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药大成》是英国医士来拉(John Forbes Royle，1798—1858) 撰写的大型本草著作，首刊于1847年。从第二版(1855年)起，来拉得到了英国医士海德兰(Frederick William Headland，1830—1875) 的帮助。来拉去世后，海德兰继续增删补订至第五版(1867年)。第六版则由英国学者哈来(John Harley)增删，刊印于1876年。^①

该书汉译本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英国学者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 口译、新阳赵元益(字静涵，1840—1902) 笔述，光绪十三年(1887) 刊印，共十六册。卷首有哈来1875年12月撰写的《增删重印西药大成序》和程祖植在光绪十年(1884) 春撰写的《西药大成序》。前十三册对译的是原书的第五版，共计十一卷(含卷首一卷)，另加《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后三册即对译哈来所补充的内容，名为《西药大成补编》，分为九卷。

该书原名A Manual of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意即《药物(或本草)与疗法手册》，并无“西药”二字。此处书名中的“西药”，与1871年孔继良译撰、嘉约翰校正的《西药略释》书名中的“西药”意义相当，仅仅是指“域外的、西方的”，尚不具有“先进的、现代的”之类的涵义，也没有同“中药”形成对立(先进—落后)的格局^②。从内容来看，该书卷帙繁复，内涵丰赡，收录植物、动物和金石(矿物)类药物，约为531种(不计合成类制剂)，是西方近代医药学转型时期最重要的本草著作之一，也是19世纪后期在中国翻译的最大型域外药学著作。^③

傅兰雅1876年在《格致汇编》刊发的《论新译〈西药略释〉》一文中指出：“余近译《西药大成》一书，此书分金石、植物、动物三大类，多讲化学之理法。先论形性、取法、试法；中论畏忌、功用；末论服数、解法，图说俱备。西国之药几赅备无遗。惜卷帙太多，非数年之功不成也。”^①《格致汇编》还为“增删重印西药大成”进行了广告推介：“凡论西药之书似无出其右者矣。每药详其形性，言其功用，道其炮制，载其服数，且皆经验无讹。现刻成帙板，大字明图，精说备询，有用之书也。凡讲求西医者，各宜家置一部，以备搜查。”^②梁启超对此书也有较高评价，他认为晚清“译出医书以《内科理法》、《西药大成》为最备。《儒门医学》上卷论养生之理，尤不可不读”。^③

来拉作为医务人员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服务过较长时间，他热衷于研究植物学和地质学，在雪山地区(喜马拉雅山)采集过大量的标本。他研究印度药用植物的性能及其在当地部族中的使用历史。他还担任过将近十年的东印度公司萨哈伦波尔植物院的主管。1837年至1856年，他出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本草学教授。他先后出版过多部药学著作，包括《印度国药品书》、《雪山植物书》、《印度物产书》等。可以说，来拉对东西方的药物非常熟悉。《西药大成》一书中，不仅记载了西药的性能与使用，也涉及了大量的东西方药物的互动与贸易记录。因此，《西药大成》虽出自西人之手，但却与亚洲医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探讨该书所见中国的药物书写及其认知，对理解近代中国药物学知识的西传尤其是药物的扩散，以及中药在全球化早期药物学知识网络体系中的角色与地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一 《西药大成》所载在华进行植物调查的西方人

就人物活动而言，出现在《西药大成》中的人物，除古代的东西方名医和名流(化学家、博物家、医生、格致家、诗人等)之外，主要有近代西方的化学家、医学家(医士)、植物学家、格致家、旅行家、船主、客商、军人、殖民地官员(及家属)、公务员、神甫等。他们在欧洲之外地区的主要活动涉及实地考察药用植物，进行品种的比较与确认，并且在异地进行移植栽培。他们通过书信往来、实物寄送或贸易流通等多种方式，去分析和确认药用植物的种属与性能，欧洲的化学家们对药用植物进行了大量的化学分析，用近代科学的方法来确认药用植物和矿物等。因此，《西药大成》体现了西方科学界(化学、植物学、药物学界等)对药用植物认知的巨大进步，这与西方医学从传统向现代医学的转化进程是一致的。

《西药大成》中提到的与亚洲相关的人物为数不少，比如，天方国的化学家奇巴(Geber，721—815)、塞拉披恩(Serapion，9世纪叙利亚医学家)、拉西司(Rhases，854—925)、植物学家阿非色那(Avicenna，980—1037) 等名医，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人物并不多，目前仅发现四人，略述如下：

其一是苦罗西由司(Carolus Clusius，1526—1609)。《西药大成》卷五之一中的“藤黄”条记载：“据没立(Murray)之药书第四本第一百十页云：西国初得此物，为苦罗西由司由中国带至西国。此为公历一千六百零三年之事。”^④苦罗西由司是人文学者、医生和植物学家^⑤。他以将郁金香传入荷兰，改变了欧洲植物园面貌而出名。他将藤黄由中国带至西国之事，乃转引自德国血统的瑞典医生与植物学家没立(Johan Andreas(Anders) Murray，1740—1791) 的六卷本药物学著作《药物配制简论》(Apparatus Medicaminum，1776—1792年版)。《西药大成》中还记载了苦罗西由司在1576年将小亚细亚所产的Cherry Laurel传回欧洲。^⑥

其二是英国植物学家福珠纳(即罗伯特·福钧，Mr. Robert Fortune，1812—1880)。福珠纳因将茶树从中国运至印度种植，而被人称为“茶叶大盗”。《西药大成》卷五之一的“茶科”条记载：“又有西人福珠纳往中国产茶之处，亲见黑茶与绿茶俱为绿茶树之叶所成。”^①此事是指福珠纳在中国的实地考察，证明红茶和绿茶都是“绿茶树之叶”，从而纠正了以往欧洲人关于茶叶的错误认知。福珠纳将茶树从中国移植到印度，从而改变了当时世界经济的版图，对中国的外贸和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②。茶叶不仅是经济作物，也有多种药用之效，因此来拉将其收录于《西药大成》之中。1848年5月7日，福珠纳曾与来拉在切尔西药用植物园见面。这次会面或许谈及了福珠纳的东方之行，即所谓的“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③。因此，来拉在《西药大成》中对福珠纳的功劳简要地记上了一笔。福珠纳撰写过多部著作，其中有关茶盗之旅的有两部，合为《两访中国茶乡》^④。福珠纳的笔下记载了中国当时的风土人情，反映了传教士之外的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印象与认知。与福珠纳类似的英国博物学家们在华的活动，也为我们提供了基础的实地史料，以便重新思考科学与帝国主义、西方博物学家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⑤

其三是苏格兰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法可那(Dr. Hung Falconer，1808—1865)，被称为“英国医士”。1832—1842年间，法可那出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萨哈伦波尔植物院负责人，接替了来拉的职位。《西药大成》卷五之二中的“阿魏”条记载：“来拉在印度萨哈伦波尔(Saharunpore)总理(东)印度公司植物院，辞此任之后，有法可那接此任，细查产阿魏之草，不惟为取阿魏所种者，又在其原产处考究之。”法可那在印度和喜马拉雅地区考察药用植物，将其移植到植物园，并将相关的知识与来拉等同仁分享。法可那对阿魏的考察与确认，也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⑥。1847年，法可那重返印度，在加尔各答的植物园以及加尔各答医学院任职，一直到1855年回到英伦。

《西药大成》卷五之一中的“藤黄”条记载：“英国医士法可那云：游历西藏得此物，土人谓之大黄膏。”^⑦又，《西药大成》卷五之四中的“大黄”条记载：“又有医士法可那从印度克什米尔之边走通西藏，至暮士打山，即格林会知东经七十七度，北纬三十六度。该处有土王阿米特沙从产大黄之地，收大黄为礼物。在该处详细访问常出售之大黄，而不能得可恃之说。惟在该处得里由末草之新种。又得大黄膏，土名哇萨辣温特(ossareh-rewund)。”^⑧这两处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法可那考察西藏的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但他对喜马拉雅山地形结构的调研非常有名，他所谓的“游历西藏”应该在1852年之前。因为Thomas Thomson在1852年出版的《西喜马拉雅和西藏》一书中，提到了法可那的名字^⑨。欧洲人对西藏的兴趣早已有之。法国医生、哲学信徒弗朗索瓦·贝尔尼埃(François Bernier, 1620—1688) 留居印度期间(1658—1667)，遍访从孟加拉国到克什米尔的广大区域，在斯利那加通过来访的西藏人和新疆人，了解了许多的信息^⑩。1640年起，从印度方向出发的“旅行商队才开始每年定期从克什米尔前往中国，单程要花费三个月。……通常这些商队带回麝香、桐树或树根、大黄和mamiran-i-Chini——一种小树根(据说治疗眼疾有奇效)，从西藏则带回麝香、水晶、玉和两种细羊毛——普通羊毛和西藏山羊毛”^⑪。其中，来自中国西藏或西北地区的麝香、大黄在对外贸易和药物交流中尤其占据重要地位^①。到了1830年代，Ahmed Ali等人出于开拓东印度公司与西藏的贸易、与政府或教会有关的宗教宣传、政治渗透以及资源掠夺等目的，在西藏进行探险或考察等活动^②。因此，法可那的行动并非个人的一时兴起，而是当时欧洲人的东行探险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在法可那之后，类似的传教与贸易两大目的相结合的进出西藏的行动也没有停止过^③，印度人也有长居西藏，深入了解西藏情况者。

其四是俄罗斯的药品家西勿司(Sievers)。《西药大成》卷五之四中的“大黄”条云：“一千七百九十年，俄罗斯国派药品家西勿司(Sievers)游览西藏等处，考究大黄草之形性。回报国家云：从未有诚实植物学家曾见真大黄草。”^④西勿司曾于1790年受命赴西藏考察大黄。清代中期以降，中俄之间的大黄贸易极为密切，俄国作为中介而将大黄贩卖至欧洲。俄国学术界与商业、医学界对中国大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林日杖《明清时期来华俄人对中国大黄的记述》一文对此现象进行了细致的梳理。^⑤

除提及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之外，《西药大成》也偶尔涉及华人在海外的活动痕迹。《西药大成》卷五之一中的“茶科”条指出：“如印度之东阿萨密地方，近时多种茶，雇华人数名料理此事。”“如印度东边古马安国家茶园中，有人种中国之茶子，所得茶树之叶，依中国法烘之。请茶客之有大本领者，与中国安徽上等乌龙茶比较，不分上下。”^⑥雇佣熟练的华人茶工至东印度阿萨密(即今阿萨姆)地区的茶园，这是福珠纳将茶树运至印度栽培时所采取的配套行动之一，此后不久的阿萨密茶，“亦为印度茶之有名气者”，可以与中国茶叶相媲美，从而使中国的茶叶经济在世界贸易格局中改变了根本的版图。这些隐藏在药物书籍的文字背后的世界变局，至今仍令读者唏嘘不已。

自耶稣会士东来，中医著作及其相关的中医药知识陆续传入西方^⑦。最主要的著作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涉及的主要药物有人参、土茯苓等。《西药大成》卷五之四中的“印度麻”条记载：“法国京都国家书院内，有中国旧书一部，内言公历约二百年后，中国用麻草造药为迷蒙药之用。”^⑧所谓的“中国旧书一部”(an old Chinese book)^⑨，并没有列出具体的书名。此书很可能是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收藏了《本草纲目》的多个版本，包括1655年太和堂刊本、1717年本立堂本、1735年三乐斋本等。来拉能够引用该书的内容，说明该书有相应的西文译本，而《本草纲目》中既记载了麻药，也有部分的西文译本^⑩，其中包括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 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册(1739年出版)中所收录的《本草纲目》的法文选译。^⑪

《西药大成》也未引用其他的中医书籍，而提及了一些古代印度和波斯的医家和医著的名称，这或许说明了在当时的欧洲学者心目中，对中医的知识熟悉度还不如印度和天方国(伊斯兰)医学。《西药大成》中虽然谈不上是作者对中国有意忽略，但很多地方表明作者对中国的医学知识并不熟悉，比如，卷三之六的“金”条云：“化学家以为希腊国人初用为药品，或言阿喇伯国人初用为药品。古时炼丹家详考金之性情，以为是长生不老之药，并治万病之药。印度之古书中，亦有试此各事之说。”^①作者提及的是希腊、阿喇伯和印度，对中国只字未提，实际上，金在古代中国的药用以及炼丹，确实是源远流长。

二 《西药大成》所载西方人视野中的中国药物

《西药大成》不仅记载了植物药的名称、产地，也对相关药物的植株进行了最为详细的描述，包括植物的根、茎、叶、花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形态，还记载了欧洲的植物学家、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药材的化学成分的分析，有对该植物药理的化学分析，这就是西方医学由传统向现代医学转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就知识网络建构而言，《西药大成》一方面收录了在16世纪之前的欧亚古代学者(或者医书中)对许多药物的性状描述，另一方面收录了17至19世纪中期数百种药材的跨洲际流动、贸易和药物的考察、辨认及药性确认的情况，扩展了读者对近代东西方药物贸易复杂性的认识。

《西药大成》中的药物知识网络的建构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其一，来自古代的本草知识传统。其二，来自近代欧洲学者个体有关本草知识的新认知，其中包括药用植物的实地考察、栽培、报告分析与贸易记录等，《西药大成》所征引的著作主要有《雪山植物学》(《雪山植物书》)、《印度古药品书》、《加尔各答医学之公会书》、《印度物产书》、《印度花木书》、《外国植物书》、《孟加拉国药品书》、《亚细亚博物会书》、《孟买贸易记录书》、《米苏儿植物书》等。其三，来自近代科学实作机构。《西药大成》中涉及的主要新兴机构有药材肆/药肆、书院、药园、植物园、医院/公病院、书院、博物院、博览会、通商公司等场所，包括了东印度公司植物院、英伦书院、兰陀尔地方之公病院、伦敦大书院化学房、孟加拉国医院、萨哈伦波尔种药园、管理通商公司、印度萨哈伦波尔医院、英国博物院、法国博物院、伦敦国王书院内之博物院、加尔各答公医院、孟加拉国国家医院、印度京都加尔各答植物院。这些科学机构(医院、博物馆、植物园等)遍布欧洲及其殖民地，相互之间的互动促进了药物知识的沟通与学术的进步。因此，《西药大成》中的药物学知识是多时(从古至“今”，互为印证)、多极(四维交织，互为中心)和多元的(传统与现代穿插，探真求实；不同个体与机构的积极参与)，从而代表了19世纪中后期世界本草学知识的转型。

《西药大成》中记载中国药物，主要有如下数种方式：

其一，简要提及中国有此物，或者列出其药物在古代中国的用法，并与其他地方的用法进行比较。《西药大成》卷五之二中的“甘草根”条记载：“古人知甘草不止一种，希腊谓之各里色里萨，阿喇伯人用之，东方各国亦常用之。……俗名俄罗斯甘草。在希腊与南俄罗斯常遇见之。通至满洲(Tartary)与中国之北俱有之。[观西末士《植物汇编》（Sims'Bot.Mag.）第二百五十二页；又观尼斯书（Nees）第三百二十八页]。”^②Tartary是欧洲人中世纪以来所用的一个地理名词，通常译作“鞑靼”。《西药大成》中所引用的“西末士《植物汇编》”，是指英国医士和植物学家西末士(John Sims，1749—1831) 所编辑的《植物汇编》(Botanical Magazine)。所谓“尼斯书”乃是指德国植物学家、医士、动物学家兼自然哲学家尼斯(Christian Gottfried Daniel Nees von Esenbeck, 1776—1858) 的一部著作。从此处可见，《西药大成》关于中国是甘草的出产地之一的认知，来源于当时欧洲的植物学家们的著作。当然，甘草是最常用的中药之一，容易被欧洲入华的学者所关注。波兰人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Piotr Boym，1612—1659) 的《中医处方大全》记载了甘草在中医中的应用^③。又，《西药大成》卷六中的“姜”条：“此为糖姜，中国广州府等处作之。”^④《西药大成》中卷五之四的“樟脑”条，也指明有些樟脑品种出自中国福建的泉州、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等地。《西药大成》卷六中的“洋土茯苓”条：“又中国司米辣西，即产东方久著名之中国根。此各根亦略能当洋土茯苓之用。”^①大航海时代以来，在西方日渐有名的“中国根”在《西药大成》也只是一语带过。

《西药大成》卷五之一中的“橘”条指出：“此二物原产于印度，如西来德(Silhet)交界树林内，并尼克里山(Nielgherries)上，有其天生者。或中国亦有之。” ^②所谓“或中国亦有之”的原文为“perhaps also in China”，这说明来拉等欧洲学者对中国是否产橘尚不能肯定。实际上，瑞典旅行家彼得·奥斯贝克(Pehr Osbeck)1757年出版的《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早已列出广州的两种橘子了。^③

《西药大成》卷三之二的“钾养淡养(朴硝)”条指出：“考印度与中国，古时已有爆竹，谅在当时已知取硝。而印度旧法，从硝中取淡养。天方国奇巴(Geber)等化学家恃印度而得此法。西国圣书中所言钠得(neter)。”所谓“西国圣书”是指《圣经·旧约》(Old Testament)^④。奇巴(Geber)即是中古时期最著名的阿拉伯炼丹大师贾比尔(Jābir ibn Hayyān，ca.721—ca.815)，他著有《金石论》(Kitāb al-Ahjār)等多部著作^⑤。火药是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硝石的使用不仅与炼丹相关，也与中印的科技交流有密切的关系。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以及《道藏》中收录的《金石簿九五数诀》都有相关的记载^⑥。

《西药大成》指出汞硫(即朱砂)在中国和印度古已有之。《西药大成》卷三之六中的“汞”条指出：“自古以来各国俱有之，罗马人与阿喇伯人用以为外科之药。印度人初用以为内科之药。中国数处产之。”^⑦又，《西药大成》卷三之六中的“汞绿”条也指出：“汞绿一物，印度人久知之。梵语谓之勒思揩婆尔(ruskapoor)观《印度药品书》第四十五页，中国亦久有此药。阿喇伯国奇巴于公历八百年以前有法能取之。此质不但药品中多用，即工艺中用处亦不少。”^⑧又，《西药大成》卷三之六中的“汞硫”(即朱砂)条云：“中国与印度自古以来用以为药。又，中国所产之朱砂，在西国久已著名。西国古名葛尼罢里(kinnabara)，又谓之铅丹。因此，为红色铅养之古名。”“天生者有结成之大块，或成颗粒形者，如奥地利国之以特里耶(Idria)、西班牙国之阿勒玛墩(Almaden)，与中国俱用此矿取水银。” ^⑨

《西药大成》在列举某些药物的产地时，间或说明中国出产的品种有优胜之处。《西药大成》中列举了藤黄的多个产地及其品种，并且指出：“陆克司白格(Roxburgh)云：打拉里者(Tellicherry)之医士代耶(Dr. Dyer)常寄此树之藤黄。……但不能如中国所产者之耐久。”^⑩很显然，《西药大成》对药物品种的评价是基于欧洲学者(陆克司白格、代耶、苦里司脱生等)对此药在亚洲的实地考察以及欧洲的科学实作机构的收藏情形，这些认知是多个组织、学科与学者们相互合作的结构。

其二，叙述中国的药物向外运输以及贸易的情况。《西药大成》卷五之二中的“大茴香油”条指出：“从他国运至英国者甚多，而中国与印度来者非欧洲大茴香所产。”^⑪又，《西药大成》卷五之四中的“没石子”条记载：“有一种没石子，形状不整齐，间有从中国运至英国出售，名曰五倍子。其收敛性最大。”^⑫这两条均是关于19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药材贸易的简要说明。

《西药大成》卷三之五的“锌(即倭铅)”条指出：“然自古以来，即有此质自中国运往印度。中国之锌，在印度国谓之土脱那哥(tutanagum)，此必为印度国之梵字。前人谓之印度锡。古人造黄铜，必知用锌或锌矿为之。”^①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金属(或矿石)贸易、冶金技术的交流极有可能，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土法炼锌工艺源于印度。梅建军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1609年沉船上的中国锌锭和广东发现的有明代万历十三年(1585) 铭文的锌锭，认为“这表明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中国的锌锭已从海路出口欧洲。”同时也有数据表明，“自1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锌出口到印度南部”。^②

又，《西药大成》卷三之五中的“钠养二GF8F8养(即硼砂)”条指出：“此质古人必当知之。古时罗马人布里尼(Pliny)名曰苦里苏刻赖(Chrysocolla)……一千七百三十二年，化学家遮弗离(Geoffroy)考知此质。西藏有数湖，湖边产此质，凝结成块，与麝香、大黄并运至远处销售。其运至印度国者，必过雪山，谓之丁干锌(Tincal)，又谓之生硼砂。西国取此药之法，将多斯加纳(Tuscany)所产之GF8F8养，与钠养、炭养相和至饱足为限。”^③罗马人布里尼(Pliny)即是著名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遮弗离(Claude Joseph Geoffroy，1685—1752) 是法国化学家，因首次利用滴定分析的原则，以碳酸钾为基准物测定了醋酸的相对浓度，而在化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西藏的湖边出产硼砂、锌块^④，至迟在19世纪的中期就和麝香、大黄一起，运送到印度等地销售。这是一条关于西藏矿业贸易和药材贸易的史料，值得进一步的研究。艾哈默得·辛哈在西藏生活期间(1894—1897)，也了解到“西藏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知名的有金、铜和硼砂。最后一种是出口商品，它通过自然蒸发从湖中采得”^⑤。艾哈默得·辛哈的这一记载刚好可与《西药大成》相印证。又，《西药大成》卷五之一中的“双翅果科”条：“又有龙脑，即冰片。……此冰片中国贵重之，其价比樟脑贵八十倍至一百倍，所以龙脑不发至西国出售。”^⑥这是关于龙脑的贸易情况描述，而实际上，从唐代以来，无论是中文医书还是汉译佛经中，龙脑香处处可见(也常与劫布罗香混淆)，而其在中外药物贸易史上也从未缺席过。从宋代开始，有关龙脑的贸易方式除外商输入，还有中央政府主动派遣使臣出国“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等。宋代外贸清单中所见的龙脑香就有熟脑、梅花脑、米脑、白苍脑、油脑、赤苍脑、脑泥、鹿速脑、木札脑九种不同的类别。明清时期，主要产于苏门答腊的龙脑亦逐渐通过海外贸易，而成为中药谱系中的普通一员了。^⑦

其三，在全球化的早期，以贯穿欧、亚、非和美洲的宽泛视野对药物进行讨论时，将该药物在中国的使用与对外流传情况做了简要的比较或分析。

《西药大成》卷五之四中的“大黄”条云：“阿喇伯国有数种，名曰印度者、哥剌森者、中国者。其中国者，名拉温特秦依(rewund sini)。”^⑧“近在俄罗斯国与中国交界处恰克图(Kiachta)即买卖镇有大黄局，内有药品家揩罗(Calau)云：从来所有考究大黄之根原者俱错，已用尽各法欲得其草与种子，俱不能得之。”^⑨《西药大成》卷五之四中的“大黄类”条指出：“产于地球冷处，如俄罗斯国之南、西伯利亚、西藏、中国之北雪山、阿富汗、波斯等处，所以其各种能在欧罗巴露天种之。”^⑩其下列举了比较复杂、繁多的大黄类别，并指出有些类别见于中国的西藏等地。其中的两种麦穗串形的大黄，医士法可那均在西藏遇见过。而属于繁麦穗串形的第九种大黄，“产于西伯利亚、满洲与中国。该处有作贸易之满洲人，将大黄草种子送与蒲尔哈伐(Kauw Boerhaave)，言为真大黄种子”^⑪。第十一种则“产于中国之满洲，……与中国者大同小异”。第十二种“疑为蒙古山近于万里长城处原产者，蒲尔哈伐收此种并第九种之种子，而送者言为真大黄种子。在欧罗巴种之，而与中国及俄罗斯国之大黄相比，则较他种更相似”^⑫。与蒲尔哈伐进行交往的满洲商人，属于“无名之辈”。然而，在前近代中外的交往史上，正是无数个这样的“无名之辈”构成了贸易与文化汇流中的“沉默的多数”，恰似中外文化交流史灿烂的画卷上涂抹的厚重的背景。

就大黄的总体贸易而言，《西药大成》指出：“常出售之大黄，大半出于中国之满洲，并在围青海(Lake Kokonor)之山与平原，近于西藏处。此为巴辣司(Pallas)与立曼(Rehnan)之说。最多在甘肃省内。夏时从生六年之草取之，……秋时，带至西宁城(Sinin)，此城内有久住之蒲他里(Bucharian)贸易人买之，送至恰克图，或送至中国之北京、广州、澳门，如恰克图俄罗斯国之大黄局。……后装箱送往俄罗斯，每得四万磅为一批。”^①这是描述18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西北所产的大黄的两条主要外贸路线，通过久住在青海西宁的中亚布哈拉商人之手，运送到中国北部与俄的互市贸易重镇恰克图，再由俄罗斯而贩运至欧洲。或者是运到北京以及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广州、澳门)，再由海路运送至欧洲。这恰恰就是古代两条丝绸之路的商贸模式。此处所提及的巴辣司(Peter Simon Pallas，1741—1811) 出生于德国柏林，家学渊源，在博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方面卓有成就。他喜爱田野考察。1768—1774年间，他在俄罗斯境内多个地区考察，著有三卷本的《俄境游踪》。巴辣司的著述丰硕，涉及大黄之处不在少数，他甚至还给大黄的一些品种命名^②。立曼(Joseph Rehmann)是嘉庆十年(1805) 入华因仪礼被逐的俄国戈洛夫金(Yurii Alexandrovich Golovkin, 1762—1846) 使团的成员之一^③。该使团有极强的开拓中俄贸易的目的，对当时的贸易名品大黄较为留意，立曼也写下了沿途考察大黄以及与恰克图大黄商人会面的记录。立曼回到俄国后，还撰写了长篇的大黄论文^④。《西药大成》所引立曼的观点，很可能就出自他的论文。《西药大成》对远销欧洲的大黄品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并再度勾勒了中国大黄的贸易路线图。“西国常出售之大黄，分为六种，内有三种系中国者。第一种俄罗斯大黄，又名土耳其大黄，而俄罗斯国内名曰中国大黄。此大黄从中国与西藏等处，运至俄罗斯与中国交界城恰克图，后带至俄国京都，从此分运欧洲各国。”^⑤“第三种中国大黄，又名西印度大黄(East India Rhubarb)。又分为三种。……大略为与俄罗斯国者同处出产，间有运至广州者，而从广州径运欧罗巴出售。或先运至印度，而从印度运至欧罗巴。……又一种常名中国大黄，又名西印度大黄，又名半削平大黄，形状与俄罗斯国大黄不同。……又一种，沛离拉(Dr. Pereira)名曰广州大黄条。……此大黄大略为中国西方各省山内所产者，即四川与甘肃等省之山是也。”“以上大黄三种俱为中国界内生产，故古名曰中国大黄，而伦书亦有此名”^⑥。这些直接与中国相关的大黄，产地清楚，其贸易线路也是当时中国外贸的主要途径。此外，《西药大成》在论述并非产自中国的大黄时，也不时将其与中国的关系及其相关的贸易情况略作交代。比如，“第四种西伯利亚大黄。……因俄罗斯国女皇加他邻特意从中国得其种子在该处种之。”“第六种英国大黄。……英国常出售之大黄粉，虽名曰中国大黄，或土耳其大黄，而常有英国大黄粉杂于其内”^⑦。有关英国大黄粉的以假乱真的现象，在世界贸易中是常见的，其根源就是商人追逐利润所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西药大成》有关大黄知识的论述，实际上是将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英国等欧亚之地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链接的、以中国为原点的放射状网络，重点体现的是中国作为大黄的原产地与出口地的价值，而不是中国学者在大黄考察、研究与利用方面的贡献。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与此类似的是《西药大成》卷九对“麝香”条的描述：“西国所用者，从中国与印度运来”。“此兽生于中亚细亚之山与西藏等处。从雪山起至天山止。又从此两山直至中国之交界俱有之。故此质大略从产大黄之同地而来，则依同理，而有俄国麝香、中国麝香、印度麝香。”“常出售者有两种：一为中国者，一为西伯利亚者，而上品者，从中国运来。而中国产麝香之处，必为冷而高山最多之处，如雪山等是也。印度所用之麝香，亦有从中国运来者。又西藏交界与印度西北山内，亦产之甚多”^①。中国的麝香、大黄向西亚和中亚的出口甚早，波斯的诗歌作品中屡屡咏及和田的麝香^②，波斯和阿拉伯医家对中国的麝香分类及其使用也多有关注^③，伊斯兰的医著中还有贾米(Ibn Djami)的专论《大黄考》^④。英国商务代理、旅行家、外交官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 1529—1610/1611) 在1558—1559年访问中亚，其有关花拉子模和布哈拉的旅行笔记中记载了当地的贸易情况^⑤，提到“和平时期从中国运来的商品有麝香、大黄、缎子、锦花绸等”^⑥。可见，《西药大成》在编织全球化时代早期的医药知识网络时，看重的是中国所产药物的产地和贸易方面的价值，而较少引用或印证关于这些药物在中国典籍中的论述，或者是该药物在中国的实际使用情况，没有呈现中国的历代医家在这些药物的研究与使用方面的知识积累。

除了大黄和麝香之外，当时最有名的一种可以药用的毒品鸦片也是很好的例证。鸦片的药用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最早^⑦，逐渐扩散至南亚，并在大航海时代之后，日渐与殖民商业结合，大肆输入中国，成为毒害中国民众身心健康与经济血脉的万恶之源。《西药大成》成书于鸦片战争之后，该书中对鸦片只有“冷静的、客观式”描述，而对鸦片在中国之恶无丝毫批判，对英国不良商人与军国霸权的罪行也无丝毫揭露，而仅仅提及“最可恶之谋利法，将鸦片洗出其要质，而将其余渣滓作鸦片出售”^⑧，或许正反映了当时的英国知识界存在的一种普遍心态。《西药大成》卷五之一的“鸦片”条首先列举了从古至今、涵盖东西的鸦片简史：

鸦片从古以来即知其形性与功用。……医士疑希布可拉弟司能用之。又弟阿古拉司书中，劝人勿用以治眼耳之病。又有西人代司可立弟司书中论及之。然古人不多用此。至阿喇伯国兴起时，则用之更多……阿喇伯国名曰阿非恩(afioon)，印度名曰鸦片末(aphim)。中国人谓之阿片，又谓之阿芙蓉。此各名俱从希腊国之名得之。希腊国名曰阿破司，即汁之意。印度之古音曰阿背能(apaynum)，想亦从希腊国名得之。^⑨

希布可拉弟司(Hippocrates，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著名的医学家之一，被后世称为“医药之父”。弟阿古拉司(Diagoras)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代司可立弟司(Dioscorides，ca.40—90) 则是古希腊著名的药物学家，其名著是《药物志》(De Materia Medica)，影响世界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遍及希腊、罗马和欧洲其他地区、以及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世界。鸦片的品种较多，近代欧洲的学者对鸦片的植物品种以及提取方法进行了多次考察，并且在印度的植物园进行栽培，逐渐加以推广种植，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经济作物，其药用则被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甚至还有学者将鸦片引入欧洲试种成功^⑩。对于世界多个地区特别是中国出售的鸦片，《西药大成》也有记载：

欧洲寻常出售之鸦片，……英国又用埃及国之鸦片。如波斯国之鸦片，英人几不知之。印度所产者，俱运至中国出售。……印度鸦片，在欧洲各国不出售。……如代中国所作之鸦片，每百分略含水三十分。在印度国作药品之用，则为干者。……为中国所作之鸦片，华人最喜用之。^⑪

《西药大成》对印度所产的鸦片成分有详细的介绍，这些都是当时欧洲的药物化学发展所导致的认知进展。《西药大成》对从印度流传到中国的鸦片的成色也有简要的介绍，但有关中国鸦片的这些知识在当时鸦片的整体知识史中并未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而是处于相当边缘化的境况，因此，《西药大成》没有作过多的陈述。从当时鸦片的知识布局来看，《西药大成》透过鸦片一物而将印度、英国、法国(及欧洲其他地区)、波斯和中国等地的知识流传构成一种知识圈(或者叫做知识网络)，这也是当时医药知识在欧亚流传情况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早期的一些特点^①，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西药大成》中对与中国相关药物的兴趣或者说重要的关注要点，不是那些在中药本草谱系中，具有重要使用价值(或最常用)的人参、黄芪、当归、熟地、附子、黄连、甘草之类药物，而是中医学者认为相对不太重要的茶、大黄、鸦片、麝香等。《西药大成》的“茶”条中，处处离不开与中国的关联。就药用而言，茶只能算得上是一种比较普通的、具有保健作用的流行饮品而已。《西药大成》对茶的重点描述，正如前文所言，乃是基于茶叶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重要性所致。《西药大成》对大黄、鸦片、麝香等的描写，同样只是关注其产地信息和贸易价值。实际上，《西药大成》对非中国所产的药物的描写中，也很看重该药物的植物考察及其在贸易中的作用，比如，《西药大成》对金鸡纳树皮的描述中，交代了在多个地区对金鸡纳树的考察，以及异地的栽培情况，特别是对金鸡纳树皮的贸易格局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描绘^②。这应该是19世纪中期欧洲医学者对方兴未艾的世界贸易日益关注的反映。

余论

当讨论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中医药知识西传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中医典籍的译介、某些中医疗法(尤其是脉诊)或习俗的被关注、一些中药出现在中西贸易的清单中等现象，来说明中医知识对西方的影响，并感到有若干的文化喜悦或者满足。我们很少把中医药知识的西传放到东方传统医学的西传这一大局中，也很少把中医药知识的影响放到全球化时代早期的西方医学的变局中加以确切地考察，换言之，只有把近现代的中医药知识放到东西交流的大网络中，才能辨析其在近现代世界医学中的角色、地位与分量。虽然一小部分的西方学者(包括传教士、科考人员、商人、旅行者甚至士兵们)在中国进行过多次的植物考察^③、摘译医学典籍^④、带回药物种子或植株进行栽培、宣传某些中药神奇疗效等不同层面的活动，但即便如此，在他们的眼中，中医药依然并不具备其在本土的原初面相，他们对中医药的认知也带有若干的偏见或不足，因此，透过《西药大成》这样的过渡或转型时期的药物学著作，将其中所叙述的有关中医药、印度传统阿输吠陀(生命吠陀)甚至波斯传统医学的状况进行大致的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其中所反映出的中医药知识的某些特性，甚至相关叙述中所隐含的中医药在文化交流时的一种无力感。除了某些药材产地和药材贸易方面的一些优势外，关于这些药材的理论探讨及其方剂使用，较少深层渗透到尚未完全科学化的西方药物学著作之中，西方医药学家眼中看见的只是来自中国的“药材”，而不是伴随着深厚中医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药品”。不同文化背景的中西医学家在看待这些中国药物时，其认知理念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在19世纪中前期的清代医家(甚至官员们)中较为盛行的“茶黄控夷”观念，在《西药大成》中竟然无一丝一毫的踪迹可寻，这说明西方的医家可能对这一可控制他们日常生活的“秘密武器”闻所未闻，更谈不上用他们的医学分析方法去加以驳斥了。从另一个角度或许可以说，在近现代中西相遇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学者(医家、药商、儒士等不同角色的知识人)主动向外宣扬中医药知识的动力较为欠缺，也未能积极投身于与西方学者的交流网络中去承担一个本来属于自己的角色。

因此，在《西药大成》所呈现的叙事中，或许我们还可以隐约地感到中医药知识在当时以现代西医为主体的世界医学网络中已经开始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过程延续久远，影响至今。造成这种格局的各种内外因素，依然值得我们深思。