轻人”成为史家之常识,亦成为评判史著高低之标准。1940年代吕思勉出版《中国通史》两册,体裁别致,上册分类专述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论兼顾,但无具体人物,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被赞誉为“极多石破惊天的新理论”。⑦如此,传统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写作模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群(社会)进化为中心的章节体历史写作模式,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趋势。
“人的隐退”取向,即使没有梁启超的鼓吹,也很难挽回时趋,但并不是说无人反思。1920年代,梁启超的很多想法跟早年非常不同,以前他肆意攻击以人为主的正史,而后来他却主张写“人的专史”,以人物作本位编专史,这是他思想日趋成熟的表现。他说:“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⑧做中国通史可以用纪传体做一百篇传来包括全部历史,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时同类的事情和前后有关的事情都摆在一传内,这样分门别类撰写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⑨梁氏主张用传记写通史,是他对自己早年过激言论的一种纠偏。钱穆对历史“重事轻人”取向也有所反思,“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今天我们一切学术教育都学西洋,因此学校讲历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讲楚汉战争,汉高祖怎样打项羽?固然要讲到人,但只以事为主。……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⑩然而,时风已成,“重事轻人”似为学院史学的“预流”。到了抗战时期由于需要改进历史教育,时人才意识到“人”的重要,纪传史学一度有复兴的迹象。
五 世运与善恶既然历史书写的对象是人群、国家的历史,而不是“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①那么涉及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就不能如旧史家以单个人物和事件的善恶为标准,而应以是否顺应历史进化之大势为准则,顺之者美善,逆之者丑恶。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说:“虽述一奸雄之事迹,然仅以憎恶之情写之,尚未合历史家之资格,必也为之代表其同情乎。……譬如以反于人情之制度,而顾能行之于社会之上者,则当时必曾度其社会之可行与否也亦明矣。故准今日之事情,虽有不可不排斥者,而苟不以社会几分的同情观察之,则终不能谓正当之解释。”②换言之,孤立评价历史人物之善恶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安顿于社会进化秩序中才能正确估量其价值。梁启超受他的影响,也有相类的看法:
善为史者,必无暇龂龂焉褒贬一二人,亦决不肯龂龂焉褒贬一二人。……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③
旧史家驾轻就熟以春秋微言大义褒贬历史人物和事件,但以社会进化的眼光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则是陌生的。但是,晚清以来经过进化论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国读书人慢慢地接受、习惯用进化维度评论人与事,从历史发展大势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而对旧史家所特别在意的善恶,不仅忽视,反过来还批判以伦理道德褒贬人物的做法。
1932年胡哲敷已经非常习惯用社会的视角评论历史,他说:“个人是全体社会的一个细胞,集合全数细胞而成一个有机体的社会,牵一发而全身动,个人与社会固是息息相关,不可分隔。个人的美恶,应该完全拿社会做标准。换句话说,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要与全部社群发生好像才能称之为美。所谓与全部社群发生好像者,倒也不一定要在当时当地的兑现。有些言行在当时为旧势力或恶势力所阻碍至后世始见其价值者,则其美的价值仍不稍损,孔子、孟子道不行于当时,功不朽于万世。”旧史家评论历史,多半忽于社会全体,以个人的成败得失计算,所以一篇传记大概记个人得失荣枯之经过,所论列的是非,亦多以此为衡。所以胡氏为秦始皇、隋炀帝平反,认为“万里长城,数千里运河,功用至今不衰,虽当时牺牲了若干人民,但拿整个历史,整个民族计算,这两件事毕竟是值得的。”④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他不是从普遍的人性善恶角度立论,即旧史讲褒贬,以善人为法,恶人为戒,而是从冷冰冰的所谓“整个历史”、“整个民族”是否受益为出发点,对个人行为“不致有过分的苛责”,⑤那些“若干人民”的生命、价值、尊严在滚滚历史洪流中皆微不足道。
以秦始皇为例,旧史家对秦始皇所推行的事业,尤其严刑峻法、修长城、焚书坑儒等,颇多非议。然而,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秦始皇所作所为却是积极进步的。日本文明史家田口卯吉曾给秦始皇平反,“秦之苛政,专归于始皇之度量狭隘,则未尽然也。盖开化史者,所以穷历代兴废之由,而详时势变迁之迹,一代之制度法治,有时势使之然,非一人之力所能致者也”。⑥国内史家亦从“时势”角度为秦始皇辩解。吕思勉肯定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销毁兵器、统一度量衡和文字、迁徙富豪,是“时代所要求”、“时势所要求”,是“变古”,顺应时代的潮流。惟独焚书坑儒,是“复古”的,都是西周以前“学术官守,合而为一”的旧思想,“无道”到极点。⑦之所以说秦始皇无道,并不在于坑杀多少儒生,而在于“复古”,违背了时代潮流。嗣后吕氏更反对把秦始皇说成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其实这是冤枉的”,“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⑧吕氏之所以有此见,是他一贯主张用进化眼光看历史的结果。①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也为秦始皇辩护,“盖焚坑之举,原亦时势逼成。世多以此独罪秦皇,非笃论也”。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秦始皇之所以能做到中央集权,“正因为历史推动他这样做,所以顺利的完成了他的愿望。……汉朝继承秦制,一般儒生却开口就斥秦朝的不是,后世政论家又跟着汉儒说话,其实中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到嬴政才转上新的阶段,而这些人又正是这种制度的拥护者。”③正因为秦始皇的事业推动了中国历史由一个阶段进步到另一个阶段,即使他的行为本身极为恶劣,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则其价值反而是正面积极的。翦伯赞说:“每一个历史上的反动行动单独地或孤立地看来,是反动的;但若把他统一到整个历史发展的行程上去看,他或多或少总是具有一些进步性的。”④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判,与旧史家出入甚大。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淡化人性的普世价值,成为进化史观乃至唯物史观的显著特征。钱穆对此种取向有所批评,他说:“读史而不注重人物,断难把握社会的重心。注重人物,应该能识别其贤奸智愚,人物的贤奸智愚,影响到人事之成败利害。任何一个时期人事的最后责任,即属于其时代之人物,人物应切实负人事之重责。”⑤注重人物的“贤奸智愚”,恰恰是新派史家所反对的。
以某人某事之所以成败,取决于是否符合进化大势,时常成为人们一种程式化的表述。孙中山有一经典语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吕思勉说:“近人每好言著中国通史,吾不知其所谓‘通’者,其定义若何,若仍如《通志》之所谓通,吾敢决其必失败,以其于学术进化之趋势相反也。”⑥问题在于,谁来定义“世界潮流”、“学术进化之趋势”是什么?这些好像是不证自明的真理,放诸四海皆准。谁掌握了话语权,常以历史真理为标榜,对不同声音者采取打压、排斥,形成一种强势论述。吕思勉《中国通史》谓“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学上的定律一样固定,决不会有例外。”⑦语气如此决绝,此种非此即彼的思维,不能不说受进化论的影响。
余论借助各种管道,诸如教科书、通俗读物、报纸、学校教育等,与进化论有关的思想元素,传布与扩散到各个角落,形成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或隐或显干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以及行为选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运用这类思维,很多场合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上文所讨论到的,如历史背后有因果关系,历史存在阶段性变化,单独个人的隐退,评论历史缺乏人性维度等,只是思维方式受进化论影响所表现的诸多样式之一,其形式甚为繁复。进化论强调古今相联又相异,“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其夷险”。⑧因为要了解任何事物,必须追溯其过往,“现在是不能说明现在的。要说明现在,必须溯其原于已往。……既然现在的性质,都系从前所赋与,则要明白后一段事情,必须追求其前一段”。⑨就观察事物的方法而言,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即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的到现在的样子。这种“态度”也是“方法”,即胡适所谓的“祖孙的方法”。同样受进化论的影响,它也会产生另一种“逆时思维”,即从当下现实需要出发(果),逆推已往,寻找一个似乎合理的“因”。现实社会生活的幸与不幸,都是过去造成的,把责任都推卸给了历史,便会出现钱穆所担心的,“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⑩又因今胜于古,自然难以对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轻蔑传统,对现在和未来盲目乐观和自信,钱穆斥之为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⑪
进化史观强调过去、现在、未来彼此相联,了解过去,是为了知道现在,指导未来,换言之,未来并不是不可捉摸的,而且通过研究过去,可以知道未来的趋势。作为历史学家,具有双重任务,在知识层面,要善于发现“进化之公理公例”,在实践层面,史家的责任是“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史家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①正因为历史为解决现在问题、指引将来道路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梁启超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史家不仅是历史的书写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者不是抽离于历史,而是要探索历史趋势,然后参与到历史过程中,推动趋势尽早实现。这一观念到左翼史家那里又有进一步发展,翦伯赞明确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②唯物史观一个核心历史架构即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范文澜说史学家的任务,不仅要“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而且要根据法则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阶段,“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乃至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强调“研究中国历史,是每一个进步中国人民应负的责任”。③这几乎是梁启超所说“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④之翻版。
需要指出的是,受进化论影响的思维方式虽大行其道,但受众所表现的样式则千差万别,或选择性接受,或互相对立,并无同一性。譬如,柳诒徵接受进化论者通常的论述:“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但他又说:“历史的事实,有些是有因果的,有些又无因果。”⑤对于公理公例,柳氏承认历史有阶段性变化,但他主张“历史只有蜕化,没有甚么进化和退化”,与时人看法不同,曾被嘲笑没有常识,连达尔文的进化论都不知道。“五四”时期德人杜里舒来华讲学,也主张历史蜕化,被他引为同道。⑥柳氏不仅不认为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价值指向性,而且未必具有普世性。“人类之动作,有共同之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所以,他的治史目标,“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⑦强调中西历史经验的独特性,是柳氏一以贯之的看法。关于历史应该写复数的国民历史,当年梁启超登高一呼,四方响应,但也有不同的声音。1906年刘乃晟的《中国历史课本》批评:“自新学勃兴,言历史者,动谓吾国旧史,大抵一姓帝王之私谱,于所谓民族史、国史之新义不相合,乃竞取小说杂记之所言,牵引附会,编次成书,求合于历史学之新义,此亦近今之通敝也。”自唐虞以来,皆以国土为君主之所有,故往者史家,皆以一姓统全国,因此《中国历史课本》“皆以帝王为纲”。⑧关于历史分期,受进化论的影响,大多数史家采用上古、中古、近世区分法,但李泰棻《中国史纲》、陈恭禄《中国史》同受进化论的影响,却仍然主张以朝代分期。因为他们认为上古、中古、近世区分只适合于西欧历史,若用之于中国历史,则削足适履,武断牵强。
总之,经过进化论的思想改造,形成了新的强势话语,而原先那些属于主流的话语,逐渐被边缘化,斥为“异端”,视为落后过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隐而不彰。随着时间推移,当史家自我审视线性思维的不足,有些“异端”声音始被人所注意,彰显出思想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