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16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着重强调了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指出实现就地城镇化、走产城融合之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既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也是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然而，资源要素由农村向城市加速外流的惯性仍显著存在。传统农区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屏障的重点区域，有理由成为我国探索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先行区与典型示范区。基于此，本文结合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与传统农区的地域特征、个性化矛盾，采用熵值法与耦合理论构建耦合协调模型，测评江汉平原四大产粮大市(荆门、荆州、襄阳、孝感)2005—2014年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互动耦合发展关系，从产城互融、工农互促、城乡统筹的视角探索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路径。
一 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评价体系构建 (一) 评价体系框架设定多要素间的耦合协调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构建耦合协调评价体系，能有效地量化测评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水平与发展趋势，有助于决策者辨别协调系统中各要素的影响因子，进而根据评价结果因地制宜地分类施策。除遵循评价指标选取的可操作性、差异性、科学性、系统性等普适性原则之外，本文更着重强调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性。传统农区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区域，其地势以平原为主，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以粮油为主，人口以农民为主，现代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地方财政比较困难(冯德显、汪雪峰，2013)。因此，本文摒弃了以往研究中普遍采用的以经济、社会、环境等通用维度描述新型城镇化进程，而是结合传统农区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从产城互融、工农互促、城乡统筹的视角选取评价指标。所谓农业现代化则是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现阶段，传统农区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社会仍具有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因而其当前的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以稳定的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为保障，高效的农业产出效率为核心，持续发展的农村经济为支撑。因此，本文紧紧围绕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推进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任务，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与农村经济水平的视角选取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四层次的指标体系：第一层为目标层，反映评价目的，即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第二层为耦合系统，度量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这两个主体的发展进度；第三层为准则层，进一步解释主体指标的度量维度，新型城镇化尝试从产城互融、工农互促、城乡统筹三层面分析，农业现代化尝试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经济水平三维度测量；第四层为操作层，反映各分类指标的具体构成。由此，构建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其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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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
为避免主观赋权法的个人偏好干扰，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所谓熵值法就是依据指标的变异性大小判断其价值，通常某一指标的信息熵越小则其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越多，在评价体系中的地位越重要，所以权重值也越大，即信息熵与权重值呈负相关。熵值法的权重计算共分为以下五个步骤：一是对操作层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的内涵与量纲存在差异，不能直接核算，因此，需要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为取值范围在[0，1]的无单位向量。本文采用极差法进行线性转换，其正向指标的公式为：
| $ {R_{ij}}{\rm{ = }}\frac{{{U_{ij}}{\rm{ - min\{ }}{U_j}{\rm{\} }}}}{{{\rm{max\{ }}{U_j}{\rm{\} - min\{ }}{U_j}{\rm{\} }}}} $ | (1) |
其负向指标的公式为：
| $ {R_{ij}}{\rm{ = }}\frac{{{U_j}{\rm{ - min\{ }}{U_{ij}}{\rm{\} }}}}{{{\rm{max\{ }}{U_j}{\rm{\} - min\{ }}{U_j}{\rm{\} }}}} $ | (2) |
其中Uij表示第i年第j个指标的数值，max{Uj}和min{Uj}分别表示所有年份中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Rij表示标准化后的值；二是将标准化的指标转换为比重值，其公式如下：
| $ {Y_{ij}}{\rm{ = }}\frac{{{R_{ij}}}}{{\sum\limits_{i = 1}^m {{R_{ij}}} }} $ | (3) |
其中m为年份，n为指数值。三是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 $ {e_j}{\rm{ = - }}k\sum\limits_{i = 1}^m {\left({{Y_{ij}} \times \ln {Y_{ij}}} \right)}, k = \frac{1}{{\ln m}} $ | (4) |
四是计算信息熵冗余值与指标权重：
| $ {d_j}{\rm{ = 1 - }}{e_j} $ | (5) |
| $ {W_i}{\rm{ = }}\frac{{{d_j}}}{{\sum\limits_{j = 1}^n {{d_j}} }} $ | (6) |
五是计算单指标评价得分：
| $ {S_{ij}}{\rm{ = }}{W_i} \times {R_{ij}} $ | (7) |
耦合理论源于物理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在将耦合理论应用于测评“两化”的协调发展状态时，耦合度反映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由无序转向有序的趋势。鉴于此，本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模型，旨在辨析这两大子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互动、协调发展的程度，随后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大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现状。在物理学中，多维系统下的互动作用耦合度的原始模型为：
| $ {C_n}{\rm{ = }}{\left[ {\left({{U_1} \times {U_2} \times {U_3} \times \ldots \times {U_n}} \right)/\Pi \left({{U_i} + {U_j}} \right)} \right]^{1/n}} $ | (8) |
其中Cn代表多维系统间的耦合度，变量Ui和Uj为子系统在总系统下的序参量。就本文而言，只存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两个子系统，因此进行降维处理后得到“两化”的二维耦合度模型为：
| $ {C_2}{\rm{ = 2}} \times {\left\{ {\left[ {\left({{U_1} \times {U_2}} \right)/\left({{U_1} + {U_2}} \right)\left({{U_2} + {U_1}} \right)} \right]} \right\}^{1/2}} $ | (9) |
C2即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取值范围在[0，1]之间，耦合度越大表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较高，两者良性互动的状态越显著。反之，若耦合度趋向于0，则表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毫无联动发展迹象，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不能作用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没有协助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需要注意的是，耦合度虽然能表示两者间相互作用程度，但不能全面反映两者的协同情况，例如可能存在高耦合度低发展水平，或高发展水平低耦合度的情况。因此，需要引入耦合协调度的概念，阐明耦合度与发展水平间的具体关系。二维度的耦合协调模型如下：
| $ D = \sqrt {{C_2} \times T} $ | (10) |
| $ T = a{U_1} + b{U_2} $ | (11) |
其中，D表示耦合协调度，T表示“两化”的综合评价指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三化”同步发展战略，标志着我国首次将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工业化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的“四化”、“五化”同步发展战略中，国家也在不断强调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就本文的研究而言，传统农区的农业现代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保障，新型城镇化则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因此，在本文中新型城镇化子系统与农业现代化子系统同等重要，故将待定系数a、b同设为0.5。所以，T的取值范围决定了D的取值范围也在[0，1]。依照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将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分为10个级别，耦合协调度D值越大，则两系统的协调等级越高，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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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分类 |
本文的评价对象是江汉平原的四大产粮大市；数据主要来源于江汉平原四市、湖北省的2005—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年鉴，以及作者的科研团队赴四市统计局、经管局、农业局等机构调研所得数据，缺失的个别数据以线差值的方法弥补。
(一) 指标权重的确定根据熵值法的信息熵理论，确定江汉平原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的权重，计算结果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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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江汉平原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权重(2005—2014年) |
根据前文所述的计算步骤，求得江汉平原四市的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D)，进而得出相应的耦合阶段，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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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江汉平原四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评价结果(2005—2014年) |
从系统层面来看，江汉平原传统农区的“两化”协调发展进程存在起点低、增长速率较慢的总体特征：首先，四市“两化”协调发展的基础条件相似，起始条件都处于Ⅲ级中度失调的水平，近十年来四市的耦合协调度都朝着中度失调向勉强协调的方向发展，整体趋势为正增长；其次，增长质量欠缺，四市的“两化”协调发展基本属于缓慢自发的增长阶段，即耦合协调度(D)长期处于0.2—0.5之间的缓慢爬升中；另外，从地域空间上看，四市的协调等级降序排列依次为：襄樊市＞荆门市＞孝感市＞荆州市。
三 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的路径选择产业是支撑城镇健康发展的基石，城镇是产业良性互动的依托。江汉平原传统农区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禀赋为探索农业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初始条件，但从实证分析中可推知，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仍处于缓慢增长的起步阶段，发展空间广阔。因此，传统农区的“两化”耦合协调路径可从各子系统中的短板着手，补短板强优势，积极探索协调发展路径。与此同时，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该区域必然要将“如何保障粮食安全”、“如何选择产业”、“如何建设新型城镇”、“如何引流农业人口”等问题纳入城镇化规划之中。基于对江汉平原传统农区的实地调研，我们认为，江汉平原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可从产城互融、工农互促、城乡统筹的视角出发，以农业为基础，向农村二三产业多维度扩散，并根据各传统农区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选择产城融合路径，实现工农互促、城乡共荣，推进农村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地、就近城镇化。
(一) 产城互融视角下的协调发展之路基于产城互融的视角，江汉平原传统农区的“两化”协调过程中“人”与“城”是短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园区职工城镇落户比率、购房比率等指标增长速度相对较慢。而“产”是优势，传统农区的优势农产品及其加工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因而，传统农区的“两化”协调路径要以农业产业发展为纽带，从产城互动、人城互动、人产互动结合的方向进行探索。
一是产城互动，产业选择与城镇功能定位相协调。传统农区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主体区域，必须谨慎处理好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城镇发展与农业人口流动的关系，因此它的城镇功能定位不同于发达地区。通过对传统农区地域特征与发展条件的分析，其产城互融还可归纳为农产品加工、生态文化休闲旅游、电子商务、订单农业、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主导的六类路径。不同区域的传统农区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选择适宜的产城互融具体路径。
二是人城互动，城镇规划与产业规划相适应。依照“三规合一”的城乡规划原则，各级政府自行制定当地的新型城镇化社区规划、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但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政府部门因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而导致三类规划的部分内容自相抵触的现象(胡必亮、潘庆中，2014)。笔者认为，在政策的制定顺序上，传统农区的产业规划应优先于城镇规划。这一方面基于传统农区在保障粮食安全与耕地红线上的功能属性，甄选低碳轻污染的产业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传统农区农业人口基数高、密度大，与发达地区相比，“如何引流农业人口”的任务更加艰巨，产业园区的磁吸效应能有效地引导剩余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为农民市民化创造条件。
三是人产互动，农村人口流动与产业集聚相结合。传统农区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打造以农业资源和地域禀赋为基础的产业链，促进更多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就业、创业(赵铁锁、殷一博，2014)。在这一过程中，合理的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引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吸收剩余农业劳动力，从而形成生产性人口集聚。生产性人口的稳定持续增长将最终引致生活性人口集聚，监利县的“福娃模式”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代表(陈文科，2015：42—50)。要顺利推进人产互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需要软实力与硬环境的支撑：其一，农村人口素质技能的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需要增加基础教育投入，更重要的是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与当地的产业工人需求相契合。培训费用可按照“三三四”的原则由相关政府机构、企业、农民共同承担。其二，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城乡共享。产业园是产业聚集的主要形式，这种方式同样适用于以农业资源为基础的平原欠发达农区。传统农区的城镇化起点低，发展的弹性空间较大，因此，未来传统农区的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应与产业园区的地域规划挂钩，在规划阶段提升潜在的共享率。
(二) 工农互促视角下的协调发展之路基于工农互促的视角，涉农龙头企业是江汉平原传统农区“两化”协调发展的动力，近年来，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投资报酬率、总产值增长率等指标呈逐渐上升的总体趋势。以龙头企业为中心，能有效弥补传统农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的短板。因而，传统农区的“两化”协调路径可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企业增利结合的方向发力。
一是农业增效。农业是传统农区的基础产业，要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与培育当地特色农业作为推进就地城镇化的重中之重。传统农区重产量轻市场衔接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导致买难与卖难的问题并存，因而亟待通过农业增效的方式缓解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农业增效关键在于探索农业供给侧改革机制，以传统农区的地域特色为基础，优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延长农业产业链。在坚持和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升农业支持政策效率；特别要注重补齐农业生产环境恶化与农业生态技术落后的短板，加快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生态循环农业技术试点。
二是农民增收。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在对江汉平原四大产粮大市的农户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小农户以满足口粮为主，生产方式较为粗放，而新型农民主体，例如种粮大户、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社，他们对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的意愿较强。因此，除了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外，农民增收更需要从内部出发，一方面鼓励小农户逐步将土地流转至种粮大户、各类合作社等新型农业主体，促使剩余劳动力向产业园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增加农民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创造制度环境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明确农村资源资产的所有权、处置权，量化农民资产。
三是企业增利。近年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在传统农区日益显著，但农业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如何引导社会资本自发流入农业产业？如何解决持续存在的涉农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解决这些难点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首先，从政府行为层面来看，要加大对骨干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贷款财政贴息，加强政策性银行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补齐政府财政、金融支持的短板；其次，涉农企业需利用好传统农区本地的农业资源优势，延长优势农产品产业链，培育企业内生性竞争力；再次，强化企业、合作社、农户三方的利益联接机制，实现共赢共生式发展；最后，要纵深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正在进行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确权登记、保障产权的主体性、完整性为主，忽视了产权的流动质量(毛利军、于战平、曲福玲，2013：59—61)。因此，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可以有条件地适度扩展农村产权的流转主体、使用条件与地域范围，这不仅能促进农村资产资源的资本化，将涉农企业的农村留存资产转化为银行抵押贷款，更重要的是稳定的产权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敢于对农业进行长期投资。
(三) 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协调发展之路基于城乡统筹的视角，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现存的户籍、土地、产权制度对城乡耦合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近年来城乡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在逐步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支出比等指标有差距缩小的趋势，但问题依然十分明显，二元割据的城乡结构未能从根本上被打破。笔者认为，促进城乡统筹视角下的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向切入：(1) 城乡社会福利，从财政支付转移力度和福利保障范围上力求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与此同时，明确农民作为集体经济主体成员的地位，通过入股、证券化等形式盘活农民的留存资产，赋予农民留存资产的财产权，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2) 城乡空间集聚，消融城市与农村地域边缘的差距。一方面需要网络交通的硬件支持，从时间上缩小空间距离，另一方面需要产业的软件支持，因地制宜地在城乡交会处打造服务于城市、磁吸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集聚，如乡村休闲旅游业、劳动密集型产业。(3) 城乡公共服务，我们认为，从绝对的均等化向有针对性的共有化发展将是均衡城乡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我国已基本实现乡村地区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方面的全覆盖，但在某些方面，如优质教育资源、就业资源，受市场优化配置的调节作用明显，对此类资源供给一味地投入不能从根本上抵消差距，应更注重增加优质公共资源在城乡规划布局中的共有率。
| 陈文科, 2015, 《农业大省的新探索》,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
| 冯德显、汪雪峰, 2013, 《传统农区城镇化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刊》第1期.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2013&filename=KYYX201301008&v=MTkxNjZ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TDJmWU9kbUZ5am5VTHZCTGpUU2RyRzRIOUxNcm85RmJJUjhlWDFMdXg= |
| 胡必亮、潘庆中, 2014, 《中国新型城镇化: 规划与完善》,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6期.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5&filename=ZGXB201406018&v=MjEyMDdTN0RoMVQzcVRyV00xRnJDVVJMMmZZT2RtRnlqblViL01QeXJUYkxHNEg5WE1xWTlFYklSOGVYMUx1eFk= |
| 毛利军、于战平、曲福玲, 2013, 《中国农村资源资产市场化资本化研究》,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
| 赵铁锁、殷一博, 2014,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探索》, 《经济问题》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