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国内外会计金融、企业管理、信息管理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前期研究多以定性探讨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及披露内容为主(Kreuze & Newell，1996；Darrel & Schwartz，1997；孟凡利，1999等)，随后，学者们开始对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等开展多角度的检验(汤亚莉，2006；沈洪涛等，2010)。由于缺乏权威组织机构发布的环境信息披露评级结果，这些研究基本上是通过自行构建环境信息披露指标(Environment Disclosure Index，EDI)的方法去衡量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数量与质量，这使得环境信息披露指标成为相关研究的基础和重点，同时指标自身的不断演进与完善也推进了后续研究的深化与发展。例如，在研究初期，学者们尚不能提出具体的环境信息指标框架，因此研究考察的范围往往局限于企业本身的一些常规因素。随着后期指标在设计与赋值方面的不断扩充与完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有效反映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应统计和分析的深度、广度都得以不断拓展，研究中所考虑的因素和检验的关系不断向企业治理、绩效、外部压力等方面细分深化(王建明，2008；沈洪涛等，2010)。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披露指标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探寻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发展及其趋势。

虽然之前也有学者回溯整理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发展的相关文献(如：陈璇、淳伟德，2010；王军会、赵西卜，2011)，但目前尚未有文献从披露指标演进的视角对此加以全面深入的总结。基于此，我们查询了1982年至今相关的研究中涉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的国内外文献，对其中的140余篇的重点文献加以整理汇总，然后从指标的内容设计、赋值方式的视角对指标演化发展的进程加以全面的梳理。本文首先基于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的整理与比较，认为其视角经历了由污染处置到环境防治两个发展阶段；同时，对国内外指标设计的特征进行了对比，并分析了网络披露研究和语义分析的新研究视角。其次在构建指标的赋值方式上，归纳总结了0—1、数量、质量、综合创新等赋值方式的优缺点和适用性，剖析了多种赋值方式对于披露效果和研究结论的差别性问题。我们认为，本文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领域指标的设计与构建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阐释了今后推进完善相关研究的思路与观点，指出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的指标设计

随着企业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的视点开始由被动性披露向主动性披露转变。一方面这两个阶段相应指标体系设计呈现出逐渐演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呈现出一定的共性与差异，并且在网络信息披露和语义分析维度得以发展和延伸。

(一) 国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

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领域，国外披露指标设计的范围由环境会计财务指标发展到多维度的环境管理事项，指标设计的重心也由早期的事后污染处置信息扩展到后期的事前环境防治信息。在企业环境指标体系形成的最初阶段，Fekrat，Inclan和Petroni(1996)以及Wiseman(1982)为评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将指标内容分为会计及财务因素、环境诉讼、环境污染治理和其他共4大类17小类，强调关于财务信息的描述，并未涉及企业对未来环境的愿景预测，内容显得相对单一。发展到21世纪初，考虑到盈余管理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产生的影响，Hughes，Anderson和Golden(2001)等人在Wiseman(1982)指标的基础上添加了环境递延税费等因素。随着更多国家陆续出台关于环境保护奖惩的系列条例，学者们开始将政府监管因素纳入指标体系。如Al-Tuwaijri，Christensen和Hughes(2004)将样本企业是否因违反10项联邦环境法律而产生经济罚款加入其指标内容，使得非财务性因素得到进一步扩展。直到2004年，学者们研究披露信息时多是关注已有的环境描述以及环境污染发生的后续处置问题，如环境支出、排放信息、废物处理等内容，研究视角缺乏主动性。

发展到2007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企业非财务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学者们在设计环境信息披露指标体系时开始聚焦于环境防治等能够代表企业自主行为的内容，如企业的环境目标和未来的行动计划等。例如，Van Staden和Hooks(2007)在研究环境报告与反应时，不仅考虑了环境负债、支出、奖励等由环境事项衍生的财务数据，还涉及企业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后者不仅包括企业的股东、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同时也覆盖了政府部门、本地居民、媒体、环保主义等压力集团，附带考虑了自然环境、人类后代等受到直接或间接环境影响的客体。诸如Clarkson等(2008；2013)以及Beck等(2010)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环境战略、环境管理系统和员工环境培训项目等企业主动性行为，借此展示企业改善环境的积极性。我们发现，在此过程中指标的着眼点、内容和性质都在不断地扩充和完善，后期研究在指标设计上比前期有着更广阔的外延，更加全面精确地反映了企业环境管理的规范、目标和行为，能够更大程度地完善和超越前一阶段披露指标。

(二) 国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

我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受制于研究样本和研究手段，早期研究往往集中于描述性统计、案例分析或实施应用调研。汤亚莉(2006)在考察我国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时，仅提出指标可分为定性描述与定量描述，且未界定具体的指标内容。而后期国内学者开始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从环境政策、绿化费、排污费等方面构建较为细致的指标条目(朱金凤、薛慧峰，2008；李晚金等，2008)。另一方面，在评价企业环境披露水平时，以王建明(2008)所构建的指标为代表，涌现出一批能够融合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指标体系。他们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1980年发布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2号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内容，根据专家问卷调查的结果确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框架，分别从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充分披露性与明晰性这5个质量维度描述披露指标内容，在评价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同时还能够确保信息对使用者的价值。

在此之后，国内学者也陆续将环境政策因素融入环境指标内容的构建过程。沈洪涛等(2010)、梁小红(2010)根据2007年国家环保局颁布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国家鼓励企业自愿公开”环境信息内容，将披露内容分为环境保护方针、资源消耗量、环境支出等6个维度。周竹梅(2012)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为依据，将卢馨、李建明(2010)研究指标内容中的“环境绩效”进一步明确到对自然环境改善的环节上，并强调企业环境保护方针与目标的重要性。刘茂平(2012)根据润灵国际公益事业咨询有限公司2009年颁布的《A股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将环境信息的覆盖范围扩展到污染控制、环境恢复、废旧原料回收、环保产品等。郭秀珍(2013)同样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及李连华、丁庭选(2001)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的界定，又新增了环保工作回顾与展望、环保活动、员工培训等指标内容。黄茜(2014)在国家环保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在其研究中涉及了披露状况(方式、水平、载体)、环境管理、环境教育与培训以及政府监管与机构认证等细节，尤其是引入了绿色GDP，从而更加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相适应。

由于国内学者能够有效借鉴参考国外既有的研究成果，因而国内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在内容与思路上显得大同小异。但是由于受到国内环境信息披露发展进程和企业实际披露内容的制约，国内学者并不能直接引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大多会从环境支出、污染物排放情况、政府补贴、环境认证、环境政策及环境绩效等方面，在指标设计过程中进行内容与数量的扩展。

(三) 国内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的演进

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相关研究在披露指标的设计上都涉及环境绩效、环境政策等共同的环境主题，其主题和具体事项呈现一定的阶段性。虽然后期披露指标设计的环境事项以增加的趋势为主，但并非完全覆盖早期指标的明细项目，亦有披露要素的删减调整。我们以4种国内外经典指标为例加以阐释分析。

Wisman(1982)的指标自构建以来一直受到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效仿，他最早基于内容分析的方法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划分为二级指标大类和明细指标的具体内容，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与完备性。这也是其后来被众多学者广为参考的原因。Van Staden和Hooks(2007)的指标是根据UNEP(1997)构建的，设计上具有细化的优点，但各项指标都倾向于企业的积极性行为，均假定企业披露的信息真实全面。然而国内企业往往仅乐于披露空泛和正面的环境信息(王霞等，2013)，造成UNEP及其衍生的指标不完全适用于国内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状况。王建明(2008)与Clarkson等(2008)构建的指标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开的，王建明构建的指标侧重于环境信息质量特征，而Clarkson等是在融合《可持续性发展报告指南》(GRI)内容的基础上将定量与定性的信息彼此区分，但两种指标均涵盖了企业环境政策、环境管理以及环境绩效等具体内容。Clarkson等在指标构建中不仅对Wiseman的指标划分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扩充诠释，还新添了王建明的指标中没涉及的如环境绩效与竞争者比较等维度。

进一步依据时间的进程归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不同的文献研究阶段指标设计的演进变化如表 1所示。其中，国外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更早，前期只是初步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影响因素，随着中后期GRI等一系列指引的出现，披露指标在内容设计上不断完善，反映出相关研究相互借鉴并不断演进的关系。国内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学者们在研究时多是参照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呈现出污染处置与环境防治两阶段内容并行的特征，在指标设计时多偏重于环境支出和政府奖励等与财务信息相关的内容。随着2007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首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方式进行了初步规范，国内研究的指标设计较之前呈现出明显的改进，但仍然着重于企业对过去和现状的描述，缺乏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支出或诉讼进行充分的预估和测评。

由表 1可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既需要基于法律法规的引导规范，又需要兼顾企业的实际披露状况；研究的视角应实现从被动的事后污染处置向事前的主动环境防治转变，将前期与当期的多种环境因素和披露状况相互协同，兼顾软硬指标类型。这些将成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及其指标设计研究的发展特征与趋势。

(四) 信息化时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标的延伸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与发展，基于自我展示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国外学者开始关注企业网络环境信息披露的优势，也意识到通过互联网媒介的改善及其创新点能够增加股东价值。网络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更好地满足受众对高质量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的追求，并将逐渐成为披露的主流方式(Isenmann et al., 2002)。目前国内外环境信息网络披露方面的实务和研究均处于初始阶段，其指标构建仍然是相关研究的关键所在(薛宇、张秀敏，2015)。然而，鉴于网络披露来源和样本的增加，以及披露内容等的不同，使之与以往有所差异。例如，Cho和Roberts(2010)使用美国环境保护署在网络上公布的毒性前100得分来代替EDI中的环境绩效，旨在保证指标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吴玫玫等(2008)将“网页上是否有详细的图表”以及Uwuigbe和Egbide(2012)将“披露事故统计”纳入指标评价体系中。不过，上述研究几乎是针对原有平面媒体指标的局部改进，其修正程度和效果有待考量。另一方面，国内外对环境信息网络披露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初步衡量企业的披露状况，即使是对于网络披露影响因素的探讨，所考虑的因素也往往局限于企业基本的属性特征，尚未考虑外部制度、监管压力、文化体制等有效而细分的影响因素，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无法与针对传统平面披露媒体的研究相提并论。

企业除了控制信息披露的质与量以外，还会在披露中对与其相关的语义进行操控来达到对读者进行印象管理的目的。卢馨和李建明(2010)、毕茜(2013)等发现，一些研究在对企业披露质量作出评价时，忽略了相关政策出台前后披露用语转变这一因素。我国目前还未对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作出强制性规定，企业对此具有很大的斟酌权。企业可能通过使用更多的乐观性和更少的确定性的语言，达到有说服性的效果，从而实现强调好消息、模糊坏消息、掩盖环境隐患的目的。然而，这些隐藏于语言之下的表达是以往基于质与量的指标所不能衡量的。为了从那些非结构化的数据源中提取出有用和隐藏的信息，同时得益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陆续有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延伸至语义层面来衡量企业披露，但目前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涉及企业披露语言表达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在环境信息披露领域，Cho等(2010)为了探究企业披露中所使用的语言和语气(language and verbal tone)是否存在自利性偏差，基于英语单词统计，利用“用语”软件(DICTION)计算了企业信息披露的“乐观性”和“确定性”得分。此外，Barkemeyer等(2014)对企业持续性报告中的“确定性”、“积极性”和“易读性”3个指标进行了趋势分析。张秀敏(2016)改进计算机文本挖掘技术，针对我国上市多年企业的年报与社会责任报告，从“语气强度”、“乐观性”、“确定性”多个维度，分析了环境信息披露的语义特征与状况。上述研究基于语言的单词统计理论，且使用了在相关文献中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人工智能元素，将披露的语气作为相对独立的因素纳入环境信息披露语言的分析，有效减少了对环境信息质量评价时产生的偏差。

三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的指标赋值

如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体系的指标赋值，将披露的文字信息有效合理地转换为数字信息，将直接影响到对环境信息的后续评价与使用。既往研究中学者们会根据不同的赋值方式，把披露文本中与环境相关的文字描述，结合已有披露指标设计的明细条目赋予具体分值，使之转化成研究所需要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其方法主要有0—1赋值、数量赋值、质量赋值、创新综合赋值四大类，每一种赋值方法都有其自身的适用条件和局限性。

(一) 0—1赋值指标

0—1赋值是最早出现的指标赋值方法。这种量化体系相对比较简单，即当报告中披露了这项指标描述的内容则计分为1，反之计分为0；它不涉及权重，或者也可被视为每个指标的权重相等，因而体现不出各描述指标之间重要性的差异和企业在相关信息披露上的详略程度。例如，Halme和Huse(1997)、Buhr和Freedman(2001)、卢馨和李建明(2010)、梁小红(2010)以及宣杰和胡晓春(2010)等等，他们都采用了0—1赋值方法。

采用0—1指标构建方法，首先能够直观反映披露内容的有无，使用者可直接判别企业相对于指标设计的实际披露状况，尤其可更加直观地了解企业是否切实披露了政策法规所规定的披露条目。赞成0—1赋值方法的学者认为，信息具体项目的计数是面向计数和分类信息本身，而不是用于传送信息的格式，因为多余的信息不承担任何资讯价值( Buhr &Freedman，2001)，因此，用于描述性统计研究时采用这种指标构建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采用这种方法，一些定性信息将会在0—1判别赋值的过程中丢失，其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无法得到体现；同时，研究者也不能够对不同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的类型加以比较(Halme & Huse，1997)，往往难以直接将该指标用于实证模型的检验，研究中单独采用0—1赋值方法的并不普遍。

(二) 数量赋值指标

以数量进行赋值，主要是指研究者只根据企业报告披露的词语数量、句子或篇幅等数量来衡量其信息披露状况，并不涉及对披露的内容或具体程度等与信息披露质量有关的衡量。如Neu，Warsame和Pedwell(1998)、Xiao等(2005)均以年报或社会责任报告中企业环境活动描述所涉及的词语数量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赋值。Patten(2002)在研究合法性理论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时，De Villiers和Van Staden(2011)在探究企业选择环境信息披露的方式时，均通过句子数加以衡量。De Villiers和Van Staden(2006)则运用披露的页数、信息内容占整体指标内容的百分比等，来衡量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Van Staden和Hooks(2007)在对企业环境报告与环境响应进行综合比较时，先以句子数量进行衡量，之后再以环境信息页数和篇幅比例进行效度验证，并得出一致的结果。

采用数量赋值方法的研究者认为，报告中披露的信息数量越大，对阅读者越容易加深内心感受，吸引注意力，提高关注程度。同时使用一个相对宽泛的量化方式来刻画，并且辅之以一定的统计手段或计算方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使用其他方法所带来的计量记录准确性的问题，克服了人为因素对环境绩效评价的干扰。因此，把披露数量作为衡量环境信息披露状况的一种量化方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De Villiers & Van Staden，2011)。不过，如果企业预料到这种好处，就会有意识加大披露数量。由于披露需要面对不同公众，而且披露的内容是每个企业自己选定的，所以企业往往会通过扩充披露数量来强调自身的环保成就(Neu，Warsame & Pedwell，1998)。另外，这种赋值方法不够全面，数量大并不代表质量优；而且在操作上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各企业披露的文本的字体、页边距的不同会影响以篇幅数为衡量标准进行评价的研究结果，一句话/行/页可能包含多个类别的信息而造成较难判断该句子/行/页归属于那一类别(Xiao et al., 2005)。数量赋值方式在处理过程中将所有披露信息条目的重要程度视为均等，同质化地均等加总处理，既是其最为显著的便捷之处，也是其局限性产生的根源。

(三) 质量赋值指标

质量赋值方法，是指根据企业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的质量水平，如详略程度、相关性程度、定量定性、货币非货币等，对各信息条目赋予不同的权重和分值。与数量赋值方式相比，其作为共同衡量披露文本质与量的赋值方法，成为当今国内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主流。Fekrat，Inclan和Petroni(1996)、Hughes，Anderson和Golden(2001)、Aerts，Cormier和Magnan(2008)均直接采用了以质量赋值的指标构建方式。采用这种赋值方法的学者认为，管理者有足够的动力去披露那些相关并且高质量的信息，他们相信环境披露信息条目的内容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未来盈利(Clarkson，2004)。由于这种综合了企业披露质与量的指标构建方式反映了更多的信息，因而也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国内的研究中。例如，李晚金等(2008)、郭秀珍(2013)、李志斌(2014)等人的研究都是直接根据企业在报告中对环境信息描述的详略充分程度分别加以赋值；而肖华和张国清(2008)在赋值指标的选择上增添了定量因素与定性因素的区分，因为他们认为企业在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时出现具体的数字或者货币性信息要比单纯定性的描述更为确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先对不同的信息披露条目设定不同的权重再据此进行赋值，如王建明(2008)。

这种以质量赋值的方法，能够引导企业不再单纯地注重报告中披露的数量，鼓励企业对信息披露的详略程度等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同时，将货币性信息等纳入赋值指标，有利于企业环境会计的推广实施。然而，这种赋值方法在量化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主观因素(Fekrat，Inclan & Petroni，1996)，由于是大范围多样本，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处理的精度和效度也难以保证。另外，由于环境表现差的企业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压力，为应对受到的法律法规的监管，这些企业披露的条目和数量均会增加，使之反而可能得到更高的分数(Clarkson et al., 2008)。

(四) 创新综合的赋值指标

随着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在对指标进行赋值的时候，将信息披露的质量与数量、0—1或者其他数理赋值方式相互结合。如Al-Tuwaijri，Christensen和Hughes(2004)、Clarkson等(2008)、Iatridis(2013)在研究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关系时，就将质量指标与0—1指标有机地综合在一起。还有一部分学者将数量赋值与质量赋值相互结合，如Hasseldine，Salama和Toms(2005)采用的被他们称为质量调整的内容分析法(quality-adjusted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不仅计算句子的数量，还对句子赋予一定的分值以反映句子内容的价值。除此之外，Rupley，Brown和Marshall(2012)参照Roome(1992)、Henriques和Sadorsky(1999)的做法，对每一个子条目又按照多级信息质量进行了评分。与国外研究相对应，黄茜(2014)在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时采取了0—1与质量赋值相结合的方法；沈洪涛等(2010；2014)分别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评价和分析了各项披露内容。

赋值方法的综合创新及应用，克服了单一方法的局限性，所得到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更具代表性和可靠性，也能将多种指标构建方式的结果加以对比，增强了结论的说服力。但这种方法对数理处理工具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并未降低人工的主观性和复杂程度。如需处理缺乏前期基础的大样本数据，其工作量相当可观，在后续检验中还可能存在治理特征和信息披露质量的内生关系。

(五) 指标赋值方法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赋值的方法是不断演进、逐渐深入和完善的。在从文字信息向数字信息转换的过程中，每一种指标赋值方法都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信息损耗，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往往会此消彼长。那么，不同的披露指标的赋值方法是否会对最终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有个别研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指标的差别性检验，相关文献汇总如表 2所示。

另外，也有少量文献在实证的稳健性检验部分进行了赋值方法的敏感性分析。我们结合表 2的内容加以分析后可以发现，Van Staden和Hooks(2007)、De Villiers和Van Staden(2011)、Patten(2002；2005)在前后研究中均针对相同的样本构建了数量和质量两种赋值方法下的指标，两人最终的结论都认为两种指标的评价结果是一致的。他们指出质量得分高的企业同时伴随着数量得分高，两种指标赋值方法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不会导致重大性差异；但是Joseph和Taplin(2011)却发现数量赋值方式下的显著性更低，认为数量赋值方式是不准确的，因为其中可能存在重复信息而不能真实地反映披露水平。与上述相类似，Freedman和Stagliano(2008)、Freedman和Jaggi(2005)、Van Staden和Hooks(2007；2011)在研究的稳健性分析中，根据内容分析法分别构造了加权(质量赋值)和不加权(0—1赋值)两种披露指标，结果均显示赋权与否对研究结果没有显著影响；但是Brammer，Brooks和Pavelin(2006)在研究时却发现，0—1赋值和质量赋值方式下得出的实证结论存在差异。另外，上述涉及多重指标差别性检验的研究均针对的是国外企业样本，研究时段短，样本数量有限。那么，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所采用的各类指标，如果在长时期和大样本的情形下又将得到怎样的结论呢？笔者认为，虽然目前已有研究结论以无差别或差异不显著为主，但对于不同赋值方法下构建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标是否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尚不能给出定论。

四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完善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国内外有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已经趋于丰富和成熟，其焦点经历了由污染处置转向环境防治两个不断演进完善的阶段。在这两个研究发展阶段，环境信息披露指标设计不断拓展细分，使得各研究者之间既相互借鉴学习又不断完善扩充，呈现出逐步推进又各有千秋的特征。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由于技术手段、企业披露内容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差异，国内研究中指标设计中的明细指标的维度更显分散，环境事项设计的深度和广度与国外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于披露指标的赋值方法，国内外研究都经历了从0—1赋值到数量赋值，再发展到质量赋值，然后是综合创新的赋值，各种赋值方法的演进趋势和适用范围都相对较为明晰。可见，相关研究的主流一直以来都是围绕指标设计视角的改进、综合创新赋值方式的完善、信息披露的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等方面不断深入改善的。

在环境信息披露载体中，网络披露有成为未来主流方式的趋势，甚至可能取代纸质媒体，但在企业实践运用中必然是有利有弊。传统披露方式下往往大股东才可获取信息，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时空和对象的局限，但网络披露机制对大小股东在企业治理中地位的改变仍有待进一步确认。另外，由于网络披露存在大量非结构化形式的信息，环境信息又零散地分布在多个网址的各个位置，阅读者很难做到全面查询以及针对个体企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因此，如何利用网络披露过程中自动获取的网站访问量等信息，如何确定披露信息的丰度及规范性，以及怎样为企业组织者、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等提供数据的二次利用，是研究和应用中都需要不断加以考察并完善的。我们还可以考虑基于与传统平面媒体的比较视角，结合问卷调查、文献阅读和法规借鉴的成果，对企业网络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加以进一步探索和规范，以此构建涵盖网络媒体的环境信息披露总体指标。研究中尤其应该侧重企业现实披露状况与理论框架之间的差异，运用新构建的披露指标探寻不同披露来源上披露内容的异同，并通过后续实证检验判断政府监管强度对网络披露的影响。归根结蒂，研究中需着力解决企业到底应何时在何种载体上披露哪些环境信息，并受到哪些驱动因素影响的问题，以此帮助各方使用者更大限度地利用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带来的优越性，完善环境信息网络披露的法律法规。

另一方面，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主题也逐渐分化延伸，在过去不断强化对披露内容的提取、划分、归类的基础上，开始对披露的语言、语义、动机、效果等方面展开更进一步的挖掘。尽管目前极其少量的研究纳入了对披露文本的语义分析，但是对于他们为何只选取其中特定的单个或者多个的语义分析维度加以考察，我们无法了解其背景和依据。另外，学者们只是通过特定语义维度下的词频统计来反映企业的披露状况，并未考虑所分析语义在披露信息中同时蕴含的实质内容，其数据处理的方法和思路类似于既有的以单纯的绝对数量作为信息质量评价的方法，相应提取所形成的评价数据也无法形成环境指标的结构数据。而对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在语义测度与0—1、数量、质量指标赋值等不同维度下的评价结果是彼此独立、相互补充还是互为替代的关系，是否有必要结合，或者如何进行有效的结合，至今尚未有学者进行深入的探究与证明。上述欠缺，都是未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同时，研究中还需要克服具有较高的技术处理难度的相关应用问题，如环境信息披露语义词表的适用性、不同语言类型在不同披露载体之间的差异性等。

总之，就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整体研究而言，其研究对象的拓展、语义分析视角的引入，以及结合指标不同的设计构建问题会对后续的分析产生怎样的影响，都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