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开始，我们集结了十多位志同道合的学人和文化人，开始编整香港早期的文学资料为《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计划编成十二卷(包括新诗卷、散文两卷、小说两卷、评论两卷、旧体文学卷、戏剧卷、通俗文学卷、儿童文学卷、文学史料卷)，现在陆续出版了八卷，还有四卷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希望年内或者明年初出齐。当我们对外宣称要整理编辑1919—1949年的香港文学时，许多人投以怀疑的目光，说香港当时“文化落后”，怎么可以与“五四”的“伟大传统”同一起跑线？“香港文学”是否有足够分量，超越以“本土”为名的“自我陶醉”和“自我膨胀”？我们在开展这个历程时，也不敢有过分的期许。同寅只是以开放的心灵，抱持谨慎的态度，进入“文学香港”，去体会、去发现。从《香港文学大系》十二卷主编的回报得知，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响应这种种提问。以下是以笔者主编的《文学评论》卷为据，就个人的发现向大家简报一二。

我们的“发现”之一是：早在“新文学运动”以至“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已有香港之踪影。

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2月同刊第6号，陈独秀响应胡适之说，发表《文学革命论》。这两篇宣言可说为“新文学运动”吹响了号角。继后《新青年》也成为早期新文学创作发表的平台，如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的新诗，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等；^①更陆续引入西方思潮，以推动文化的更新，^①例如托尔斯泰的生平思想、博格森之哲学、弥尔之自由论等。当中最为隆重的是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号刊载的《易卜生号》。这一期专号包括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胡适合译的《娜拉》(A Doll's House)(三幕)，陶履恭译的《国民之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吴弱男译的《小爱友夫》(Little Eyolf)，以及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专号面世以后，对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茅盾后来回顾当时的景况说：

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②

由此可见《新青年·易卜生号》引领风骚的盛况。专号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开篇。胡适所关注的“易卜生主义”，在文学上是“写实主义”，在思想上也是由“写实主义”引申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肯说老实话，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从而造就独立的人格。^③这些观点，成为后来不少文学创作的主题，更是文化思想的新价值取向。胡适文章之后，下接三个易卜生的作品翻译，作具体说明；然后以一篇易卜生传记，总括论述易卜生的生平、创作与思想。这个总合的重责，担负者是当时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班学生袁振英；而袁振英可说是来自于香港的新文学运动参与者。

袁振英(1894—1979)别名震瀛，号黄龙道人，广东省东莞县人。11岁(1905年)随父母来到香港，在香港完成中学教育，先后入读英皇书院(King's College)、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这两所学校都是香港著名的官立英文中学，历年来造就了不少人才。袁振英在两校受到非常好的外语训练，并肆意吸收西方思想，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历程。辛亥革命后，在广州有刘师复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心社”，主张不做官吏、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不坐人力车轿、废婚姻和姓氏等。社员包括林直勉、莫纪彭等，二人原是袁振英父亲袁居敦在广州任教私塾时的学生，袁振英受了影响，也在皇仁书院与同学杜彬庆、钟达民等组“大同社”，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与广州的“心社”遥相呼应。^④

袁振英1915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英文门(后来的“西洋文学系”)，受教于辜鸿铭。陈独秀到北大任教以后，非常欣赏袁振英的英语能力和前卫思想，让他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发表《结婚与恋爱》译文。这是俄裔美国无政府主义及激进女权主义者埃玛·高曼(Emma Goldman，1869—1940)的名著《无政府主义及其他》(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1910)当中的第十一章(“Marriage and Love”)。^⑤高曼在书中屡屡提到易卜生，尤其第十二章《现代戏剧：激进思想的强力发散器》(“The Modern Drama：A Powerful Disseminator of Radical Thought”)，这一章也被袁振英译为《近代戏剧论》，刊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2号。^⑥后来，袁振英还把他的翻译编成《高曼女士文集》，1926年在香港的受匡出版部刊行。

《易卜生号》上的《易卜生传》是袁振英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底稿是以英文撰写的毕业论文，特别为专号翻译成中文。发表时胡适在文前加上按语：

替易卜生作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君这篇传，不但根据于Edmund Gosse的《易卜生传》，并且还参考他家传记，遍读易氏的重要著作，历举各剧的大旨，以补Gosse缺点。所以这篇传是狠可供参考的材料。袁君原稿约有一万七千字，今因篇幅有限，稍加删节。^①

可见胡适对袁振英的重视。袁振英对易卜生的阅读，既有个人信仰之寄托，亦与当时的文化风尚有关。例如他认为易卜生自五十岁以后，“排斥国家主义，而提倡个人主义”，“所著之剧曲，皆反对文言，而取用寻常之白话”；《娜拉》一剧的女主角“开女界广大之生机；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此剧真为现代社会之当头棒，为将来社会之先导”；又称赞易卜生“虽为一有名之大剧曲家，然亦一大革命家也。……其得意自豪之挑战，果敢刚毅之热诚，宁为真理之牺牲，始终不变其操守。可爱哉，易氏可敬哉。易氏！诚吾党青年之好模范也！”^②这都是袁振英作为“五四运动”之一员的论见。

袁振英毕业后，曾先后两度回到香港工作：先是1919年在香港的《香江晨报》短暂担任编辑；另一段较长的居停时间是1937年底到1942年10月，期间他参与筹建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并任教务长。此外，他曾到菲律宾短暂居留(1919—1920)，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1921—1924)，回国后分别在南京、上海等地工作，而在广东生活的时间最久。^③袁振英的人生历程，同时在政治和文教两条道路双向发展，而二者又往往互相关联。政治上他从无政府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办人陈独秀的追随者，由1920年开始在《新青年》主持“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译介苏维埃革命论述和社会研究。后来虽然与陈独秀分道扬镳，但仍然因为他的共产党员的背景而在不少政治与文教岗位上工作。另一方面，他继续关注介绍外国文艺思潮，这些著述刊行于香港的实在不少。例如他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多番修订补充自己的易卜生传和相关研究；在1928年香港受匡出版部新版《易卜生传》的叙论中，他交代其书源起时就提到香港：

《易卜生传》起先登于《新青年》杂志“易卜生号”，离隔现在已经有十数年了。民国七年在香港印单行本；民国九年广州新学社拏来再版；民国十三年回国后，我又拏来翻版，当做实社丛书；现在香港受匡出版部又要翻印，这就算是第四版了。我由法回国后，在广东大学曾经讲过易卜生社会哲学，印有单行本，今年又由上海泰东书局再版，但始终没有印完，因为关于易氏的著作要有详细的批评，旧稿太长，无暇整理，所以至今未能把全书出版，将来如果有空，定然再出一本《易卜生平生和著作》。^④

更有兴味的是，在一本被视为早期香港鸳鸯蝴蝶派代表的刊物《双声》第一集(1921)，居然刊载了“新文化运动”象征的易卜生《恋爱喜剧》(Love's Comedy)，翻译者也就是袁振英。^⑤这种情况可以揭示早期香港文坛“新”与“旧”混杂、“五四文学”与“鸳蝴作品”间未有强烈对立的情况。此外，1929年2月间香港《大光报》副刊《光华》连载袁振英介绍康德、黑格尔以至哲学方法的《谈谈现代哲学》，1930年7月到10月间香港《工商日报》副刊《文库》中，又连篇刊载袁振英《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小说》《托尔斯泰底总评》等文。1932年2月《工商日报·文库》连载袁振英的《世界的女性主义》，1932年4月连载袁振英的《法兰西之自然主义》。诸如此类，可见袁振英与香港的文艺副刊有着密切的联系，继续为香港的读者引进西方思潮。职是之故，我们认为香港文学史应该给予这位文艺思想家充分的敬意。

1933年12月，香港出现一份图(摄影、插画)文(散文小品、诗、短篇小说、评论)并茂、水平相当高的现代文学期刊——《红豆》。这月刊的创办人是香港梁国英药局的少东梁晃与梁之盘兄弟。刊物维持了几近三年，到1936年8月停刊，总共出版了四卷24期。这个刊物也可以揭示香港文艺的一些特色：寄生于一个风土不宜文艺的商业环境，居然又开出了奇葩异卉。

创刊号有笔名“风痕”撰写的一首新诗《红豆》“代创刊语”，歌咏“南国精华底总集呵/娇小玲珑的相思子”。同期风痕尚有写得比《红豆》好的另一首新诗《印象》，以及散文《黄昏和黑夜》。从所占位置与分量看来，相信风痕是本刊的骨干分子。梁国英药局少东梁晃自创刊号起，为杂志供应他的摄影作品；而列名“督印·编辑”的梁之盘，则在这一期发表了他的文学评论《论苏轼——宋代词人论丛稿之一》，以后也是曝光率甚高的作者之一。

这篇评论除了引用传统的苏轼论评如胡寅、李清照、陆游、王渔洋、王国维的说法以外，又借重胡适的评断，作为讨论的主要根据。光凭这些论据来看，本篇可谓无甚特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又征引了伊可维支(Marc Ickowicz)《唯物史观的文学论》(La Littérature à la lumière du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1929)，这是戴望舒以“江思”之名所译出的左翼文艺论著；^①用以评论中国传统文学，又别具一种特色。类似的文学评论而更为耀目者，还有第1卷第5号风痕的《王渔洋——中国的象征主义者》。文中以17世纪的王渔洋“神韵说”，与19世纪西方的“象征主义运动”相比拟，以为都是“情调底表现和感觉底描写”，提倡“含蓄和微妙”的诗风。这种草创期的中西比较文学练习在香港这个文化环境产生并不稀奇；稍后我们才看到中国内地的同类论述，例如北平燕京大学《文学年报》刊载余焕栋《王渔洋神韵说之分析》(1938)，钱锺书在1939年至1948年间完成的《谈艺录》，也有同样的比拟。^②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文学研究正有这种方法学上的需求。循此观之，我们再读到梁之盘《诗人之告哀——司马迁论》(1934)，一直与西方史学著作及史诗来对照并比，就不会觉得讶异。

我们再检视《红豆》在文艺评论上之表现，会见到视野开阔的梁之盘，可说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一面以现代的感觉去重探古代文学作品，如《五代的词人》《读诗偶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等篇，更特别组织专辑以承纳世界文学思潮。他在《红豆》第3卷第1期《英国文坛的漫游》的编者按语说：

如果不以若谷的胸怀去接受先民底伟大的成就，便是自绝于春色豪华，红绿芬芳的文学园地。是的，世界杰作的绍介与享受，乃我们这时代的人底任务与愉悦；尤其这中国新文学的发芽期，更需要丰富的养料，以培成葱茏青翠的大森林。所以《红豆》剏办伊始，同人即愿竭尽棉薄，努力于西洋文学绍介。除贰卷三期出版《世界史诗专号》，现更以能代表时代为标准，介绍古今英国作家十人，发刊为《英国文坛十杰专号》。^③

这里提到《红豆》两个重要专号，《英国文坛十杰专号》除了由广州中山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张宝树(Prof. J. D. Bush)撰写导言《英国文坛底漫游》之外，再有文章十篇，分别介绍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米尔顿、菲尔丁、华兹华斯、拜伦、狄更斯、布朗宁、乔也斯等十位英国作家。至于《世界史诗专号》，先有编者梁之盘撰《“金色的田畴”——世界史诗谈》作为导言，以下分别译介希腊、芬兰、罗马、法国、德国、英国、俄国、西班牙、印度九个国度的史诗传统或重要作品。整体而言，这个专号是近代以来文学期刊上最具规模的外国史诗介绍。^④梁之盘又解释他编辑这个专号的用心：

说到国民性的表现，则俺们铁蹄下的人，当这东北是“屐痕”处处，而中原是醉生梦死，粉饰太平之候，除了学陆放翁以伤心的语调唱出“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而外，祇有觉得今日是民气销沉。自从清骑度过了山海关而来，国人就怀有孜孜为利之心，徒以“爱好和平”为掩饰的护符；利令智昏，自信力澌然尽失，黄魂至今还在无何有之乡，虽然太阳旗是使人伤心惨目的飘扬于白山黑水之间。这，可以说中国民族没有强烈的中心信仰，可以说中国民族没有伟大的篇章——如史诗以维持其强烈的中心信仰吧。因此，为了要促人们注目这既倒的狂澜，为了促人注目这将残的火焰，使靡靡之音不致一转而为哀思无极的亡国之音，我们，除却介绍文学，竭力想国人认识世界最伟大的作品之外，毅然地不自量力，竭尽棉薄尝试这艰巨的工作，(是一种冒险呀！)希望这伟大的国民诗之介绍，能有微益于中华民族精神之复兴。所以，介绍的尽是最能表国民性的美轮美奂的作品。^①

梁之盘在两个专号都表露出对时世与家国的关怀；这种迷情，即使在殖民地的土地上，尚似袅袅不绝之游丝在日光下闪耀。或者正因为处于被殖与反殖之间，至能加力于中外的鉴照。

我们知道梁之盘曾往广州中山大学当旁听生，结交了英籍教授张宝树，由此得到更多的西洋文学知识，在《红豆》的编辑方针上，亦多所显现。各期中有关英美文学作家和思潮的介绍特别丰富，例如第2卷第6期又出现一个“英国小说特辑”，各卷中还有译介Coleridge，Leigh Hunt，Matthew Arnold，Arthur Clutton-Brock，Edmund Gosse，Edwin Muir，I.A Richards，G. K. Chesterton，Bernard Shaw等英国文艺论评；也翻译过V. F. Calverton，George Santayana等美国文学评论家之言。除了张宝树的影响之外，英国殖民教育的文化沾溉，也应该是重要成因。

就在这种英美文艺气息之间，我们又可见到《红豆》中有许多本土的文学创作出现，如李育中、侣伦、陈芦荻、路易士、柳下木、陈江帆、侯汝华、林英强、黎学贤等的小说、散文和诗。上面提及的西方文艺评论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的影响，可以供有心人作进一步研究。至于《红豆》中出现的本土评论，除了上文提到的中西比观的“比较文学”试验之外，也有诗人由创作而实感实悟的心得，如第4卷第2期就有林英强《作诗杂话》；路易士在居港期间，也在《红豆》发表过《诗论小辑》和《诗坛随感》，这都成为诗人创作生命的重要证物。

笔者在编选《香港文学大系》的《文学评论》卷之初，与不少人的假设一样，以为可供选取的材料不多。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并不准确。

上文我们提到袁振英之异军突起，在北上求学时参与“五四运动”，并以他在香港的文化养成提供了贡献。至于香港境内之引进文化新潮，也没有显著的落后于时代。例如早在1928年香港大学的一位学生叶观棪，就发表了评介“达达主义”(Dadaism)的文章，题作《叇叇派》，图文并茂，凡五千余字。^②这篇文章有异于内地早期介绍“达达主义”之依赖日本文坛作为中转站，^③作者直接取径于美国“达达主义”艺评家舍尔顿·切尼(Sheldon Cheney)之论，^④再据以反思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又如1935年十九岁的黎觉奔，在香港刊物上发表八千字的长文《新艺术领域上底表现主义》；^⑤当中不少理念与见解，成为他一生在香港推动戏剧运动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从1920到1940年代，开放的视野和敏锐的触觉可说是香港报刊的常态：大量外国作品和文艺思潮透过评介和翻译传送到读者面前。更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内地和欧洲已是漫天战火，而香港还未卷进太平洋战争的1940年到1941年，报刊上出现了追踪战时外国作家的专稿，如林丰(叶灵凤)的系列文章《动乱中的世界文坛报告文学》、^①林焕平《第二次大战与世界作家》；后者又撰写长文《战时日本之文化动态》，刻画当时日本官方与民间文人于文学和文化的不同态度。^②战争于人类固然是不幸，但又会催逼人们更深切思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精神文化可以有多少的承担能力，诘问文学究竟向谁负责。而香港就在历史的缝隙中，提供了省思的空间。

当然，香港文坛并非仅仅崇尚外方潮流，而忘却传统与本土。我们看到新旧文学、本土作家作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成果，同样进入香港批评家的视野。例如1925年游走于新旧文学之间的吴灞陵撰文细论由上海到广州香港的“侦探小说”；^③1935年忠于写实的香港诗人刘火子总评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诗风；^④而他个人的新诗集《不死的荣誉》出版后，也有黎明起的赏析；^⑤另一位本土作家侣伦的1940年代作品《黑丽拉》，更有连篇的评论，可说是香港文学“正典化”的雏型。^⑥

总体来说，从我们搜罗所得各种单行本、杂志，以及报章副刊见到，香港的文艺评论资料非常繁富，当然也相当庞杂。整理选汰的过程可谓艰辛，然而却也每有惊喜。我们看到：香港这个文化空间能够培育出一些政治和文艺思想都非常前卫勇进的文化人，也能够搭建出让不同文化思潮交汇碰撞的平台。另一方面，我们在编纂《香港文学大系》的过程中，也深深体会到现实中香港的主流论述，焦点离不开经济与政治；对文学的态度，从来只在轻视与漠视之间。然而，文学却在种种不利的环境中坚持挺进；而且从历史角度看来，更深层地显示香港文化的生命力与前瞻性。我们相信，《香港文学大系》的编纂，是重拾香港文化记忆的一项重要举措；而“文学香港”的考掘与发现，也是对“刻意遗忘”力量的抗衡。如此说，其意义当然不会仅存于疆界之内，更会流转于四方，与不同地域的文学文化并置参照，从而相互支援与激励，以求创发与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