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①的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原载上海《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吴调公先生的论文《论“人学”与人道主义》发表于《文艺月报》同年8月号，写作日期则标明1957年5月15号于南京②，意思是刚刚看完新出版的杂志，马上写了批评商榷文章。罗竹风先生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明一切吗？》刊载于《文艺月报》同年9月号，写作时间稍晚，是1957年7月15号③。这些日期是很重要的。陈辽先生的《我们和钱谷融在几个基本问题上的分歧》④发表在1957年9月的《雨花》杂志，标题态度已经不同，使人想起后来著名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论战语法和口气，“同志”两个字已经不见了。蒋孔阳先生在《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文中说：“钱谷融同志《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最初在《文艺月报》发表时，由于他那文笔的雄辩、引证的磅礴，以及个别似是而非的论点，的确曾经迷惑过一部分读者。但是，经过几个月来同志们的分析和批判，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篇系统地宣传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文章。”⑤蒋先生的文章发表在1958年3月，这里所说的“经过几个月来同志们的分析和批判”，说明这篇“曾经迷惑”人的文章，在几个月后似乎有了“定论”。而这个“定论”，蒋先生委婉地说“我们已经知道”，而不是“我们已经发现”或“我们现在认为”。蒋孔阳先生的文章，在《“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⑥标注的写作日期是1957年2月，疑似笔误或印刷错误。因为1957年2月，钱谷融先生的文章还未发表，甚至还未写成。我现在看到的《批判集(第一集)》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4月版，不是该书最早的版本，该书原来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在1958年4月出版，也就是蒋孔阳先生发表文章的同时。新文艺编辑部在《批判集(第一集)》的“前记”中说：“《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系统的宣传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文章，它广泛地涉及文艺理论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从反对文学反映现实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出发，用所谓人道主义这条线索把许多问题联系起来，企图以此来解释一切文学现象。”①
钱谷融先生的文章共分五章，第一章讨论文学的目的和任务，是反映“整体现实”还是写人；第二章是讨论要把“怎么描写人、怎么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作品的标准；第三章讨论人道主义与人民性的关系；第四章讨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则以有关阿Q的不同评论为例，讨论文学创作中的典型问题。当然这些讨论中，第一个问题最为重要，文学到底是写社会还是写人？
钱谷融先生明确反对苏联理论家季摩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中的观点，“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②。“我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我认为文学不能够或者不必要反映现实呢？不是的。文学当然是能够，而且也是必须反映现实的。但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③
还有一段话，钱谷融先生在文中自己加了重点号，“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在于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④
从写作时间上看，最早提出商榷意见的吴调公先生认为：“钱谷融同志这篇文章提出来的中心论点——‘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不仅是多余，而且实际上是把‘人’从现实生活中硬生生地抽了出来，——或者可以说把‘现实’和‘人’加以对立。”⑤你想写现实再找人作为工具？“其实，这种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现实，必然是以人为主体的现实。” ⑥吴调公的语气充满善意劝告，劝钱先生不必过虑。因为文学大师不仅写人，巴尔扎克还写巴黎的公寓，狄更斯还写伦敦贫民窟，吴敬梓还写科举制度，曹雪芹还写“钟鸣鼎食之家”。“现实可以包括人，而人不能包括现实……文学的首要任务是描写现实，而且必须是写出现实的本质(重点号为笔者所加)。钱谷融同志要我们注意人，但并不赞成着眼于现实和生活本质，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仿佛撇开了生活本质就能真正地了解人和更好地描写人。很显然，他所重视的是最能激发作者写作动机的初步感受，而所忽视的却是由此而深入一步的概括；他所重视的是形象思维，而所忽视的是艺术构思时所必不可缺少的结合这形象思维的逻辑思维……”说实在话，除了吴调公先生感到奇怪外，他所转述引述复述概述的《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重个人轻现实，重现象轻“本质”，重感受轻概括，重形象思维轻逻辑思维，确实道出了钱谷融文学思想的要点。关键是，这为什么使吴调公先生和后来的评论家感到奇怪呢？
其实，文学写人，还是写社会，有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本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从作家主观创作动机看，曹禺全心全意想写一团火似的繁漪，茅盾冷静全面地解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都可以成为文学名篇。从文学作品客观影响价值看，《红楼梦》既写了人性的丰富独特复杂，也留下了清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清明上河图》与《蒙娜丽莎》焦点不同，但都可以达到艺术的或直接或长远的任务、目的、功能、使命，但为什么在1950年代中期，《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和争论？我以为第一是反对了工具手段论。“这种理论是一种支配性的理论，在我们的文坛上也就多的是这样的作品，就其对现实的反映来说，那是既‘正确’而又‘全面’的。但那被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的人，却真正成了一种毫无灵性的工具，丝毫也引不起人的兴趣了。”⑦这种工具手段论来自苏联的理论教科书，将描写人当作描写社会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看上去讲的是艺术原理文学规则，实际引申下去，文学本身，也只是政治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且，使用工具的人和成为工具的人，有时也有可能是同一个或同一群人)。
回头来看，一方面，“文学是人学”的主张，在要求文学直接反映“整体现实”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浪漫愿景：相信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不应急功近利，也许不见容于一时，却总能长久显示人性。但从另一方面看，提倡文学是“人学”，也可以是一种策略性的理论主张(虽然提倡者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理论的策略性)。如果文学真如季摩菲律耶夫所说，“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直接的首要的任务”，那么比如在《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且引起争议的1950年代中期，作家们可以独立表达他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吗？作家应该描写什么样的“全面”而“正确”的现实呢？如果面对不同的社会现象，究竟哪一种“现实”才是“本质”呢？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了官僚主义，但刘世吾究竟是社会表象还是现实本质？《创业史》歌颂农村集体化，但主流之外，是否遗漏了《生死疲劳》的主人公们？《红岩》《红旗谱》集体创作一改再改，为了表现革命历史的“整体现实”。除了老舍以外，茅盾、巴金、曹禺、夏衍等老一辈的作家在1950年代为什么都停笔了，因为他们看不见眼前的建设新高潮？为什么直到高晓声1980年代《李顺大造屋》，人们才看到中国农民有可能30年盖不起房的现实？为什么张爱玲1954年《秧歌》里描写的农民抢粮，会在文革后张一弓的小说里重现？王元化先生有次对我说，一直批判1960年代和“文革”的文艺理论是机械反映论(就像前引季摩菲耶夫的言论)，但如果文学真的是机械客观反映现实，那大跃进狂热、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武斗等为什么从没出现在当代作品之中。可见机械反映现实是假，主观唯心的工具论是真。这是私人谈话，我也无法引证，但相信王元化先生应该有相关的文章。
所以关键不是要作家反映现实，而是必须反映现实“本质”——而本质在那个历史时期是被文学之外的力量因素所规定的，作家没有能力、权利、责任去写他看到的不同的现实。但是，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作家总可以有些不同的看法角度感受吧。比方说对农村现实，“本质”是农民拥护合作化，作家必须写“整体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还要真诚真实地写作，就必须强调写人——无论《三里湾》《创业史》，甚至《艳阳天》，犹豫胆怯勤劳自私害怕集体化的农民形象，总是最有文学性的圆型人物，他们不必代表时代“本质”，他们只需要是“人”。文学是人学，古今中外无数作品和道理都是证明，但在1950年代中期出现这个理论的最实际最具体的历史语境，至少有部分原因，却是因为文学对现实“本质”的被迫失语。记得1980年代初，有次上海作协开会，有人称赞高晓声写出了陈奂生这样典型的中国农民的处境，高晓声马上否认说，“我不是写典型的中国农民，也不是写几十年的中国农村，我只是写一个我认识的人，一个我下乡时的邻居，一个真实的人……”
二写人还是写现实？从作家处境看，写人可以是一种策略，因为文学对现实“本质”缺乏独立的发言权(不仅仅只是1950年代)；但从批评学看，写人性应该是和写现实(我所看到的“本质”)至少一样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的目的、任务和使命。《安娜·卡列尼娜》的伟大，是因为描写了俄罗斯19世纪贵族社会还是因为写出了安娜这样不朽的女性形象？但是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钱谷融小心地借用高尔基的“人学”概念，而没有直接把“写人性”与“写现实”相对而论。写现实是要写本质，写人呢？自然要写人性。在讨论文学评论标准时，这个问题便没法回避。
“如果评价一切作品都要用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标准，那么李后主的词，王维、孟浩然以及许多别的诗人的许多诗篇，就都只能被排除在古典作品之外。这样，不但会大大削弱我们的文学宝库，而且，还是违反人民的爱好，违反人民的感情。”①因为“人民性”是195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术语，所以，钱谷融先生在文章中也要策略地以“人民的名义”来讨论。《论“文学是人学”》花了不少篇幅，既赞同季靡菲耶夫关于“人民性是艺术性的最高形式”的说法，同时指出，“假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概念，并不是在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都是适用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却是永远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篇古典文学作品上的。人民性应该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最高标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适用的；也不是任何人都会运用的。而人道主义精神则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最低标准却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而且是任何人都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着的”①。
吴调公并不赞成这种“人道主义——人民性”高低双重标准互相关联的说法，理由是，人道主义乃作家主观态度，人民性是作品客观效果。“人民性”这个术语后来已在中国的理论学术界淡出，但其“主旋律”内涵和句式，人们今天还是很熟悉：“文学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应该是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真实生动地表现出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理想和对人民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事件的作品。人民性的标准不但要观察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是否和人民相通，还要看作品在客观效果上，是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提高了人民的心灵。”②吴调公先生还认为“人民性这个标准是科学的”③，不像人道主义“这一个名词的涵意很复杂，用它做衡量文学的标准，是远远不如人民性来得明确的。”④
罗竹风先生承认，“的确不错，人道主义是古典文学的一个要素，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要素。但它却并不是唯一的和万能的，好像现实主义、人民性、爱国主义等等不能解释时，只要祭起人道主义这个法宝，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⑤。罗竹风的文章以李后主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为例，说“如果一个亡国之君的悲苦也合乎人道主义的精神，那作者未免是见仁见智吧”⑥。但问题是如果不能用人道主义情怀阅读，那么这些古诗为什么会流传千年？难道只有帝王才理解李后主的情感？难道这些诗词是只有帝王才读？这些诗词的人性基础与艺术价值何在呢？
罗竹风先生很详细地回顾了欧洲人道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历史演变，终于发展到高尔基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真正全人类的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⑦。罗竹风的文章先引述钱谷融先生的概括，“虽然随着时代、社会等等条件的不同，人道主义的内容也时时有所变动，有所损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中找出一点共同的东西来的。那就是：把人当作人……所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紧接下来罗竹风先生严肃提问：“在今天，劳动人民已经作了新中国的主人翁，‘把人当作人，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等等这些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们还不把人都当作人么？难道我们还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么？”⑧
再过10年，罗竹风先生就可以自己回答自己的严肃提问了。在文革以后周扬、王元化等党内文艺界领导，第一个要反省的理论问题，就是人道主义和马克思讨论过的人性异化问题。至少，“把人当作人”，在1957年说，过时了还是太早了？
人道主义精神存在于古今各种文化里，人道主义思潮则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有人担心如将人道主义视为普世价值，可能不利于在文学中强调党性和阶级性，进而可能(也只是可能)影响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效率与合法性，所以《批判集(第一集)》中好几篇文章的题目，《论“文学”与人道主义》(吴调公)、《“人道主义”可以说明一切吗？》(罗竹风)、《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蒋孔阳)都以人道主义为批判角度。回到1950年代历史氛围，在文学理论中强调人道主义，的确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在论述文学标准时，以人道主义与人民性、爱国主义等政治术语相比较，在我看来，一方面是为了解释李后主等文学作品何以流传千年；但另一个可能或者推理，人民性、爱国主义等，如果可以找到科学标准，其实都是从政治倾向方面评价文学，都是更侧重于评价文学的政治标准；而人道主义的标准，“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即使作家要表现的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是广大人民的理想、愿望等等，也必须通过作者个人的感受而反映出来，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①。钱谷融先生认为，人道主义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重点号系钱先生所加)。什么叫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说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不是艺术作品。换言之，这就是艺术标准的底线(重点号系笔者所加)！《论“文学是人学”》并未直接讨论两个标准第一第二的问题，但全文表述倾向于或者可以推理出：政治标准，人民性、爱国主义可以是较高的标准，而艺术标准，则是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从古至今，凡轻视违反人道主义精神，你就根本不是艺术作品，还谈什么别的目的任务或意义呢？
三除了文学功能、文学标准以外，《论“文学是人学”》的另一个学术突破，或者说另一个饱受争议的地方，就是关于“典型”的看法。
典型，看上去只是个怎样描写人物怎样塑造形象的技术问题，其实牵涉到如何理解人性，如何解释人的阶级性，如何论证文学与人性的关系。箭鸣的专文开宗明义题为《批判钱谷融的典型论》，“他借反对‘把典型仅仅(注意：钱谷融抽掉了这两个字)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为名，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论，提出他的‘每一个活人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文学理论。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来散播自己的论点，而是转弯抹角、曲曲折折地说出自己的理论。因此，我们在批判他的典型论时，就要细致地分析那些曲曲折折的‘理论’”②。
我们今天感兴趣的也正是这些“曲曲折折”的理论分析的过程。
钱谷融先生是用阿Q、奥勃洛莫夫和福玛·高尔杰耶夫这三个典型人物作为例证，提出他的写典型就要写人性和个性的理论的。他认为，这三个典型人物，只有农民、地主或商人的特性，但不能说这三个人物所有的特性，都是农民、地主或商人的共性。他并且进一步断言：不能把阿Q、奥勃洛莫夫和福玛·高尔杰耶夫算作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体现者。③
限于篇幅，我们下面只讨论有关阿Q的材料。
钱谷融先生一一列举了当时各种有关阿Q的评论如何陷入互相矛盾的困境。
何其芳说，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
这个矛盾使当时的理论家们感到困惑与尴尬(但为什么在一个农民的身上不能有消极可耻的现象呢？)。
有理论家问，说阿Q是农民，是不是侮辱我们勤劳英勇的农民？
也有理论家声明，阿Q只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因此没有人出来抱怨，因为没有人自认是“落后农民”或为“落后农民”代言)。
冯雪峰建议将阿Q与阿Q主义分开，前者是农民，后者属于封建统治阶级。
李希凡批评冯雪峰，说阿Q是受了统治阶级思想毒害，“鲁迅通过雇农阿Q的精神状态，不仅为了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阿Q主义，更深的意义在于控诉封建统治阶级在阿Q身上所造成的这种精神病态的罪恶”④。(李希凡在《“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中有文风激烈的批判文章，详细讨论他自己参与过的有关阿Q的争论)
通过有关阿Q的这一系列互相矛盾的评论，钱谷融先生的确曲曲折折细致道出了他关于“典型”的看法：“阶级性是从具体的人身上概括出来的，而不是具体人按照阶级性来制造的。从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属阶级的阶级性，但是从一个特定阶级的阶级共性上，我们却无法看到任何具体的人。”⑤
换言之，写出独特的人，必然会写出他身上真实的具体的阶级性，因为人的性格就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反之，从阶级性概念出发(地主是坏的，农民是善良朴实的，工人是大公无私的，知识分子是……)，人物变成宣传符号，便写不出真实的人(因而也写不出真实的阶级性)。对于1950年代中期已经承担并且即将承担更多阶级斗争任务的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真是良药苦口。这么多批判文章，说明有关“人学”的理论，在无意中道出了国家文学生产机制的关键问题。虽然在当时看来，黄世仁、白毛女、刘文彩、江姐等文学典型，同时也成为某一阶级的代表人物。
钱谷融先生关于“典型”问题的看法，除了有感于中国当代文学将人物扁平符号化为阶级品行代表外，还有更深的学术意义上的追寻，可以衔接到歌德的相关论述，“诗人究竟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写出一般，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由第一种程序产生出寓言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或典范才有价值。但是第二种程序才特别适合于诗的本质，他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到一般。谁若是生动地把握了这特殊，谁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只是到事后才意识到”①。钱先生后来的文学批评实践《雷雨人物谈》，真正实验了他自己关于如何从个性看阶级性的批评主张，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便是他关于周朴园人情人性的分析。《论“文学是人学”》是理论，《雷雨人物谈》是实践，可惜天才的理论和实践都得不到伟大时代的鼓励，因此我们也就只能看到这两部作品。
本文无意讨论《“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出版前后上海及全国文艺理论界的各种台前幕后内情，也无意讨论《批判集》中个别文章具体不同的写作动因和背景。吴调公、罗竹风、蒋孔阳等几位教授的文章均以“同志”相称，言语温和且有政策尺度考虑。这几位学者后来也一直和钱谷融先生有学术乃至私人交往。仅从文风看，充满战斗气息的是李希凡的文章，“一切修正主义者总喜欢把自己扮演成真理的发现者”，“多么聪明的论断！只可惜钱谷融并没有诚意运用这种论点来研究文学与现实的艺术”，“好狡猾的调包的手法，三调两调……”，“不，这一切都不是什么‘言之成理’的‘新鲜见解’，这不过是从资产阶级文艺见解里东抄西摘凑成的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理论，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文学领域中反对党的文艺思想最完整的纲领”②。除了至今仍未完全绝迹的阶级斗争“帽子工厂”以外，说《论“文学是人学”》是“最完整的纲领”也有道理。而且在《批判集》全部文章中，题目找得最准的也是李希凡，《论“人”与“现实”》。在1950年代，如果说中国文艺理论界有对极左文艺政策及理论的某种怀疑和抵抗，《论“文学是人学”》的确是其中比较完整有系统而且相当勇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可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当代小说史、《茶馆》在当代戏剧史的影响相比肩。
1950年代的钱谷融，“理论界新来的年轻人”，不到四十岁的大学讲师(因为“人学”一文后来又继续做了二十几年讲师)，平时很少写文章，偶然在同行师长的劝说下(据说是许杰先生的敦促)，就自己的读书教书的体会写下一长篇对当时文艺理论的思考，文锋犀利理直气壮，逻辑严密理论激情飞扬(和我们后来见到的谦和、儒雅、含蓄、潇洒的学者形象很不一样)。文章立即引起文坛争议，批判文章极罕见地马上结集出版，而且本来还不止一集。六十年后，我们将批判文章及原文对照阅读，发现其中最基本的理论分歧，今天仍然充满争议：第一，文学应该研究人性，还是必须反映社会现实(“本质”)？第二，如果说人民性、爱国主义是文学评论的政治标准，那么人道主义精神是否应是文学评论的最基本的艺术标准？哪一个标准更为重要？第三，“典型”来自具体个性，普遍人性，还是阶级属性、族群共性？本文认为第一个问题仍是关键。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从学者主观角度，是不希望文学创作中的“人”(以及整个当代文学)只成为工具和手段；在客观历史语境上，则是因为当时文学对现实“本质”无法发言，所以必须特别强调描写具体、个别、特殊和不同的“人”。
《论“文学是人学”》中讨论的人与现实、文学评论基本标准与典型问题，至今仍然可能充满争议，说明钱先生在六十年前提出的学术观点具有某种前瞻性，也说明国家文学生产机制及其理论困境具有“与时俱进”的持久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