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亡后，为防止蒙元残余势力的反扑，朱元璋于北境棋置卫所都司，轮遣勋臣莅边练兵缮城。接着，朱元璋又“沿边开藩”，①分派宗室驻守各地，藉此构筑起一套以都司统兵，勋臣征伐，宗藩监军，分权而立的军事管理体系，②希冀内外相制而无尾大不掉之虞。然而，伴随着明代历史的演进，屯政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宗室制度亦逐渐趋于畸形，边军日颓，宗室日困，嘉靖朝爆发了全面的北疆危机。③嘉靖二十四年的大同朱充灼叛乱，既是北疆危机下沿边宗室问题日益加剧的缩影，也是宗室弊病积重难返时北疆危机愈益严峻的写照。④
一 大同宗室的边疆生存环境嘉靖时期的大同边疆局势，内忧外患，主要表现为边饷匮乏而边军不振，城防大坏而鞑靼肆虐，经济凋敝而军民交困，宗室日窘而犯罪猖獗。其中，边军不振与宗室日窘是两大核心问题，①两者交相推波助澜，始之于俸粮危机，继而引发军事危机与社会危机，最终导致全面边疆危机的爆发。
根据朱元璋的制度设计，边军粮饷主要取给于军屯与商屯，佐之以“沿边郡邑赋税”。②明朝初期，屯政制度严明，边军粮饷保障及时。然而，到明代中期，北疆局势开始恶化，一方面，屯政不断遭到破坏，以屯养军变得难以为继，募兵制兴起，募兵之外，增以客兵，诸边军费快速增长，民运与年例数额急剧膨胀。③随着明朝中期财政危机的加剧，边军军饷拨付日益“不给”且“饷给不时”，④守军士气低落，战力不振。另一方面，北边的军事压力却逐年递增。正统后，明蒙攻守异势。成化年间鞑靼侵占河套地区，各部南掠愈益加剧，“无岁不深入，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攻势在嘉靖时期达到高峰。各镇守将徒拥重兵，“莫敢谁何”，军民人心惶惶。明朝政府疲于应付，耗饷数百万，却“战守无尺寸功”。鞑靼军深入内地，“如履故途”，边疆守御岌岌可危。⑤
而大同镇因北控边鄙，南辅圻甸，是拱卫京城安危的锁钥，又因大同“无山设险”，紧邻河套，易攻难守，成了北敌南寇山西的“必窥之路”。⑥为此，大同重兵云集，并由代藩坐镇，纲维重地。在明代中期各边军饷欠缺的风潮下，大同镇亦未能幸免，军饷一度“经年未支”。⑦地方有司为防激变，“左支右吾”，极力协补，因数额过于庞大，致使大同深陷“艰窘”之境。⑧而大同守将又罔视危况，“抚驭失宜”，驱众严苛，修堡筑边之役休番无期，军心益加怨怼，终酿成了嘉靖三年与嘉靖十二年的两次大规模兵变。⑨迭遭外患与内变的大同，城垣失修，城防大坏，不少地段“仅存形影”，毫无守御功能。鞑靼精骑可以一跃而上，零星数十骑即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⑩大同军民人情汹汹，“皆怀必死之惧”，⑪进退维谷之下，纷纷自寻出路。守边将官利用职权，盘剥军士，蓄积钱财，遇有鞑靼犯境，辄“私贿”敌军，狼狈自保。普通兵民为免遭屠戮，不惜孤注一掷，委身北敌，投靠鞑靼，“窃出而从敌”者“无虑数万”，以近乎自断后路的极端行为仓皇自救，甘当敌军入寇的向导，“岁诱虏入寇”。⑫这其中，还有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推涛作浪，便是漠北的白莲教势力。终明一代，明朝政府与白莲教势力始终处于对抗状态，白莲教势力为反抗明朝，频频勾结鞑靼，骚扰边陲。⑬大同镇又是明代漠北白莲教传播的重心，不少白莲教徒隐匿城内，择机而动，如朱充灼麾下李纪、张淮等人即为潜伏的白莲教徒，白莲教徒也成为朱充灼叛乱的核心力量。可以说，在鞑靼的震恐下，大同兵民的心理防线已濒临崩溃，“人心之反侧靡定，摇惑最易，安辑为难”，⑭投降鞑靼之事司空见惯，故而日后朱充灼萌生勾结鞑靼的念头，众人群起而附议的行为，绝非偶然。
身处大同城内的代府宗室，既不能幸免鞑靼抄掠之苦与兵变骚扰之累，更是深陷宗粮无着之困中。从明成祖开始，为消弭宗室称兵谋逆之患，朝廷对宗室实行“藩禁”政策。宗室在“藩禁”政策的禁锢下沦为坐食宗禄的寄生群体。①宗室禄粮仰给于有司，就食于附近州县。②各府宗室为多求禄米，莫不广纳妾滕，广生子嗣。宗室人口急剧膨胀，宗禄支出扶摇直上，至嘉靖年间更是发展到了“天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处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宗室禄米数额倍于国课之数的地步。③地方无力供给，困于无措，宗禄积欠日甚一日。北疆各府宗室因分封较早，人口繁众，封地又皆为民少赋薄之处，加之常年战乱而经济凋敝，宗室缺粮的局面较之内陆，更为严重。朝野上下改革宗藩制度之议虽不绝于耳，但当政者或囿于祖训，或慑于宗室谋逆之忧，抱定“藩禁”政策不放松，“严之为禁，略无变通”，坐视困境而无以为策。④沿边各府中，又以代府宗室的处境最为堪忧。大同各州县“地土瘠狭”，筹集禄粮已是力不从心，又因“军饷浩繁，左支右吾，已极艰窘”，伴随着宗室人口的激增，“复加以禄米之倍增，日益困矣”。⑤而边防大坏，大同惨遭鞑靼野蛮蹂躏，“邑无完雉，堡尽血燐”，社会生产遭到沉重破坏。⑥两次兵变中，宗室们备受叛军逼迫，“多有避患出城潜匿民间者”，颠沛流离。⑦一连串的打击过后，大同经济雪上加霜，满目疮痍，宗室箪瓢屡空，无以为生，苦不堪言。
所谓困则思变，一些不愿坐以待毙的宗室开始铤而走险，为索取禄米，冲击府衙、劫夺民间、哄抢市肆、抗击官军之事层出不穷。宗室坐食宗禄，载之明文令典，索禄亦是理直气壮，故而各处藩王虽见宗室犯罪而“不敢戒谕”，王府官员也“不敢谏正”，地方三司更“不敢具奏”，甚至“枉道避之”，“肆其所为”。⑧由此，各处宗室上至亲郡王，下至庶人罪宗，更加无所禁畏，视朝廷法度如无物。素以性资强悍著称的大同宗室更成为宗室犯罪的高发群体，“将军以下人等类多不法”，⑨各类犯罪屡出迭现，城内人心惶惶，危情汹汹，乃至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才履职上任的宣大总督翁万达、大同巡抚詹荣两人甫莅大同，即不约而同地敏锐嗅察到了大同宗室谋乱的端倪隐忧。⑩两人披沥胸臆，对宗室动向忧心忡忡，甚至指名道姓，谓宗室朱充灼恐“不戒无将”，却碍于“暧昧无证，不敢遽言”。⑪不久之后，朱充灼的叛乱，验证了翁万达的判断正确。
大同边疆，蒙强明弱的攻防态势，人心浮动的艰险情势，边军不振的萎靡病势，宗室日窘的乏计困势，各类危机因素的交织和蔓延，不仅将朱充灼逼向叛乱深渊，更成为他发动叛乱的自信所在、行动所系、人手所依。这一切，都在日后的叛乱过程中予以了充分的体现。朱充灼的叛乱，虽因偶然的意外，最终未能得逞，但整个的叛乱过程，从起事谋划到人员招募，再从火烧草场到联络鞑靼，各个环节的递进，无不顺利通畅。大同边疆的各类危机矛盾不但在朱充灼的叛乱中彻底暴露，更在其激化下呈现出了进一步的恶化之势。
二 朱充灼谋叛过程分析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朱充灼等人公然劫夺知府刘永的行李，遭到詹荣据实参奏，被朝廷处以剥夺禄米的重罚，这一事件成了朱充灼走向叛乱的导火索。明制，宗室“非有大罪，不废禄食”。①心有不甘的朱充灼遂假托饮酒之名，密召群党，攻讦朝廷小题大做，“以掠数钱为罪”，处置失宜；又攻击代王袖手旁观，坐视同宗陷入绝境，却不施以援手。桀骜不驯的朱充灼借机煽动众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而此刻鞑靼兵锋锐利，屡次南下，“势难抵敌”，正可假手于鞑靼，攻取大同，以图富贵。②勾结外敌，图谋社稷，实属大罪，孰料朱充灼的倡议一经说出，众人不仅未予反对，竟然一致赞和，主动为其密谋出策，荧惑朱充灼付诸实践。众人决定先烧毁大同各草场，使“兵马不得屯牧”，困住大同守军，然后串联鞑靼，邀其出兵，包围大同城，最后里应外合，放鞑靼军入城，“杀代王及镇抚大臣”。③商议既定，一干人等明确分工，外出寻觅执行火烧草场及联络鞑靼的人选。
朱充灼决计反明后，党徒中所潜伏的白莲教徒积极奔走。很快，在李纪、张淮等人的牵头下，区内白莲教众闻风而动，前来加盟入伙，教首罗廷玺更是被朱充灼倚为军师。在白莲教势力的协助下，各项谋反细节加快了落实步伐。不久，最关键的物色“久惯走边放火之人”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蛰居大同的叛民卫奉曾多次潜出塞外，或为叛军出使鞑靼，或为鞑靼入寇向导，通晓蒙古语且熟知道路。在白莲教徒次仲太许以高官厚爵的引诱下，卫奉欣然应允“去边外勾引胡兵助力”④同时，宗室朱充
人手招募得当后，朱充灼伙同朱俊桐等宗室着手查勘草场事宜。众人决定，假称上京申诉禄粮被夺一案，“踏勘路程”，掩人耳目。两日后，乘着大同城内官军出兵之机，朱充灼等宗室“各悬带弓箭，骑坐马匹，混入官军队内，潜出东门”。此时的城门守将，或缺勤未到，或“不行盘诘”，专司王府管理的王府官员们又得过且过，“失于觉察”。朱充灼等人出城，顺利查勘好潜入草场的路径。⑥朱充灼一伙堂而皇之混迹于部伍中，从容往返，带队将官、同行士卒、守门卫兵等居然无一人识出，边军腐败可见一斑。
嘉靖二十四年五月，门四一众六人潜入大同六处草场放火，竟无一处失手。翁万达料定其中必有阴谋，严令搜捕放火之人。无独有偶，叛民王义受鞑靼所遣，也于此时潜入山阴草场。火势突起，王义不知草场何故起火，急忙从草场奔出。官军见王义从草场突兀而出，形迹可疑，又从行囊中搜出火具，并未细致分析王义一人分烧六处草场的可行性，即坐实了王义的放火罪行，而真凶却乘机逃之法外。直到不久后，官府在审理一起王府盗窃案时，才意外从朱充
而朱充灼见草场火起，当即催促卫奉动身北上。大同各处官军虽已接到翁万达“察内外奸宄”的严令，但大多是置若罔闻，管墩军官皆“督率不谨”，守墩军人亦是“不行瞭望盘拿”。卫奉轻而易举地“暗行出边”，并和鞑靼小王子部下察罕儿完成接洽。⑩双方约定由卫奉回禀朱充灼，设法“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小王子所用为识”，择定日期，届时小王子“兵至城下，揭旗为信”，城内朱充灼等人乘机内应。⑪卫奉的返城之途同样是无惊无险，卫奉先后经过阳和后口、将军口、阳和口、镇河堡墩等卡，各处官军或是守将缺岗，或是听闻卫奉所言“奉周总兵差遣，远哨回来”的谎言，“不行查验有无信印票帖，辄便轻信，就放卫奉等入边回家”。①卫奉出入大同关卡，来去自如，边军守备形同虚设。
谋叛进展顺利深入，让朱充灼的内心益发张狂无忌。为了师出有名，朱充灼又令人撰写表文，内中编造元明两朝所谓的“金匮之盟”，妄言明朝“借元祖江山社稷一百五十余年，历数复移，大元继位”；捏称明朝即将征伐鞑靼，恫吓小王子将“北国灭尽，永不还朝”，邀其迅速出兵，并“许以大同为赂”，答应事成之后，“大同以畀北朝，不设兵戍也”。②七月，卫奉一行四人携带表文与大批物资，再行出关。与前次出关一样，卫奉出关的过程仍然未受到任何阻力。遇有官军盘问，卫奉辄又故技重施，诈称受周尚文差遣出关侦查；各卡官军“咸不之疑”，不行查验有无印信票帖，反而主动开放暗门，任由卫奉等人远行出塞。③
然而，卫奉等人成功出塞后的意外被捕，致使局势出现突然的变化。翁万达上任后，着力加强情报收集工作，针对旧军“意多因循，虑欠严慎”，“哨探不严”的弊症，密函各处官员务“以私人密布之境上”，启用亲信士卒出关哨探。④巧合的是，就在卫奉出镇河堡墩的次日，大同总兵官周尚文所遣亲信卫兵周现、赵小挨等人亦刚好巡至镇河堡墩夜宿，听闻守军说起昨日有一行四人出关哨探，行李中有雨伞等物品，顿觉“踪迹可疑”，连夜出关，“誓死穷追”。⑤而卫奉既已出塞，行至榆树湾，遇到倾盆大雨，行李尽被淋湿。四人自恃地处塞外，明军鞭长莫及，且大功即将告成，不免放松了警惕，驻足而歇，晾晒行李，延误多时。⑥周现率军长途奔袭，追到榆树湾，见卫奉四人尚未撤离，便将他们连人带物一并擒获，扭送回关。在物证、人证面前，翁万达确定了朱充灼的谋反事实，震惊之余，他一面差人秘启代王拘縻朱充灼，一面继续审讯卫奉四人。同时，翁万达宣布全镇戒严，调集“宿兵各关隘待虏”，严防鞑靼小王子突袭，并急调客军前来大同“镇压防缉”，严防城内宗室“外合内应”。⑦翁万达不惜劳师靡饷，调集大军进城专司弹压宗室，足见他对大同城内宗室忌惮之深。
代王接到密奏后，拿下朱充灼等人，并“戢宁宗党，不致他虞”，稳住城内宗室群体。⑧各府衙则巡捕四出，凡参与叛乱人员，除罗廷玺外，悉数落网。而罗廷玺一路潜逃，并在行将被捕之际服毒自尽。⑨内险既除，翁万达全力应对外患。果然，嘉靖二十四年八月，鞑靼小王子数万铁骑兵犯大同，一举突破鹁鸽谷，鹁鸽谷守军全军覆没。鞑靼正欲深入，却遭到了翁万达、周尚文、詹荣等人的顽强阻击。翁万达率军“奋勇鏖战，据险遏敌”，并派遣明军骑兵四出邀击。鞑靼军前进受阻，又登高望见明军云集，自知暂时取胜无望，只得退兵而去。明军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逼退了鞑靼的进攻。⑩
三 朝廷的处置与善后朱充灼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惊。一者，宗室勾结北虏，自明代开国以来所未有，此事开了可怕的先例；二者，鞑靼虽肆意寇边，但因缺乏强力内应，“终不能为社稷患者”，而此番朱充灼主动欲为内应，“其谋甚狂，旗号表文，悖嫚不道”，一旦为其所逞，后果“将不止如往年寘鐇动摇于宁夏，宸濠惨烈于江西也”。且破获该案，实属偶然，翁万达庆幸之余不免心有余悸。①鉴于大同自兵变以来，上下姑息苟安，“法之不行”的陋弊，从为儆效尤、整肃人心考虑，翁万达将涉及本案的参与谋反之人(宗室除外)、窝藏逃犯之人、盘查不严的守军、辅导不力的王府官员、知情不报的亲属一应人员一并逮捕，严加审讯，并以“刑乱国用重典”为由，力主朝廷将张文博等十九名主犯“凌迟处死”，八名协犯斩立决，十七名守关士兵与王府官员“各杖八十”，二十六名情节稍轻者及主犯家属“依律给功臣之家为奴”，罗廷玺、次仲太“仍照例剉尸”。②
而宗室犯罪，“与臣庶不同”，有司不得“擅自勾闻”，须“实封奏闻取旨”，“小罪不遽加刑，大罪必下抚按会勘，或差法司往勘”，不可“止据一偏之词”而“轻自处分”，一应惩处“取自上裁”。③翁万达唯恐朱充灼等荫庇于“亲亲”之名而“得从末减”，遂以“祖训昭然，典章具在”为词，以“姑息之风”，“他日之祸”为戒，奏请朝廷“除恶务本”。④嘉靖帝接到奏疏，颇为震怒，诏令将一干罪宗械送至京师午门前，由司礼监、驸马、五府、九卿科道、锦衣卫等官会审。审讯的结果毫无悬疑，各位宗室所犯罪行，考讯有据，无可置喙。会审上呈，嘉靖帝当即批复，同意处决诸位宗室。不过，震怒过后的嘉靖帝很快又陷入国法律条与“亲亲之义”的摇摆之中，以“今献岁之初，未可行刑，姑系诏狱”为由，“不忍置法踰年”。⑤法司见此，惟恐有变，接连上奏复请。嘉靖帝权衡许久，终于下旨，将朱充灼等八名宗室处决，朱充棄、朱俊棭送往高墙禁锢，张文博等三十余人斩首示众，并将督导不力的王府官员逮捕入狱。⑥
朱充灼一案虽告平息，但是大同边军不振与宗室困窘的局面依然严峻。翁万达在整军经武，勤修城垣，加强战备的同时，着力于解决大同军费边饷的落实。在嘉靖帝的大力支持下，翁万达向户部争取到大笔财政拨款，利用休战间隙抓紧屯牧建设，充实军资需储；另一方面，他又在辖区内厉行精兵简政，“慎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节省开支。两者双管齐下，大同边军的粮饷问题由此大为纾缓，边境局势也明显改善。⑦然而，翁万达的努力，并未能从根本上治愈大同军饷不足与战力不振的沉疴旧疾，也未能扭转大同边境蒙攻明守的长期格局，鞑靼军仍然时时南侵。且随着翁万达的去职，大同边军又重新堕回纪纲废弛的危境中，不仅前功尽弃，处境更是愈发难以收拾。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大同军的战力不振与军纪败坏，暴露的淋漓尽致。此役，鞑靼俺答兵窥大同，守将仇鸾“惶惧无策”，只得以重币贿赂俺答，结好订盟，“令移寇他塞，勿犯大同”。鞑靼乘机突破长城边防，直扑北京城下，蹂躏京畿。各镇边军赴京勤王，畏于鞑靼兵势，皆是“恇怯不敢战”，纷纷避敌自保。又因“粮馈不支，士多馁死”，各军“兵饥怨望”，军纪大坏。其中，大同边军“尤无律，往往推髻劫掠村落中”，“民苦之甚于贼”。俺答饱载而归，途中与仇鸾相遇。鞑靼“纵骑蹂阵而入”，明军大败，仇鸾“仅以身免”。⑧边军一击即溃的惨象令人触目惊心。过后，惊恐未定的明廷，竭力加大边费投入，“年例犒赏之费，比之先朝，数几百倍”，各地府库被“搜刮已尽”，因边军不振而引发的财政危机达到了空前程度。⑨
作为主镇官员，翁万达在上书严惩叛宗的同时，也对宗室的处境表示了一定的同情，直陈叛乱的根源就在于“众聚而地力不供”，吁请朝廷妥为善后。⑩实际上，改革现有宗室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宗室的生计问题，也成为一批朝野之士的共识，不少宗室亦上疏，“欲请田自给，欲试官自效”，①但在皇明祖训的束缚下，当事者或“惕于变乱成法之条”，或“沮于离间亲王之典”，②遽难废止“厚养”之制与“藩禁”之法。无奈之下，朝廷只得在有限的范围内修葺小补，裁剪宗室禄粮，控制人口数量，限封限爵，迁移小部分宗室，整顿与宗室有关的各级人员，严禁宗室越关奏扰，树立榜样激劝宗室，开宗学等。③然而，各项改革并未切中宗室困境的核心要点，“顾其标而失其本，睹其偏而遗其全”，④扬汤止沸，致使宗室问题积弊愈甚，各地宗室生计更加恶劣，有“身系封城，动作有禁，无产可鬻，无人可依”者，有“数日之中，曾不一食”者，有“年逾三十而不能婚配，有举露十年而不得殡埋，有行乞市井，有佣作民间，有流移他乡，有饿死道路”者，⑤凄惨之状，不忍直视。焦头烂额的朝廷，为暂纾困境，东挪西凑，甚至不惜饮鸩止渴，挪用军饷补助宗禄，如嘉靖二十七年以“解边之用”的河东运司盐“补给代府禄粮”。⑥北疆各府宗室的禄粮问题无法解决，宗室犯罪的问题也无从根治，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如朱充灼叛乱后，大同代王威望日轻，城内宗室公然不服管束，益加暴横，“纠众劫夺”、“群凶殴打知府”之事习以为常，成了守土疆臣忧心难处的棘手之事。⑦
结语嘉靖朝的北疆危机，直接原因是边军不振、边情告警，宗室日困、犯罪猖獗，而边军不振与宗室日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边饷不支”、“藩禄不给”。⑧按照朱元璋的设计，边饷主要取给于屯粮，宗禄就食于州县，两者在来源上鲜有交集。但是，随着屯田制的衰落，边饷逐渐仰赖民运与府库供应，依靠地方赋税维持，边饷与宗禄的关系也日益殊途同归。受募兵数量增加与宗室人口膨胀的推动，边饷与宗禄的需求大幅提升。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之下，两者陷入互相挤占，彼此竞争的恶性循环之中。边饷不继，致使边军战力低下，城防大坏，人心不稳，难以抵挡外敌的入侵，沿边经济也愈加凋敝。朝廷为抵御外敌，只能加紧措税置粮供应边军，地方财政日趋不给，宗室禄粮更加难以征集。宗室为纾缓困境，只得益加广生子女，不仅徒增地方负担与驻军筹粮困难，更使宗室犯罪越发猖獗。在宗室禄粮与犯罪问题的困扰下，地方赋税与社会稳定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这又极大地加深了北疆的危机。宗室与边军堕入一个无法解脱的死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嘉靖朝的宗室困境与北疆危机实际上已形成一种互动互激，互为因果的关系，而这实际上已经与明初分封宗藩以屏卫中央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